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卢春玲，1965年生，江苏淮安人。现任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与社会医药系全球健康经济领域助理教授，哈佛医学院“全球健康经济及社会变革”项目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附属教授，哈佛大学社会科学计量研究中心附属教授。
　　心理健康，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解决心理问题的网站、电视栏目是不少城市人群的最爱。而在乡村，心理问题则以更加触目惊心的方式显现出来。近期的河北肃宁枪击案，嫌疑人被报道有精神疾病;毕节4名留守儿童自杀，与其孤独无助的心理不无关系。
　　作为全球健康经济领域迅速崛起的新一代学术领导人，卢春玲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心理疾病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心理疾病和物质滥用在所有地区都很常见，全球约7亿患者。”
　　坐在《环球人物》记者对面的卢春玲，梳着齐眉短发，声音柔和，庄重温和的神情中，透着一股坚韧。
　　重新发现自己
　　复旦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在美国拿到了社会学硕士、统计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她领导和参与的研究与世界卫生组织（简称WHO）、联合国战略制定密切相关……面对《环球人物》记者提出的“学霸”一词，卢春玲笑着否认了。“我一直玩心非常重，直到高三才上了心。我的大学老师后来还和我说，当时不觉得你是个会读书的人，怎么现在跑到哈佛去了？”
　　“我没有在年轻的时候给自己的人生做过什么规划，很多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在她平静如水的神态和讲述背后，是一颗不安分的心。1989年大学毕业后，卢春玲被分配到上海团市委，不久，她就放弃了这条众人眼中的事业坦途，选择赴美留学。
　　对她而言，在美求学是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读了一年社会学以后，她转到了经济学系。“社会问题大家都讲了很多，我希望能看到解决方法。要实施一项政策，没有钱一切免谈，再好的设计都没用。”
　　写博士论文时，她一度为选什么研究课题而苦恼，导师道格拉斯？霍尔茨？埃金（曾任布什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启发她：“生活中有什么事让你觉得遗憾而希望改变的？”接着，道格拉斯聊起他哥哥在创业中经历的种种困难，让他决定选择公共财政为研究方向。卢春玲则想起了奶奶，“我和奶奶的感情非常深，由于农村缺医少药，她去世了，我一直觉得很遗憾。这次谈话，让我找到了激发我研究兴趣的所在，就是关注弱势群体的健康和发展。”由于当时没有相关的中国数据可供研究，她决定选择美国老人医疗保险项目作为论文课题。
　　博士毕业后，卢春玲拿到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奖学金，开始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健康经济学家理查德？弗兰克和托马斯？麦奎尔，研究美国健康保险付费设置对心理疾病患者就医行为的影响。当时，美国社会反对歧视心理患者的呼声正高涨，她的研究为推动心理卫生平权法案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004年，卢春玲任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着重于全球发展和健康服务研究。曾经读过的一本书把她的视野扩展到了非洲，《第四级病毒》，作者是约瑟夫？麦科明克——最早前往非洲追踪埃博拉病毒的美国科学家之一。自那以后，她带领着研究团队在墨西哥、卢旺达、海地、缅甸等地，从事了多个政策评估项目。
　　2010年，卢春玲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政府支出和外部援助对卫生支出影响的纵向研究， 是该领域第一个规模大（114个国家）、时间跨度长 （12年）的系统研究。《柳叶刀》还为此召开了全球新闻发布会，100多名与会者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HO、各国政府、各大院校以及比尔？盖茨基金会等机构。该研究也被哈佛医学院列为学院当年14项最重要的研究发现之一。
　　“也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我真正认识到心理健康不仅仅是某个人的事，它可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发展。”2009年，卢春玲前往卢旺达进行大病致贫调研时，当地对心理治疗的重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90年代，卢旺达的胡图族、图西族发生过种族大屠杀。恢复和平之后，消除仇恨、愈合民众的心灵，成了这个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去最穷的两个县的乡村卫生所走访，在医务室看到一个房间，门上写着‘心理健康’。当时，我觉得很奇怪，这么偏僻、这么穷的地方怎么会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他们告诉我，心理健康对于民族愈合非常重要，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团结和重新起步。”
