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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而言，除了艺术市场的投机客与不明真相者，有识之士难免对它充满忧虑与不满：今天艺术的使命与位置究竟为何？当代艺术如何在市场的洪流中保有批判的本性与社会责任？5月10日在深圳召开的“构建与对抗——今天艺术的位置”深圳圈子当代艺术国际论坛就上述问题展开了研讨。
在研讨会上理清当代艺术领域话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这一话题被抛出。笔者认为，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倘若按照苏珊·桑塔格的说法，则中国并不存在知识分子。西方意义下的知识分子需要维持自身的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需要在物欲横流与权力规训下坚守底线和节操，那么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下，西方学术史中的独立知识分子便无法存活。
“六级木匠，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这是一句来自赵本山小品的台词，可笑，同时透露出中国所谓知识分子处境的尴尬。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这一阶层不断的被定位、改造与驯化，知识分子或成为一种阶级，或成为一种职业，但无论如何，都很难用西方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加以定义。
另外，众所周知，西方学术界的重要知识分子均为左派，这与西方执政党与社会制度之“右”，以及知识分子批判既定现实的天职有关；而恰恰相反，中国的政权又是人们所认为的“左”，那么一方面，在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思想理论与政治观点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中国“新左派”，便在国际的大局与中国的现实中被挤压得表里不一，而真正在中国批判政党与制度的自由知识分子，又很难在西方的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声誉。因此，基于这样复杂的中国现实，才会出现如费孝通等，既坚守治学，又无法与执政党撇清关系的奇特现象。
既然无法以独立身份、政治立场来审视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内涵与位置，而知识分子天然的反叛精神，亦被从嬉皮士到雅皮士的小资产阶级文化风潮冲淡，那么，如何描摹中国特殊现实中知识分子的形象？笔者在此选取本雅明所言知识分子“忧郁”的情绪试作说明，并以此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形象加以比对。
怀着兼济天下的使命，与对现实与政治永远处在批判状态的良知及职责，知识分子的身体与面孔，必然是忧郁、沉重且难以排解的。而相形之下，当代艺术世界的另一种现实与趋势，便是在创作的实践中所呈现的一种与“忧郁”截然相反的、快乐而轻松的娱乐化格局。
这种娱乐化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其一是后现代以来理论的更新，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从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西方哲学，无论是德里达文本的游戏，利奥塔元叙事的终结，还是鲍德里亚对物自体的迷恋，当时学术界所涌现的这些巨擎，其思想与理论均表露出一种对于抵抗的消解，与批判精神的失落，而与之相应的，便是艺术界至今仍绵延不绝、波普式的性感图像与玩乐氛围；其二则是世界格局无论从政治抑或文化，均显明的激进主义退潮，与全球保守主义的盛行。从五月风暴的落幕到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哲学理论界消解抵抗的观点，欣喜地在政治中找到了依据，在现实中获得了土壤。时至今日，随着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深入，资本主义壮大与物质水平的提升，生活在何处的你我都不再相信暴力的流血冲突，而自然地服从于一种保守的立场与缓进的改良，至于遥远的埃及、乌克兰甚至朝鲜，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也无非在维持一种隔岸观火的安全感与“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娱乐心态——激进主义被这样地赋予了一种愚蠢的气质，而曾以英雄的姿态意欲冲破资本牢笼、德勒兹笔下的“精神分裂者”，如今也不幸言中，真实而无望地被推入维稳的病房。
曾经最能与激进主义浪潮形成共鸣的，当属行为艺术的创作。在尚未远去的年代，行为艺术家们还在以伤害自己身体，抑或呈现鲜血淋漓的手段，揭示政治权力对于人身体的改造，与资产阶级无聊保守的美学趣味，而中国90年代从东村到后感性的行为创作，同样是这一浪潮的余波和延续。但是现如今，一方面即便多么震慑人心的动作行为，都再难在麻木的神经上激起反射，另一方面，资本强大的收编力量与运作手腕，也足以消化任何亚文化与非主流的冲击，因此我们看到，头顶“行为艺术教母”光环的莫瑞娜·阿布拉莫维奇不再裸露，而衣冠楚楚地坐在MoMA接受世人膜拜，只在行为艺术的田地里留下了提诺·赛格尔对于奇幻情境的玩弄，与早已成为衍生品的YBA（更不用说改行的张洹，与发福的马六明）。作为社会环境中智力出众者的艺术家，他们在时过境迁中，迅速丢弃了伤害自身的笨拙手段，而以精巧的形式包装作品，使之既迎合了学术界的期待，又能被堂而皇之地摆上货架。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便是曾梵志、周春芽等的志得意满，与这种志得意满的表情背后，难以掩饰的喜悦——这与知识分子的忧郁情绪南辕北辙。虽然在中国与西方，当代艺术家的市场化、明星化与时尚化是无可厚非的共有趋势，但仍有一点不同的是，即便如杰夫·昆斯，达明·赫斯特乃至村上隆等艺术市场无比成功的案例，也不会让自己栖身在体制的巢穴，而始终与权力的游戏保持着审慎的距离；但是回到中国，我们便会看到就职国家画院的方力钧，绝口不谈政治的刘小东，以及似乎在为了反动而反动的艾未未。
