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们的这个社会变化了很多。最有意思的就是，危言耸听的话越来越有市场。
　　别的领域我不谈，就经济和经济政策领域而言，这些年来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可能不计其数，每天报纸上出现的危言耸听的言论已经窒息了我们的独立思考的空间。更为严重的是，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问题和独立思考中国问题的能力，完全成了媒体和学者言论的“俘虏”。这是更可怕的事情。
　　举一例。年前我应邀在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演讲时，下面的学生提问非常踊跃。可是学生们提的问题却几乎全都是“借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而且这些问题我在别的地方演讲时也一定会不断地被提出来。换句话说，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认为的问题是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我用陈述形式写出来往往是这样的：中国不能继续制造了，中国需要创新和创造；中国的出口都是低附加值的，是得不偿失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失败了；现有的医疗体制失败了；FDI带来了中国的环境恶化；中国现在面临着经济的极大不安全；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中国家庭的储蓄率奇高；中国的投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中国的内需不足，中国的增长不可持续等等。我纳闷的是，为什么我们大家关心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并且都认为这些是问题呢?
　　15年前，中国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每况愈下，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于是就主导了我们的思维逻辑。受这个理论的影响，当时对国有企业的主流观点于是就成为，第一，国有企业是大规模亏损的；第二，国有企业是不赢利的；第三，企业的投资资金是银行提供的。建立在这个观点之上的宏观理论就变成：中国经济过热是由银行信贷过多引起的；控制信贷增长是稳定宏观经济的抓手。这些就变成了“定论”。没有人挑战它，尽管也没有人指出过它对的地方。
　　观点本应是建立在具体的理论之上的，而具体的理论是会错的。不能再很好地解释新现象的过去的理论就需要修改。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过去的理论现在终于被Hofman和Kuijls的研究颠覆了。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远东经济评论》)2006年9月号上有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的经济学家Bert Hofman和Louis Kuijs的文章“Profits Drive China’sBoom”《利润驱动中国繁荣》，对2006年5月份以来关于中国的企业储蓄和赢利能力等问题的争论作了一个回应。
　　他们做了一个最简单的研究就挑战了这些“定论”。他们的问题从怀疑这个“定论”开始：中国的企业现在真的还不赢利吗?他们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上很容易找到证据证明，中国的企业在1998年之后的赢利在加速增长。这些赢利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企业的储蓄的来源。而他们发现中国企业储蓄才是解释资本支出(投资)的主要变量，银行信贷是第二位的。由于企业的现金流(利润和折旧)成为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传统上认为中国的投资资金主要是银行信贷提供的观点就成了问题。
　　由于新的观察和解释挑战了传统的观念，紧接着一系列的问题也就被弄个清楚了，比如，如何解释企业利润的增长与资本回报下降的并存现象?怎么解释企业赢利的增长与银行坏账并存的现象?什么是企业的储蓄?企业储蓄的增长为什么与信贷增长并存?等等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解释，相反，在传统的观点里，这些问题不成为问题。
　　我们太需要规范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走进社会和公众了。现在流行的观点，尤其是日益得宠的经济安全的论调，自主创造的论调等等都是缺乏很好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大而化之的东西，在政策上极其有害。这些东西的流行是我们的学术失败的表现。社会没有了学术精神和学术尊严，结果让危言耸听的言论大行其道。在自主创造和技术选择问题上，我相信企业家和投资家们比政府更清楚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越是把民粹和民生挂在嘴边的言论，我们越是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我们为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支付了成本，天下没有无成本的事儿。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中做对了什么，千万别再违反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去做蛮干和超前想当然的事。
　　当然了，比那些讹化了的言论更可怕的是，我们的社会的知识水平的下降和无知的增长，尤其是我们的大学生们也似乎没有了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精神了。结果，我们该听谁的?我们从哪获得我们的认识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