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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政治环境日渐复杂，市场经济也产生巨大震荡。粮食市场作为稳定国计民生的第一物资，粮食安全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局面。本文主要在经济市场双循环发展背景的要求下，对我国粮食安全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且针对国内市场和如何利用好国际市场为粮食安全提供新保障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双循环;粮食安全;中国
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上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后，提出了“双循环经济”理念，即未来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将“双循环经济”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该理念不仅是国际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合理成分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经验的总结与
提炼[1]。
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1974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首先提出了“粮食安全”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保证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获得充足的维护生命和健康的食物”;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大部分国家解决温饱问题，FAO适时重新修订“粮食安全”的定义，提出“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由此可见，粮食安全的概念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拓展的，从人们的生活内容出发，其内涵也在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发生变化。
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将新增1.3亿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联合国的研究报告发出预警，2020年共有25个国家面临严重饥饿风险，世界濒临至少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习近平提出系统科学的新时代粮食安全观，为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2]。粮食系统具有脆弱性，故需要关注以下研究。在受到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外部冲击时，需要加强经济韧性，以保证食物系统的公平和包容性[3]。在当前背景下，粮食安全面临的发展局面与双循环经济理念不谋而合，在确保内循环安全稳固的基础之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辅相成，构成国内粮食安全新发展。
1 粮食安全现状分析
1.1 内循环中数量有保障，但同时具有弱质性
1.1.1 国内粮食市场供需基本平衡
2020年3月部分地区受到蝗虫灾害的影响，6—8月我国部分地区接连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在这种灾害频发的情况下，我国2020年粮食产量依然获得丰收。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6 949万t（6 695亿kg），比2019年增加565万t（565亿kg），增长率为0.9%。其中谷物产量61 674万t（61 675亿kg），比2019年增加304万t（305亿kg），增长0.5%。同时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21年上半年粮食获得逆势丰收，夏粮产量再创新高，达到1 458亿kg，并且暂时没有启动托市收购。数量的充足是粮食安全的充分条件，但数量安全远不能充分保证粮食安全。一旦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或者受人为因素干扰，粮食安全方面会出现很多变数[4]。
1.1.2 我國粮食安全具有弱质性
粮食安全除了数量上的安全，还包括质量上的安全，尤其是在人们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今天。但我国人口众多，粮食的科技创新程度不高，导致竞争力不足。所以，在保证数量的基础之上，在从粮食生产到粮食加工再到粮食供应链的所有环节中，都要加强对粮食安全的重视。我国粮食数量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在此基础之上，我国接下来的目标是粮食质量得到安全保障。
1.1.3 粮食经营主体向新型转变
粮食市场改革的根本途径是立足内循环，例如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有不少障碍，当前分析粮食市场经营主体也在发生改变。数据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耕种的土地超过全国承包地总面积的1/3，已经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中坚力量。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降低生产成本、降低流转费用以及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是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
1.1.4 粮食物流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得到考验
粮食安全涉及多个环节，生产、收购、储存、加工和销售等组成了“产购储加销”完整体系，其中粮食流通贯穿所有环节。当农民购买农资困难、原粮收购市场和成品粮加工市场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产生阻碍时，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建成了“央地联动、部门协同、政企合作、社会参与”的粮食保供稳价应急协调机制，也让我国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粮食行业的自救产生了深刻的思考[5-6]。
1.2 外循环中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企业和政府需共同承担责任
在我国粮食产品种植面积供给和需求之间相差6 667万hm2，
