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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来到理德利路市场，乍看上去它并无特别之处，跟伦敦其他的集市一样，里面是各种各样的摊位，从鲜果蔬菜到廉价电子设备、人工饰品以及各种小物件，不一而足。但如果往里走，便会有一股腥臊味扑鼻而来。在临时摊位的后面有着一溜肉铺，百米之内有十几家，门面上挂满一般肉铺的标配：牛肋骨、猪肩、羊腿、鸡大腿；但也有西方人不常吃的部位（比如羊头、牛肾、牛蹄）或下水，还有其他我不认识的东西。一些肉铺卫生状况堪忧：屠夫们不戴手套；地板上淌着血；肉上叮着苍蝇，大多不带标签。不过这些都没有吓跑顾客。我没想到的是，一个因售卖走私“野生肉”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市场依然还是这般模样。
“野生肉”是来自热带地区（主要是西非和中非地区）的“野味”的总称。在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买卖野生肉是非法的。在曾经因进口野生动物肉导致传染病暴发之后，这些国家颁布了禁令。
虽说人类捕食野生动物已经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在农耕和畜牧技术发达之前，野生动物就是重要的营养来源。要不是靠狩猎，我们本来没有机会成为雄霸地球的物种。但如今的情况早就变了。现在的问题是，人类太多，而野生动物太少。这种失衡令人类暴露在原本只会停留在野生宿主身上的病毒面前。
在特定的条件下，一些由动物传给人类的传染病可能迅速蔓延开来，在高度互联的当今世界不加选择地致人于死地。当年SARS和禽流感疫情，都是最好的例证。
引起传染病的病原体形状不同、大小各异，有单分子的朊病毒，也有多细胞的寄生虫，如绦虫。这些病原体可导致各种疾病，轻则伤风感冒，重则致命，比如狂犬病。全球范围内，每五个病死的人中，就有一人死于传染病。每年有几十亿人患上传染病。
所幸的是，并非所有的病原体都能造成大瘟疫。“黑死病”曾在14世纪横扫欧洲，抹去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但它是由鼠疫耶尔森氏菌引起的。有现代抗生素作为保障，我们一般不用担心细菌，除非出现一种能耐受所有抗生素的超级细菌，并得以扩散开来。但有些感染却有可能导致“下一场大瘟疫”。
为什么说“下一场”？因为这种事情早有先例，比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暴发。为什么用“大瘟疫”這个词？因为影响范围和社会成本将不可估量。它可能会是某种已知的威胁，比如埃博拉或禽流感，也可能是你闻所未闻的东西。
我所采访的专家们一致认为，最可能导致下一次大瘟疫的媒介是病毒，再说具体一点，则是RNA病毒。这些病毒令传染病专家们忧心忡忡。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SARS、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等皆因它们而起。一些不太知名的传染病也由RNA病毒引起，比如马尔堡出血热、拉萨热、立百脑炎、裂谷热和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这些也都有可能引发下一场大瘟疫。
喀麦隆爆发H5N1禽流感病毒
与构成生物体的细胞相比，病毒非常精简，它们携带的遗传密码很少，只够它们进入细胞并接管细胞机器。RNA病毒缺失一种遗传密码，无法制造名为DNA聚合酶的校正酶，因此突变率是其他生物体的好几倍。对大型生物体来说，高突变率无异于诅咒；但对RNA病毒来说，这却是福音。大多数突变都会弱化病毒，但偶尔会有某个突变能让病毒如虎添翼，比如对新宿主更具杀伤力。如果这一病毒找到适合的宿主，它就可以导致全新的流行病。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份最危险的新现传染病名单，列出了“不久的将来可能大暴发”的传染病。名单上所有疾病都是由RNA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疾病，其中，动物（主要是野生动物）成为RNA病毒的宿主——这可不是什么巧合。
要了解世卫组织忧从何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H5N1流感病毒的例子。从2003—2014年间，这种引发禽流感的RNA病毒感染了大约600人，其中一半以上死亡。虽然目前已知的病毒毒株都可以致人于死地，但它们并不具备人传人的能力。所以，大多数H5N1病例都是直接从病毒宿主（主要是野鸭）“溢出”到人类之中的。但2012年一项针对雪貂的研究表明，这种流感病毒很容易发生突变，获得在哺乳动物间传播的能力。荷兰伊拉斯姆斯医学中心的科学家做了一个试验，以滴鼻的方式将H5N1病毒从一头雪貂转移到另一头雪貂，经过10次感染，病毒就已经通过复制和随机突变，获得了在雪貂间传播的能力，其间，科学家未作任何干预。这项研究告诉我们，病毒的重大突变确实只是个概率问题。在雪貂实验中，科学家们只掷了10次骰子，就得到了一种易于传播的致命毒株。
