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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日寇曾两次入侵广西。然而抗战中，广西没有出过一支伪军，日军没能在广西的任何一个城市和村庄占领超过3个月。
日寇在广西招不到伪军
1939年11月，日军为切断中国由越南海防到广西凭祥的国际运输补给线，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第一次入侵广西。邕钦公路是驻南宁日军的重要交通和补给线，游击队经常将其破坏得“体无完肤”，使敌人长时间不能通车，令南宁日军补给产生严重困难。通常，村民游击队先化装成普通的小贩，在敌占区进行勘查踩点，一旦发现有敌出击扫荡，便事先通知相关村民进行预防，或者伺机对分散的敌人进行包围消灭。
游击队神出鬼没般的袭击令日军十分惶恐，于是加紧在邕钦公路的各地成立“维持会”，强迫当地成立伪军守卫。但“维持会”刚成立，就遭游击队的痛击。游击队员经常在“维持会”里活捉汉奸，有一回甚至将伪主席用麻布包装起来抬出去处决了。在游击队的打击下，日军再难以招到伪军守卫。在不断地清肃下，至1944年日军再入广西时，广西没有出现一个投敌者，敌人无法建立伪组织，更无法成立伪军，连伪钞也无法流通，遍地是拿起武器抵抗侵略的民众组织。
为保持交通线畅通，日军在邕钦沿线的大唐、那马两圩镇驻兵设防。太安乡位于大唐与那马之间。太安的村民被日军视为眼中钉。1940年农历8月27日夜，日军纠集一百多人从那马出发，企图抄小路突袭太安。日军的突袭在中途就被太安乡村民发觉，民众闻风立动，各村布置，做好迎敌准备。当天夜里，日军刚到锦亮，就遭到当地村民伏击。四处逃窜的日军又在太安乡各地不断遭到村民打击，最后在坛常大麓被包围。闻讯赶来的邻乡村民占据有利地势，一齐向鬼子开火。身陷重围的日军仓皇抢占两侧山头—薄荷岭和坛常岭，占据制高点负隅顽抗。饥渴交迫的日军几次突围均未奏效，从那马来支持的一支部队又被蓬莱村民的炮火打得落荒而逃。
在死伤累累、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日军频频举起白旗。这时，有人喊道：“鬼子要投降！”双方枪声顿时平息。队长李握基召集村民紧急磋商，认为鬼子举白旗说明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但鬼子还没有放下武器，有可能是在玩诈降的把戏，试图趁村民松懈时搞突然袭击。于是当机立断，选派以李握基为首的七名精英组成敢死队，配以较好枪支，前去缴鬼子的械。敢死队出发前议定：“若鬼子机枪响，便集射机枪手，每人打三发子弹，保证命中，决不后退！”当七勇士快速冲向敌占山头时，日军机枪果然响了，早有准备的敢死队员立刻向敌机枪手开火，并利用地形与敌人对峙。四面的村民看清了鬼子的狰狞面目，集中火力向鬼子猛烈轰击。最后，经日军出动四架飞机救援，残余的鬼子才得以侥幸逃脱。
此次围歼日军的战斗，太安村民以极粗劣的武器毙伤鬼子三四十人，这一辉煌战果大长当地抗日民众的志气。此后，日军几次出动大部队对太安民众进行报复，均徒劳而返，小股日军更不敢涉足太安腹地。由于广西民众的积极抗战，日军在邕钦沿线的安全始终未能得到保障，在南宁的补给也无法保障，最终，日军驻南宁部队不得不仓皇撤退。
粉碎日寇水上交通
1944年12月初的一天，贵县香江乡的村民接到消息，有一股日军乘18艘木船由郁江溯江而上。广大村民很快着手组织队伍，准备武器，制定伏击计划。队伍分为两队埋伏在郁江上游：第一道是步枪阵地，在靠近河边的地方挖了一道战壕；第二道是大枪（一种土造的大口径火铳）阵地，埋伏在附近山边的丛林里。
当这群鬼子到达郁江上游思怀河口时，守候于此的村民立即开火。起初，日军对这支装备低劣的队伍并不还击，而是继续前进，一些被激怒的年轻村民直接冲上前于近处射击，可惜步枪性能太差，敌人伤亡甚微。见此情景，埋伏在第二防线的大枪村民瞄准敌船开始射击。随着大枪的轰鸣，敌船开始倾斜，并相互碰撞，乱作一团，鬼子纷纷涉水逃窜。20分钟后，鬼子定下神来，开始在河对岸的江头村向我方还击，起初是步枪，后来架起迫击炮。面对敌人的强大火力，村民不与其恋战，决定等到天黑，再行歼灭。对岸鬼子见不还击，便发了狂似地不停开炮射击，剩余的敌船在炮火掩护下继续向前开进。村民们不动声色，待敌船靠近后，用大枪猛烈轰击，敌船再受重创，不得不狼狈返回。
