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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邓文秀，1925年7月出生，山东都城码头镇人。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1939年5月参加八路军115师政治大队。1941年成为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第一期学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第4师门诊部医助、师骑兵团卫生队医生、华东军区后勤政治部门诊所所长、南京军区炮兵机关幼儿园主任、上海延安饭店副主任、南京军区华东饭店副主任等职。1957年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1985年在南京离休。
国破山河碎
1925年7月25日，我出生于山东省郯城县沂河边上的码头镇。
我父亲是个遗腹子。奶奶为了父親这棵独苗，省吃俭用供他读了几年私塾。由于有点文化，又受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新思潮的影响，所以父亲比较开明进步，在家乡群众中颇负声望。
6岁那年，奶奶要给我裹小脚，说女孩子大脚不好看，将来嫁不出去，就拿了裹脚布，非要给我裹。父亲发火了，说女孩子也是人，为什么非要裹小脚！这样我才解脱了，没有受那个罪。
我6岁上学。放学回家，父亲就教我写毛笔字，当我的第二个老师。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我有时学习累了，想出去玩玩，他也不许我出去，所以我学习一直很好，成绩在学校排在前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北平，华北沦陷。我们白天上课，晚上老师带领我们到码头镇大街去游行示威，动员老百姓起来参加抗日救亡。每个学生手里都提着灯，拿着小红旗，红旗上写着标语。游行队伍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不当亡国奴”等口号，学生救国的热情非常高涨。
1938年开春，日军打到码头镇附近的台儿庄一带。大炮轰隆隆地响，吓得全家老小不敢睡觉。后来才知道正在进行的就是台儿庄大战。学校停课了，家里也呆不住了。有钱人、地主老财都跑到国民党的大后方重庆去避难。
到哪里去呢？我心想：我们没钱，可就是有钱也不知道投奔谁，反正不能到国民党那里去。我们正在发愁的时候，有个男老师，名字叫刘胜华（后来听说是地下党）。他对我们说抗战爆发了，他要走了，还悄悄说自己要去参加革命了。我们就问他什么叫“革命”。他说革命就是去打日本鬼子救中国！我们稍懂了些道理，中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要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不能受小日本鬼子的欺负！这时又听见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在离我们家乡几十里路远的地方（枣庄地区）轰炸、炮击，轰隆隆的爆炸声越来越近，爆炸的冲击波把房子震得摇摇晃晃。只听见有人喊：“不好了，日本鬼子打进来啦，赶快跑啊……”
奶奶忙劝父亲：“你带着她们娘儿几个赶快走吧！家里是不能呆了。我人老了，看着这点家底子也不要紧！”我父亲是个孝子，奶奶就生了他这一个儿子，父亲就说：“娘不走我也不走，我要在家里陪着你，就让孩子娘带着孩子们跑吧，再不跑就真的要当亡国奴了，要被杀了！”母亲就急急忙忙提了一个包袱带着我们姐弟6人去逃难了。
母亲带着我们逃到离码头镇有20多里路时，天黑了。我们躲进农村坟堆的一个窑洞里，吓得不敢大声喘气，就听见大路上有轰隆隆的装甲车的声音。鬼子没有到坟堆里来搜查，我们侥幸逃过一劫。远远地我们看见码头镇火光冲天，日本鬼子开始了野蛮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杀光、烧光、抢光。
我们为了活命又一直往北跑，跑到外祖父家里住了下来。一个月以后，外祖父让我大舅到码头镇去打听家里的情况，我大舅和二舅到了镇上不敢进街里，只好在镇外打听情况。因我父亲在码头镇老百姓中很有威望，我舅舅就问老乡：“你们知不知道刘家街邓树琪先生家里怎么样了？”老乡流着泪难过地说：“邓先生被鬼子杀害了，连砍三刀，他家的房子全都烧光了，老太太也被打了个半死。”
听到这个噩耗，大舅急忙赶回家告诉我外祖父。大人们找来几块木板钉了一口棺材，眼含泪水，草草地把我父亲埋葬了。母亲当时才30多岁，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小妹，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
听奶奶说，鬼子烧杀抢夺后冲进我家房间，看见墙上挂着我上小学时全班的一张集体照，恶狠狠地对我奶奶喊叫：“花姑娘的大大的有，大大的有。”我奶奶说：“没有，她们早就跑了。”日本鬼子恶狠狠地用皮鞭把我奶奶毒打了一顿。
国恨家仇，永记心头。
为报父仇姐妹从军
