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五个统筹”具有可操作性,它是包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内的科学发展理论向现实转化的中介,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五个统筹”充分体现了“全面小康”目标的综合性、系统性要求；“五个统筹”也反映了建设“全面小康”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这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深化和创新，蕴含着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此，记者就“五个统筹”理论中的部分命题求教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教授。
记者：“五个统筹”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有什么现实针对性？或者说有没有理论上的创新？“五个统筹”之间的理论关系是怎样的？
左学金：自从小平同志提出到本世纪末人均年收入达到800美元，即“翻两番”的目标后，当初我们主攻的方向就是想方设法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应该说，近20年来的努力和奋斗，我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和改善，也为我们今天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主攻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的确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我们过多地强调了GDP的增长，而忽视了社会的协调发展，过多地着眼于短期建设，而忽视了社会的长期发展，过多地看中硬件建设，而忽视软件的建设。
“五个统筹”正是在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用科学的发展理论分析现实而提出的。其正式提出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但其精神内涵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有所体现。
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的头20年,实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奋斗目标。由于“全面小康”目标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综合性、系统性目标,因此实现这一目标绝不是一个纯经济的过程,试图通过单一手段或某一方面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起统筹兼顾、相互协调的实践观念,以使各方面、各领域的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五个统筹”这一新的实践观念正是这样提出来的。内容涉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及各个方面,并反映了这些领域和各个方面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充分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综合性、系统性要求。
与较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相比,“五个统筹”具有可操作性,它是包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内的科学发展理论向现实转化的中介,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五个统筹”充分体现了“全面小康”目标的综合性、系统性要求；“五个统筹”也反映了建设“全面小康”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地区之间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发展不协调的突出矛盾。不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一句空话。“五个统筹”这一新的实践观念正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这些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是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大思路。
显然,只有统筹城乡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问题,从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只有统筹区域发展,才能解决好东中西部的关系问题和地区差距问题,从而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只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问题以及经济发展同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只有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能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代价问题及减少自然资源的浪费问题,真正做到在资源开发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然，“五个统筹”还揭示了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建设“全面小康”的影响。
记者：有学者说，“五个统筹”理论是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甚至是二元断裂的一种纠偏。在很多地方，一些官员甚至提出“GDP是硬道理”的要求。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左学金：首先我不同意“纠偏”的提法。我认为“五个统筹”意在“克服偏差”。也就是用“五个统筹”的理论来克服只搞GDP，不搞或少搞社会发展；只搞短期，不搞或少搞长期；只搞硬件不搞或少搞软件的片面和偏差。所以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这一目标包括经济、政治、全民素质和可持续发展等四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又包括若干个子目标。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大致分为两类，即“硬件”指标和“软件”指标。所谓“硬件”，是指那些形于外、并且在短期内能够成就的事情。所谓“软件”，是指那些形于内、并且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成就的事情。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地方政府将硬件如GDP增长指标、基础设施建设的权数看得太重，而对于各种软件指标，却始终不愿花大力气去抓。有人将这种情况称之为“GDP主义”或“GDP拜物教”。我想将GDP增长指标看得特别重，概有以下原因：一是上级政府在考核工作绩效时，将GDP增长指标看得特别重，所以地方政府往往受到GDP增长率指标的压力；二是流转税是我国的主要税种，GDP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税收，所以地方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也有强烈的GDP增长的冲动。
所以在全面建设小康的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强调“软件”建设。在很多地方很多方面，这些“软件”恰恰是我们的“软肋”。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出的是，要加强全面建设小康的软件指标的建设，有必要改进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降低对GDP增长率的权数，同时加大对其他经济指标与非经济指标的权数。为此应该研究与设计一套更能反映建设小康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要能较好地体现全面建设小康的“全面”二字，但又不失于繁琐。此外要加强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只有这样才能避免GDP单兵突进。
记者：在“五个统筹”理论中，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发展可能是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因为在其他几个统筹中都必然暗含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能否请左院长就此核心理论部分作一个详尽的阐述？
