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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在北大小西门外磁浮酒楼的一张靠墙的桌子上，我请了刚获得北大新生杯冠军的历史系辩论队吃饭，他们特地带着冠军奖杯和我一起拍照，那是我大一决定不打辩论的一年之后。席间推杯换盏，我借着饮料的后劲，大大地把辩论批判了一番。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力量，我总是在怀疑辩论的意义，并试图给自己找到打辩论的理由。但可笑的是，我的生活始终需要有一个道理来支撑，自我说服是生活的动力，这恰恰就是辩论式的生活。
辩论更靠近真理？
群体感情，成了最初面对辩论的理由。
我大一时听到历史系的辩论史是一片苍凉，师兄师姐疲惫地陪着我们，一种共同体的感情和集体的荣誉是辩论队承传的传统。可是我很快发现，这说服不了我，辩论只在乎输赢与水平，个人的荣誉这时超出了对于群体的留恋。当所有的人在听我说话时，在赞扬我时，因为我的言辞而喝彩时，本身就是快乐的，从本性上我喜欢站在公众的面前讲话。享受了一段时间诱人的荣誉，而在辩论场上我却越来越迷惘，不知道如何去保证我的战绩，除了想段子、类比、技巧之外，思想也并无推进。追求一种可控的，不变的价值，而不是停留在一种变动的状态之中，隐隐地在我的心中萌芽。
一个强有力的主张让我停住了脚步：辩论，是人智慧的锻炼，让人靠近真理。
我研磨了几本学术文章的“辩论”方法后，却总觉得思想的功夫应该更进一步。在辩论上投入的时间越多，就发现大大侵占了自己读书思考的时间，相反很多在辩论圈外的教授和同学却闪烁着思想，他们颠覆着我诸多习以为常的价值。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困扰着我的问题有着古老的渊源。
2500多年前，一群被称为“智者”的群体，向着古老城邦的诗人教育家们发出挑战。他们的核心只有一个：“提供处理公共事务有益并能导致在城邦中获得成功的技能训练”，即“演说术”。他们在语言技巧、修辞语气，乃至身体训练上都进行了极为精湛的训练。尽管柏拉图的所有对话几乎都在区别苏格拉底和智者学派的关系，然而苏格拉底无疑是智者学派中最优秀的代表。
《游叙弗伦》中展现的苏格拉底经典问题“什么是”，盘问、攻辩的技巧苏格拉底展现无疑。《申辩篇》可以看作最为经典的总结陈词。《理想国》几乎集中了辩论的所有环节。然而，苏格拉底和带着苏格拉底面具的柏拉图，终究不一样。阿里斯多芬在《云》中说的“歪理说成正理，把正理说成歪理”是对智者的最经典概括。对于智者而言，“说服”本身成为了追求的目的，辩论的首要前提，就是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一个立场，随之对其进行捍卫。我惊讶的发现，现代辩论圈中的生活和古希腊的智者们没有区别。如何对一个辩题做出圆通性的解释是最重要的，而辩题本身是否是对是错并不重要。我更惊讶地发现，那些成熟有名的辩手出去讲课，甚至全身心的投入到辩论事业中，并以此谋生。这与阿里斯多芬在《云》中所描写的智者以“演说术”来收取学费别无二致，《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还特意说自己没有收取学费。当然，收取学费一事本身并无可厚非，但其重要意义在于，当“演说术”可以谋生时，拥有“演说术”的人则再也没有超越“演说术”的动力了。
《申辩篇》中德尔菲神庙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人，但是苏格拉底却不这么认为。但苏格拉底发现，政治家声称自己有智慧的，实际上却没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智慧，从这一点上，“无知之知”就使得苏格拉底更加智慧。雅典的政治家必须得是辩论高手，他们也大多受过演说术的教育，演说术与哲学争夺“地位”，是希腊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智者传统延续到了公元前 4世纪，伊索克拉底建立克里昂演说术学校，抗衡柏拉图，从机构上以及价值上宣称了“演说术”才是真正的哲学，人们的变动的意见、在政治事务中的实践智慧，就是智慧，而不是柏拉图所谓的对不变的“真知”的探寻。
辩论想要宣称自己是智慧的野心，从古到今都没有变过。
沉浸辩论的危险
沉浸于辩论赛中的辩手是非常危险的。