这时，抗日游击队来到了我的家乡，在离码头镇西南30里的芦汪子村办了一个军政干部培训班。我想这是最好的报仇机会，就毅然报名参加了培训班。培训班的队长叫周南，指导员叫郭英。经过3个月的学习，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离家20多里的苍山县县团部妇女部做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到农村去动员大娘、大嫂们起来抗战。刚开始，老百姓由于害怕不愿意给我们开门，我们就站在门口不走，亲切地叫道：“大娘，开门吧，我们都是老百姓，是小姑娘，没有别的事，不要害怕，就是来看看您。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我们要团结起来抗战！”老百姓在门里听，我们就在外面讲，有时在门口站一个多小时。慢慢地她们被我们感动了，就打开门把我们迎进家。经过宣传动员，大娘、大嫂们和我们亲近了，纷纷报名参加了妇救会，并动员家里的男人们参军上前线。真是“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抗日救亡的局面在家乡全面展开。一天，在工作中我不慎从梯子上摔下来，把腰摔伤了，当时就晕倒在地，口吐白沫。同志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抢救过来，送我回家养伤。在家住了两个月后伤基本好了。这时已是1939年的春天，八路军115师来到了我的家乡码头镇。师长是林彪，政委是罗荣桓。罗政委的夫人林月琴大姐当时在师政治部当干事，分管政治大队（后来叫文工团）。
5月的一天，两位女八路来到我家，一个叫戴流，一个叫文铭。她们拉着我的手问：“小大姐，你看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看你们是八路军。”
“八路军好不好？”
“当然好喽！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为民报仇雪恨。” “那你愿不愿意参加八路军？”
“当然愿意了，参加八路军可以为父报仇！你们要我吗？”
没想到她们一口答应说：“要你。”我听了喜在心里，笑在脸上。12岁的大妹妹见我要走，哭闹着也要跟我去。部队同志怕她太小行军跑不动路，不同意带她。大妹妹当兵心切，哭着说：“我能跑路，保证不掉队！我要打小鬼子，为父亲报仇！”我也帮她说情：“同志，你们就带她去吧，她不会掉队的。”
就这样，我们姐妹俩告别了生养我们的家乡，告别了母亲、奶奶和弟妹，跟着115师走上了一条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道。而这一走，就是8年！
参军后，我们随部队跋山涉水到了沂蒙山抱犊崮山区。我们天天爬山，围着大山转，一边搞宣传，一边搞训练。山里地形复杂好隐蔽，敌人打来了，我们就和他们捉迷藏。敌人在山这边，我们就走到山那边。敌人无法找到我们，我们却能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冬天来了，气温达零下十几度，但我们没有棉衣穿。晚上住在老百姓家，我们把麦草铺在地上，衣服也不脱，用背包当枕头，几个人挤在一起，把床单往身上一盖就睡觉了。早上5点起床，我们到河边敲开结冰的水洗脸，然后出操、训练、吊嗓子……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我们从来不觉得累，整天乐呵呵的。
大约在1940年初秋，我所在的115师教导5旅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让我们紧急出发，南下苏北会师新四军。我们从山东沂蒙山一直开拔到江苏盐城地区，那儿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我们教导5旅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旅长是梁兴初。这样我就从一个八路军战士变成了新四军战士。
在华中卫生学校
1941年1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受重创，部队伤亡很大，急需补充大批医务人员。同年7月，新四军成立了华中卫生学校，我有幸成为华中卫校第一期正式学员，从此改行做医务工作。
军部首长非常关心华中卫校。陈毅军长亲自到学校参加了开学典礼，并作重要指示。刘少奇政委也给我们作了《革命的人生观》和《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
在卫校学习时间虽不长（一队为一年，二队为半年），但进行的训练很全面。学员除业务训练外，还接受了严格的军事和政治训练。学校从适应部队战地需要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重点突出，以战场救治为主，兼学一些基础理论，如解剖学、药物学，包括学习英文药名等。我这一生能为革命作出一些贡献，与在华中卫校所接受的全面严格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为了适应战斗的需要，我们还进行了轻武器使用的训练，像步枪、手榴弹等。在训练中强调要严、快、准，特别强调动作要敏捷。每天天还没有亮，有时月亮还高挂在天空，起床哨一吹，大家一骨碌爬起来，5—10分钟全副武装集合完毕。接着就出操、队列训练或急行军。盐阜地区是水网地带，稻田很多，我们走在田埂上，稍不当心就摔到水沟里。一天夜里在田埂上行军，我不小心把新发的布鞋跑掉了，我咬着牙，光着脚坚持走到驻地。班长看到我赤着脚，脚上打起了泡，就把她的一双新鞋拿给我穿，我感动得直掉泪，深深感受到了革命部队的温暖。
在此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战斗在洪泽湖上
1942年5月，因为部队战斗频繁，急需医务人员，我们提前毕业了。在我的请求下，1942年秋天，领导批准我调到安徽泗县（今江苏洪泽县）半城新四军4师战地医院当医生。
