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wa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and much has been written to reflect on the historical event. 300 years ago， a bloodless palace coup propelled United Kingdom onto the road of a constitutional state， and a modern civilized societ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at followed turned UK into the superpower of the world. The British opened the gate to China and Chinese markets through the opium trade and war. Thus there is a rich British complex in rational analysi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s of many Chinese scholars.
　　2011年是中国的“辛亥革命”百年，反思文字很多。其中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对英国“光荣革命”的讨论。300多年前的一次不流血宫廷政变将英国推上了宪政国家的道路，也进入了现代文明的社会。其后的工业革命又将英国变成了世界霸主，英国进一步通过鸦片贸易和战争打开了中国市场和国门，这就使得许多中国学者的理性分析和感情表达都有浓郁的英国情结。
　　一位中国学者在去年流行的一本小册子中将清朝最后皇帝的退位诏书定位为相当于英国的“光荣革命”，虽然有些言重，但也道出历经百年暴力革命摧残的知识分子内心的反思和期待。须知，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很不光彩的阶级妥协，没有通过暴力革命获得的政权都是不彻底的，也是缺乏革命灵魂的。前苏联和中国的主流史学界对“光荣革命”的评价都不高，故尔，当下的反思也多从宪政的角度来考察，说明英国革命远比暴力流血的法国大革命来得成功和符合现代性。
　　不同的专业立场对“光荣革命”有不同角度的解读，相映成趣。大众的版本多是集中于借助宗教力量的权力之争。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上台后大肆扩张天主教徒的势力，迫害清教徒，与天主教的法国结盟。而清教徒主体的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集团则扶植不信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之女玛丽和她丈夫荷兰执政王威廉联合执政。1688年，威廉夫妇带领军队逼迫詹姆斯二世下野并流亡法国，由夫妇两人联合统治英国。宣布天主教徒不得担任英国国王。国王也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这种血亲为仇、宫廷政变、国教改宗的故事一直是文学剧本的焦点。
　　政治家和法律学者则再上溯400年历史。在英格兰贵族的劫持与胁迫下，英国国王约翰不得不在1215年订立了《大宪章》（Magna Carta），这是封建贵族与王室的政治权利契约。而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第三十九条，由它衍生了人身保护的概念：“除非经过由普通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是根据法律行事；否则任何自由的人，不应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夺去财产、被放逐或被杀害”。以法律规则高于国王个人意志成为社会共识，尽管国王在以后几百年中不断扩大权力，但这一条始终没有变化。“光荣革命”后，新国王不得不与支持他们上台的英国资产阶级代表的议会签署了《权利法案》。这是英国政治性法律中重要的一部法案，由威廉三世于1689年签署。
　　《权利法案》规定了英国人民拥有不可被剥夺的民事与政治权利，包括：国王不得干涉法律；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人民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人民有配带武器用以自卫的权利；人民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人民有不遭受残酷与非常惩罚的自由；人民有在未审判的情况下不被课罚金的自由，等等。直到今天，地球上许多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实现这样一些基本的权利。相对于几百年来，全球各地的血腥暴力与革命，英国人民的这些权利的实现却是不流血的政变产物，这就是“光荣革命”的光荣所在。
　　宗教版本直指人心信仰，不过宗教无法避免甚至鼓励杀戮，却是历史事实，这显然不足以解释何以光荣的原因。法律和宪政版本则是巩固了“光荣革命”的结果和将其制度化。相对于以后的法国、美国等制度改变都经历的战争与暴力而言，英国“光荣革命”还需要更多解释。托克维尔等学者在此后的历史研究著作中，把英国人的性格和理性能力等都带进了分析要素。不过，他更是基于要批评法国知识分子的浪漫激情和暴力倾向。
　　多年前，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则从经济制度和金融能力的角度专门著述，分析了英国“光荣革命”背后的商业背景。与中国的一统江山不同，中世纪的欧洲是教权和王权博弈的时代，各国国王都在有限的疆土上不断扩大王权的经济力量，增税、贷款、卖爵位、印币和征用便是扩大王权和政府权力的主要渠道，不过，王室的权力还是有在教权支持下的新贵族领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商业势力的制约。
　　在1 3世纪以前，英国的多数土地就控制在私人和教会手里，王室只拥有较少土地。在1436年，英王室只拥有3%的土地，而私人拥有约45%的土地（多数由贵族和绅士拥有），教会拥有其它20%～25%的土地。王室也没有权力随意决定在别人的土地上收税。因此《大宪章》明文规定王室必须承认并保护私有土地产权。这是对政府权力制衡的制度基础，是产权基础。
　　尽管有了《大宪章》的约束，但是英国国王不断背信弃义地扩张王权，探试议会和新贵族的底线。到了詹姆斯二世执政之时，已经近于为所欲为了。詹姆斯二世为了应付战争，不断增设新的税种，提高税率。完全绕开议会推进，导致议会怨声载道。同时，不断通过买卖官职来制造寻租的机会，造就了只对国王负责的官僚体系，大大消弱了议会对国王和政府的监督能力。


　　更为甚者，国王不断透支自己的王室信誉，为战争筹款而不断发行政府债券，向富裕阶层借款。这些债券经常违约甚至无限延期拖欠，事实上形成了对贵族的财产剥夺税。王室也就是政府的信用崩溃，使得民间融资空间萎缩，不仅政府融资能力消失，民间经济和新贵族发展的空间也没有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怨声载道，整体转向詹姆斯二世的敌对势力，酿就了英国革命的商业基础。
　　“光荣革命”后，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强行征税，大大制约了国王的权力，形成了稳定的谈判机制。这种不断谈判和议价过程提升了人民预期的稳定和经济运行的透明度，也降低了灰色成本。反过来，经济能力的提高也事实上大大增加了纳税能力，巩固了国王合理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议会的制约也使得国王的贷款被限制在合理的利率和返还承诺上，从而公债市场发展起来了，英格兰银行的业务也发展起来了，英国金融制度也得到了完善和保障。
　　“光荣革命”确立的宪政制度，保证了政府作出可信承诺的能力。政府从此能够以低利率大举借债，获得史无前例的财政资源。19世纪初，首相小皮特宣称：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都建立在国债的基础上。据资料，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英国政府债务很少超过200万英镑。而到了百年之后的1790年，英国的债务达到了2.44亿英镑，相当于当年税入的15倍。坚实的财政基础令英国在与法国的争霸战争中获胜并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