左学金：首先我认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统筹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使这两类政策更好地协调起来，而不是互不相关，各行其是。我国社会经济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来，城镇下岗待业和公开性失业增加。还有农村数以亿计的大量富裕劳动力,要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转移到城市就业。所以无论从近期发展还是从长期发展来看，如何较好地解决就业问题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但是9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出台的产业政策，都偏重于发展汽车、钢铁、石化、电子等资金密集的制造业产业，以至我国的产出就业弹性（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几个百分点）与投资就业弹性（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几个百分点）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目前我国的投资就业弹性已经下降到0.1以下。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肯定会对解决就业问题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在中央和各地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避免政策偏爱资金密集产业的倾向，并因此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当。应该充分评估产业政策的就业效应，使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更好地协调起来。
应该进一步鼓励小企业的发展，鼓励创业。我们的产业政策，应对小企业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从税收、融资等不同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这样不但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能提高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同时我们的产业政策还要更多地关注第三产业。显然今后就业增长的主要源泉将是第三产业。
其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正确认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通常人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假设并不总是成立的。近年来，投资增长是我国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相比之下，消费增长相对疲软。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会造成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造成投资回报率下降和金融风险，从宏观经济上来说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当和无效率。但是消费增长乏力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有关。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农村收入增长缓慢，广大农民购买力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增加消费需求是相当困难的。要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就要切实提高农民和部分低收入城镇居民的收入和购买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会有利于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还应该看到，造成目前我国收入不公平性增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市场因素外还有非市场因素，例如义务教育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品的提供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公平性，农民税费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通过相关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来扭转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不但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公平性，还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
第三，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还要不断通过深化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方面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重大改革问题的认识。例如不少人经常将增加社会福利的目标与市场机制对立起来。如在卫生服务体制的改革中，人们经常讨论，卫生服务的目标到底是为了提供社会福利还是赚钱？实际上，我们不能把增进社会福利与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取得经济效益这两者对立起来。我相信在金融、教育、卫生和城市社会保障等领域，深化改革会大大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这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深化和创新，蕴含着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此，记者就“五个统筹”理论中的部分命题求教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教授。
记者：“五个统筹”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有什么现实针对性？或者说有没有理论上的创新？“五个统筹”之间的理论关系是怎样的？
左学金：自从小平同志提出到本世纪末人均年收入达到800美元，即“翻两番”的目标后，当初我们主攻的方向就是想方设法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应该说，近20年来的努力和奋斗，我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和改善，也为我们今天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主攻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的确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我们过多地强调了GDP的增长，而忽视了社会的协调发展，过多地着眼于短期建设，而忽视了社会的长期发展，过多地看中硬件建设，而忽视软件的建设。
“五个统筹”正是在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用科学的发展理论分析现实而提出的。其正式提出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但其精神内涵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有所体现。
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的头20年,实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奋斗目标。由于“全面小康”目标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的综合性、系统性目标,因此实现这一目标绝不是一个纯经济的过程,试图通过单一手段或某一方面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起统筹兼顾、相互协调的实践观念,以使各方面、各领域的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五个统筹”这一新的实践观念正是这样提出来的。内容涉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及各个方面,并反映了这些领域和各个方面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充分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综合性、系统性要求。
与较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相比,“五个统筹”具有可操作性,它是包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内的科学发展理论向现实转化的中介,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五个统筹”充分体现了“全面小康”目标的综合性、系统性要求；“五个统筹”也反映了建设“全面小康”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地区之间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发展不协调的突出矛盾。不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一句空话。“五个统筹”这一新的实践观念正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这些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是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大思路。