所以要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必须在对内保质保量的基础上同时兼顾考虑国际市场贸易的稳定性。当今国际粮价悄然上升，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贸易环境复杂性。市场中存在着买方和卖方，均衡价格的形成取决于买方和卖方势力的平衡，卖方在卖产品的时候往往是用尽各种销售手段来攫取剩余价值的，但是买方费劲心力购买某件商品的情况却很少见。我国已经是国际粮食市场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买方，提高买方的话语权，更好地参与国际粮食贸易，是需要国内企业认真研究。除了粮食企业需要加强自身主动权，政府也需要制定对应的政策来保护粮食产业发展。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我国只能将不超过特定农产品年GDP的8.5%作为支持给予该产品，这是一种限制政策。如何在这种限制框架下加强政府政策性的指导也是值得研究的。综上所述，在基于国内粮食市场已经基本稳定安全的前提下，复杂的国际形势还需要企业和政府通过市场和计划手段结合共同来应对[7]。 2 对策建议
2.1 保证粮食数量和质量，同时重视配套建设
我国粮食市场总体平稳，从根本上说，得益于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和主粮品种的高自给率。通过近一年的粮食大清查，2019年3月31日时的数据显示，国家政策性粮食库存账实基本相符，粮食库存数量可满足全国居民一年以上正常消费需求;粮食质量总体良好，常规质量、储存品质和主要食品安全3类指标，合格率均处于较高水平。即在数量和质量方面，我国粮食市场基本得到安全保障。
上文提到我国农业的弱质性问题始终存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基于我国国情，增加科技投入研究强度，并且学会扬长弃短。对于水稻、小麦和大豆，着重提高品质以来逐渐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强配套基础科研设施建设，促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农民协同创新，对于农业市场的品牌建设和竞争力增强起着重要作用。
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人。全国越来越多的新型主体（现代农机合作社）挑起粮食安全的大梁。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农民合作社数量已经超过220万家，家庭农场户数也已经超过100万户，全国近半数农民参与其中。超过20万家社会服务机构为农户提供病虫害防治、农机作业等生产托管服务。2020年上半年，粮食等大宗农作物种植面积约6 000万hm2，同比增长25%。新型农业主体的构建正是依托主粮的绝对安全和农业科技的相对进步，把粮食安全进一步夯实。
我国要完善粮食应急预案和保供稳价配套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载体，国有粮食企业在发生雨雪冰冻灾害以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时候应及时挂牌限价销售粮食，稳定市场价格;作为地方粮食系统，需要及时充实成品粮油储备;作为市场价格监督部门，各地物价局及时监测当地粮食价格波动，通过粮油库存、购销以及储备等情况变化作出判断报告以随时向上级汇报;当交通出现断阻导致各地粮食供应不足时，国家临时储粮的跨省移库有必要作为最后一道保证屏障，进一步优化全国范围内的粮食库存布局，从而稳定发生灾害地粮食价格。
2.2 企业和政府共同利用好“两个市场”
在国际经济稳步增长以及伴随着疫情常态化的现状下，全球粮食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差距的事实已不容忽视。作为人口大国，在对内供给保持稳定的情况下，积极利用好国际市场作为补充形成多元化的进口格局是新形势下达到粮食安全目标的必经途径。而其中，企业和市场作为主体，需要有针对性的在大框架下分别利用自己不同的优势来实现这个目标[8]。
2.2.1 企业应着眼成为全球化国际粮商
国际“四大粮商”（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掌控着几乎高达全球80%以上的粮食市场交易量，甚至已侵占了我国部分的粮油市场。作为粮食大国，却没有一家属于我国自己的国际大粮商，导致在粮食的国际定价权上几乎没有话语权。作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国有企业，中粮集团和中国农业发展集团等本身已具备了承担海外农业投资风险的能力并且能够抵挡得住四大粮商的剧烈竞争，所以其是培育成为全球化国际粮商的最好的候选企业。一方面从源头上打破国际寡头的垄断，另一方面能够切实调节国际粮食市场对国内市场的价格传导冲击。
2.2.2 政府需加强农业对外援助
在国际粮食市场中，发达农业国家已将粮食出口不仅作为贸易制裁的工具，更是在政治中作为武器对其他贸易国家频频施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在对外援助中，将农业援助提升到一定高度。在面对发展落后的国家，如非洲地区，我国通过提供派遣农业专家，帮助其建设配套的基础设施以及传授相应的技术知识等，带动当地农业发展。一方面树立国际良好形象，以占据国际贸易中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更是为我国粮食市场调剂余缺提供了另一种渠道[9-10]。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政治和经济背景下，全球将无可避免地迎来高粮价时代，尽管我国的口粮不存在问题，但粮食安全的弦仍不能放松。同时，双循环的本质还是扎根于内循环市场，打好基础，同时利用外循环内外兼修，提升粮食保障能力，防患于未然。
参考文献
[1]張屹.“双循环经济”理念根源追溯[J].天中学刊，2021，36（3）：54-61.
[2]高林.双循环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研究[J].山西农经，2021（8）：25-26.
[3]曹宝明，唐丽霞，胡冰川，等.全球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J].国际经济评论，2021（2）：9-21.
[4]韩文龙.练好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两大基本功 以国内国际双循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N].四川日报，2020-08-26（6）.
[5]王钢，钱龙.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粮食安全战略：演变路径和内在逻辑[J].中国农村经济，2019（9）：15-29.
[6]胡迪，杨向阳.后疫情时代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取向与策略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21（1）：41-53.
[7]程国强，朱满德.2020年农民增收：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与应对建议[J]. 农业经济问题，2020（4）：4-12.
[8]程国强，朱满德.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粮食安全：趋势、影响与应对[J].中国农村经济，2020（5）：13-20.
