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用笔杆子打仗的“不老的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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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 2000,湖南新化人,黄埔第6期学员】
  到了晚年,虽然有视力衰退、两耳重听、记忆力不好、牙疼等老年病折磨着,但谢冰莹还是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写作,因此被人称为“不老的女兵”。她说:“我只希望做一个平凡的渺小的人,只愿用整个的心力贡献给文学。读者的眼泪便是我的收获,读者的同情就是我的财产、我的无价之宝!”
  从小就有浓厚的文学兴趣
  1906年9月5日,谢冰莹在湖南新化县大同镇谢铎山(今属冷水江市)诞生了。她的父亲是清朝举人,在女儿五六岁时就教她读《唐诗三百首》、《随园女弟子诗集》、《史记》等。
  谢冰莹从小就有惊人的记忆力,但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束缚着的母亲,要她少读书,多学女红。而谢冰莹从小就有反抗精神,为了迫使母亲接受她上学读书的要求,曾绝食3天,才争得进私塾的权利。
  12岁时,谢冰莹改入大同女校。她在小学时期,爱上了读《水浒》,母亲对她着魔似地看小说非常痛恨,但她回答:“禁止我看小说是不行的,即使成了瞎子,我也要看。”
  1921年暑假,谢冰莹又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在新的环境里,谢冰莹对文学的兴趣像酒一样愈酿愈浓,文苑里争芳斗艳的新文学之花,引诱着她那颗入了迷的心。
  “那时,除了上课,所有余下的时间,我都消磨在图书馆里,又因我有一个时期担任图书管理员的职务,看小说的机会更多,而且每次购到新书的时候,我总有优先权阅读。那时我崇拜的作家是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小仲马等。王尔德和爱罗先珂的童话,也是我最喜读的,中国的小说,我最喜欢看《水浒》和《三国》。《红楼梦》虽是一部小说,但对于林黛玉的哭,并不能引起我的同情,而贾宝玉那种傻头傻脑只知道和女孩子玩的态度,我常骂他没出息……我爱看哀感悲壮的小说,就是看戏看电影也一样,我不喜欢看那些结局大团圆的,而喜欢看结局悲惨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小仲马的《茶花女》和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朱淑贞的断肠词,成了我最爱的读物……”谢冰莹说。
  在女师,谢冰莹的国文教师是大翻译家李青崖,在文学创作上,不时给她以点拨;但她用心血写的万余字的小说《初恋》,李先生却不给她改,并说当初福楼拜尔教莫泊桑写小说是从短篇入手,莫泊桑才成了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中学时期,谢冰莹和两个爱好文学的朋友,写了许多小说、散文和新诗,还天天写日记。这种刻苦练习,使得她文思敏捷,笔锋流利,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军日记》使其名扬天下
  谢冰莹的二哥,是封建婚姻的牺牲者。他同情3岁时就已订亲的妹妹,怂恿、支持她逃婚。当他从报上看到中央军校招收女兵的消息后,急忙告诉妹妹赶快报名。于是,1926年冬,谢冰莹经过许多曲折和艰苦,来到武汉,投入了革命的洪炉,在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6期女生部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与她同时受训的200多女同学中,有小姐、太太,生过三四个孩子的母亲,还有母女两代人,不少人是小脚。然而她们是最勇敢的新女性,都是牺牲了家庭的享受和学校的舒适生活而来到有着“铁一般纪律的军事集团来受苦,来锻炼身体和精神的”。
  1927年,谢冰莹随北伐军北上。她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只要把军阀打倒了,全国民众的痛苦都可以解除;我只希望跑到战场上去流血,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
  北伐途中,谢冰莹利用行军与作战的间隙,把所闻所见所感,废寝忘食地用火一样的热情急就成章,这就是她的成名之作———《从军日记》。
  《从军日记》的故事生动、文笔酣畅,堪称一代文苑的奇葩。谢冰莹把《从军日记》投寄到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主笔孙伏园见到后极为兴奋,就陆续把这组文章刊登在从1927年5月14日至6月22日的副刊上。《从军日记》立即轰动了文坛,接着林语堂把它译成英文,也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连载,后又有法、俄、日、朝鲜等文的版本问世。于是,“谢冰莹”便名扬天下了。


  因骂溥仪是汉奸被囚于日本