显然,只有统筹城乡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问题,从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只有统筹区域发展,才能解决好东中西部的关系问题和地区差距问题,从而实现地区协调发展;只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问题以及经济发展同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只有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能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代价问题及减少自然资源的浪费问题,真正做到在资源开发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然，“五个统筹”还揭示了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建设“全面小康”的影响。
记者：有学者说，“五个统筹”理论是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甚至是二元断裂的一种纠偏。在很多地方，一些官员甚至提出“GDP是硬道理”的要求。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左学金：首先我不同意“纠偏”的提法。我认为“五个统筹”意在“克服偏差”。也就是用“五个统筹”的理论来克服只搞GDP，不搞或少搞社会发展；只搞短期，不搞或少搞长期；只搞硬件不搞或少搞软件的片面和偏差。所以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这一目标包括经济、政治、全民素质和可持续发展等四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又包括若干个子目标。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大致分为两类，即“硬件”指标和“软件”指标。所谓“硬件”，是指那些形于外、并且在短期内能够成就的事情。所谓“软件”，是指那些形于内、并且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成就的事情。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地方政府将硬件如GDP增长指标、基础设施建设的权数看得太重，而对于各种软件指标，却始终不愿花大力气去抓。有人将这种情况称之为“GDP主义”或“GDP拜物教”。我想将GDP增长指标看得特别重，概有以下原因：一是上级政府在考核工作绩效时，将GDP增长指标看得特别重，所以地方政府往往受到GDP增长率指标的压力；二是流转税是我国的主要税种，GDP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的税收，所以地方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也有强烈的GDP增长的冲动。
所以在全面建设小康的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强调“软件”建设。在很多地方很多方面，这些“软件”恰恰是我们的“软肋”。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出的是，要加强全面建设小康的软件指标的建设，有必要改进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降低对GDP增长率的权数，同时加大对其他经济指标与非经济指标的权数。为此应该研究与设计一套更能反映建设小康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要能较好地体现全面建设小康的“全面”二字，但又不失于繁琐。此外要加强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只有这样才能避免GDP单兵突进。
记者：在“五个统筹”理论中，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发展可能是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因为在其他几个统筹中都必然暗含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能否请左院长就此核心理论部分作一个详尽的阐述？
左学金：首先我认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要统筹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使这两类政策更好地协调起来，而不是互不相关，各行其是。我国社会经济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来，城镇下岗待业和公开性失业增加。还有农村数以亿计的大量富裕劳动力,要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转移到城市就业。所以无论从近期发展还是从长期发展来看，如何较好地解决就业问题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但是9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出台的产业政策，都偏重于发展汽车、钢铁、石化、电子等资金密集的制造业产业，以至我国的产出就业弹性（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几个百分点）与投资就业弹性（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几个百分点）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目前我国的投资就业弹性已经下降到0.1以下。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肯定会对解决就业问题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在中央和各地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避免政策偏爱资金密集产业的倾向，并因此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当。应该充分评估产业政策的就业效应，使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更好地协调起来。
应该进一步鼓励小企业的发展，鼓励创业。我们的产业政策，应对小企业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从税收、融资等不同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这样不但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能提高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同时我们的产业政策还要更多地关注第三产业。显然今后就业增长的主要源泉将是第三产业。
其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正确认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通常人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假设并不总是成立的。近年来，投资增长是我国GDP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相比之下，消费增长相对疲软。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会造成大量过剩的生产能力，造成投资回报率下降和金融风险，从宏观经济上来说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当和无效率。但是消费增长乏力在很大程度上与收入分配不公平性增加有关。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农村收入增长缓慢，广大农民购买力不足，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增加消费需求是相当困难的。要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就要切实提高农民和部分低收入城镇居民的收入和购买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会有利于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还应该看到，造成目前我国收入不公平性增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市场因素外还有非市场因素，例如义务教育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品的提供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公平性，农民税费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通过相关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来扭转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不但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公平性，还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
第三，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还要不断通过深化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方面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重大改革问题的认识。例如不少人经常将增加社会福利的目标与市场机制对立起来。如在卫生服务体制的改革中，人们经常讨论，卫生服务的目标到底是为了提供社会福利还是赚钱？实际上，我们不能把增进社会福利与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取得经济效益这两者对立起来。我相信在金融、教育、卫生和城市社会保障等领域，深化改革会大大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