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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我的爷爷司徒美堂诞辰150周年。廖承志曾说：司徒美堂“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过的道路”。爷爷漫长、坎坷、曲折而且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是海外爱国华侨的一个侧面，值得我们后辈永远铭记和怀念。
出身贫苦 赴美讨生活
1868年4月，爷爷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县赤坎镇牛路里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在家里排行第五。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6岁时，母亲送他到私塾读书，后因家庭困难，无法再供他继续读下去，10岁时被送到一个木匠那里去当学徒。
学徒的生活很苦很累，每天忙得晕头转向，辛苦不说，还要挨师父的打骂，而且根本没有时间看书，这是爷爷最不能忍受的。有一次他回家看望母亲，见到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华侨，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了解到了美国的情况，于是萌生了去美国打工的念头。在他的再三央求下，母亲向别人借了几十元钱，给他买了一张下等舱的船票，之后他只身一人前往美国。
初到美国，爷爷受到了美国流氓与种族歧视者的侮辱和袭击，这种屈辱经历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爷爷说：“踏上了美国的国土，上岸时手拿粗布袋，穿着中国的土布衣服，脖子上围着一条大辫子，蓬头垢面，形容枯槁。脚刚踏上码头的土地，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烂西红柿等脏东西抛了一身。”也正是这种遭遇，让爷爷立志要为华人争光，要让外国人不敢再欺负中国人。
聘罗斯福当法律顾问 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爷爷早年在美国的生活很艰苦。他最初在旧金山市的一家中国餐馆里当厨师，后来当过“保姆”替主人照料孩子，还当过海员、小商贩。18岁时，他加入了美洲洪门致公堂，1905年，他在纽约成立安良总堂并担任总理。安良堂是致公堂的分支之一，目的和致公堂一样，都是为了保护在南美和北美华人的合法权利以及改善他们的福利。爷爷聘请罗斯福担任美国纽约洪门安良堂法律顾问近10年，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后，爷爷发动侨胞向美国政府请愿，促成美国国会取消了排华法案）。
1904年，孙中山到全美各埠游历演讲并筹集革命活动经费，在此期间，爷爷结识了孙中山，并逐渐了解了他的民主革命宗旨，之后他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内革命斗争。孙中山一到旧金山就被扣下不许上岸，是爷爷和黄三德、阮本万等人费了很多周折，借了几千美元，请律师才把他救上岸。后来，孙中山在爷爷家里住下，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回来要给孙中山做饭，晚上两人促膝谈心。这半年中，爷爷既是孙先生的房东，又是他的厨师和保镖。爷爷还把自己从孙中山那里懂得的革命道理向华侨宣传，并募集资金，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12年前夕，孙中山准备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缺乏旅费无法成行，又是爷爷和几位洪门兄弟为他筹足旅费，送他顺利回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之后，请他回国出任监印官，爷爷以“我不会做官”婉言谢绝。
以年迈之躯，为抗战募捐几千万美元、几十架飞机
爷爷虽身在美国，但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抗战爆发后，爷爷已经60多岁了，但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他就召集洪门兄弟开会，表达抗日的决心，还主动向堂斗的对手协胜堂认错，要求在海外的中国人不要再内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之后，致公堂内部结束了长期堂号林立、互不团结的局面，过去的门户之见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涣然冰释”。
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爷爷联合纽约各侨团组织成立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救国活动，这是海外华侨成立最早的抗日救国团体之一。1932年2月初，爷爷在安良堂主持召开了干事会，作出三项决定：一、以致公堂名义呼吁支持在上海坚持抗日的中国军队；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三、组织华侨青年航空救国。会后，在纽约唐人街几乎天天有个人和团体拍电报支持坚守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各社团纷纷派专职人员办理捐款捐物的工作；致公堂组织侨校的学生到街上宣传抗日，进行募捐活动；一批批华侨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员相继回国。
爷爷为抗日救国所作出的辛勤努力，正如后来《华商报》社论的评价：“司徒美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即为主张抗日最坚决的一人，当时并主张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派共组抗战政府，同时在美发起全美华侨抗日救国会，提高侨胞民族意识，尽力筹集款项，督促并协助政府抗战。其目光的远大与爱国的忠诚，可以概见。”