1942年11月中旬，新四军开始了著名的33天反“扫荡”。医院接到了司令部的命令，要我们做好战斗准备，立即组织伤病员分散转移。因为医务人员少，我们动员老百姓组织担架队，用软床做担架，把重伤员先抬走。凡是能走动的轻伤员，都编队到洪泽湖边上待命。我们医院是直属队最后一批撤离半城的。我们用船把伤病员转移到洪泽湖的芦苇丛里隐蔽，等所有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集合完毕，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当时我们船上还有彭雪枫师长的夫人林颖，她已怀有身孕，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她，千万不能出问题。
我们带着伤病员在洪泽湖高粱涧一带与敌人周旋。由于敌人封锁很严，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能吃上两顿没油少盐的玉米渣子稀饭，里面掺着高粱草种 子、菱角秧子、鸡头米等。伤员的伤口没有绷带包，我们就把衬衣撕成条，放在锅里煮开消毒后给伤员包扎。消毒纱布和凡士林没有了，我们就把自己吃的盐省下来用水煮开，把盐水布条敷在伤员的伤口上……
尽管环境恶劣，但我们都抱着坚定的信念：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丢掉一名伤员。我们在芦苇荡和伤病员、渔民、村民结成了血肉相连的整体。渔民打了鱼会买些油盐，闯过敌人的封锁线，偷偷地给我们送来。有个船老大是山东人，对我们就像自家人一樣热情。我们的同志去抓鱼，抓来以后这位老乡就帮我们用火烤熟，大家吃起来觉得真香呀！伤员们编了段顺口溜：“洪泽湖真正大，有鱼有草又有虾，还有鸡头菱角和藕花，没有粮食也不怕。”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42年12月底，33天反“扫荡”胜利结束。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完成了分散寄留保护伤病员的任务，使一批批伤员重返前线杀敌立功。
与骑兵结缘
1944年的春天，师卫生部李毅政委到11旅卫生队检查工作，找我谈话。李政委拿出一张相片叫我看看，我感到很突然，当时很不好意思，羞羞答答地接过来。照片上是一位很威武的军官，全副武装非常严肃，我只看了一眼就把相片还给李政委。李政委笑着对我说：“小邓，这张相片你收下吧！这是给你介绍的对象。他是位老红军，有名的4师彭师长创办的‘三宝之一’骑兵团的团长——周纯麟同志，他能打善战，令敌人闻风丧胆……”这事来得太突然了，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就说：“我年纪还小，还没考虑个人问题，即使人再好，我也不能收下相片。”就把相片还给了李政委。李政委严肃地说：“你好好考虑一下，下次回答我。”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春末夏初，我正在地里劳动，通信员忽然传来命令叫我回去，说旅政治部黎同新主任找我谈话。我急忙赶回供给部，一身黄泥巴还没来得及洗就进了黎主任的办公室，他向我一边介绍一边说：“骑兵团周团长来看你了！”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么大的官来看我这个小兵，我可担当不起。 骑兵团是4师彭雪枫师长亲自创建的“三宝之一”，新四军唯一的红色“哥萨克”铁骑部队。老周说彭师长多次和他在行军作战的路上骑马并肩详谈，了解他在新疆当骑兵连长的一些经历，如怎样训练马匹、怎样练战术、怎样与敌人作战、骑兵和敌人作战的特点是什么等。周团长对答如流，彭师长听了他的介绍特别高兴。
像老周这样的红军干部，组织上很关心他们的个人问题。不仅是周团长一个人，只要是红军干部满足“258团”（即男军官年龄25岁，8年的斗争历史，团级干部）条件的，组织上都很关心。遗憾的是部队里女同志太少，又是在战争环境中，没有条件谈个人问题，所以只能依靠组织安排。就这样，我的婚姻大事由组织定了下来。我和周团长结婚也是彭雪枫师长亲自批准的。
1944年7月，在艰苦的战斗间隙中，组织上安排我到骑兵团与周纯麟团长喜结良缘，从此我这个小女兵就嫁给了一位能打善战的铁骑部队的红军老兵。我心里还是满意的。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只是简简单单地和几个大队干部吃了一顿饭就算完事了。我这个当新娘子的连件干净的衣服也没有，身上穿的衣服补了两个补丁，鞋子是前面露着“蒜瓣”，后面露着“鸭蛋”。老百姓的门板被用来当床铺，马被套当枕头，上面不仅有马毛还有马尿，马骚味熏得简直不能睡。但这也算解决了终身大事，完成了革命战斗中的婚礼！
婚后两天，正逢4师参谋长张震到团里来检查工作，他听说我们结婚了，一见面就喊：“周团长、邓文秀，你们结婚不请我喝喜酒？”我和老周说：“赶快请参谋长喝喜酒！”于是炊事班做了几个菜，买了一瓶烧酒，我亲自向参谋长敬了酒，就算是请师首长喝喜酒了。婚后，我被分配到骑兵团卫生队做医生工作，从此我就是骑兵团一名正式的骑兵了。
到了骑兵团以后，我得到了很多锻炼。我们卫生队是后勤兵，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马，发给卫生队里的几匹马，一是驮东西，再就是给伤病号骑。我们虽然不跟部队一起参加战斗，但也经常下到几个骑兵大队巡诊，看部队练兵，耳闻目睹受了很多教育。骑兵训练抓得很紧，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由团长亲自指挥训练。我们也早早地起来，看骑兵马术训练特别兴奋。当骑兵很不容易，他们中大部分人是从部队选调来的老兵，有的班长还是红军，很能吃苦不怕摔，从马上摔下来再跳上去，跳上去再摔下来，从不叫苦叫痛。
1944年夏，中央军委命令4师向津浦路西进军，收复失去的根据地，消灭日伪顽军，挽救中原局面。当时我和老周结婚才半个月，我看着他带领部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们卫生队的医护人员去了一部分，身强力壮马术好的同志跟随大部队应急战场救护，少数同志在后方留守种地。组织上安排我留守，我们每天焦急地等待着前方的捷报佳音传来。