　　卢春玲对心理健康研究的重点是心理健康投入和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2015年，她和帕特尔教授（著名心理学家，当选《时代》杂志最有影响力100人）合作，在著名医学杂志《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发表文章，讨论发展中国家心理健康问题和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心理健康的资金投入，其研究成果再次得到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为心理健康列入未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领域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证据。
　　卢春玲不仅仅是一位研究者，而且是实干家。她服务于多个国际机构和发展中国家，曾担任世界银行投资部专家组成员，是WHO“2010年全球肺结核治疗指导大纲”撰写者之一，国际健康经济学大会科学委员会成员，目前为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社区卫生工作者融资高级专家组”成员。
　　大众对心理疾病存在误解
　　《环球人物》：一说到心理健康，很多人会想到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焦虑症等等，就会觉得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挺健康的。是这样吗？
　　卢春玲：心理健康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不仅是没有心理障碍，还包括人们能够应付正常的生活压力，有效率地工作，并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大多数人一生总有某个时候会感到焦虑、失落、压力重重，如果不进行及时的疏导，时间一长，就会变成疾病。因此，心理卫生服务不仅仅包括心理疾病的防治，还有促进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 　　《环球人物》：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心理健康是否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卢春玲：心理疾病在世界所有地区都很常见，美国约30%人口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约1亿。心理疾病和一般疾病带给患者的痛苦不同，它直接破坏人的思考、交流、融入社会的能力;同时，它也会带来巨大的疾病和经济负担，它占全球疾病总负担的8%，2010年带来的经济负担约2.5万亿美元。2013年，WHO批准了《2013—2020年精神卫生综合行动计划》，可以说，心理健康是人类永远追求改进的方向。
　　《环球人物》：在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援助近几年幅度特别大，但心理健康援助不到1%。既然心理健康这么重要，为什么它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呢？
　　卢春玲：从社会层面来看，大众对心理疾患的认知有限。很多人觉得，这个病并不像癌症或是心脏病突发，你不赶紧救他就死了。你要是感冒了，可以给单位请假;可心情不好，你会不会打电话跟领导说，今天我心情不好，不想上班。不了解也造成心理疾病患者容易受到歧视，美国有1/3的患者在就业时因为告知病史而失去就业机会。因此，给大众普及相关知识，为心理患者创造一个安全、平等的社会环境非常重要。
　　最近刚刚去世的纳什，他天才的创造力和一生与精神分裂症搏斗的经历，因《美丽心灵》这部电影风靡天下。纳什在1994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一位同事说，“给纳什颁奖发出的最主要的信号是，学术界终于承认心理疾病如同癌症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
　　另一方面，政府决策者们普遍存在一种误解：心理疾病是“富贵病”，治疗费用昂贵，时间漫长，而且技术复杂。在卫生资源有限的中低收入国家，政府对心理健康忽略就不奇怪了。WHO 2011年报告显示，低收入国家人均心理健康服务每年花费为0.2美元，而发达国家为45美元;从心理健康服务占卫生支出的比例来看，低收入国家平均为0.5%，而发达国家为5.1%。
　　大规模工业化让个人面临心理冲击
　　《环球人物》：您在上世纪90年代就出国留学，那时还在改革开放初期。现在您回来再和国内的朋友交流，有没有感觉到国人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卢春玲：会有一些。我回来后，在旅行中，常常听到人们在讨论炒股，这个涨了，那个跌了，什么时候抛，什么时候不抛。大家都希望能够富裕，这个没错，但所有事情都是有两面的，时时关注股市的得失，不仅会影响自己对本职工作的专注，也会引发内心的焦躁，甚至导致各类矛盾的发生。我去寺庙看，发现那有很多人，我还挺吃惊的，也许大家也是希望能够有个地方让心静下来。