全面抗战爆发后，爷爷更是以身作则、竭尽全力投身于祖国的抗战事业，成为美洲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一位重要带头人。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纽约华侨当即成立救济总委员会。在该会的19名执委中，爷爷是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已近70岁。该组织的任务是对整个华侨社会进行总动员，监督和协调一切爱国活动，特别是筹款和宣传活动。在该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纽约市区每月参加各种救国活动的华侨达3万多人次。纽约华侨抗日救国活动进一步高涨，有力地影响和带动了全美国乃至整个美洲华侨社会。
为使广大侨胞尽最大努力从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爷爷发动纽约和美东地区华侨于1937年10月成立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筹饷总会”）。该会在成立宣言中，号召华侨“毁家纾难”，“一致团结，出财出力来援助祖国抗战”。为集中精力从事抗日救国工作，爷爷辞去了其他一切职务，专门负责“筹饷总会”的工作。五年之中，他每天上午10时开始工作，直至深夜结束，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风雨不误。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美洲华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长达14年。据统計，此期间美洲华侨为祖国捐款总额达6900多万美元，其中美国华侨捐款5600万美元，仅纽约“筹饷总会”募捐即达1400万美元。美国华侨为祖国抗战捐献飞机50架，捐献各种车辆数百辆，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近千人，其中大多数参加了中国空军。爷爷是当时纽约地区为祖国捐款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为祖国捐款最多的一个侨团。 爷爷及其领导的“筹饷总会”还与宋庆龄在香港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进行秘密联系，将美洲华侨的部分捐款资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美洲华侨尤其是美国华侨为祖国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与爷爷司徒美堂的带动与领导有密切关系。正如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对司徒美堂所评价的那样：“抗战以来，他领导旅美侨胞作热烈捐献活动，成绩斐然。”
毛泽东写信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迅速得到全国人民和各界的热烈响应，各民主党派也纷纷发表声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1948年8月12日，爷爷在香港的建国酒店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华商报》《大公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等十多家报社的记者发表了国是主张，表示拥护“五一”口号。这是他1946年自美国回国，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擅自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愤然来港、隐居多时之后，用美洲洪门致公堂的身份首度公开发言，他说：“来香港9个月，国内形势大变，谁为爱国、谁为祸国殃民已经一目了然。我虽老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出国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者，则热诚祝之。中国为四亿五千万人民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
1948年10月23日爷爷返美前夕，中共华南分局连贯同志设宴为他饯行。席间，爷爷亲书“向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并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地下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秘密护送在香港的众多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到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的召开。爷爷当时还在美国，没有来得及同行。毛泽东亲笔写信给爷爷，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10月23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毛泽东
1949年1月20日
由于交通阻梗，爷爷在1948年10月写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在第二年1月才收到。收到信后，毛泽东立即给爷爷回了信，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但由于远隔重洋，毛泽东的邀请信件转到爷爷手中时，人民解放军已打过长江，占领了南京、上海等地，国民党南京政府已宣告灭亡。毛泽东这封真诚的邀请信，让81岁的爷爷读了之后心情十分激动，他立即准备动身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爷爷要回国的消息传开后，他的朋友们对此议论纷纷，致公党和安良堂的弟兄对此亦有分歧。定居在美国的孔祥熙为了阻止他回国，特地前来拜访，劝他要“慎重考虑”，不要受人利用，留在美国，生活不必过虑等。爷爷力排众议，表示“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锄奸乃我洪门精神。现今举国民主进步团体及代表会聚北平，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如此国家大事，我洪门焉有逃避不参与之道理？”他恐日久生变，于8月9日坐飞机离开侨居近70年的美国，8月13日抵达香港启德机场。
