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一个新中国的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而参加国际组织就是一条重要渠道。由于历史原因，中华民国政府参加过一些国际组织，如红十字会、万国邮政联盟、世界卫生组织，等等。新生的人民政权成立后，自然要求这些国际组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组织，取消国民党政府代表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的非法地位。而这个工作则经历了一番艰难的斗争，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融入国际社会的特点。

苏联对恢复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地位的支持

　　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是清朝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创建于1904年。1906年，清政府签署承认了日内瓦公约。1910年，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清帝逊位后，大清红十字会改称中国红十字会。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得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承认，并于1919年加入了国际红十字会协会，发挥了其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功能，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一功能尤为突出。红十字会高举“博爱、恤兵”的旗帜，以“服务社会、博爱人群”为宗旨，其中“博爱”契合了当时的政治话语，成为红十字会宣扬的一项重要主张。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即，红十字会面临着一次重要的政治抉择。中华民國红十字会中部分人员或去台湾或去美国，各地分会组织纷纷解散。红十字会秘书长胡兰生带领总会部分人员留在上海，维持了机构的存在。对于红十字会来说，新中国建立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具有重大的革新意义。新中国直接从国民政府机构中接收了红十字会，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任务，开启了新生之路。
　　苏联政府十分关注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会上的合法地位问题。1950年3月20日、23日，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史白夫在北京两次会见了周恩来，告诉他国际红十字会将于5月2日至12日召开例行会议，台湾国民党红十字会目前仍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之一，还是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周恩来说，由于红十字会是社会组织，表面上不属于政府，要求先把国民党分子清理出这一国际组织，提出开除国民党代表的问题，再委托新中国红十字会理事会挑选合适的人选进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周恩来安排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研究此事。史白夫向苏联外交部报告称，“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这个问题在今年4月10日之前解决。”从3月23日到4月10日，仅剩下10余天，解决台湾在国际红十字会中的身份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
　　中国政府深知恢复本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会合法席位的重要性。4月28日同一天内，周恩来分别致电国际红十字协会秘书长鲁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秘书长杜旭沙，正式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建议取消国民党集团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中的代表资格，请求将台湾国民党代表立即从国际红十字协会中开除出去，并转告国际红十字协会各机构及有关各国红十字会。周恩来还指示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胡兰生致电鲁希及杜旭沙，告诉他们中国红十字会机构改组完毕后，即派遣代表参加以上国际组织及各项会议。这就公开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主动加入国际组织的积极姿态。
　　苏联、东欧国家的红十字会积极支持恢复中国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中的合法席位。5月10日，国际红十字协会国际委员会在日内瓦开幕时，未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参加，欲继续保留台湾“代表”的资格，苏联、波兰等国红十字会代表予以抵制。苏联红十字会代表科尔尤金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政府，提议把台湾“代表”蒋梦麟及其担任的理事会副主席一职开除出该国际委员会，称如果不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国际委员会，则苏联红十字会将不参加国际委员会会议，也不承认该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红十字协会国际委员会会议主席奥康纳竟不顾会议程序，试图阻止苏联代表发表声明，阻止未果后，又不把苏联的声明付诸会议讨论。苏联代表团因此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波兰和捷克等国代表团也表示拒绝出席执行委员会。苏联及东欧的代表积极支持了中国的外交活动。

改组后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参加国际红十字大会

　　1950年7月14日，红十字会总会由上海迁至北京，总会人员陆续随迁到京。7月31日，周恩来召集卫生部长李德全等人研究红十字会改组问题。政务院鉴于红十字会的特殊性质和历史状况，考虑宜采取改组而非接管的方式。周恩来与李德全研究确定改组后的红十字会作为救济总会的助手，在正式发布时，改为“作为卫生部和救济总会的助手”。之所以增加为卫生部的助手，是对李德全以卫生部部长兼任红十字会会长的统筹考量。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前身是1945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经中央人民政府多次讨论，最后明确名称仍用中国红十字会，明确经费暂由政府补助一部分。新理事会成立后对外发表声明，通知国际红十字会申请派代表参加其大会。