与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极为类似的，便是国内不断涌现的第X代导演。曾令观众无比激动，年纪轻轻便拍出惊世之作的张艺谋、陈凯歌甚乃至姜文，在取得了成功之后，便无可避免、一去不返地泯然众人，这与曾经在圆明园愤世嫉俗，一转身便能坐入办公室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何其相似；而与之相反的，西方导演如戈达尔，却能终其一生保持着一贯的思考与水准之作。从忧郁与娱乐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来看，这似乎便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分野。
西方特别是欧洲的导演，向来自诩为知识分子，意大利的导演帕索里尼，同样是法国理论界福柯的朋友，及社会革命的亲身参与者，而实际上，即便沉浸在文本的游戏与解构的快乐之中的德里达，同时也会执着地纠结于“即将到来的民主”；反观中国，经历屌丝逆袭、包括导演在内的当代艺术家，却迅速为自己屏蔽了知识的补给与头脑的思考，迅速淹没在了一劳永逸与行政交际的繁琐日常之中。以上即是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在迥异的情绪下，所呈现出不同形象的观察与思考。在这样的现实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群体处于彼此割裂的状态。
当本雅明说出“忧郁症患者为了知识而背弃了全世界”时，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对于左派知识分子沉迷于过去的遗憾。如《抵制左派忧郁》一文所言，知识分子的忧郁，虽可理解为一种遗世孤立的清高，一种坚贞不渝的气节，或一段充满坎坷的悲壮，但无论如何，在既已无法挽回的国际局势与当下现实中，这种左派忧郁所隐含的，却是某种过于怀旧的不思进取，与无法与时俱进的停滞步伐，在此影响下所导致的，便是左派知识分子再难在世界政治的论坛中提出有力论点、产生昔日影响的结局。
反过来讲，实际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在“与时俱进”这一点上，却都往往做得最好、反应最快。在当代艺术的实践中，新媒体艺术、影像艺术甚至新的绘画创作，均能敏感地嗅到到时代的气息，并在政局的迁移与技术的革命中，安然地受到追捧。而这，恰是知识分子忧郁过度的迂腐所欠缺的。
这样看来，中国的当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因忧郁与娱乐的两种情绪，而难被归为同类，也因忧郁与娱乐的两种情绪，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作用。或者可以说，当代中国并非没有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两种群体的割裂，只是由于足够好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稀缺——足够好到有意识建立起两种群体的连接通道，使二者在不断的互动关系中，各自反思自身——基于当下的理论与现实，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既告别对立，又彼此保有差异，也并非坏事。
在研讨会上理清当代艺术领域话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这一话题被抛出。笔者认为，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倘若按照苏珊·桑塔格的说法，则中国并不存在知识分子。西方意义下的知识分子需要维持自身的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需要在物欲横流与权力规训下坚守底线和节操，那么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下，西方学术史中的独立知识分子便无法存活。
“六级木匠，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这是一句来自赵本山小品的台词，可笑，同时透露出中国所谓知识分子处境的尴尬。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这一阶层不断的被定位、改造与驯化，知识分子或成为一种阶级，或成为一种职业，但无论如何，都很难用西方独立知识分子的概念加以定义。
另外，众所周知，西方学术界的重要知识分子均为左派，这与西方执政党与社会制度之“右”，以及知识分子批判既定现实的天职有关；而恰恰相反，中国的政权又是人们所认为的“左”，那么一方面，在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思想理论与政治观点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中国“新左派”，便在国际的大局与中国的现实中被挤压得表里不一，而真正在中国批判政党与制度的自由知识分子，又很难在西方的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声誉。因此，基于这样复杂的中国现实，才会出现如费孝通等，既坚守治学，又无法与执政党撇清关系的奇特现象。
既然无法以独立身份、政治立场来审视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内涵与位置，而知识分子天然的反叛精神，亦被从嬉皮士到雅皮士的小资产阶级文化风潮冲淡，那么，如何描摹中国特殊现实中知识分子的形象？笔者在此选取本雅明所言知识分子“忧郁”的情绪试作说明，并以此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形象加以比对。
怀着兼济天下的使命，与对现实与政治永远处在批判状态的良知及职责，知识分子的身体与面孔，必然是忧郁、沉重且难以排解的。而相形之下，当代艺术世界的另一种现实与趋势，便是在创作的实践中所呈现的一种与“忧郁”截然相反的、快乐而轻松的娱乐化格局。
