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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胜出，英国政治研究者可以从布兰德的思想中观察英国未来诸多政策的走向。到目前为止，布兰德对“福利国家”发起的冲锋，已经被卡梅隆吸纳入社会福利改革的逻辑中。但是，布兰德从“前辈”狄士累利那里所继承的贸易保护主义，却让今天的英国政经高层人士感到担忧。
2009年11月26日，公共政策智库ResPubliea在英国议会大厦宣布成立，创建者菲利普-布兰德(Philip Blonde)正式走上前台，令媒体眼前一亮，很多英国年轻的知识阶层也感到了一丝振奋。布兰德自诩为“红色托利”(RedTory)，与传统的英国保守主义有所不同。这种政治思想上的激进姿态，也许会让其思想与实际政治运作产生紧张。保守党党魁卡梅隆悄悄地站到了旁边，告诉媒体，“我不会同意他说的一切，以及他和他的智库将要说的东西”。尽管如此，卡梅隆已经出席了布兰德组织的两个公开活动，并发表演讲。
布兰德和卡梅隆一样，都是生于1966年。与卡梅隆不同，布兰德出身贫寒，童年四处漂泊，毕业于英国很普通的赫尔大学，目前是一家三流大学的讲师，二流大学的兼职讲师。在自立门户之前，他与保守党的智库已经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合作经历。值得庆幸的是，他这样低调的背景履历，似乎具备了成为英国政治思想大师的条件，比如现代保守主义大师埃德蒙·柏克(EdmundBurke，1729-1797)，终其一生，无非是一个仕途坎坷的议员，受庇于大贵族的秘书。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被誉为新工党意识形态的提供者，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职业起点也无非是一名二流大学的讲师而已。
红色托利
布兰德在名为《保守主义的未来》的演说中，重提“现代保守主义”的概念，升华为“红色托利”的概念。在英国的政治光谱中，保守党是蓝色，工党是红色，自民党是黄色。所谓“红色托利”，颠覆了保守党传统的光谱，从布兰德的理论来看，他更加注重工人阶级和普罗大众的利益诉求，包含了三大核心思想：“公民国家”、“道德化市场”和“联系性社会”。
在今天的英国，这三大概念各有所指，公民国家对抗福利国家，道德化市场试图拯救伦敦金融城罪恶，而联系性社会是为了救治英国目前的“破碎社会”。
1945年英國工党首次执政，英国开始建设“福利国家”。到了今天，布兰德认为随着福利国家能力增强，工人阶级的优势却在丧失。本质上，“国家，不是支持社会，而是取消社会”。福利国家是把社会国有化，切断了工人社区之间的联系，进而把孤单的个体与一个遥远“中央”联系起来。而且这种联系是单向的，个体无法影响到那个“中央”。在布兰德看来，这不是工人的利益所在。
在一篇专栏中，布兰德曾经指出：“福利国家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使其失去了自我组织的能力，拿走了他们与人合作的能力，它把工人阶级社区原子化，从根本上抑制了工人阶级的创新和灵感。”
其次，布兰德开始批判垄断资本主义，进而试图摧毁造成这个垄断局面的经济学哲学根基：新自由主义。在布兰德看来，基于市场自由的理念，包括芝加哥学派的“理性人”假设，让竞争造成了垄断，为了防止垄断带来的风险，要求一个外在的福利国家和官僚体系来监管，而监管造成了市场的准入门槛，导致了一种“自由市场的不自由”(nothing free about its freedom)。
布兰德对于这种“自由市场不自由”的悖论，给出了W解释。他认为，经济参与者过于注重自身内在的利益，忽视了外在的要求，因此需要一个外在监管，但是监管增加了成本，导致了不自由。
超越监管的解决方案，在于经济参与者将眼光转向外在需求。这就需要强调几个相关概念，布兰德提出了新的市场经济的若干品质：信任、人类情感(human affection)和公开诚实的行为。他认为基于信任的市场不需要外在的监管和控制。这可以使得进入市场的门槛大大降低。不过，布兰德也很坦率地说，符合这种新的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还没有产生。
基于“公民国家”和“道德化市场”两块基石，布兰德鼓吹一个“联系性社会”。他反对两种社会类型，一种是无政府主义，另外一种是毛主义的社会。他认为这两种是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两个极端。在个人与集体关系上，他推崇现代保守主义鼻祖柏克的观点：人类是生于关系中的独立个体。由这个关系联系起来的“联合体”，才是人类未来生活的环境。通过这个联合体，人们来建立自己和认同一个国家，并把人从市场中解救出来。
在这篇宣言中，布兰德继承了从柏克开始的英国现代保守主义，尤其是关于个体的观点。为了与近年来新保守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有所区别，笔者倾向于采纳他们自诩的“新托利主义”的标签。新托利主义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它把工人阶级与个体概念结合，强调工人阶级利益。这与英国保守党的群众基础不同，代表了更广泛的民众，也符合英国民主政治越来越向中间选民靠拢的潮流。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布兰德深厚的神学背景，在他的新托利主义中，他开始引入关于人性的思考，反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也抨击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迷信，强调人性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
