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笔者先后提出了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进入国家社会之后的"邦国—王国—帝国"说,以及"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结构"说,并对早期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聚落三形态演进"说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是以农业的发明和农耕聚落的出现为起点,经历了由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邦国形态这样三大阶段。这一理论框架把以往学术界曾流行的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看作是国家社会即文明社会到来时的一些现象和物化形式来对待,放在阐述国家和文明起源过程中来分析这些文明现象。至于"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对于酋邦等理论的扬弃,主要是通过考古学所发现的"中心聚落形态"来解决从史前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社会不平等、阶级和阶层起源的途径、社会组织结构和权力特征等问题。对于国家形态所经历的三个阶段,"邦国"的提出,旨在说明最早的国家并非一定是由王权支配的王国,而是小国寡民、单一制结构的邦国;"王国"是与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夏商周王朝相联系的,与以往学术界或者主张三代王朝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或者主张三代王朝为"平等的"方国联盟的观点相比,"复合制国家结构"说更符合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历史实际。以上既属于理论体系的创新,亦为对中国上古史重建作出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