夜幕降临，村民对日军的包围圈已经布置停当。不过，到午夜以后，敌人耍了一个花招，先在江头村四周烧起火堆，利用四周明亮的环境下村民不敢靠近的心理，乘机逃走。虽然未能歼敌主力，但此战共击沉敌船5艘，毙敌大队长渡布市藏以下80余人，缴获一些枪支和大批弹药，可谓战绩辉煌。郁江伏击战的胜利，不但痛击了敌人，还粉碎了敌人妄图建立郁江水上交通线的计划。
所有村民都是战士
日本两次入侵广西都未能占到便宜，主要是因为广西人民素来英勇顽强，广西这块土壤养育出来的士兵，纪律好、作战勇敢是出了名的。当时中国的很多精锐部队中，广西士兵都占了很大的比例，像国民党精锐桂系第7军以及在徐州、武汉会战中表现出色的桂系第31军几乎全部为广西士兵。红军中广西籍士兵也有很多，比如最精锐的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中，广西籍士兵占近2成，红三军团中广西籍士兵则占3成。在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中，广西人就占了17位。
广西人民不畏强暴，能够利用灵活力量，以弱胜强。面对日寇的侵略，当地居民同仇敌忾，或联合成队伍，或三五成群，或单枪匹马进行抵抗，使敌处处挨打，举步维艰。北海外有一个小岛，面积仅1.8平方公里，不足100户人家，每三家人凑钱买一支火枪，干掉了几个前来掳掠的日本兵。全州的一个村庄，全村几千人用火铳和农具，夜晚偷袭日本人，抢得一挺重机枪并消灭十个日本兵。北海市的几万市民为了报复被日军屠杀的200市民，秘密组织暴动，在两个台湾翻译官的配合下，消灭了站岗的十几个哨兵，夺取电台和军械库，用棍子和大刀消灭了一个120人的日本中队。全州一村民手持利斧劈死一个闯入其家的日本兵，待日本小队发觉人少了一个回去找寻时，又被村民们打得抱头鼠窜。面对人人抵抗的局面，日军的报复难以奏效，日本人也无法在广西搞大屠杀，因为不论老少，很难碰到束手就擒之人。对此，日军有如下记载：“广西的土匪最为蛮强，不可理喻，打不怕、吓不走、骗不行、哄亦不信，他们宁愿躲入山中也不肯投降，并且时时袭击皇军，窃取皇军的枪弹。”
直到今天，广西的不少农村还保持着过“胜利节”的传统，而且各村的“胜利节”日期并不一致，据说是为了纪念各村赶走日本鬼子的日子。过节时各家广邀亲朋好友、汇聚一堂，酒席上老人们津津乐道当年打日本时的情景。
日寇在广西招不到伪军
1939年11月，日军为切断中国由越南海防到广西凭祥的国际运输补给线，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第一次入侵广西。邕钦公路是驻南宁日军的重要交通和补给线，游击队经常将其破坏得“体无完肤”，使敌人长时间不能通车，令南宁日军补给产生严重困难。通常，村民游击队先化装成普通的小贩，在敌占区进行勘查踩点，一旦发现有敌出击扫荡，便事先通知相关村民进行预防，或者伺机对分散的敌人进行包围消灭。
游击队神出鬼没般的袭击令日军十分惶恐，于是加紧在邕钦公路的各地成立“维持会”，强迫当地成立伪军守卫。但“维持会”刚成立，就遭游击队的痛击。游击队员经常在“维持会”里活捉汉奸，有一回甚至将伪主席用麻布包装起来抬出去处决了。在游击队的打击下，日军再难以招到伪军守卫。在不断地清肃下，至1944年日军再入广西时，广西没有出现一个投敌者，敌人无法建立伪组织，更无法成立伪军，连伪钞也无法流通，遍地是拿起武器抵抗侵略的民众组织。
为保持交通线畅通，日军在邕钦沿线的大唐、那马两圩镇驻兵设防。太安乡位于大唐与那马之间。太安的村民被日军视为眼中钉。1940年农历8月27日夜，日军纠集一百多人从那马出发，企图抄小路突袭太安。日军的突袭在中途就被太安乡村民发觉，民众闻风立动，各村布置，做好迎敌准备。当天夜里，日军刚到锦亮，就遭到当地村民伏击。四处逃窜的日军又在太安乡各地不断遭到村民打击，最后在坛常大麓被包围。闻讯赶来的邻乡村民占据有利地势，一齐向鬼子开火。身陷重围的日军仓皇抢占两侧山头—薄荷岭和坛常岭，占据制高点负隅顽抗。饥渴交迫的日军几次突围均未奏效，从那马来支持的一支部队又被蓬莱村民的炮火打得落荒而逃。