[9]丁声俊.对大变局下构建粮食“双循环”新格局的思考[J].中州学刊，2021（1）：39-45.
[10]张秀青.“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粮食产业强国建设思路[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1）：40-45.
关键词：双循环;粮食安全;中国
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上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后，提出了“双循环经济”理念，即未来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将“双循环经济”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该理念不仅是国际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合理成分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经验的总结与
提炼[1]。
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1974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首先提出了“粮食安全”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保证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获得充足的维护生命和健康的食物”;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大部分国家解决温饱问题，FAO适时重新修订“粮食安全”的定义，提出“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由此可见，粮食安全的概念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拓展的，从人们的生活内容出发，其内涵也在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发生变化。
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将新增1.3亿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联合国的研究报告发出预警，2020年共有25个国家面临严重饥饿风险，世界濒临至少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习近平提出系统科学的新时代粮食安全观，为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2]。粮食系统具有脆弱性，故需要关注以下研究。在受到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外部冲击时，需要加强经济韧性，以保证食物系统的公平和包容性[3]。在当前背景下，粮食安全面临的发展局面与双循环经济理念不谋而合，在确保内循环安全稳固的基础之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辅相成，构成国内粮食安全新发展。
1 粮食安全现状分析
1.1 内循环中数量有保障，但同时具有弱质性
1.1.1 国内粮食市场供需基本平衡
2020年3月部分地区受到蝗虫灾害的影响，6—8月我国部分地区接连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在这种灾害频发的情况下，我国2020年粮食产量依然获得丰收。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6 949万t（6 695亿kg），比2019年增加565万t（565亿kg），增长率为0.9%。其中谷物产量61 674万t（61 675亿kg），比2019年增加304万t（305亿kg），增长0.5%。同时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21年上半年粮食获得逆势丰收，夏粮产量再创新高，达到1 458亿kg，并且暂时没有启动托市收购。数量的充足是粮食安全的充分条件，但数量安全远不能充分保证粮食安全。一旦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或者受人为因素干扰，粮食安全方面会出现很多变数[4]。
1.1.2 我國粮食安全具有弱质性
粮食安全除了数量上的安全，还包括质量上的安全，尤其是在人们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今天。但我国人口众多，粮食的科技创新程度不高，导致竞争力不足。所以，在保证数量的基础之上，在从粮食生产到粮食加工再到粮食供应链的所有环节中，都要加强对粮食安全的重视。我国粮食数量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在此基础之上，我国接下来的目标是粮食质量得到安全保障。
1.1.3 粮食经营主体向新型转变
粮食市场改革的根本途径是立足内循环，例如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有不少障碍，当前分析粮食市场经营主体也在发生改变。数据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耕种的土地超过全国承包地总面积的1/3，已经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中坚力量。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降低生产成本、降低流转费用以及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是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
1.1.4 粮食物流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得到考验
粮食安全涉及多个环节，生产、收购、储存、加工和销售等组成了“产购储加销”完整体系，其中粮食流通贯穿所有环节。当农民购买农资困难、原粮收购市场和成品粮加工市场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产生阻碍时，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建成了“央地联动、部门协同、政企合作、社会参与”的粮食保供稳价应急协调机制，也让我国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粮食行业的自救产生了深刻的思考[5-6]。
1.2 外循环中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企业和政府需共同承担责任
在我国粮食产品种植面积供给和需求之间相差6 667万hm2，