回国以后，爷爷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爷爷由于年事已高，腿脚不方便，去中南海开会，汽车不能开到会堂门口，周恩来就指示政协大会秘书处为爷爷特制了藤椅，由工作人员抬着走（相当于轿子）。爷爷非常感动，把这张藤椅称为“特赐金銮殿乘舆”，还专门坐在藤椅上拍照留念。开会时正值秋冬，北平天气十分寒冷，由于爷爷从美国匆匆归来，所带御寒衣物不足，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关怀备至，特意嘱咐工作人员去北京前门瑞蚨祥商号为他定制了一件名贵的黑色水獭领狍皮大衣，这件大衣一直被爷爷视如珍宝（现藏于广东开平华侨博物馆）。
爷爷回国后积极投入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系列会议和准备活动中，在会上，他代表海外华侨积极发声，提出国是主张，也就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1949年9月25日深夜，爷爷在下榻的北京饭店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邀请的请柬，邀请他26日中午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参加午宴，同去的有二三十位，都是70岁上下的老人。午宴由周恩来主持，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在黄炎培、何香凝、周致祥发言后，爷爷激动地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爷爷的这番话，言之成理，掷地有声。他一說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最后经过主席团的决定，新中国取消了“中华民国”的简称，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1949年10月1日，爷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发出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激动得热泪盈眶。
定居祖国 参政议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爷爷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
当初爷爷奉邀回国出席新政协会议，并无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长住北京当官的打算。会议结束后，爷爷对秘书司徒丙鹤说：“阿鹤，我们准备回美国、香港去吧。”并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叫我做官，我没做，我不会做官。现在政协大会已经开完，我的任务完成了。”周恩来得知后，极力挽留。他恳切地对老人说：“现在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把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请您留下来，我们共同建设新中国，好吗？”在周恩来总理的一再说服、挽留下，爷爷搬进了北京北池子83号筒子河故宫东边一座幽静而舒适的四合院中，在北京安了家。爷爷终于结束了侨居美国69年的漂泊生涯，投回了祖国的怀抱。
定居北京后，爷爷游历了祖国各地，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对国外华侨发表言论，号召华侨团结在祖国的周围，支持新中国建设。他长期保持与海内外侨胞和洪门人士的聯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他热情接待海外侨胞和洪门人士，并向广大华侨、海外洪门人士介绍新中国成立的情况，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他关心海外留学人员，在他的影响下，不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留学海外的英才纷纷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0年2月至5月，爷爷南下广东了解土改情况。在广东的几个月，爷爷以一个老华侨的身份掬诚相告，向广大华侨阐述中央对侨乡土改的政策，号召华侨和侨眷共同努力，支持土改。爷爷在广东的诸多观感传到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解除了华侨对土改的疑虑，端正了对土改的态度，同时也击破了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土改的造谣诬蔑。他还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定的《土地改革法》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把视察中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政协提案，提交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又写成《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由中央侨委会转呈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批示：将此文在政协文件中刊登，中央负责人和中央土地工作委员会对此高度重视。
爷爷不仅拥护、支持侨乡土改，也直言不讳地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土改中出现的偏差问题，后来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带工作组到广东调查，与中共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商讨制定纠正侨乡土改中所发生的偏差和补救办法，此举获得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
爷爷的晚年，在北京过得很安宁、很幸福，家人也都陆续回到了他身边。我在9岁那年第一次见到爷爷，立刻被这位长胡须的老者所吸引，对他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之后每天与爷爷一起吃早餐，一起聊天嬉笑，成为我童年生活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1955年5月8日，爷爷在北京家中溘然长逝，走完了他坎坷而精彩的一生。党和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毛泽东主席亲自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执绋，公祭仪式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何香凝女士为他撰写墓志铭，勒石于墓旁，保存至今。