　　《环球人物》：很多人用浮躁、脆弱、物质等词语来概括当前国人的精神状态，您认可吗？
　　卢春玲：对于国人的精神状态，有各种说法。我觉得对现状进行科学研究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积极应对。心理健康对个人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有利于经历转型阵痛的中国的平稳前进。
　　从人类历史来看，大规模的精神患病人群是和工业化、城市化伴随而来的。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农业大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巨大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个人与所属组织的关系和家庭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当旧的安全网被撕裂，而新的安全网又没有建立的时候，个人会面临很大的心理冲击，感到压力和不安，容易引发心理疾病。
　　《环球人物》：相比其他国家，中国人在心理健康方面最大不同表现在哪？
　　卢春玲：从最新发表的研究来看，中国某些精神障碍在人群中的流行分布和发达国家是有较大差距的。例如，中国自杀人群患心理疾病的比例比发达国家低，自杀率的城乡差距大，尤其是农村妇女的自杀率高。和印度相比，老人的自杀率较年轻人更高。这些现象说明，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相应的对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算一算，你单位如果有100个人，七八个可能有心理疾病，这个问题是不是挺严重的。

　　概括一国国民的精神状态，首先涉及到如何科学地定义、精准地衡量、广泛地收集数据和严格地科学分析。这也是我现在想做的：发展中国家对心理卫生投资的趋势，是增长还是降低了;与此同时，也要追踪心理疾患人群，评估心理干预和治疗措施，看多少人得到了缓解，看看政策的效果如何。
　　建议训练一些“赤脚医生”
　　《环球人物》：近些年，心理健康的话题在中国很受关注，2013年5月《精神卫生法》也实施了。您觉得目前做得够吗？
　　卢春玲：我觉得进步是很大。我小时候，经常看到有小孩子恶作剧，跟在疯子后面，拿砖头砸他，这种现象现在比较少了。你提到了《精神卫生法》，法律的制定非常重要。但是你问够不够，我觉得还不够，不要说中国不够，美国也不够。这是个全球问题。
　　就中国来讲，投入还是比较低。我最近看了一个材料，心理疾病约占中国疾病总负担的20%，但投入仅占总的卫生投入的2.5%，这个差距非常大。另一方面，中国对心理健康的主要投入在大的精神病医院，农村这块就丢了。治疗当然是重点，但首先还是要预防，治未病。所以资源分布方面，政府要再考虑。
　　《环球人物》：在有些案件中，我们的确能看到心理疾病患者危害到了公共安全。
　　卢春玲：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社区的关怀和管理，因为对某个人的精神问题，公安局不一定会知道。中国以前有非常好的社区文化，我们小时候叫向阳院，一个大院，大家住在一起，有什么事彼此关照，相互帮助，有利于及早发现问题，缓解问题。
　　《环球人物》：在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这方面，国外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卢春玲：从各国经验来看，国家精神卫生政策不应仅涉及精神障碍的治疗，还应该在各个方面促进民众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关注弱势群体。这是个需要统筹多部门行动的社会工程，除了卫生部门，教育、劳动、司法、住房、福利等各部门都应纳入其中。
　　在诸如卢旺达、印度等国家，他们农村搞了一个类似于中国早先的“赤脚医生”的项目，青年人中学毕业以后，教他一些卫生知识，然后让他走家串户，看看每家有什么病人。如果有心理病人，就定时给药，控制病情，效果非常好。世界银行目前在非洲的资源缺乏地区推广“社区卫生工作者”，采用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赤脚医生经验。“赤脚医生”这样的项目一方面可以及时发现传染病，如2000年在乌干达出现埃博拉疫情，因为社区卫生工作者的及时追踪和干预得到控制，没有演化成一场灾难。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提高年轻人的就业率，减少失业青年人群。
　　我总在想，中国在贫困地区、边缘地区能不能搞个试验，训练一些“赤脚医生”，开展社区关怀和卫生项目，尤其针对留守老人和孩子，看看它对当地的心理和其他疾病的预防方面有没有什么效果。
　　《环球人物》：作为个人来说，您觉得如何让自己的心理保持健康状态，尤其是遇到挫折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卢春玲：我觉得，有一个长远的人生目标、感恩自己所拥有的回报社会的机会，有助于维持积极向上的心态，遇到挫折困难，就不会钻牛角尖了，也不会轻易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