  1931年仲夏,谢冰莹在上海江湾幽静的黑房子里,废寝忘食地写作。一天能写1.3万字的她,仅用了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两部作品。这两部书的顺利出版,使她一共得到了650元的巨款。她决定用这笔款去东京留学,完成梦寐以求的读书志愿。
  在日本期间,谢冰莹攻读西洋文学。这时,她开始翻译小说。当时她有一个计划:“再努力读3年日文,然后把歌德、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巴尔扎克……几位我最崇拜的作家底(的)全部杰作,介绍到中国来”。
  1936年4月12日晚,她刚补习日文回来,就被侦探抓到警察署去了。她被捕的原因是:当日本侦探3次问她去不去欢迎朝日的溥仪时,她不但不去,而且反对。谢冰莹说“溥仪,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遭到全中国人唾骂的汉奸而已”,“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满洲国’”。为了爱国,她在日本蹲了3个星期的监狱,受尽了侮辱和痛苦。后来通过柳亚子和日本朋友的帮助,她才逃出虎口,回到祖国。
  回到祖国后,谢冰莹没有在上海多呆,便取道香港到了桂林,不久便到南宁高中教语文,编辑《广西妇女》周刊,还整理了10多篇散文辑为《湖南的风》,由北新书局出版。
  用笔杆子打仗的“女兵”
  1937年,谢冰莹母亲病故不久,父亲又患重病,她也正在衡山半山亭养病。卢沟桥上抗战的炮声响了,她顾不得感情的创伤和亲情的挽留,毅然告别家乡,永别了父亲,奔向战场。
  谢冰莹来到长沙,立即发动妇女到前线为伤兵服务,4天内便成立了一切都是自备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她举着鲜红的团旗,她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抢先上了前线。
  这是谢冰莹一生最快乐的经历之一,她说:“真的,我不知用什么文字来形容我的快乐。”
  在抗日战争的烽烟里,谢冰莹跑遍了运河两岸,长江南北,跑遍了黄河流域,在汉口作过《前线归来》的讲演,也曾在重庆为《新民报》编辑副刊《血潮》。在四川,她不习惯后方的生活,于是又奔向徐州。台儿庄大捷中那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使她兴高采烈。这时期,她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后来在广西出版了一本《五战区巡礼》。在欢乐与痛苦、光荣和侮辱、血泪与火交织的战时生活里,谢冰莹凭着自己的勇气,“冲破了黑暗,斩断了枷锁”,又做了一次“叛逆的女性”。
  抗日战争中,谢冰莹搜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材料,把为祖国而战的无名英雄介绍给千百万同胞。1940年至1943年,她到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这期间,她写了80万字的文章,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姊姊》、《梅子姑娘》、《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及《在日本狱中》。
  在文坛上不停耕耘的“不老的女兵”
  1948年,谢冰莹应聘到台湾师范学院(台湾师范大学前身)任教授,讲国文和《新文艺习作》,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分镜头电影脚本《踩出来的路》。
  谢冰莹在台湾一直从事教学,但她的创作一直也很旺盛,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1950年代,她出版了长篇小说《红豆》,并曾先后到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讲学3年,在台湾出版了《菲岛游记》、《冰莹游记》、《马来亚游记》、《海天漫游》和以菲律宾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碧瑶之恋》。1960年代,她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
  50多年来,谢冰莹在文坛上不停地耕耘,写了1000多万字的作品,共出版了近60多部散文(包括自传、游记、书信、报告文学等),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集)和论文集。
  到了晚年,虽然有视力衰退、两耳重听、记忆力不好、牙疼等老年病折磨着,但谢冰莹还是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写作,因此被人称为“不老的女兵”。她说:“我只希望做一个平凡的渺小的人,只愿用整个的心力贡献给文学。读者的眼泪便是我的收获,读者的同情就是我的财产、我的无价之宝!”
  2000年1月5日,谢冰莹在美国旧金山逝世。
  (摘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阎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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