历史渊源
布兰德的出现，能否为保守党在今年的选举中加分，这是一个非常庸俗的问题。从历史角度来说，他的价值在于挑起了一场新的政治哲学的辩论，在重复英国政治思想史的菜一幕。
从思想渊源来说，布兰德继承了埃德蒙·柏克的现代保守主义思想，或者说“托利主义”，尤其是关于个体的思想。但是，“红色托利主义”并非从布兰德开始，早在19世纪大英帝国政治中就有源头。它从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开始，相当重视平衡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重视保护小业主的利益。
在英国实际政治运作中，“红色托利主义”思潮，以政治激进为标志，承受了各种挑战，也推动着英国历史进程。虽然没有成为政治主流，但是它与最伟大的保守党政治家狄士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联系起来。狄士累利领导的托利(Tory，保守党前身)与主张自由贸易的辉格(Whig，自由党前身)在《谷物法》上较量，也是英国议会政治的高潮之一。
在1815年和1846年两次通过的《谷物法》，是人类经济上最早的贸易战之一。英国为了保护本土和爱尔兰谷农的利益，对来自欧洲大陆和美洲的谷物征收高额关税。作为保守党创始人的狄士累利是一个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谷物法》是他政治生涯中重要一笔，体现在1846年第二次《谷物法》废立斗争中，他极力主张保持对国外谷物征收高额关税。同时，他主张通过帝国的扩张，在大英帝国内 部成立一个内部自由贸易的领域，保护大英帝国子民的利益。
在英国历史上，《谷物法》的废除，是进入全球自由贸易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在布兰德的“新托利主义”中，浓重的保护主义色彩清晰可见，可视为对前辈狄士累利政治遗产的继承，也让今天的英国政经高层人士感到担忧。
现实意义
《谷物法》的废除，使得英国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昨天的自由贸易就是今天的全球化。全球化成为这个世界的牛顿第一引力定律。在这样的氛围下，布兰德的“新托利主义”似乎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同时布兰德也承认在技术层面上，他也无法提供—个能够替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意识形态。
对于卡梅隆而言，布兰德能否让保守党具有吸引力，这是一个更加实在的问题。布兰德突然在岁末提出一个高屋建瓴的解决方案，首先极具振聋发聩的效果，特别是对于英国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来说，有一种智力上的新鲜感和刺激。根据英国政治网站“英伦在线”的调查，布朗在这批选民中认同度远远高于卡梅隆。布兰德给他们带来的智力上的愉悦，也许能够帮助保守党拉回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
从选举来看，自2007年布朗上台以来，备战选举已经成为仅次于执政的工作。英国人已经厌倦了工党和保守党在具体问题上的缠打，特别是金融危机成为双方对内摆功劳，对外抹黑的战场。对于选民来说，简单的道德谴责更加直观明了，善恶判断取代了复杂的金融财政分析，成为选战舆论的焦点。在当前的选战中，好与坏的判定，逐渐盖过了选民对新工党和布朗本人经济能力的信任，这不能不说是保守党成功之处。
其次，一旦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胜出，英国政治研究者也可以从布兰德的思想中观察英国未来诸多政策的走向。到目前为止，布兰德对“福利国家”发起的冲锋，已经被卡梅隆吸纳入社会福利改革的逻辑中。早在2007年保守党年会主题演讲中，卡梅隆明确提出，“家庭是最好的福利”。
但是，卡梅隆也不会放弃NHS(英国的全民医保体系)的改革。如果在未来保守党的叙述中，NHS，这项由工党发起的“福利国家”的样板工程，被定义为基督教精神在世俗中的体现，那就是布兰德成为保守主义思想大师的日子。
只不過，在今天，保守党的“经济软肋”依旧，在布兰德思想中，实质性的经济思想创新也显得匮乏。尤其是他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否定，需要勇气，但更需要巨大的学术研究来支持。
由于布兰德的激进性，卡梅隆也不敢贸然与这位红色托利走得太近，因为布兰德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非主流。其次，历史上，保守党的激进分子在经济问题上的错判连连，从狄士累利到约瑟夫·张伯伦(绥靖首相张伯伦之父，保守党政治家)。因此，布兰德目前拥有的“卡梅隆哲学王”的头衔，仅仅是媒体一时的噱头。