在战斗中，彭雪枫师长总是身先士卒，亲临前沿阵地指挥部队。
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战斗即将胜利时，彭师长站在土围墙上，看到骑兵正在追杀残敌，他高兴得连声大喊：“打得好，打得好！”此时，忽然飞来一颗子弹打中了彭师长的胸部，他当即倒下，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军痛失了一位治军英才，我们痛失了一位良师益友。
兵妈妈的艰难
1946年的初夏，在战火纷飞的恶劣环境中，在苏北泗阳县我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起名叫善平。做母亲不容易，在战争环境中做母亲养活孩子更不容易！我白天要到卫生队去给伤病员换药看病，晚上回来还要带孩子做家务，感到非常疲劳。生活艰苦，经济困难，孩子生下来已经是接近麦收了，孩子没有衣服穿，身上还裹着爸爸的一件破棉袄，捂得孩子身上起了很多的疹子。那时候部队经济困难，我几次到供给处去领孩子的抚养费，都没有领到。我想把孩子送给老百姓寄养，但组织上不同意，因为有一位女同志寄留了两个女孩，抗战胜利后去要，老百姓根本就不给。
孩子离不开娘，我咬着牙背着孩子随部队行军转移。一天，部队要渡河，组织上决定有小孩子的带一批轻伤员坐小船先走。卫生队的女指导员陈芝云带领一批重伤员坐大船后走。当船行驶到涟水河中间时，国民党发现了目标，用飞机对着我们的船进行了疯狂扫射，因为我们船上是轻伤员，又是小船，行驶轻便很快就靠了岸，到村子里隐蔽了起来。陈指导员所在的大船，目标大，又都是重伤员，行动很不方便。敌机对他们的船来回扫射，指导员身负重伤，两条腿被子弹打断，船老大也被炸死。后来好不容易才上了岸，陈指导员和重伤员由民工用小车推、用担架抬，送到了后方留守医院。
我们从苏北一直转移撤退到山东的鲁中南。从泗阳转移时孩子才三四个月大，组织上对有小孩的家属特别照顾，给我派了一个运输员，帮我抱孩子拿行李。我记得这位运输员的名字叫刘伟青，30多岁，忠厚老实，能吃苦。要不是他帮我带孩子，我的孩子也不会健康长大，所以他的恩情到现在我都感激不尽，念念不忘。他是我的恩人呀！
从苏北到山东一路下了一个多月的雨。雨越下越大，水深到膝盖。开始我把孩子放在箩筐里背，后来留守处发给我一匹马，一边箩筐放小孩，另一边放行李，这样就感到轻松多了。
1947年初，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部队边转移边进行小规模的作战。战士中大部分都是南方人，习惯吃大米，转移到山东后他们对吃面食不习惯，难免发牢骚。后来进行了形势教育，大家明白转移是为了保存实力，不能和国民党硬拼硬干，要讲究斗争策略，这是战略转移。部队情绪高涨了，对取得最后胜利，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充满了信心。
1948年秋天，党中央发布指示，命令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做好充分准备，进行淮海战役。我们刚刚团聚不久的一家又要分别了。
老周这时已经是华野二纵5师副师长兼184团团长。在淮海战役中，一发炮弹落在阵地上，当场牺牲了3位同志（5师秦贤安政委、余奇义团长、屈首义参谋长），老周的头部也负了重伤，鲜血直流。愤怒的火焰燃烧在老周的胸膛，他指挥部队集中火力向敌人围子里射击，打得敌人哇哇直叫。姚云良师长强迫老周进了卫生所，并将从战场缴获的一件美式皮衣盖在他的身上。第二天卫生处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把老周头部的弹片取了出来，疼得他黄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牙齿咬得咯咯响。伤口包扎好后他坚持不下火线，用担架抬着，和姚师长一起指挥战斗。这段经历我一直都不知道，直到1949年渡江战役之前他才告诉我。
1949年春天，华野二纵5师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陆军21军62师，老周任师长，政委是周世忠。4月20日渡江战役开始了，21军受命解放杭州，62师的任务是保卫钱塘江大桥。老周率领部队从安徽巢湖渡过长江天堑，直奔浙江杭州钱塘江大桥。
我也积极准备随军渡江，争当一名巾帼英雄。但事与愿违，我又怀孕了，反应很厉害，水都喝不进。领导看我这个样子，动员我不要上前方，还是在后方留守。后方工作也很重要，有很多伤病员需要我们去治疗、看护。我这个后勤兵只好服从组织安排。
5月初，21军胜利解放了杭州，62师也圆满完成了保卫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前方后方会师了。原以为我们可以团聚了，但此时老周他们又接到新的战斗任务，南下台州、绍兴、诸暨等地区剿匪。老周亲自带领部队转战数月，清剿歼敌2387人，击毙中队以上匪首113人，维护和保障了台州地区人民的稳定和安全。
这时我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因她是1949年10月9日黎明时生的，所以取名“善黎”。
在老周率部队剿匪期间，我一个人呆在空旷无门窗的房子里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因为没有奶，孩子饿得直哭。小女儿一哭，大儿子也哭，喊着：“妈妈，你快喂喂小妹妹吧！”我不僅没奶喂孩子，还担心夜间残匪偷袭。幸好组织上配了一名运输员照顾我。有一次夜行军，由黄岩到海门，因是半夜，又下着毛毛细雨，伸手不见五指，孩子由运输员挑着，一不小心差点掉到海里去。好不容易到了海门，生活才慢慢地安定下来。