（摘自《纵横》2018年第12期。作者为致公党党员、致公党北京市委侨海工作委员会委员）
出身贫苦 赴美讨生活
1868年4月，爷爷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县赤坎镇牛路里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在家里排行第五。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6岁时，母亲送他到私塾读书，后因家庭困难，无法再供他继续读下去，10岁时被送到一个木匠那里去当学徒。
学徒的生活很苦很累，每天忙得晕头转向，辛苦不说，还要挨师父的打骂，而且根本没有时间看书，这是爷爷最不能忍受的。有一次他回家看望母亲，见到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华侨，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了解到了美国的情况，于是萌生了去美国打工的念头。在他的再三央求下，母亲向别人借了几十元钱，给他买了一张下等舱的船票，之后他只身一人前往美国。
初到美国，爷爷受到了美国流氓与种族歧视者的侮辱和袭击，这种屈辱经历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爷爷说：“踏上了美国的国土，上岸时手拿粗布袋，穿着中国的土布衣服，脖子上围着一条大辫子，蓬头垢面，形容枯槁。脚刚踏上码头的土地，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烂西红柿等脏东西抛了一身。”也正是这种遭遇，让爷爷立志要为华人争光，要让外国人不敢再欺负中国人。
聘罗斯福当法律顾问 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爷爷早年在美国的生活很艰苦。他最初在旧金山市的一家中国餐馆里当厨师，后来当过“保姆”替主人照料孩子，还当过海员、小商贩。18岁时，他加入了美洲洪门致公堂，1905年，他在纽约成立安良总堂并担任总理。安良堂是致公堂的分支之一，目的和致公堂一样，都是为了保护在南美和北美华人的合法权利以及改善他们的福利。爷爷聘请罗斯福担任美国纽约洪门安良堂法律顾问近10年，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后，爷爷发动侨胞向美国政府请愿，促成美国国会取消了排华法案）。
1904年，孙中山到全美各埠游历演讲并筹集革命活动经费，在此期间，爷爷结识了孙中山，并逐渐了解了他的民主革命宗旨，之后他积极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国内革命斗争。孙中山一到旧金山就被扣下不许上岸，是爷爷和黄三德、阮本万等人费了很多周折，借了几千美元，请律师才把他救上岸。后来，孙中山在爷爷家里住下，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回来要给孙中山做饭，晚上两人促膝谈心。这半年中，爷爷既是孙先生的房东，又是他的厨师和保镖。爷爷还把自己从孙中山那里懂得的革命道理向华侨宣传，并募集资金，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12年前夕，孙中山准备回国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缺乏旅费无法成行，又是爷爷和几位洪门兄弟为他筹足旅费，送他顺利回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之后，请他回国出任监印官，爷爷以“我不会做官”婉言谢绝。
以年迈之躯，为抗战募捐几千万美元、几十架飞机
爷爷虽身在美国，但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抗战爆发后，爷爷已经60多岁了，但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他就召集洪门兄弟开会，表达抗日的决心，还主动向堂斗的对手协胜堂认错，要求在海外的中国人不要再内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之后，致公堂内部结束了长期堂号林立、互不团结的局面，过去的门户之见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涣然冰释”。
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爷爷联合纽约各侨团组织成立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救国活动，这是海外华侨成立最早的抗日救国团体之一。1932年2月初，爷爷在安良堂主持召开了干事会，作出三项决定：一、以致公堂名义呼吁支持在上海坚持抗日的中国军队；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三、组织华侨青年航空救国。会后，在纽约唐人街几乎天天有个人和团体拍电报支持坚守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各社团纷纷派专职人员办理捐款捐物的工作；致公堂组织侨校的学生到街上宣传抗日，进行募捐活动；一批批华侨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员相继回国。
爷爷为抗日救国所作出的辛勤努力，正如后来《华商报》社论的评价：“司徒美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即为主张抗日最坚决的一人，当时并主张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派共组抗战政府，同时在美发起全美华侨抗日救国会，提高侨胞民族意识，尽力筹集款项，督促并协助政府抗战。其目光的远大与爱国的忠诚，可以概见。”
全面抗战爆发后，爷爷更是以身作则、竭尽全力投身于祖国的抗战事业，成为美洲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一位重要带头人。
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纽约华侨当即成立救济总委员会。在该会的19名执委中，爷爷是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已近70岁。该组织的任务是对整个华侨社会进行总动员，监督和协调一切爱国活动，特别是筹款和宣传活动。在该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纽约市区每月参加各种救国活动的华侨达3万多人次。纽约华侨抗日救国活动进一步高涨，有力地影响和带动了全美国乃至整个美洲华侨社会。