在这点上，英国的哲学王与中国的帝王师，是一个有趣的双胞胎。记得当初布朗即将上台之时，吉登斯快速地出版了一本新书《交给你，布朗先生》，向布朗发出了试探信号。很快，金融危机来了，这位布莱尔时代的哲学王，迅速地被媒体遗忘，“第三条道路”学术思想也成为了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
2009年11月26日，公共政策智库ResPubliea在英国议会大厦宣布成立，创建者菲利普-布兰德(Philip Blonde)正式走上前台，令媒体眼前一亮，很多英国年轻的知识阶层也感到了一丝振奋。布兰德自诩为“红色托利”(RedTory)，与传统的英国保守主义有所不同。这种政治思想上的激进姿态，也许会让其思想与实际政治运作产生紧张。保守党党魁卡梅隆悄悄地站到了旁边，告诉媒体，“我不会同意他说的一切，以及他和他的智库将要说的东西”。尽管如此，卡梅隆已经出席了布兰德组织的两个公开活动，并发表演讲。
布兰德和卡梅隆一样，都是生于1966年。与卡梅隆不同，布兰德出身贫寒，童年四处漂泊，毕业于英国很普通的赫尔大学，目前是一家三流大学的讲师，二流大学的兼职讲师。在自立门户之前，他与保守党的智库已经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合作经历。值得庆幸的是，他这样低调的背景履历，似乎具备了成为英国政治思想大师的条件，比如现代保守主义大师埃德蒙·柏克(EdmundBurke，1729-1797)，终其一生，无非是一个仕途坎坷的议员，受庇于大贵族的秘书。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被誉为新工党意识形态的提供者，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职业起点也无非是一名二流大学的讲师而已。
红色托利
布兰德在名为《保守主义的未来》的演说中，重提“现代保守主义”的概念，升华为“红色托利”的概念。在英国的政治光谱中，保守党是蓝色，工党是红色，自民党是黄色。所谓“红色托利”，颠覆了保守党传统的光谱，从布兰德的理论来看，他更加注重工人阶级和普罗大众的利益诉求，包含了三大核心思想：“公民国家”、“道德化市场”和“联系性社会”。
在今天的英国，这三大概念各有所指，公民国家对抗福利国家，道德化市场试图拯救伦敦金融城罪恶，而联系性社会是为了救治英国目前的“破碎社会”。
1945年英國工党首次执政，英国开始建设“福利国家”。到了今天，布兰德认为随着福利国家能力增强，工人阶级的优势却在丧失。本质上，“国家，不是支持社会，而是取消社会”。福利国家是把社会国有化，切断了工人社区之间的联系，进而把孤单的个体与一个遥远“中央”联系起来。而且这种联系是单向的，个体无法影响到那个“中央”。在布兰德看来，这不是工人的利益所在。
在一篇专栏中，布兰德曾经指出：“福利国家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使其失去了自我组织的能力，拿走了他们与人合作的能力，它把工人阶级社区原子化，从根本上抑制了工人阶级的创新和灵感。”
其次，布兰德开始批判垄断资本主义，进而试图摧毁造成这个垄断局面的经济学哲学根基：新自由主义。在布兰德看来，基于市场自由的理念，包括芝加哥学派的“理性人”假设，让竞争造成了垄断，为了防止垄断带来的风险，要求一个外在的福利国家和官僚体系来监管，而监管造成了市场的准入门槛，导致了一种“自由市场的不自由”(nothing free about its freedom)。
布兰德对于这种“自由市场不自由”的悖论，给出了W解释。他认为，经济参与者过于注重自身内在的利益，忽视了外在的要求，因此需要一个外在监管，但是监管增加了成本，导致了不自由。
超越监管的解决方案，在于经济参与者将眼光转向外在需求。这就需要强调几个相关概念，布兰德提出了新的市场经济的若干品质：信任、人类情感(human affection)和公开诚实的行为。他认为基于信任的市场不需要外在的监管和控制。这可以使得进入市场的门槛大大降低。不过，布兰德也很坦率地说，符合这种新的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还没有产生。
基于“公民国家”和“道德化市场”两块基石，布兰德鼓吹一个“联系性社会”。他反对两种社会类型，一种是无政府主义，另外一种是毛主义的社会。他认为这两种是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两个极端。在个人与集体关系上，他推崇现代保守主义鼻祖柏克的观点：人类是生于关系中的独立个体。由这个关系联系起来的“联合体”，才是人类未来生活的环境。通过这个联合体，人们来建立自己和认同一个国家，并把人从市场中解救出来。
在这篇宣言中，布兰德继承了从柏克开始的英国现代保守主义，尤其是关于个体的观点。为了与近年来新保守主义和现代保守主义有所区别，笔者倾向于采纳他们自诩的“新托利主义”的标签。新托利主义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它把工人阶级与个体概念结合，强调工人阶级利益。这与英国保守党的群众基础不同，代表了更广泛的民众，也符合英国民主政治越来越向中间选民靠拢的潮流。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布兰德深厚的神学背景，在他的新托利主义中，他开始引入关于人性的思考，反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对人的假设，也抨击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迷信，强调人性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
