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生态发生急剧变化,表征之一是基督教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及其产生的巨大内外政治效应.美国基督教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及产生惊人的内外政治效应,固然存在着内外多种向度的成因,但是从根本上说,与美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构建目标的模糊性、价值理念的冲突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其根源在于美国国家特性的不稳定性或多面性.建国以来,美国在国家特性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其现代民族国家呈现出“自由帝国”“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国家”三重面相.这三种既相互矛盾和冲突、又相互协调并
【机 构】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生态发生急剧变化,表征之一是基督教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及其产生的巨大内外政治效应.美国基督教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及产生惊人的内外政治效应,固然存在着内外多种向度的成因,但是从根本上说,与美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构建目标的模糊性、价值理念的冲突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其根源在于美国国家特性的不稳定性或多面性.建国以来,美国在国家特性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其现代民族国家呈现出“自由帝国”“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国家”三重面相.这三种既相互矛盾和冲突、又相互协调并存的国家特性定位,一方面成就了独特的美利坚合众国,另一方面也使其不时面临陷入冲突和困境.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基督教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及美国政治的极化,可能使以往的既冲突又协调并存的国家特性方案难以为继——特别是随着白入主体族群人口的持续下降,这种既冲突又协调并存的平衡状态将进一步被打破,美国可能因此陷入长期的内部纷争状态.
其他文献
选择陈垣(1880-1971)、吕思勉(1884-1957)、钱穆(1895-1990)、饶宗颐(1917-2018)这四位现代中国著名史学家,谈论他们的“学问”与“精神”,必定挂一漏万.好在我有明确的问题意识,那就是在“学术史”前加上了“教育史”,也就是说,讨论的是在西式学堂一统天下的现代中国,这四位“自学成才”的史学家,是如何凭借个人努力与盖世才华,走出一条非同寻常的学术道路,由此引发关于人文学的边界、方法及可能性的思考与探索.
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新企业面临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网络市场导向对新企业获取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308份新企业样本研究网络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探讨机会能力中的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在网络市场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市场导向的四个维度——交流、协调、冲突解决、耦合,对新企业绩效均具有促进作用;而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在网络市场导向与新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机会识别能力越强,网络市场导向对新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机会利用能力越强,网络市场导向对新企业绩效
目次rn一 类型学考察rn二 分期与特征rn三小结rn关于西汉时期瓦当的形制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研究很早就已经开始,但总体而言,缺乏基于田野考古资料对汉长安城出土瓦当的系统梳理,尤其是类型学与制作工艺的综合研究,诸如文字瓦当出现的时间、西汉时期各类型瓦当的时代特征及发展脉络等问题,有待解决.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长安城遗址(以长乐宫、未央宫、武库、桂宫、南郊礼制建筑遗址为主)出土的瓦当进行类型学考察,根据瓦当的制作工艺,结合当面纹饰及出土地点,构建基本的时代框架,总结其时代特征及发展脉络.
在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百年变局之际,中国-东盟区域贸易投资合作逆势增长,双边合作关系不断增强,东盟已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注入新的动能.然而,随着中国-东盟高水平经贸关系的确立,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发展与合作不平衡问题愈加凸显.鉴于此,通过构建中国-东盟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各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及梯度划分;结合不同梯队国家金融发展的现实状况,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东盟区域金
目次rn一 地面封土与陵园建筑rn二 墓道及过洞天井rn三 墓室结构rn四 随葬品组合rn五 墓主身份rn六 结语rn北魏由拓跋鲜卑建立,墓葬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随着考古材料不断积累,纪年墓的资料日渐丰富,为探讨北魏中后期墓葬等级、丧葬制度提供了直接证据.目前发现的北魏墓葬近两千座,经考古发掘的不到一半,其中纪年墓信息较完整者有七十四座(附表).纪年墓主要分布于平城和洛阳地区,墓葬年代则集中于北魏中晚期,其中最早的为太延元年(435年)破多罗太夫人墓,最晚是永熙三年(534年)李仲胤夫妇墓.本文主
道德治理的目标,既是道德治理理论亟须探讨的首要和中心问题之一,也是现实道德治理活动的着眼点和归宿点.道德治理的目标,往往决定着道德治理的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且对整个道德治理活动起着指导、调节、控制的作用,使整个道德治理过程不断趋近于目标并最终实现既定的治理效果.基于此,从道德治理目标的内涵出发,分析道德治理目标的层次性依据,提出道德治理的目标所具有的理想性、层次性、实践性特征,有助于依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逻辑进路对道德治理的目标问题进行相应的考察,进而对推动道德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研
在高倡合同自由原则、强调法律为社会经济发展尽力服务的近现代,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甚至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均有其适当的位置.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产生补偿关系、原因关系和执行关系.第三人取得请求债务人为给付的权利,基本上为债权,至于可否取得物权、矿业权、知识产权,原则上应作否定回答,但不宜绝对化,在权利变动采取意思主义的领域,可以考虑承认第三人基于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的约定而径直取得此种权利.一般来说,债权人不得撤回或终结第三人的权利.不过,从合同及其目的 或其他情事中可推知,债权人保留了在某些情况下撤回或终结第三人
近期,中国赴美留学人员遭美方人员刁难,无理盘查甚至被遣返的事件频发.背后原因可追溯至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5月签署的10043号总统令,禁止向与中国军方存在关联的学生发放签证.拜登上任以后延续了这一政策.参照这一标准,很多受影响的中国学生都有“国防七子”的学历背景.美国这一做法旨在隔断我国获取海外前沿技术的路径,遏制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精准打击我国制造业.我们需要直面困难,做出有针对性的改变,尤其是处理好四对关系.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100年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终于实现繁荣富强的100年.历史向我们证明,在这百年伟大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时期开展的经济实践为革命的全面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梳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实践,总结党经济工作的有效经验并结合现实需要加以运用,对于提高新时代党的经济建设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对于“百年”这一关键词的思考,萌发于中国本土传统的“百年”观念与源于欧洲的“世纪”观念的相互激荡,并随着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而推进.毛泽东在延安积极思考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百年压迫史和中国人民的百年抗争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历史定位,号召全党积极研究和学习中国历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考中国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谨慎地将所需时间定在百年左右;在晚年更是思考了“百年”所包含的代际更替意涵,将其与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问题关联在一起.毛泽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