时间如白驹过隙。今年我已91岁了，作为战争的幸存者，我把这些难忘的经历记录下来，希望能对后人有所启迪和教育。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君 早〕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兵妈妈》〕
邓文秀，1925年7月出生，山东都城码头镇人。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1939年5月参加八路军115师政治大队。1941年成为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第一期学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第4师门诊部医助、师骑兵团卫生队医生、华东军区后勤政治部门诊所所长、南京军区炮兵机关幼儿园主任、上海延安饭店副主任、南京军区华东饭店副主任等职。1957年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1985年在南京离休。
国破山河碎
1925年7月25日，我出生于山东省郯城县沂河边上的码头镇。
我父亲是个遗腹子。奶奶为了父親这棵独苗，省吃俭用供他读了几年私塾。由于有点文化，又受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新思潮的影响，所以父亲比较开明进步，在家乡群众中颇负声望。
6岁那年，奶奶要给我裹小脚，说女孩子大脚不好看，将来嫁不出去，就拿了裹脚布，非要给我裹。父亲发火了，说女孩子也是人，为什么非要裹小脚！这样我才解脱了，没有受那个罪。
我6岁上学。放学回家，父亲就教我写毛笔字，当我的第二个老师。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我有时学习累了，想出去玩玩，他也不许我出去，所以我学习一直很好，成绩在学校排在前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北平，华北沦陷。我们白天上课，晚上老师带领我们到码头镇大街去游行示威，动员老百姓起来参加抗日救亡。每个学生手里都提着灯，拿着小红旗，红旗上写着标语。游行队伍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不当亡国奴”等口号，学生救国的热情非常高涨。
1938年开春，日军打到码头镇附近的台儿庄一带。大炮轰隆隆地响，吓得全家老小不敢睡觉。后来才知道正在进行的就是台儿庄大战。学校停课了，家里也呆不住了。有钱人、地主老财都跑到国民党的大后方重庆去避难。
到哪里去呢？我心想：我们没钱，可就是有钱也不知道投奔谁，反正不能到国民党那里去。我们正在发愁的时候，有个男老师，名字叫刘胜华（后来听说是地下党）。他对我们说抗战爆发了，他要走了，还悄悄说自己要去参加革命了。我们就问他什么叫“革命”。他说革命就是去打日本鬼子救中国！我们稍懂了些道理，中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要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不能受小日本鬼子的欺负！这时又听见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在离我们家乡几十里路远的地方（枣庄地区）轰炸、炮击，轰隆隆的爆炸声越来越近，爆炸的冲击波把房子震得摇摇晃晃。只听见有人喊：“不好了，日本鬼子打进来啦，赶快跑啊……”
奶奶忙劝父亲：“你带着她们娘儿几个赶快走吧！家里是不能呆了。我人老了，看着这点家底子也不要紧！”我父亲是个孝子，奶奶就生了他这一个儿子，父亲就说：“娘不走我也不走，我要在家里陪着你，就让孩子娘带着孩子们跑吧，再不跑就真的要当亡国奴了，要被杀了！”母亲就急急忙忙提了一个包袱带着我们姐弟6人去逃难了。
母亲带着我们逃到离码头镇有20多里路时，天黑了。我们躲进农村坟堆的一个窑洞里，吓得不敢大声喘气，就听见大路上有轰隆隆的装甲车的声音。鬼子没有到坟堆里来搜查，我们侥幸逃过一劫。远远地我们看见码头镇火光冲天，日本鬼子开始了野蛮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杀光、烧光、抢光。
我们为了活命又一直往北跑，跑到外祖父家里住了下来。一个月以后，外祖父让我大舅到码头镇去打听家里的情况，我大舅和二舅到了镇上不敢进街里，只好在镇外打听情况。因我父亲在码头镇老百姓中很有威望，我舅舅就问老乡：“你们知不知道刘家街邓树琪先生家里怎么样了？”老乡流着泪难过地说：“邓先生被鬼子杀害了，连砍三刀，他家的房子全都烧光了，老太太也被打了个半死。”
听到这个噩耗，大舅急忙赶回家告诉我外祖父。大人们找来几块木板钉了一口棺材，眼含泪水，草草地把我父亲埋葬了。母亲当时才30多岁，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小妹，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
听奶奶说，鬼子烧杀抢夺后冲进我家房间，看见墙上挂着我上小学时全班的一张集体照，恶狠狠地对我奶奶喊叫：“花姑娘的大大的有，大大的有。”我奶奶说：“没有，她们早就跑了。”日本鬼子恶狠狠地用皮鞭把我奶奶毒打了一顿。
国恨家仇，永记心头。
为报父仇姐妹从军