历史渊源
布兰德的出现，能否为保守党在今年的选举中加分，这是一个非常庸俗的问题。从历史角度来说，他的价值在于挑起了一场新的政治哲学的辩论，在重复英国政治思想史的菜一幕。
从思想渊源来说，布兰德继承了埃德蒙·柏克的现代保守主义思想，或者说“托利主义”，尤其是关于个体的思想。但是，“红色托利主义”并非从布兰德开始，早在19世纪大英帝国政治中就有源头。它从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开始，相当重视平衡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重视保护小业主的利益。
在英国实际政治运作中，“红色托利主义”思潮，以政治激进为标志，承受了各种挑战，也推动着英国历史进程。虽然没有成为政治主流，但是它与最伟大的保守党政治家狄士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联系起来。狄士累利领导的托利(Tory，保守党前身)与主张自由贸易的辉格(Whig，自由党前身)在《谷物法》上较量，也是英国议会政治的高潮之一。
在1815年和1846年两次通过的《谷物法》，是人类经济上最早的贸易战之一。英国为了保护本土和爱尔兰谷农的利益，对来自欧洲大陆和美洲的谷物征收高额关税。作为保守党创始人的狄士累利是一个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谷物法》是他政治生涯中重要一笔，体现在1846年第二次《谷物法》废立斗争中，他极力主张保持对国外谷物征收高额关税。同时，他主张通过帝国的扩张，在大英帝国内 部成立一个内部自由贸易的领域，保护大英帝国子民的利益。
在英国历史上，《谷物法》的废除，是进入全球自由贸易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在布兰德的“新托利主义”中，浓重的保护主义色彩清晰可见，可视为对前辈狄士累利政治遗产的继承，也让今天的英国政经高层人士感到担忧。
现实意义
《谷物法》的废除，使得英国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昨天的自由贸易就是今天的全球化。全球化成为这个世界的牛顿第一引力定律。在这样的氛围下，布兰德的“新托利主义”似乎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同时布兰德也承认在技术层面上，他也无法提供—个能够替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意识形态。
对于卡梅隆而言，布兰德能否让保守党具有吸引力，这是一个更加实在的问题。布兰德突然在岁末提出一个高屋建瓴的解决方案，首先极具振聋发聩的效果，特别是对于英国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来说，有一种智力上的新鲜感和刺激。根据英国政治网站“英伦在线”的调查，布朗在这批选民中认同度远远高于卡梅隆。布兰德给他们带来的智力上的愉悦，也许能够帮助保守党拉回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
从选举来看，自2007年布朗上台以来，备战选举已经成为仅次于执政的工作。英国人已经厌倦了工党和保守党在具体问题上的缠打，特别是金融危机成为双方对内摆功劳，对外抹黑的战场。对于选民来说，简单的道德谴责更加直观明了，善恶判断取代了复杂的金融财政分析，成为选战舆论的焦点。在当前的选战中，好与坏的判定，逐渐盖过了选民对新工党和布朗本人经济能力的信任，这不能不说是保守党成功之处。
其次，一旦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胜出，英国政治研究者也可以从布兰德的思想中观察英国未来诸多政策的走向。到目前为止，布兰德对“福利国家”发起的冲锋，已经被卡梅隆吸纳入社会福利改革的逻辑中。早在2007年保守党年会主题演讲中，卡梅隆明确提出，“家庭是最好的福利”。
但是，卡梅隆也不会放弃NHS(英国的全民医保体系)的改革。如果在未来保守党的叙述中，NHS，这项由工党发起的“福利国家”的样板工程，被定义为基督教精神在世俗中的体现，那就是布兰德成为保守主义思想大师的日子。
只不過，在今天，保守党的“经济软肋”依旧，在布兰德思想中，实质性的经济思想创新也显得匮乏。尤其是他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否定，需要勇气，但更需要巨大的学术研究来支持。
由于布兰德的激进性，卡梅隆也不敢贸然与这位红色托利走得太近，因为布兰德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非主流。其次，历史上，保守党的激进分子在经济问题上的错判连连，从狄士累利到约瑟夫·张伯伦(绥靖首相张伯伦之父，保守党政治家)。因此，布兰德目前拥有的“卡梅隆哲学王”的头衔，仅仅是媒体一时的噱头。
在这点上，英国的哲学王与中国的帝王师，是一个有趣的双胞胎。记得当初布朗即将上台之时，吉登斯快速地出版了一本新书《交给你，布朗先生》，向布朗发出了试探信号。很快，金融危机来了，这位布莱尔时代的哲学王，迅速地被媒体遗忘，“第三条道路”学术思想也成为了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