为使广大侨胞尽最大努力从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爷爷发动纽约和美东地区华侨于1937年10月成立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筹饷总会”）。该会在成立宣言中，号召华侨“毁家纾难”，“一致团结，出财出力来援助祖国抗战”。为集中精力从事抗日救国工作，爷爷辞去了其他一切职务，专门负责“筹饷总会”的工作。五年之中，他每天上午10时开始工作，直至深夜结束，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风雨不误。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美洲华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长达14年。据统計，此期间美洲华侨为祖国捐款总额达6900多万美元，其中美国华侨捐款5600万美元，仅纽约“筹饷总会”募捐即达1400万美元。美国华侨为祖国抗战捐献飞机50架，捐献各种车辆数百辆，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近千人，其中大多数参加了中国空军。爷爷是当时纽约地区为祖国捐款最多的17名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为祖国捐款最多的一个侨团。 爷爷及其领导的“筹饷总会”还与宋庆龄在香港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进行秘密联系，将美洲华侨的部分捐款资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美洲华侨尤其是美国华侨为祖国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与爷爷司徒美堂的带动与领导有密切关系。正如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对司徒美堂所评价的那样：“抗战以来，他领导旅美侨胞作热烈捐献活动，成绩斐然。”
毛泽东写信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迅速得到全国人民和各界的热烈响应，各民主党派也纷纷发表声明，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1948年8月12日，爷爷在香港的建国酒店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华商报》《大公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等十多家报社的记者发表了国是主张，表示拥护“五一”口号。这是他1946年自美国回国，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擅自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愤然来港、隐居多时之后，用美洲洪门致公堂的身份首度公开发言，他说：“来香港9个月，国内形势大变，谁为爱国、谁为祸国殃民已经一目了然。我虽老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出国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者，则热诚祝之。中国为四亿五千万人民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
1948年10月23日爷爷返美前夕，中共华南分局连贯同志设宴为他饯行。席间，爷爷亲书“向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并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地下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秘密护送在香港的众多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到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的召开。爷爷当时还在美国，没有来得及同行。毛泽东亲笔写信给爷爷，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10月23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毛泽东
1949年1月20日
由于交通阻梗，爷爷在1948年10月写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在第二年1月才收到。收到信后，毛泽东立即给爷爷回了信，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但由于远隔重洋，毛泽东的邀请信件转到爷爷手中时，人民解放军已打过长江，占领了南京、上海等地，国民党南京政府已宣告灭亡。毛泽东这封真诚的邀请信，让81岁的爷爷读了之后心情十分激动，他立即准备动身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爷爷要回国的消息传开后，他的朋友们对此议论纷纷，致公党和安良堂的弟兄对此亦有分歧。定居在美国的孔祥熙为了阻止他回国，特地前来拜访，劝他要“慎重考虑”，不要受人利用，留在美国，生活不必过虑等。爷爷力排众议，表示“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锄奸乃我洪门精神。现今举国民主进步团体及代表会聚北平，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如此国家大事，我洪门焉有逃避不参与之道理？”他恐日久生变，于8月9日坐飞机离开侨居近70年的美国，8月13日抵达香港启德机场。
回国以后，爷爷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爷爷由于年事已高，腿脚不方便，去中南海开会，汽车不能开到会堂门口，周恩来就指示政协大会秘书处为爷爷特制了藤椅，由工作人员抬着走（相当于轿子）。爷爷非常感动，把这张藤椅称为“特赐金銮殿乘舆”，还专门坐在藤椅上拍照留念。开会时正值秋冬，北平天气十分寒冷，由于爷爷从美国匆匆归来，所带御寒衣物不足，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关怀备至，特意嘱咐工作人员去北京前门瑞蚨祥商号为他定制了一件名贵的黑色水獭领狍皮大衣，这件大衣一直被爷爷视如珍宝（现藏于广东开平华侨博物馆）。