这时，抗日游击队来到了我的家乡，在离码头镇西南30里的芦汪子村办了一个军政干部培训班。我想这是最好的报仇机会，就毅然报名参加了培训班。培训班的队长叫周南，指导员叫郭英。经过3个月的学习，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离家20多里的苍山县县团部妇女部做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到农村去动员大娘、大嫂们起来抗战。刚开始，老百姓由于害怕不愿意给我们开门，我们就站在门口不走，亲切地叫道：“大娘，开门吧，我们都是老百姓，是小姑娘，没有别的事，不要害怕，就是来看看您。日本鬼子打进来了，我们要团结起来抗战！”老百姓在门里听，我们就在外面讲，有时在门口站一个多小时。慢慢地她们被我们感动了，就打开门把我们迎进家。经过宣传动员，大娘、大嫂们和我们亲近了，纷纷报名参加了妇救会，并动员家里的男人们参军上前线。真是“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抗日救亡的局面在家乡全面展开。一天，在工作中我不慎从梯子上摔下来，把腰摔伤了，当时就晕倒在地，口吐白沫。同志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抢救过来，送我回家养伤。在家住了两个月后伤基本好了。这时已是1939年的春天，八路军115师来到了我的家乡码头镇。师长是林彪，政委是罗荣桓。罗政委的夫人林月琴大姐当时在师政治部当干事，分管政治大队（后来叫文工团）。
5月的一天，两位女八路来到我家，一个叫戴流，一个叫文铭。她们拉着我的手问：“小大姐，你看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看你们是八路军。”
“八路军好不好？”
“当然好喽！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为民报仇雪恨。” “那你愿不愿意参加八路军？”
“当然愿意了，参加八路军可以为父报仇！你们要我吗？”
没想到她们一口答应说：“要你。”我听了喜在心里，笑在脸上。12岁的大妹妹见我要走，哭闹着也要跟我去。部队同志怕她太小行军跑不动路，不同意带她。大妹妹当兵心切，哭着说：“我能跑路，保证不掉队！我要打小鬼子，为父亲报仇！”我也帮她说情：“同志，你们就带她去吧，她不会掉队的。”
就这样，我们姐妹俩告别了生养我们的家乡，告别了母亲、奶奶和弟妹，跟着115师走上了一条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道。而这一走，就是8年！
参军后，我们随部队跋山涉水到了沂蒙山抱犊崮山区。我们天天爬山，围着大山转，一边搞宣传，一边搞训练。山里地形复杂好隐蔽，敌人打来了，我们就和他们捉迷藏。敌人在山这边，我们就走到山那边。敌人无法找到我们，我们却能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冬天来了，气温达零下十几度，但我们没有棉衣穿。晚上住在老百姓家，我们把麦草铺在地上，衣服也不脱，用背包当枕头，几个人挤在一起，把床单往身上一盖就睡觉了。早上5点起床，我们到河边敲开结冰的水洗脸，然后出操、训练、吊嗓子……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我们从来不觉得累，整天乐呵呵的。
大约在1940年初秋，我所在的115师教导5旅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让我们紧急出发，南下苏北会师新四军。我们从山东沂蒙山一直开拔到江苏盐城地区，那儿是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我们教导5旅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旅长是梁兴初。这样我就从一个八路军战士变成了新四军战士。
在华中卫生学校
1941年1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受重创，部队伤亡很大，急需补充大批医务人员。同年7月，新四军成立了华中卫生学校，我有幸成为华中卫校第一期正式学员，从此改行做医务工作。
军部首长非常关心华中卫校。陈毅军长亲自到学校参加了开学典礼，并作重要指示。刘少奇政委也给我们作了《革命的人生观》和《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
在卫校学习时间虽不长（一队为一年，二队为半年），但进行的训练很全面。学员除业务训练外，还接受了严格的军事和政治训练。学校从适应部队战地需要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重点突出，以战场救治为主，兼学一些基础理论，如解剖学、药物学，包括学习英文药名等。我这一生能为革命作出一些贡献，与在华中卫校所接受的全面严格的训练是分不开的。
为了适应战斗的需要，我们还进行了轻武器使用的训练，像步枪、手榴弹等。在训练中强调要严、快、准，特别强调动作要敏捷。每天天还没有亮，有时月亮还高挂在天空，起床哨一吹，大家一骨碌爬起来，5—10分钟全副武装集合完毕。接着就出操、队列训练或急行军。盐阜地区是水网地带，稻田很多，我们走在田埂上，稍不当心就摔到水沟里。一天夜里在田埂上行军，我不小心把新发的布鞋跑掉了，我咬着牙，光着脚坚持走到驻地。班长看到我赤着脚，脚上打起了泡，就把她的一双新鞋拿给我穿，我感动得直掉泪，深深感受到了革命部队的温暖。
在此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战斗在洪泽湖上
1942年5月，因为部队战斗频繁，急需医务人员，我们提前毕业了。在我的请求下，1942年秋天，领导批准我调到安徽泗县（今江苏洪泽县）半城新四军4师战地医院当医生。
1942年11月中旬，新四军开始了著名的33天反“扫荡”。医院接到了司令部的命令，要我们做好战斗准备，立即组织伤病员分散转移。因为医务人员少，我们动员老百姓组织担架队，用软床做担架，把重伤员先抬走。凡是能走动的轻伤员，都编队到洪泽湖边上待命。我们医院是直属队最后一批撤离半城的。我们用船把伤病员转移到洪泽湖的芦苇丛里隐蔽，等所有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集合完毕，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当时我们船上还有彭雪枫师长的夫人林颖，她已怀有身孕，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她，千万不能出问题。
