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位从小玩到大的朋友，2002年从青岛飞回北京，途中遇到气流，飞机下坠了几百米，这一下落下了病根儿，再也不敢乘飞机了。所以，他到现在还不曾出国旅行，谈论起欧洲或日本，也非常向往，可要他去玩，他宁肯自驾车去新疆西藏。去年，他卖了一套房子，办起了移民，目的地是香港。他说，移民香港，好处是坐火车就能办了，有了香港身份证，要去国外旅行也非常方便，到时候再想如何克服自己的飞行恐惧症。
　　香港投资移民，去年的政策还是650万港币投入到楼市或金融债券市场即可，近日已改变，1000万港币，必须投入到金融市场。我这位朋友，在香港买了个小房产，40来平方米，签合同的时候，相关文件一共有10厘米厚，计有73份之多。当然，并不是要他签这么多，前71份文件，是这块房产从1893年到现在，历次产权变革的记录，100来年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都有法律文件可查，他所要签署的是第72份文件，而最后那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单。我这位朋友签完字，看着白纸黑字上写着“999年的权限”，看着这厚厚一沓子凭证，吃了个定心丸似的踏实。
　　当初让他动了移民念头的，是他一位公司高管的朋友，两人随便聊着天，谈起了移民香港，他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那时候他正好在给孩子办理“小升初”，北京市海淀区的三所好中学，都找了中间人，送了数万块钱的红包，现金送出去，事情未必能办成，三路出动，最后终有一所中学成了，孩子入了中学。我这位小业主朋友心下却有不满，这钱花得不清不白。一边办理移民，一边也参加教育展会，要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念书，这展会一参加可不要紧，只见人头攒动，都是要把孩子送到美国送到英国去的，这种不安全感好像能传染，哪怕你原本只想看看，见了那阵势，也觉得还是赶紧送出去好。
　　我另外一个朋友，田太太，一家三口移民去了英国，到了伦敦，第一件事是给孩子找寄宿制学校，伦敦顶级的一个女子学校，校园里有宿舍，有湖水，常年和伊顿公学联谊，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进入牛津、剑桥，一年的学费是3.3万英镑。田太太的朋友是刘太太，听了就说，哎呀，我刚打听了北京一所私立中学，初中每年的学费是24万，高中每年是27万，这还不包括食宿，每天还是要回家吃饭，这样一算，你在北京上一所好的私立中学，还不如送孩子去伦敦上一所顶级的寄宿学校呢。刘女士接着算账：“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面，最便宜的500日元，配料最多、最贵的是1200日元，这都是那种纯手工、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好拉面啊，你再看看那个味千拉面的价格。在北京买房子，或者享受别的什么服务，那价格跟在国外差不了多少，所以，搬到国外去生活，成本上不一定高，可享受到的东西绝对要好很多。”这位刘太太，也在办理移民。
　　说起来，我这几位朋友，当年也都是苦出身，这些年赚了些钱，但也不是什么富贵之人。这刘太太说，我小时候，我父母就教育我，以后一定要出国，要到国外去生活，那一代人之所以这么说，是经历过“文革”这样的动荡，家里有东西被拿走了，财产受到过损失，但我当年不理解，现在我办理移民，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环境，也不是要他多么成功，只是说能自己上下学，过马路汽车能让着他，这跟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差不多，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反而恶化了，孩子上学下学都要接送。
　　我那位“飞行恐惧症”的朋友，秉承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并不打算一走了之，他说，我只是想多一份选择，就跟买了一份保险似的，也许这保险没什么用，可万一碰到什么难事，我不会一点儿别的选择都没有。
　　这股移民风潮也传染到我了，一打听，周围不少人，各有各的门道儿，有钱的搞投资移民，有技术的办理技术移民，没钱没技术的，中介也能提供一些歪门邪道，都先有个外边的身份，该在国内做生意的还在国内做着生意。国内热闹，有朋友有圈子，饭菜可口，大家聚在一起也都算开心，遇到什么不平事也都抱怨两句，但是，说不准什么时候，这些朋友就会天各一方，说走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