爷爷回国后积极投入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系列会议和准备活动中，在会上，他代表海外华侨积极发声，提出国是主张，也就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1949年9月25日深夜，爷爷在下榻的北京饭店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邀请的请柬，邀请他26日中午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参加午宴，同去的有二三十位，都是70岁上下的老人。午宴由周恩来主持，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在黄炎培、何香凝、周致祥发言后，爷爷激动地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爷爷的这番话，言之成理，掷地有声。他一說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最后经过主席团的决定，新中国取消了“中华民国”的简称，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1949年10月1日，爷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发出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激动得热泪盈眶。
定居祖国 参政议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爷爷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
当初爷爷奉邀回国出席新政协会议，并无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长住北京当官的打算。会议结束后，爷爷对秘书司徒丙鹤说：“阿鹤，我们准备回美国、香港去吧。”并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叫我做官，我没做，我不会做官。现在政协大会已经开完，我的任务完成了。”周恩来得知后，极力挽留。他恳切地对老人说：“现在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把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请您留下来，我们共同建设新中国，好吗？”在周恩来总理的一再说服、挽留下，爷爷搬进了北京北池子83号筒子河故宫东边一座幽静而舒适的四合院中，在北京安了家。爷爷终于结束了侨居美国69年的漂泊生涯，投回了祖国的怀抱。
定居北京后，爷爷游历了祖国各地，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对国外华侨发表言论，号召华侨团结在祖国的周围，支持新中国建设。他长期保持与海内外侨胞和洪门人士的聯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他热情接待海外侨胞和洪门人士，并向广大华侨、海外洪门人士介绍新中国成立的情况，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他关心海外留学人员，在他的影响下，不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留学海外的英才纷纷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0年2月至5月，爷爷南下广东了解土改情况。在广东的几个月，爷爷以一个老华侨的身份掬诚相告，向广大华侨阐述中央对侨乡土改的政策，号召华侨和侨眷共同努力，支持土改。爷爷在广东的诸多观感传到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解除了华侨对土改的疑虑，端正了对土改的态度，同时也击破了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土改的造谣诬蔑。他还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定的《土地改革法》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把视察中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政协提案，提交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又写成《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由中央侨委会转呈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批示：将此文在政协文件中刊登，中央负责人和中央土地工作委员会对此高度重视。
爷爷不仅拥护、支持侨乡土改，也直言不讳地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土改中出现的偏差问题，后来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带工作组到广东调查，与中共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商讨制定纠正侨乡土改中所发生的偏差和补救办法，此举获得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
爷爷的晚年，在北京过得很安宁、很幸福，家人也都陆续回到了他身边。我在9岁那年第一次见到爷爷，立刻被这位长胡须的老者所吸引，对他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之后每天与爷爷一起吃早餐，一起聊天嬉笑，成为我童年生活中一段难忘的记忆。
1955年5月8日，爷爷在北京家中溘然长逝，走完了他坎坷而精彩的一生。党和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毛泽东主席亲自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执绋，公祭仪式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何香凝女士为他撰写墓志铭，勒石于墓旁，保存至今。
（摘自《纵横》2018年第12期。作者为致公党党员、致公党北京市委侨海工作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