我们带着伤病员在洪泽湖高粱涧一带与敌人周旋。由于敌人封锁很严，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能吃上两顿没油少盐的玉米渣子稀饭，里面掺着高粱草种 子、菱角秧子、鸡头米等。伤员的伤口没有绷带包，我们就把衬衣撕成条，放在锅里煮开消毒后给伤员包扎。消毒纱布和凡士林没有了，我们就把自己吃的盐省下来用水煮开，把盐水布条敷在伤员的伤口上……
尽管环境恶劣，但我们都抱着坚定的信念：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丢掉一名伤员。我们在芦苇荡和伤病员、渔民、村民结成了血肉相连的整体。渔民打了鱼会买些油盐，闯过敌人的封锁线，偷偷地给我们送来。有个船老大是山东人，对我们就像自家人一樣热情。我们的同志去抓鱼，抓来以后这位老乡就帮我们用火烤熟，大家吃起来觉得真香呀！伤员们编了段顺口溜：“洪泽湖真正大，有鱼有草又有虾，还有鸡头菱角和藕花，没有粮食也不怕。”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42年12月底，33天反“扫荡”胜利结束。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完成了分散寄留保护伤病员的任务，使一批批伤员重返前线杀敌立功。
与骑兵结缘
1944年的春天，师卫生部李毅政委到11旅卫生队检查工作，找我谈话。李政委拿出一张相片叫我看看，我感到很突然，当时很不好意思，羞羞答答地接过来。照片上是一位很威武的军官，全副武装非常严肃，我只看了一眼就把相片还给李政委。李政委笑着对我说：“小邓，这张相片你收下吧！这是给你介绍的对象。他是位老红军，有名的4师彭师长创办的‘三宝之一’骑兵团的团长——周纯麟同志，他能打善战，令敌人闻风丧胆……”这事来得太突然了，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就说：“我年纪还小，还没考虑个人问题，即使人再好，我也不能收下相片。”就把相片还给了李政委。李政委严肃地说：“你好好考虑一下，下次回答我。”
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春末夏初，我正在地里劳动，通信员忽然传来命令叫我回去，说旅政治部黎同新主任找我谈话。我急忙赶回供给部，一身黄泥巴还没来得及洗就进了黎主任的办公室，他向我一边介绍一边说：“骑兵团周团长来看你了！”我吓了一跳。心想这么大的官来看我这个小兵，我可担当不起。 骑兵团是4师彭雪枫师长亲自创建的“三宝之一”，新四军唯一的红色“哥萨克”铁骑部队。老周说彭师长多次和他在行军作战的路上骑马并肩详谈，了解他在新疆当骑兵连长的一些经历，如怎样训练马匹、怎样练战术、怎样与敌人作战、骑兵和敌人作战的特点是什么等。周团长对答如流，彭师长听了他的介绍特别高兴。
像老周这样的红军干部，组织上很关心他们的个人问题。不仅是周团长一个人，只要是红军干部满足“258团”（即男军官年龄25岁，8年的斗争历史，团级干部）条件的，组织上都很关心。遗憾的是部队里女同志太少，又是在战争环境中，没有条件谈个人问题，所以只能依靠组织安排。就这样，我的婚姻大事由组织定了下来。我和周团长结婚也是彭雪枫师长亲自批准的。
1944年7月，在艰苦的战斗间隙中，组织上安排我到骑兵团与周纯麟团长喜结良缘，从此我这个小女兵就嫁给了一位能打善战的铁骑部队的红军老兵。我心里还是满意的。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只是简简单单地和几个大队干部吃了一顿饭就算完事了。我这个当新娘子的连件干净的衣服也没有，身上穿的衣服补了两个补丁，鞋子是前面露着“蒜瓣”，后面露着“鸭蛋”。老百姓的门板被用来当床铺，马被套当枕头，上面不仅有马毛还有马尿，马骚味熏得简直不能睡。但这也算解决了终身大事，完成了革命战斗中的婚礼！
婚后两天，正逢4师参谋长张震到团里来检查工作，他听说我们结婚了，一见面就喊：“周团长、邓文秀，你们结婚不请我喝喜酒？”我和老周说：“赶快请参谋长喝喜酒！”于是炊事班做了几个菜，买了一瓶烧酒，我亲自向参谋长敬了酒，就算是请师首长喝喜酒了。婚后，我被分配到骑兵团卫生队做医生工作，从此我就是骑兵团一名正式的骑兵了。
到了骑兵团以后，我得到了很多锻炼。我们卫生队是后勤兵，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马，发给卫生队里的几匹马，一是驮东西，再就是给伤病号骑。我们虽然不跟部队一起参加战斗，但也经常下到几个骑兵大队巡诊，看部队练兵，耳闻目睹受了很多教育。骑兵训练抓得很紧，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由团长亲自指挥训练。我们也早早地起来，看骑兵马术训练特别兴奋。当骑兵很不容易，他们中大部分人是从部队选调来的老兵，有的班长还是红军，很能吃苦不怕摔，从马上摔下来再跳上去，跳上去再摔下来，从不叫苦叫痛。
1944年夏，中央军委命令4师向津浦路西进军，收复失去的根据地，消灭日伪顽军，挽救中原局面。当时我和老周结婚才半个月，我看着他带领部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我们卫生队的医护人员去了一部分，身强力壮马术好的同志跟随大部队应急战场救护，少数同志在后方留守种地。组织上安排我留守，我们每天焦急地等待着前方的捷报佳音传来。
在战斗中，彭雪枫师长总是身先士卒，亲临前沿阵地指挥部队。
