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屋子里人不少，木琴也不少。十几个个头高矮不一的孩子，拿着长柄木槌，跟着钢琴的节奏敲击出《小星星》的节奏。
　　曲子很短，也很简单，是练习乐器的人的入门选择。
　　还不错，孩子们的鼓点都聚拢在一起，听上去并不杂乱，偶尔有一两个跑偏的音节，很快就归了位。
　　这是一间教室，在上海市卢湾区的早教活动中心的5楼，黑板上写着“天使知音沙龙”。
　　曹小夏很瘦，她在人群里走动，不时给孩子一些指点，说话时，她总带着微笑。
　　一曲奏完，孩子们的脸又回到平静，这些自闭症患儿，从不和人交流眼神，他们有自己的世界，他们的父母为此心焦。
　　不过，每次他们来这个沙龙，每次玩起木琴，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侧着眼睛看你，听你说音乐的节奏，有时还会笑，咧着嘴，眉眼之间松弛，向两边分开，偶尔会有一两句对话，这会让一同而来的母亲欣喜不已，搂着儿子摇来摇去，笑出眼泪来。
　　这天是2010年圣诞节。
　　
　　（二）
　　
　　50多岁的曹小夏是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简称城交）的负责人，每个周六，她会和乐团的很多乐手来到这里。
　　因为上海胶州路大火之后在街头义演哀悼遇难者，这支民间业余乐团在2010年末，获得了不少殊荣。
　　比如南方一家杂志在评选年度新锐榜时，给了乐团“推委会特别大奖”，理由是他们代表着“一座城市的良心和公民上海的觉醒”。
　　而随后的三天里，乐团又获得另外两个公益大奖，由政府颁发，肯定了这些城市乐人在过去的几年来，持之以恒地为公益事业的付出。
　　“这是让我们想不到的。”曹小夏坦承，他们一直只是想做点事儿。
　　世博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说到底，每一个人美好了，城市自然美好了，生活也就美好了。”
　　每个周六，这个关注自闭症孩子的“天使知音沙龙”就会准时开始，即便是12月25日，圣诞节，也不会例外，没人打算缺席。
　　“年末了，谁不忙？但为了孩子，大家都愿意来，我们的乐手都是可爱的人。”曹小夏说。
　　
　　（三）
　　
　　“想让更多的人理解和热爱音乐。”曹鹏说。
　　这位85岁的老人，是国家一级指挥，曾任上海和北京的电影乐团指挥，他是曹小夏的父亲。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这么大年纪，早该享清福了，但老头儿不乐意，觉得“还年轻着呢”，以前是这座城市给他很多，现在，他需要从自己的光荣和梦想里走出来，走进这座城市的光荣里。
　　让一座城市光荣，似乎很难，也似乎很简单。曹鹏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他有音乐，更准确地说，是交响乐。一群人在一起，协同“作战”，演奏出幻想曲、随想曲、狂想曲、叙事曲、进行曲、变奏曲。
　　曹鹏想，音乐即生活。有相同情结的人聚首，能做的事情很多，这对一座城市是有意义的。他被人称为“普及交响乐的功臣”。
　　上海本来只拥有三个“上海籍”的专业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和上海歌剧院的交响乐团。与国内外同级别城市相比，可以为市民进行普及音乐教育的本土专业乐团可谓太少。
　　于是在2005年，曹鹏成立了上海曹鹏先生音乐中心，创办了上海城市交响乐团。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业余乐团，也是世界非职业交响乐团联盟组织成员之一。
　　这个乐团里，有很多老者，原来也是正规交响乐团的乐手，退休了，放不下，继续来演出，一位说，以前可能还在为工资演奏，现在可真是为了自己的心在演奏了。没有什么图的，图个开心。
　　正规的表述里，这样做的好处是“为建设和谐社会作贡献”，而他的女儿曹小夏则说：“爱音乐的人起码不会太坏。”
　　
　　（四）
　　
　　陈浩是上海一家公司的高管，自称是古典音乐和摄影双料爱好者，也是乐团成员，他主要负责敲击三角铁，不是个复杂的活儿，参加正式演出的机会也不多，他却很乐意，称自己是乐团里的“自愿者”。
　　这天，他照例赶过来彩排，拎着三角铁，坐在一组拉小提琴的女孩后面。乐队正前方，有一面大镜子，整面墙那么大，于是每一个人都有了孪生，安静地坐在不远处的那一端。
　　他说，这边是我，一个公司人，那边是另一个我，乐人。
　　一个清瘦的身影，在这些人中间来来回回，这就是曹小夏。
　　2006年1月21日，陈浩第一次知道有这个乐团，那天一个朋友给他票，他觉得奇怪，票上印的开场时间是：9点47分。“怎么会这么精确呢？”
　　那是个周六，天气不好，下着小雨刮着寒风，他在公交站台缩成一团儿等车，到了中山公园再转地铁2号线，到人民广场站下车，走了一大截路才上得地面，再走上一大截过天桥才到了音乐厅。
　　坐下后定睛往台上一看，台下稀稀拉拉，台上可是坐得满满的，人数好像比三管编制（交响乐队的规模配置）的还要多，尤其是铜管声部，坐得黑压压一片，指挥台两边的第一小提琴声部和大提琴声部都挤到了紧靠台边，并且一直延伸到台口两侧以外。