至于在人类之中，掷多少次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只有老天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点：人类每猎食一头野生动物，都相当于为病毒进入新物种掷了一次骰子。
英国人好野鸡，美国人嗜麋鹿，鸵鸟肉是南非能买到的最精瘦的红肉，土拨鼠是蒙古人餐桌上的美味……然而，但凡野味都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2012年欧洲就爆发了旋毛虫病，属于20多年来的首次。意大利研究人员发现，起因是有人食用了未煮熟的野猪肉香肠。但有的野味则要危险多了。热带森林以物种丰富而著称，而那些动物身上则携带着数不清的致病微生物。证据显示，艾滋病等祸害都可以追溯到非洲野生肉，2014年令流行病专家脊背发凉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如此。在2012年出版的《致命接触》一书中，作者大卫·奎曼提到，对于埃博拉病毒大暴发，科学家们早有预言。几十年来，西非和中非地区的埃博拉“溢出”时有发生，但每次最多只有几百人死亡；而2014年的暴发不同以往，这正是堪忧之处。它传播速度更快，同时呈现了极高的死亡率，两年后疫情结束时，它已经感染了2.8万人，导致超过1.1万人死亡。虽然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埃博拉病毒，但对于它的基本情况，我们到现在都知之甚少。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将从动物宿主中“溢出”的疫病大瘟疫描述为“黑天鹅”事件，也就是说，就像9·11袭击一样，它很难预测，然而一旦发生，就会给社会造成巨大冲击。黑天鹅理论发明者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说：“我们不用去预测黑天鹅事件，这是徒劳的。我们要做的是为消极的黑天鹅事件做好准备。”
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和遏制野生肉引发的传染病呢？
首先，我们可以减少野生肉消费，从而减少“溢出”事件。其次，还可以制定“溢出”应急预案，防止其发展成疫情大暴发。
但在动手遏制猎杀野生动物获取野生肉的行为之前，我们先要厘清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吃野生肉？
正如记者叶博卡·伊伯所说，去加纳最大的野味市场兜一圈，你才能真正有所体悟：这是一种传统，在没有足够营养来源的地方，它被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而且有大把的食者将其吹捧得美味无比。由于人们对这种禁果的渴望，每年全球的非法野味贸易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人类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
“野生肉”是来自热带地区（主要是西非和中非地区）的“野味”的总称。在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买卖野生肉是非法的。在曾经因进口野生动物肉导致传染病暴发之后，这些国家颁布了禁令。
虽说人类捕食野生动物已经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在农耕和畜牧技术发达之前，野生动物就是重要的营养来源。要不是靠狩猎，我们本来没有机会成为雄霸地球的物种。但如今的情况早就变了。现在的问题是，人类太多，而野生动物太少。这种失衡令人类暴露在原本只会停留在野生宿主身上的病毒面前。
在特定的条件下，一些由动物传给人类的传染病可能迅速蔓延开来，在高度互联的当今世界不加选择地致人于死地。当年SARS和禽流感疫情，都是最好的例证。
致命病毒的野生宿主
引起传染病的病原体形状不同、大小各异，有单分子的朊病毒，也有多细胞的寄生虫，如绦虫。这些病原体可导致各种疾病，轻则伤风感冒，重则致命，比如狂犬病。全球范围内，每五个病死的人中，就有一人死于传染病。每年有几十亿人患上传染病。
所幸的是，并非所有的病原体都能造成大瘟疫。“黑死病”曾在14世纪横扫欧洲，抹去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但它是由鼠疫耶尔森氏菌引起的。有现代抗生素作为保障，我们一般不用担心细菌，除非出现一种能耐受所有抗生素的超级细菌，并得以扩散开来。但有些感染却有可能导致“下一场大瘟疫”。
为什么说“下一场”？因为这种事情早有先例，比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暴发。为什么用“大瘟疫”這个词？因为影响范围和社会成本将不可估量。它可能会是某种已知的威胁，比如埃博拉或禽流感，也可能是你闻所未闻的东西。