这种娱乐化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其一是后现代以来理论的更新，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从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西方哲学，无论是德里达文本的游戏，利奥塔元叙事的终结，还是鲍德里亚对物自体的迷恋，当时学术界所涌现的这些巨擎，其思想与理论均表露出一种对于抵抗的消解，与批判精神的失落，而与之相应的，便是艺术界至今仍绵延不绝、波普式的性感图像与玩乐氛围；其二则是世界格局无论从政治抑或文化，均显明的激进主义退潮，与全球保守主义的盛行。从五月风暴的落幕到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哲学理论界消解抵抗的观点，欣喜地在政治中找到了依据，在现实中获得了土壤。时至今日，随着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深入，资本主义壮大与物质水平的提升，生活在何处的你我都不再相信暴力的流血冲突，而自然地服从于一种保守的立场与缓进的改良，至于遥远的埃及、乌克兰甚至朝鲜，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也无非在维持一种隔岸观火的安全感与“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娱乐心态——激进主义被这样地赋予了一种愚蠢的气质，而曾以英雄的姿态意欲冲破资本牢笼、德勒兹笔下的“精神分裂者”，如今也不幸言中，真实而无望地被推入维稳的病房。
曾经最能与激进主义浪潮形成共鸣的，当属行为艺术的创作。在尚未远去的年代，行为艺术家们还在以伤害自己身体，抑或呈现鲜血淋漓的手段，揭示政治权力对于人身体的改造，与资产阶级无聊保守的美学趣味，而中国90年代从东村到后感性的行为创作，同样是这一浪潮的余波和延续。但是现如今，一方面即便多么震慑人心的动作行为，都再难在麻木的神经上激起反射，另一方面，资本强大的收编力量与运作手腕，也足以消化任何亚文化与非主流的冲击，因此我们看到，头顶“行为艺术教母”光环的莫瑞娜·阿布拉莫维奇不再裸露，而衣冠楚楚地坐在MoMA接受世人膜拜，只在行为艺术的田地里留下了提诺·赛格尔对于奇幻情境的玩弄，与早已成为衍生品的YBA（更不用说改行的张洹，与发福的马六明）。作为社会环境中智力出众者的艺术家，他们在时过境迁中，迅速丢弃了伤害自身的笨拙手段，而以精巧的形式包装作品，使之既迎合了学术界的期待，又能被堂而皇之地摆上货架。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便是曾梵志、周春芽等的志得意满，与这种志得意满的表情背后，难以掩饰的喜悦——这与知识分子的忧郁情绪南辕北辙。虽然在中国与西方，当代艺术家的市场化、明星化与时尚化是无可厚非的共有趋势，但仍有一点不同的是，即便如杰夫·昆斯，达明·赫斯特乃至村上隆等艺术市场无比成功的案例，也不会让自己栖身在体制的巢穴，而始终与权力的游戏保持着审慎的距离；但是回到中国，我们便会看到就职国家画院的方力钧，绝口不谈政治的刘小东，以及似乎在为了反动而反动的艾未未。
与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极为类似的，便是国内不断涌现的第X代导演。曾令观众无比激动，年纪轻轻便拍出惊世之作的张艺谋、陈凯歌甚乃至姜文，在取得了成功之后，便无可避免、一去不返地泯然众人，这与曾经在圆明园愤世嫉俗，一转身便能坐入办公室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何其相似；而与之相反的，西方导演如戈达尔，却能终其一生保持着一贯的思考与水准之作。从忧郁与娱乐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来看，这似乎便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分野。
西方特别是欧洲的导演，向来自诩为知识分子，意大利的导演帕索里尼，同样是法国理论界福柯的朋友，及社会革命的亲身参与者，而实际上，即便沉浸在文本的游戏与解构的快乐之中的德里达，同时也会执着地纠结于“即将到来的民主”；反观中国，经历屌丝逆袭、包括导演在内的当代艺术家，却迅速为自己屏蔽了知识的补给与头脑的思考，迅速淹没在了一劳永逸与行政交际的繁琐日常之中。以上即是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在迥异的情绪下，所呈现出不同形象的观察与思考。在这样的现实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群体处于彼此割裂的状态。
当本雅明说出“忧郁症患者为了知识而背弃了全世界”时，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对于左派知识分子沉迷于过去的遗憾。如《抵制左派忧郁》一文所言，知识分子的忧郁，虽可理解为一种遗世孤立的清高，一种坚贞不渝的气节，或一段充满坎坷的悲壮，但无论如何，在既已无法挽回的国际局势与当下现实中，这种左派忧郁所隐含的，却是某种过于怀旧的不思进取，与无法与时俱进的停滞步伐，在此影响下所导致的，便是左派知识分子再难在世界政治的论坛中提出有力论点、产生昔日影响的结局。
反过来讲，实际上，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在“与时俱进”这一点上，却都往往做得最好、反应最快。在当代艺术的实践中，新媒体艺术、影像艺术甚至新的绘画创作，均能敏感地嗅到到时代的气息，并在政局的迁移与技术的革命中，安然地受到追捧。而这，恰是知识分子忧郁过度的迂腐所欠缺的。
这样看来，中国的当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因忧郁与娱乐的两种情绪，而难被归为同类，也因忧郁与娱乐的两种情绪，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作用。或者可以说，当代中国并非没有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两种群体的割裂，只是由于足够好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稀缺——足够好到有意识建立起两种群体的连接通道，使二者在不断的互动关系中，各自反思自身——基于当下的理论与现实，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既告别对立，又彼此保有差异，也并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