不断变换立场的训练，使得“融通术”成为了最大的资本，不断减弱的是对真理的正误判断。不断尝试着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做出辩解努力，掩盖了矛盾冲突的危险，而对于矛盾冲突的悬置，恰恰是通往真理的开始。就以近年遇见的辩题为例：“名人微博体现个人观点即可 /需引导社会价值”。在做出了一系列的拆分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根本的伦理困境，“有没有一种社会价值”。引导本身就带有了一定的目的和倾向，这就必然使得反方带有保守主义的倾向，而正方带有自由主义的立场。当然，反方可以处理更狡猾一些，引导的价值就是“多元价值”。这就涉及到了几乎最为核心的政治哲学问题。
然而，当面对这样一个辩题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去说清这些道理，更无法在赛制上去做到，只能告诉我的队友，不要多想，尽力把自己打扮成自由派，当你越自信满满地去宣称自由主义的胜利与包容，越详细在诸多价值和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做出决断时，就对辩题本身所带来的困境越行越远。
同样，我们遇见了第二个辩题，“安乐死符合 /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经过一系列的纠缠和确认之后，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去面对生命，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质量哪个更重要，但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是在于谁认为生命的长度重要，谁认为生命的质量重要。换句话说，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伦理，要求他不能因为一点点的失误提前结束生命的长度，极端痛苦的临终病人自我的意愿，也很有可能是不正确的（受到感情干扰、经济因素等轻生），我们应当如何办？这个
问题仍旧触及到了政治和伦理上的根本困难，如果另外一个人有权力决定另一个人的好，那必然会导致王制（或者僭主制），然而如果要为这个做一个客观性的保障，就必须论证世界上有一个绝对的好，这样才从理论上保证了每个人对着一个绝对的好的把握程度不同，才可以继续往下推，对这个好的把握程度越高的人具有更大的权威性。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在规定的时间内草率做一个决断，并且想着各种方法为其辩护。辩论赛直接抹杀的是对一个价值的严肃性，因为任何的立场不过是“一个论”而已。
一个拥有智慧的演说家或辩手，必然就是那个掌握了智慧的人（sophist）。只有认为自己缺乏智慧，才能爱智慧（ philo-sophy）。我很能理解为什么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我也无法想象一个宣称自己没有智慧，对很多问题思考太多的人当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必须给人以信念，给人以希望。
期待严肃辩论
于是，我在精神上出走了辩论。
在那张靠墙的桌子上，一群人看着有些被黑夜与说话的热情灌醉的我胡言乱语，我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会忘记，别的院系师兄师姐传承帮带，我则对辩题誓死不说一字，不出席一切讨论，残忍与野蛮。尽管在我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如同我一样绝决地脱离辩论圈。但令他们诧异的是，如此绝决的我加入了英文辩论社并最终站在四辩位上告别，而不是辩论场下。
因为，正如哲学家苏格拉底身上带着浓浓的智者倾向一样，辩论术是最接近于智慧的一种技能。
辩论，正如它的出身一样，紧紧与政治相连。伦敦的辩论精髓在于周三的下议院的首相问答，这个来自于古老传统并至今保持着最大活力的辩论场所，深深影响了英国议会制辩论。英国老牌学校的辩论社的地位之高令人发指。 Oxford Union应当是最为典型的，从这里走出去的政坛人物数不胜数。我有一个朋友对新加坡非常关注，跟我说他十分佩服李光耀之孙李绳武，出身于牛津PPE，世界辩论赛顶级辩手，年少锋芒。李光耀坚决主张，要站出来为新加坡的制度去辩论。
北大之于中国的地位与牛津之于英国的地位有过无不及，在这片土地上时时刻刻就蕴藏着需要站出来辩论的机会。我们越来越需要会说话的人，演说术越来越成为一种必须的训练。
