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张羽，后来自己在协和医院接受剖腹产手术，“术前置尿管”，她在当医生时会在术前轻松写下这5个字，然而当她作为一个接受剖腹产的人被实施这样的步骤时，才知道是那么痛苦——“那种莫名其妙的刺激、疼痛、痉挛”。作为医生张羽知道，“在很多欧美国家，都是麻醉以后才插尿管，这样就没有疼痛。”这并不是多么复杂的技术，而协和医院没这么做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手术室太稀缺了，一天下来，麻醉的时间都可以多做一台手术，多解决一个病人的问题。”事实上，只要一踏入张羽所在的协和医院，就明白医疗资源稀缺的含义：“住院床位不足2000张，最高单日门诊量却突破12000人次。在协和，无限病人和有限资源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而中国的医生从踏上职业领域时，就面临诸多问题的挑战，除了资源的稀缺，还有培养体制与现实的脱节、医患关系的沟通、医疗事故保障体系的缺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坦言，病人家属对医疗行业的猜忌，导致他在努力挽救生命时，总要随时做好被质疑的准备，甚至“有个病人家属已经告了我七年。”而中国最顶级的肺移植专家陈静瑜说，作为中国的医生，他“真的很害怕”，感觉自己“既是病人的奴隶，也是各种体制的奴隶”。《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医疗行业冲突不断的背景下，采访了在各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顶尖医生，在本刊看来，顶尖医生的标准，不仅在于他们医术的高明：一个顶尖医生能坚持做到这样的位置，获得这样的能力，不仅需要技术的锤炼，更需要其对这个行业，对这个专业的认知，以及对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理解。顶尖医生是一个社会、一个行业通过一定的机制共同培养塑造出来的，他们个人也必然克服了行业的种种客观问题，专业技术的种种壁垒，对医疗这个攸关人的死生问题的行业，有着更为本质的思考。我们希望以此，折射出中国医疗行业的危机和机会，困难和可能性。正如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反复提到的，在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节点，要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思考“什么才是好的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