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独立后，埃里克·威廉斯长期担任总理并多次访问中国，但与之相比，他的学术著作在中国理应有更大的名气。他的主要著作几乎在三十年前都被翻译成了中文——《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一九八二）、《从哥伦布到卡斯特罗：加勒比地区史》（一九七六）、《内心的渴望》（一九七六）、《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史》（一九七三），可以说威廉斯是仅次于二零零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为中国人熟悉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名人。“文革”末期阅读饥荒年代，我曾读过内部出版的《从哥伦布到卡斯特罗：加勒比地区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史》，留下的印象只是这个小国的地理位置——处在委内瑞拉北面加勒比海上。我最近找来威廉斯的著作重读是几个要素巧合促成。伦敦奥运会期间，我面对的电视机屏幕上闪烁着田径场上牙买加飞人博尔特的身影，而桌上放着一本旧书店淘来的《英国的历史学家与西印度》（日文版，《帝国主義と知識人――イギリスの歴史家たちと西インド》，岩波书店一九七九年版），这本书的主题是讲述围绕一八六五年牙买加黑人起义前后英国知识分子们（历史学家、文学家、政论家）出自不同立场的学说和论战。加上我手里正在校对的一本译书的作者斯图尔特·约翰·密尔，正是一八六五年那场论战中，对镇压合法性提出异议的知识群体的领军人物——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利益是政策及舆论形成背后的推手

　　《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下引此书只标页码）是威廉斯一九三八年在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的一篇论文，成书出版前原来的论题是“废除英属西印度群岛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的经济因素”。这本书也是他的成名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文版策划者当时的出版动机是通过该书的丰富资料和生动叙述黑奴被奴役历史，“了解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可是恐怕策划者并不知道这部著作的真正价值、在同类著作中有何独创性。威廉斯强调的是，十九世纪初英国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商人、议会乃至政府中之所以有人主张废除西印度群岛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最初起因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宗教的道德观认识和提倡民主政治体制，而是最先考虑到重商主义者追逐的三角贸易衰落以及奴隶制生产模式已经不能给帝国经济带来利益。英属西印度的甘蔗生产由于成本高，出口英国的价格高于印度、巴西和欧洲的甜菜糖，西印度群岛各地因为蔗糖出口萎缩、生产停滞，从英国本土进口的商品也日益减少。对海外殖民地西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让西印度蔗糖垄断本土市场）已经成了本土英国政府经济上的累赘。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工业资本主义要替代商业资本主义及从属的海外奴隶制度生产方式，追求更高的利益，就出现废除奴隶制的呼声。威廉斯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这个观点，在他以后的地域史著作中有更详细、浅显的叙述和分析，没有经济史基础的读者如果先读一九七零年出版的《从哥伦布到卡斯特罗：加勒比地区史》，更容易理解《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这一核心观点。前书中谈到废除奴隶制的五个动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人道主义鼓动、国际贸易竞争和社会问题，虽然没有否定人道主义的作用，但是经济因素是放在首位，而且国际贸易竞争也可以归结为经济要素的一部分。
　　威廉斯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并不是关于奴隶制兴衰的叙述，而是其最后归结的五个结论，今天读起来还是可以感受到作者很高的学术素养，即他能从大量的历史现象、事实叙述中形成抽象的结论，而这正是我国当代学人尤其欠缺的。
　　该书的第一个结论是：“在这个历史时期，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正在发展中的经济力量。”（202页）威廉斯这个结论并非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简单翻版，这里的经济力量，是指经济变化、发展中人们对追逐利益的主观动力，为利益驱动的力量。他的第二个结论明确地补充、阐释第一个结论：“相互竞争的各个最有势力的商人集团、工业家和政治家集团，对他们眼前的利益极其敏感，然而对他们各自采取的行动、提出的建议和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则往往是盲目的。”（203页）利益、眼前利益决定政策，不一定掌握某种发展规律，不是出于长远的预见，而是摸石头过河。威廉斯告诫说：战后人们追求自由民主时，也需要“冷静观察一下这些理论所代表的特权阶级”，即每一个时代出现的修正的主流理论也是为特权阶级利益服务的。下面第三个结论更明确，不以学术为职业的中国读者今天读起来也必然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这里不嫌冗长援引这一段：
　　这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要从与这个时代密切相联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去进行研究……我们看到，英国的政治家、政论家，今天维护奴隶制，明天谴责奴隶制，后天他们又出来维护奴隶制。他们今天是帝国主义者，第二天成为反帝国主义者；经历了一代人之后，他们又成为亲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在维护或抨击奴隶制时也往往依据很高的道德和政治标准。他们所要抨击的事物，往往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以英镑或美元来计算的……这些事实当时可能并不为人们所理解。但是，历史学家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叙述这件事实时，就没有理由把其中的真实利益继续淹没在混沌之中。群众性的反奴隶制运动，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也表明，它与新兴利益集团出现和壮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与旧利益集团必然毁灭也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204页）
　　威廉斯所说的“经济发展过程”具体是指这个过程中的利益及人追求的变动。他还对“历史学家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叙述这件事实时，就没有理由把其中的真实利益继续淹没在混沌之中”一句专门做了注释：指出牛津大学的前辈历史学家库普兰（Sir Reginald Coupland）的研究有这种混淆视听的倾向。最后第五个结论就是具体地对这种倾向的批判。
　　第四个结论承接第三个，也是针对历史学同行研究方法发出的批判。他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命中注定要灭亡的旧利益集团也还能起一种阻碍作用、分裂作用。这些作用只有通过了解这个集团先前曾起过强有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还受到过保护的情况才能加以解释。”换言之，倘若将历史割裂开来考察，“经常使用那种简明扼要的叙述方法，用经过仔细选择，又有代表性的一些当代言论来进行解释，那只能对本来很明确的目的和意图造成误解”（203页）。威廉斯强调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盛行的所谓进步人道主义、宗教道德观是废止奴隶制的思想源头这样的历史学解释，是对本来为了利益提出废奴提案的事实的一种歪曲，是历史学家人为地挑选史料、证据的结果。这些结论对我们考察中国当代史也具有警示作用。历史不间断的延续要求我们不能把最近的三十年与之前的三十年割裂开来，放弃全民所有制、放弃阶级斗争论、放弃解放全人类的口号，转向一种特殊的私有制经济体制，背后有着微妙的新的利益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