正如千年来政治与哲学的张力、哲学家和王的张力一样，辩论和智慧之间充满了张力，但仍是大学生活中最值得做的事情。我一直幻想着北京大学的辩论能够成为Oxford Union、Intellectual Square一样的组织，不一定关乎政治，但是对于学术、伦理等问题，可以利用北大的声望邀请到重要的学者和相关人士，以固定的制度进行辩论。这种公开的、针锋相对的严肃辩论，比起游戏辩论的草创阶段重要得多。
责任编辑：尹颖尧
辩论更靠近真理？
群体感情，成了最初面对辩论的理由。
我大一时听到历史系的辩论史是一片苍凉，师兄师姐疲惫地陪着我们，一种共同体的感情和集体的荣誉是辩论队承传的传统。可是我很快发现，这说服不了我，辩论只在乎输赢与水平，个人的荣誉这时超出了对于群体的留恋。当所有的人在听我说话时，在赞扬我时，因为我的言辞而喝彩时，本身就是快乐的，从本性上我喜欢站在公众的面前讲话。享受了一段时间诱人的荣誉，而在辩论场上我却越来越迷惘，不知道如何去保证我的战绩，除了想段子、类比、技巧之外，思想也并无推进。追求一种可控的，不变的价值，而不是停留在一种变动的状态之中，隐隐地在我的心中萌芽。
一个强有力的主张让我停住了脚步：辩论，是人智慧的锻炼，让人靠近真理。
我研磨了几本学术文章的“辩论”方法后，却总觉得思想的功夫应该更进一步。在辩论上投入的时间越多，就发现大大侵占了自己读书思考的时间，相反很多在辩论圈外的教授和同学却闪烁着思想，他们颠覆着我诸多习以为常的价值。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困扰着我的问题有着古老的渊源。
2500多年前，一群被称为“智者”的群体，向着古老城邦的诗人教育家们发出挑战。他们的核心只有一个：“提供处理公共事务有益并能导致在城邦中获得成功的技能训练”，即“演说术”。他们在语言技巧、修辞语气，乃至身体训练上都进行了极为精湛的训练。尽管柏拉图的所有对话几乎都在区别苏格拉底和智者学派的关系，然而苏格拉底无疑是智者学派中最优秀的代表。
《游叙弗伦》中展现的苏格拉底经典问题“什么是”，盘问、攻辩的技巧苏格拉底展现无疑。《申辩篇》可以看作最为经典的总结陈词。《理想国》几乎集中了辩论的所有环节。然而，苏格拉底和带着苏格拉底面具的柏拉图，终究不一样。阿里斯多芬在《云》中说的“歪理说成正理，把正理说成歪理”是对智者的最经典概括。对于智者而言，“说服”本身成为了追求的目的，辩论的首要前提，就是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一个立场，随之对其进行捍卫。我惊讶的发现，现代辩论圈中的生活和古希腊的智者们没有区别。如何对一个辩题做出圆通性的解释是最重要的，而辩题本身是否是对是错并不重要。我更惊讶地发现，那些成熟有名的辩手出去讲课，甚至全身心的投入到辩论事业中，并以此谋生。这与阿里斯多芬在《云》中所描写的智者以“演说术”来收取学费别无二致，《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还特意说自己没有收取学费。当然，收取学费一事本身并无可厚非，但其重要意义在于，当“演说术”可以谋生时，拥有“演说术”的人则再也没有超越“演说术”的动力了。
《申辩篇》中德尔菲神庙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人，但是苏格拉底却不这么认为。但苏格拉底发现，政治家声称自己有智慧的，实际上却没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智慧，从这一点上，“无知之知”就使得苏格拉底更加智慧。雅典的政治家必须得是辩论高手，他们也大多受过演说术的教育，演说术与哲学争夺“地位”，是希腊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智者传统延续到了公元前 4世纪，伊索克拉底建立克里昂演说术学校，抗衡柏拉图，从机构上以及价值上宣称了“演说术”才是真正的哲学，人们的变动的意见、在政治事务中的实践智慧，就是智慧，而不是柏拉图所谓的对不变的“真知”的探寻。
辩论想要宣称自己是智慧的野心，从古到今都没有变过。
沉浸辩论的危险
沉浸于辩论赛中的辩手是非常危险的。
不断变换立场的训练，使得“融通术”成为了最大的资本，不断减弱的是对真理的正误判断。不断尝试着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做出辩解努力，掩盖了矛盾冲突的危险，而对于矛盾冲突的悬置，恰恰是通往真理的开始。就以近年遇见的辩题为例：“名人微博体现个人观点即可 /需引导社会价值”。在做出了一系列的拆分之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根本的伦理困境，“有没有一种社会价值”。引导本身就带有了一定的目的和倾向，这就必然使得反方带有保守主义的倾向，而正方带有自由主义的立场。当然，反方可以处理更狡猾一些，引导的价值就是“多元价值”。这就涉及到了几乎最为核心的政治哲学问题。