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战斗即将胜利时，彭师长站在土围墙上，看到骑兵正在追杀残敌，他高兴得连声大喊：“打得好，打得好！”此时，忽然飞来一颗子弹打中了彭师长的胸部，他当即倒下，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军痛失了一位治军英才，我们痛失了一位良师益友。
兵妈妈的艰难
1946年的初夏，在战火纷飞的恶劣环境中，在苏北泗阳县我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起名叫善平。做母亲不容易，在战争环境中做母亲养活孩子更不容易！我白天要到卫生队去给伤病员换药看病，晚上回来还要带孩子做家务，感到非常疲劳。生活艰苦，经济困难，孩子生下来已经是接近麦收了，孩子没有衣服穿，身上还裹着爸爸的一件破棉袄，捂得孩子身上起了很多的疹子。那时候部队经济困难，我几次到供给处去领孩子的抚养费，都没有领到。我想把孩子送给老百姓寄养，但组织上不同意，因为有一位女同志寄留了两个女孩，抗战胜利后去要，老百姓根本就不给。
孩子离不开娘，我咬着牙背着孩子随部队行军转移。一天，部队要渡河，组织上决定有小孩子的带一批轻伤员坐小船先走。卫生队的女指导员陈芝云带领一批重伤员坐大船后走。当船行驶到涟水河中间时，国民党发现了目标，用飞机对着我们的船进行了疯狂扫射，因为我们船上是轻伤员，又是小船，行驶轻便很快就靠了岸，到村子里隐蔽了起来。陈指导员所在的大船，目标大，又都是重伤员，行动很不方便。敌机对他们的船来回扫射，指导员身负重伤，两条腿被子弹打断，船老大也被炸死。后来好不容易才上了岸，陈指导员和重伤员由民工用小车推、用担架抬，送到了后方留守医院。
我们从苏北一直转移撤退到山东的鲁中南。从泗阳转移时孩子才三四个月大，组织上对有小孩的家属特别照顾，给我派了一个运输员，帮我抱孩子拿行李。我记得这位运输员的名字叫刘伟青，30多岁，忠厚老实，能吃苦。要不是他帮我带孩子，我的孩子也不会健康长大，所以他的恩情到现在我都感激不尽，念念不忘。他是我的恩人呀！
从苏北到山东一路下了一个多月的雨。雨越下越大，水深到膝盖。开始我把孩子放在箩筐里背，后来留守处发给我一匹马，一边箩筐放小孩，另一边放行李，这样就感到轻松多了。
1947年初，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部队边转移边进行小规模的作战。战士中大部分都是南方人，习惯吃大米，转移到山东后他们对吃面食不习惯，难免发牢骚。后来进行了形势教育，大家明白转移是为了保存实力，不能和国民党硬拼硬干，要讲究斗争策略，这是战略转移。部队情绪高涨了，对取得最后胜利，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充满了信心。
1948年秋天，党中央发布指示，命令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做好充分准备，进行淮海战役。我们刚刚团聚不久的一家又要分别了。
老周这时已经是华野二纵5师副师长兼184团团长。在淮海战役中，一发炮弹落在阵地上，当场牺牲了3位同志（5师秦贤安政委、余奇义团长、屈首义参谋长），老周的头部也负了重伤，鲜血直流。愤怒的火焰燃烧在老周的胸膛，他指挥部队集中火力向敌人围子里射击，打得敌人哇哇直叫。姚云良师长强迫老周进了卫生所，并将从战场缴获的一件美式皮衣盖在他的身上。第二天卫生处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把老周头部的弹片取了出来，疼得他黄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牙齿咬得咯咯响。伤口包扎好后他坚持不下火线，用担架抬着，和姚师长一起指挥战斗。这段经历我一直都不知道，直到1949年渡江战役之前他才告诉我。
1949年春天，华野二纵5师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陆军21军62师，老周任师长，政委是周世忠。4月20日渡江战役开始了，21军受命解放杭州，62师的任务是保卫钱塘江大桥。老周率领部队从安徽巢湖渡过长江天堑，直奔浙江杭州钱塘江大桥。
我也积极准备随军渡江，争当一名巾帼英雄。但事与愿违，我又怀孕了，反应很厉害，水都喝不进。领导看我这个样子，动员我不要上前方，还是在后方留守。后方工作也很重要，有很多伤病员需要我们去治疗、看护。我这个后勤兵只好服从组织安排。
5月初，21军胜利解放了杭州，62师也圆满完成了保卫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前方后方会师了。原以为我们可以团聚了，但此时老周他们又接到新的战斗任务，南下台州、绍兴、诸暨等地区剿匪。老周亲自带领部队转战数月，清剿歼敌2387人，击毙中队以上匪首113人，维护和保障了台州地区人民的稳定和安全。
这时我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因她是1949年10月9日黎明时生的，所以取名“善黎”。
在老周率部队剿匪期间，我一个人呆在空旷无门窗的房子里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因为没有奶，孩子饿得直哭。小女儿一哭，大儿子也哭，喊着：“妈妈，你快喂喂小妹妹吧！”我不僅没奶喂孩子，还担心夜间残匪偷袭。幸好组织上配了一名运输员照顾我。有一次夜行军，由黄岩到海门，因是半夜，又下着毛毛细雨，伸手不见五指，孩子由运输员挑着，一不小心差点掉到海里去。好不容易到了海门，生活才慢慢地安定下来。
时间如白驹过隙。今年我已91岁了，作为战争的幸存者，我把这些难忘的经历记录下来，希望能对后人有所启迪和教育。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君 早〕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兵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