在死伤累累、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日军频频举起白旗。这时，有人喊道：“鬼子要投降！”双方枪声顿时平息。队长李握基召集村民紧急磋商，认为鬼子举白旗说明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但鬼子还没有放下武器，有可能是在玩诈降的把戏，试图趁村民松懈时搞突然袭击。于是当机立断，选派以李握基为首的七名精英组成敢死队，配以较好枪支，前去缴鬼子的械。敢死队出发前议定：“若鬼子机枪响，便集射机枪手，每人打三发子弹，保证命中，决不后退！”当七勇士快速冲向敌占山头时，日军机枪果然响了，早有准备的敢死队员立刻向敌机枪手开火，并利用地形与敌人对峙。四面的村民看清了鬼子的狰狞面目，集中火力向鬼子猛烈轰击。最后，经日军出动四架飞机救援，残余的鬼子才得以侥幸逃脱。
此次围歼日军的战斗，太安村民以极粗劣的武器毙伤鬼子三四十人，这一辉煌战果大长当地抗日民众的志气。此后，日军几次出动大部队对太安民众进行报复，均徒劳而返，小股日军更不敢涉足太安腹地。由于广西民众的积极抗战，日军在邕钦沿线的安全始终未能得到保障，在南宁的补给也无法保障，最终，日军驻南宁部队不得不仓皇撤退。
粉碎日寇水上交通
1944年12月初的一天，贵县香江乡的村民接到消息，有一股日军乘18艘木船由郁江溯江而上。广大村民很快着手组织队伍，准备武器，制定伏击计划。队伍分为两队埋伏在郁江上游：第一道是步枪阵地，在靠近河边的地方挖了一道战壕；第二道是大枪（一种土造的大口径火铳）阵地，埋伏在附近山边的丛林里。
当这群鬼子到达郁江上游思怀河口时，守候于此的村民立即开火。起初，日军对这支装备低劣的队伍并不还击，而是继续前进，一些被激怒的年轻村民直接冲上前于近处射击，可惜步枪性能太差，敌人伤亡甚微。见此情景，埋伏在第二防线的大枪村民瞄准敌船开始射击。随着大枪的轰鸣，敌船开始倾斜，并相互碰撞，乱作一团，鬼子纷纷涉水逃窜。20分钟后，鬼子定下神来，开始在河对岸的江头村向我方还击，起初是步枪，后来架起迫击炮。面对敌人的强大火力，村民不与其恋战，决定等到天黑，再行歼灭。对岸鬼子见不还击，便发了狂似地不停开炮射击，剩余的敌船在炮火掩护下继续向前开进。村民们不动声色，待敌船靠近后，用大枪猛烈轰击，敌船再受重创，不得不狼狈返回。
夜幕降临，村民对日军的包围圈已经布置停当。不过，到午夜以后，敌人耍了一个花招，先在江头村四周烧起火堆，利用四周明亮的环境下村民不敢靠近的心理，乘机逃走。虽然未能歼敌主力，但此战共击沉敌船5艘，毙敌大队长渡布市藏以下80余人，缴获一些枪支和大批弹药，可谓战绩辉煌。郁江伏击战的胜利，不但痛击了敌人，还粉碎了敌人妄图建立郁江水上交通线的计划。
所有村民都是战士
日本两次入侵广西都未能占到便宜，主要是因为广西人民素来英勇顽强，广西这块土壤养育出来的士兵，纪律好、作战勇敢是出了名的。当时中国的很多精锐部队中，广西士兵都占了很大的比例，像国民党精锐桂系第7军以及在徐州、武汉会战中表现出色的桂系第31军几乎全部为广西士兵。红军中广西籍士兵也有很多，比如最精锐的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中，广西籍士兵占近2成，红三军团中广西籍士兵则占3成。在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中，广西人就占了17位。
广西人民不畏强暴，能够利用灵活力量，以弱胜强。面对日寇的侵略，当地居民同仇敌忾，或联合成队伍，或三五成群，或单枪匹马进行抵抗，使敌处处挨打，举步维艰。北海外有一个小岛，面积仅1.8平方公里，不足100户人家，每三家人凑钱买一支火枪，干掉了几个前来掳掠的日本兵。全州的一个村庄，全村几千人用火铳和农具，夜晚偷袭日本人，抢得一挺重机枪并消灭十个日本兵。北海市的几万市民为了报复被日军屠杀的200市民，秘密组织暴动，在两个台湾翻译官的配合下，消灭了站岗的十几个哨兵，夺取电台和军械库，用棍子和大刀消灭了一个120人的日本中队。全州一村民手持利斧劈死一个闯入其家的日本兵，待日本小队发觉人少了一个回去找寻时，又被村民们打得抱头鼠窜。面对人人抵抗的局面，日军的报复难以奏效，日本人也无法在广西搞大屠杀，因为不论老少，很难碰到束手就擒之人。对此，日军有如下记载：“广西的土匪最为蛮强，不可理喻，打不怕、吓不走、骗不行、哄亦不信，他们宁愿躲入山中也不肯投降，并且时时袭击皇军，窃取皇军的枪弹。”
直到今天，广西的不少农村还保持着过“胜利节”的传统，而且各村的“胜利节”日期并不一致，据说是为了纪念各村赶走日本鬼子的日子。过节时各家广邀亲朋好友、汇聚一堂，酒席上老人们津津乐道当年打日本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