然而，当面对这样一个辩题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去说清这些道理，更无法在赛制上去做到，只能告诉我的队友，不要多想，尽力把自己打扮成自由派，当你越自信满满地去宣称自由主义的胜利与包容，越详细在诸多价值和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做出决断时，就对辩题本身所带来的困境越行越远。
同样，我们遇见了第二个辩题，“安乐死符合 /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经过一系列的纠缠和确认之后，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去面对生命，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质量哪个更重要，但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是在于谁认为生命的长度重要，谁认为生命的质量重要。换句话说，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伦理，要求他不能因为一点点的失误提前结束生命的长度，极端痛苦的临终病人自我的意愿，也很有可能是不正确的（受到感情干扰、经济因素等轻生），我们应当如何办？这个
问题仍旧触及到了政治和伦理上的根本困难，如果另外一个人有权力决定另一个人的好，那必然会导致王制（或者僭主制），然而如果要为这个做一个客观性的保障，就必须论证世界上有一个绝对的好，这样才从理论上保证了每个人对着一个绝对的好的把握程度不同，才可以继续往下推，对这个好的把握程度越高的人具有更大的权威性。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在规定的时间内草率做一个决断，并且想着各种方法为其辩护。辩论赛直接抹杀的是对一个价值的严肃性，因为任何的立场不过是“一个论”而已。
一个拥有智慧的演说家或辩手，必然就是那个掌握了智慧的人（sophist）。只有认为自己缺乏智慧，才能爱智慧（ philo-sophy）。我很能理解为什么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我也无法想象一个宣称自己没有智慧，对很多问题思考太多的人当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必须给人以信念，给人以希望。
期待严肃辩论
于是，我在精神上出走了辩论。
在那张靠墙的桌子上，一群人看着有些被黑夜与说话的热情灌醉的我胡言乱语，我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会忘记，别的院系师兄师姐传承帮带，我则对辩题誓死不说一字，不出席一切讨论，残忍与野蛮。尽管在我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如同我一样绝决地脱离辩论圈。但令他们诧异的是，如此绝决的我加入了英文辩论社并最终站在四辩位上告别，而不是辩论场下。
因为，正如哲学家苏格拉底身上带着浓浓的智者倾向一样，辩论术是最接近于智慧的一种技能。
辩论，正如它的出身一样，紧紧与政治相连。伦敦的辩论精髓在于周三的下议院的首相问答，这个来自于古老传统并至今保持着最大活力的辩论场所，深深影响了英国议会制辩论。英国老牌学校的辩论社的地位之高令人发指。 Oxford Union应当是最为典型的，从这里走出去的政坛人物数不胜数。我有一个朋友对新加坡非常关注，跟我说他十分佩服李光耀之孙李绳武，出身于牛津PPE，世界辩论赛顶级辩手，年少锋芒。李光耀坚决主张，要站出来为新加坡的制度去辩论。
北大之于中国的地位与牛津之于英国的地位有过无不及，在这片土地上时时刻刻就蕴藏着需要站出来辩论的机会。我们越来越需要会说话的人，演说术越来越成为一种必须的训练。
正如千年来政治与哲学的张力、哲学家和王的张力一样，辩论和智慧之间充满了张力，但仍是大学生活中最值得做的事情。我一直幻想着北京大学的辩论能够成为Oxford Union、Intellectual Square一样的组织，不一定关乎政治，但是对于学术、伦理等问题，可以利用北大的声望邀请到重要的学者和相关人士，以固定的制度进行辩论。这种公开的、针锋相对的严肃辩论，比起游戏辩论的草创阶段重要得多。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