我所采访的专家们一致认为，最可能导致下一次大瘟疫的媒介是病毒，再说具体一点，则是RNA病毒。这些病毒令传染病专家们忧心忡忡。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SARS、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等皆因它们而起。一些不太知名的传染病也由RNA病毒引起，比如马尔堡出血热、拉萨热、立百脑炎、裂谷热和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这些也都有可能引发下一场大瘟疫。
与构成生物体的细胞相比，病毒非常精简，它们携带的遗传密码很少，只够它们进入细胞并接管细胞机器。RNA病毒缺失一种遗传密码，无法制造名为DNA聚合酶的校正酶，因此突变率是其他生物体的好几倍。对大型生物体来说，高突变率无异于诅咒；但对RNA病毒来说，这却是福音。大多数突变都会弱化病毒，但偶尔会有某个突变能让病毒如虎添翼，比如对新宿主更具杀伤力。如果这一病毒找到适合的宿主，它就可以导致全新的流行病。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份最危险的新现传染病名单，列出了“不久的将来可能大暴发”的传染病。名单上所有疾病都是由RNA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疾病，其中，动物（主要是野生动物）成为RNA病毒的宿主——这可不是什么巧合。
要了解世卫组织忧从何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H5N1流感病毒的例子。从2003—2014年间，这种引发禽流感的RNA病毒感染了大约600人，其中一半以上死亡。虽然目前已知的病毒毒株都可以致人于死地，但它们并不具备人传人的能力。所以，大多数H5N1病例都是直接从病毒宿主（主要是野鸭）“溢出”到人类之中的。但2012年一项针对雪貂的研究表明，这种流感病毒很容易发生突变，获得在哺乳动物间传播的能力。荷兰伊拉斯姆斯医学中心的科学家做了一个试验，以滴鼻的方式将H5N1病毒从一头雪貂转移到另一头雪貂，经过10次感染，病毒就已经通过复制和随机突变，获得了在雪貂间传播的能力，其间，科学家未作任何干预。这项研究告诉我们，病毒的重大突变确实只是个概率问题。在雪貂实验中，科学家们只掷了10次骰子，就得到了一种易于传播的致命毒株。
至于在人类之中，掷多少次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只有老天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点：人类每猎食一头野生动物，都相当于为病毒进入新物种掷了一次骰子。
预测黑天鹅事件，是徒劳的
英国人好野鸡，美国人嗜麋鹿，鸵鸟肉是南非能买到的最精瘦的红肉，土拨鼠是蒙古人餐桌上的美味……然而，但凡野味都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2012年欧洲就爆发了旋毛虫病，属于20多年来的首次。意大利研究人员发现，起因是有人食用了未煮熟的野猪肉香肠。但有的野味则要危险多了。热带森林以物种丰富而著称，而那些动物身上则携带着数不清的致病微生物。证据显示，艾滋病等祸害都可以追溯到非洲野生肉，2014年令流行病专家脊背发凉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如此。在2012年出版的《致命接触》一书中，作者大卫·奎曼提到，对于埃博拉病毒大暴发，科学家们早有预言。几十年来，西非和中非地区的埃博拉“溢出”时有发生，但每次最多只有几百人死亡；而2014年的暴发不同以往，这正是堪忧之处。它传播速度更快，同时呈现了极高的死亡率，两年后疫情结束时，它已经感染了2.8万人，导致超过1.1万人死亡。虽然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埃博拉病毒，但对于它的基本情况，我们到现在都知之甚少。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将从动物宿主中“溢出”的疫病大瘟疫描述为“黑天鹅”事件，也就是说，就像9·11袭击一样，它很难预测，然而一旦发生，就会给社会造成巨大冲击。黑天鹅理论发明者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说：“我们不用去预测黑天鹅事件，这是徒劳的。我们要做的是为消极的黑天鹅事件做好准备。”
人类为什么要选择野生肉？
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和遏制野生肉引发的传染病呢？
首先，我们可以减少野生肉消费，从而减少“溢出”事件。其次，还可以制定“溢出”应急预案，防止其发展成疫情大暴发。
但在动手遏制猎杀野生动物获取野生肉的行为之前，我们先要厘清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吃野生肉？
正如记者叶博卡·伊伯所说，去加纳最大的野味市场兜一圈，你才能真正有所体悟：这是一种传统，在没有足够营养来源的地方，它被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而且有大把的食者将其吹捧得美味无比。由于人们对这种禁果的渴望，每年全球的非法野味贸易额高达数十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