　　虽然是业余乐团，可当曹鹏振臂一挥开始第一曲《威廉退尔序曲》后，他就觉得，其水平可真不在上交和爱乐两个团之下。
　　“要非得找出什么遗憾的话，可能是因为大家手上拿的乐器档次不是很高，弦乐木管和打击乐声部音色上略有欠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1812序曲》的尾声上。”他说。
　　后来在曹鹏的介绍下，他大概明白了此团的由来。
　　上海交通大学原来有一支曹鹏指导下的大学生交响乐团，活跃了不少年头，也小有名气。
　　“大学嘛，自然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说，许多毕业离校了的乐团成员，渴望能有再上台演奏的机会，大家聚在一起聊起这件事，与曹一拍即合。拉上熟识的各行各业中的乐器能手，又得到专业院校团体的支持，就筹备起了这么一个业余团。
　　
　　（五）
　　
　　乐手们都是居住在上海、具有相当演奏水平的中外音乐爱好者。
　　这些城市乐人，“跨越了年龄、国籍和职业，成为共同创造音乐艺术事业的伙伴”，事实上，他们共同创造的，远不止“音乐艺术”那么窄。
　　一般时候，彩排之前，曹鹏都会独自安静地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就那么坐在一张没有扶手的小木椅子上，望着大家，有人在调弦，有人在定音，吱吱呀呀，起起伏伏，难免偶尔跑了音。
　　曹鹏有时会微微一笑，他听出某处琴弦高出半个音，用那目光去寻找，对方似乎也能感应，四目相对，轻轻一点头，一切都明白了。
　　他是这里的精神坐标。有他在，每个人都不慌了。
　　去年11月15日下午大火烧起来的时候，曹小夏正好经过那里，她匆匆瞟了一眼，看到满楼围着脚手架，以为是个建筑工地，以为楼里没人，也就没太在意，继续乘车送朋友去机场。
　　4点多，曹小夏接到一朋友电话，这才知道，那楼里有很多人，不少是腿脚不便的老人。一下子，她的心就揪起来了，她突然觉得，自己当时就那样过去了，太漠然。
　　次日，曹小夏在网上和乐团成员聊天，大家都在说“应该来一场义演”。
　　于是，她去问了问静安区政府的有关领导，得到的答复是：“乐团有这个想法，政府非常感谢，但眼下很忙，一时安排不开。”
　　曹鹏此时身在新加坡，不过他捎回来一句话，让女儿曹小夏一定要做点什么。
　　老爷子还特意叫来自己的得意门生，一个越南小伙子，顶替他，做一回临时乐队指挥。
　　大家心里都有底了，知道该怎么做。
　　到了周六，头七前一日，乐手们已经开始准备起来。
　　他们选择曲目，制定演出流程，最后乐手们选择了《圣母颂》《让世界充满爱》《爱的奉献》等曲目。
　　现场演出，带不了大乐器，选择这些曲目，也是权衡之下的决定，既能表达悲哀的情绪，又便于演出。
　　这天，乐队到了现场，一些人开始骚动，大家都涌过来，不断有人喊，来一曲，唱吧。
　　警察也开始过来，维持秩序，有些情绪激动的市民开始发牢骚，怎么还不开始，开始埋怨乐手，埋怨警察。
　　空气中的火药味逐渐浓烈。
　　张有斐站出来，大喊了一声，“安静一点”。大家就真地不吵了。拉大提琴的张有斐，今年70岁，家就住在旁边，事发时候就在现场。
　　整个过程，他只说了两句话，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在演奏结束时，他说了声，“不要鼓掌”。
　　汪淳是吹圆号的，是乐队里嗓门最大的人，演奏时，他领着围观的市民，一起歌唱。他事后回忆：“许久，一曲结束，人群中开始传来低低的哭泣声。”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哭腔带领这么多人唱歌，撕心裂肺的。我不太会哭，只是这次不同。”汪淳说，那天当唱到“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的时候，他泪流满面。
　　当年，在“9·11”的废墟边上，同样有音乐家带着几把小提琴，自发地演奏。
　　乐队的演出即时被传到网上，引来称赞一片，大家认为，这是“上海的腔调”。
　　汪淳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他也以身份证是310开头而自豪。他说：“上海人并不高人一等，只是上海人更懂得珍惜彼此。我们斤斤计较，只是说明我们并不轻易妥协，轻易对伤害了这个族群的人和事妥协。”
　　演出结束后，乐团和成员默默散去，有的赶回公司加班，有的赶回学校继续上课，比如小提琴手李欣惠，她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为了赶上下午的课，演奏一结束，她就乘车走了，她的小提琴只好让她妈妈带回家。
　　曹小夏事后很感慨：“这是唯一一场没有掌声和喝彩的演出”，“今天我们能这样做，说明城市在进步。”
　　
　　（六）
　　
　　那天很多乐团的家属都来了，很多人，他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哀思。而平日的乐团活动，也少不了他们。
　　乐队排练时，现场会出现两个圈子，里面一圈，坐着乐手们；外面一圈，是他们的家人，有父亲陪着女儿，有丈夫等候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