　　8月2日至3日，卫生部和救济总会邀请有关团体机关的代表举行中国红十字会改组协商会议，史称红十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红十字会秘书长胡兰生谈到国际红十字会时，指出必须使全世界红十字会都能真正做到拥护世界和平、发扬国际间互助友爱的精神而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李德全报告了红十字会的工作方针，要求中国红十字会根据人民现实需要，必须走苏联的道路，配合人民政府推行卫生工作的方针计划，改变中国目前疾病流行的情况。红十字会明确走苏联的道路，与中国政府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有直接关系。红十字会经过改造明确了加强国际合作的政治任务，参与国际合作，广交朋友，增进友谊与借鉴经验，尤其是借鉴苏联红十字会的经验，并制定了加强与国际红十字会联系的具体计划。 　　红十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红十字会改组工作的完成，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这次组织改造，是一次思想上脱胎换骨的改造，意义深远。
　　就在此时，周恩来获悉同年10月将在摩纳哥首都蒙特卡罗召开国际红十字会第二届国际会议，建议派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席，并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時汇报了此事，得到中央书记处的同意。随后，9月5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电告国际红十字会，中国将派代表参加协会的第21届理事会，并于9月8日发布公告：本会第一次理事会已决定派员参加第二十一届理事会，代表名单及行程，当另行函告，前函索取我国国旗两面，已烦请我国外交部特为送上。
　　10月16日至18日，国际红十字协会在蒙特卡罗举行第21届国际红十字协会与红新月会理事会，有68个会员国代表出席。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席，由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常务理事伍云甫为代表，纪锋（中国红十字会联络组主任）为秘书，陈翘为顾问，阎明智为翻译。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在改组后第一次参加国际红十字会，也是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第二次出席世界性会议。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大会上发表谈话，散发报告宣传新中国建设的各种成就及中国红十字会的方针计划，揭露了大量美军滥炸朝鲜平民以及扫射中国东北的罪行，并通过了关于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及其他大量屠杀人类的武器的提案，在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方面发挥了作用。
　　大会选出了中国等12个国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中国当选为协会执行理事。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取消了中国旧政府系统即台湾方面红十字会的非法席位。按照红十字会的原则，一国一会，且参加国的势力范围必须达到其国土的一半以上，把台湾“代表”驱逐出会。中国红十字会在会议上的斗争，在于冲破协会内外各方面反对力量的阻挠和留难，如协会秘书处对承认新中国红十字会的迟疑和拖延、法国政府对中方代表护照的签证的刁难。经过斗争，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了协会。
　　随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派员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的例行会议。李德全先后率团参加了1951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红十字协会第21届理事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12月的红十字会协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因此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李德全在以上国际会议上呼吁制止美军在朝鲜的暴行。

参加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

　　1952年7月26日至8月7日，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有70多个国家的红十字会派员参会。中国派出了政府代表团和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席，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为民政部副部长苏井观，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为李德全，共18人参会。
　　国际红十字大会常设委员会邀请台湾代表出席了此届大会。国际红十字大会常设委员会称，因中国及台湾国民党“代表”均在各自辖区实际行使职权，故两方政府代表以“同等”地位参加本届大会，因台湾红十字正式申请承认为全国性红十字会，故以观察员资格列席大会，台湾参会人员将享有与中国政府“平等”地位。这显然违反了国际红十字运动一国一会的规定。中国代表团称这是“不友好的表示”，为此提出书面抗议，反对国际红十字大会常设委员会准许台湾“代表”参加国际红十字大会，指出无论在事实上或在法理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它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一致支持。并严正申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有权代表中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包括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内。被中国人民打倒了的国民党残余分子早已丧失了参加任何国际会议代表的资格。容许这些人参与国际红十字大会，不但违反了国际红十字会的规章和国际惯例，而且是对大会的一个合法成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对中国人民的一种不友好的表示。
　　中国代表团把这份书面抗议交给常设委员会主席，并要求发给与会代表，但该主席竟将抗议书压下来，以规避责任，经中方多次抗议后才发出。中国代表团决定由李德全在全体会议上公开发言，抗议国际红十字会邀请台湾“代表”出席大会。
　　7月26日，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苏井观、李德全准备发表抗议书和联合声明，又遭到大会主席阻止。经过激烈争论，中国代表团终于争取到了发言的资格，李德全抗议常设委员会的非法决议，严正提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才有权代表中国出席各种国际会议，提议将冒充中国代表的台湾“代表”逐出大会。

　　双方的斗争远未结束。7月28日的会议上，苏井观继续坚持中方的正义要求，并得到了苏联、捷克、罗马尼亚等国代表的公开支持，增加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对阵的气氛，最后将台湾“代表”逐出大会，成为中国外交上的一次成功事件。
　　中国红十字会在第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上的斗争精神，使国人倍感自豪。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回国后不久，1952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维护人道主义原则与国际红十字运动传统精神而斗争到底》社论：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故意没有派遣正式代表参加这次大会，而只派了所谓‘观察员代表团’进行幕后活动”，它们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因为不敢与真理和事实做对证，另一方面则是企图躲在所谓“不谈政治问题”的遮羞布的后面，操纵并破坏大会;美国政府派遣的“观察员代表团”首席观察员马舍尔提及中国、苏联、朝鲜代表对美国细菌战及破坏日内瓦公约虐杀战俘的罪行谴责，一概说成是“政治宣传”，指使阻止中国及苏联等国代表的发言，曾强使会议中断。社论指出，大会主席马考莱、常设委员会主席法朗索阿·庞赛以及红十字会协会21届理事会主席桑兹特朗把持会议，以“避免提出政治问题”、禁止从事“涉及政治”的讨论为理由，阻挠大会对谴责美国及维护人道主义的问题进行讨论。社论指出：“美国的破坏活动严重地伤害了国际红十字运动及其传统精神”，指出“美国也正企图把国际红十字组织的纯洁旗帜变成它违反人道罪行的掩饰物”。这里把国际红十字组织视为一个“纯洁旗帜”。这篇评论弘扬了中华民族精神，也严厉批判了美国代表的所作所为。
　　中国政府积极争取恢复在多个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地位，美国则欲保持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席位，出现了激烈的斗争。中国红十字会的斗争得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红十字会的支持，终于在1952年7月第18届国际红十字会大会上恢复了合法席位，成为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斗争的一次成功范例，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
　　（责任编辑 张利军）
　　【本文是2021年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