所以要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必须在对内保质保量的基础上同时兼顾考虑国际市场贸易的稳定性。当今国际粮价悄然上升，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贸易环境复杂性。市场中存在着买方和卖方，均衡价格的形成取决于买方和卖方势力的平衡，卖方在卖产品的时候往往是用尽各种销售手段来攫取剩余价值的，但是买方费劲心力购买某件商品的情况却很少见。我国已经是国际粮食市场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买方，提高买方的话语权，更好地参与国际粮食贸易，是需要国内企业认真研究。除了粮食企业需要加强自身主动权，政府也需要制定对应的政策来保护粮食产业发展。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我国只能将不超过特定农产品年GDP的8.5%作为支持给予该产品，这是一种限制政策。如何在这种限制框架下加强政府政策性的指导也是值得研究的。综上所述，在基于国内粮食市场已经基本稳定安全的前提下，复杂的国际形势还需要企业和政府通过市场和计划手段结合共同来应对[7]。 2 对策建议
2.1 保证粮食数量和质量，同时重视配套建设
我国粮食市场总体平稳，从根本上说，得益于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和主粮品种的高自给率。通过近一年的粮食大清查，2019年3月31日时的数据显示，国家政策性粮食库存账实基本相符，粮食库存数量可满足全国居民一年以上正常消费需求;粮食质量总体良好，常规质量、储存品质和主要食品安全3类指标，合格率均处于较高水平。即在数量和质量方面，我国粮食市场基本得到安全保障。
上文提到我国农业的弱质性问题始终存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基于我国国情，增加科技投入研究强度，并且学会扬长弃短。对于水稻、小麦和大豆，着重提高品质以来逐渐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加强配套基础科研设施建设，促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农民协同创新，对于农业市场的品牌建设和竞争力增强起着重要作用。
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人。全国越来越多的新型主体（现代农机合作社）挑起粮食安全的大梁。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农民合作社数量已经超过220万家，家庭农场户数也已经超过100万户，全国近半数农民参与其中。超过20万家社会服务机构为农户提供病虫害防治、农机作业等生产托管服务。2020年上半年，粮食等大宗农作物种植面积约6 000万hm2，同比增长25%。新型农业主体的构建正是依托主粮的绝对安全和农业科技的相对进步，把粮食安全进一步夯实。
我国要完善粮食应急预案和保供稳价配套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载体，国有粮食企业在发生雨雪冰冻灾害以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时候应及时挂牌限价销售粮食，稳定市场价格;作为地方粮食系统，需要及时充实成品粮油储备;作为市场价格监督部门，各地物价局及时监测当地粮食价格波动，通过粮油库存、购销以及储备等情况变化作出判断报告以随时向上级汇报;当交通出现断阻导致各地粮食供应不足时，国家临时储粮的跨省移库有必要作为最后一道保证屏障，进一步优化全国范围内的粮食库存布局，从而稳定发生灾害地粮食价格。
2.2 企业和政府共同利用好“两个市场”
在国际经济稳步增长以及伴随着疫情常态化的现状下，全球粮食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差距的事实已不容忽视。作为人口大国，在对内供给保持稳定的情况下，积极利用好国际市场作为补充形成多元化的进口格局是新形势下达到粮食安全目标的必经途径。而其中，企业和市场作为主体，需要有针对性的在大框架下分别利用自己不同的优势来实现这个目标[8]。
2.2.1 企业应着眼成为全球化国际粮商
国际“四大粮商”（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掌控着几乎高达全球80%以上的粮食市场交易量，甚至已侵占了我国部分的粮油市场。作为粮食大国，却没有一家属于我国自己的国际大粮商，导致在粮食的国际定价权上几乎没有话语权。作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国有企业，中粮集团和中国农业发展集团等本身已具备了承担海外农业投资风险的能力并且能够抵挡得住四大粮商的剧烈竞争，所以其是培育成为全球化国际粮商的最好的候选企业。一方面从源头上打破国际寡头的垄断，另一方面能够切实调节国际粮食市场对国内市场的价格传导冲击。
2.2.2 政府需加强农业对外援助
在国际粮食市场中，发达农业国家已将粮食出口不仅作为贸易制裁的工具，更是在政治中作为武器对其他贸易国家频频施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在对外援助中，将农业援助提升到一定高度。在面对发展落后的国家，如非洲地区，我国通过提供派遣农业专家，帮助其建设配套的基础设施以及传授相应的技术知识等，带动当地农业发展。一方面树立国际良好形象，以占据国际贸易中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更是为我国粮食市场调剂余缺提供了另一种渠道[9-10]。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政治和经济背景下，全球将无可避免地迎来高粮价时代，尽管我国的口粮不存在问题，但粮食安全的弦仍不能放松。同时，双循环的本质还是扎根于内循环市场，打好基础，同时利用外循环内外兼修，提升粮食保障能力，防患于未然。
参考文献
[1]張屹.“双循环经济”理念根源追溯[J].天中学刊，2021，36（3）：54-61.
[2]高林.双循环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研究[J].山西农经，2021（8）：25-26.
[3]曹宝明，唐丽霞，胡冰川，等.全球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J].国际经济评论，2021（2）：9-21.
[4]韩文龙.练好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两大基本功 以国内国际双循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N].四川日报，2020-08-26（6）.
[5]王钢，钱龙.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粮食安全战略：演变路径和内在逻辑[J].中国农村经济，2019（9）：15-29.
[6]胡迪，杨向阳.后疫情时代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取向与策略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21（1）：41-53.
[7]程国强，朱满德.2020年农民增收：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与应对建议[J]. 农业经济问题，2020（4）：4-12.
[8]程国强，朱满德.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粮食安全：趋势、影响与应对[J].中国农村经济，2020（5）：13-20.
[9]丁声俊.对大变局下构建粮食“双循环”新格局的思考[J].中州学刊，2021（1）：39-45.
[10]张秀青.“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粮食产业强国建设思路[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1）：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