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章培恒先生是中文系主任。第一次见到他，我只不过十六岁半，对他是又敬又怕，还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有眼不识泰山，不屑去主动与他说话，觉得那样做有点巴结。他带我们这个班，几乎是从头带到尾，每一个学年，甚至差不多每一个学期，都有一门他亲自出马上堂讲的课。可是，那时我好像没有正经跑到他那儿，与他说过一句话。倒是毕业后，有了许多接触，觉得他并不可怕，而我对他的敬，没有减少一分。越到后来我们之间的话越多，其实是先生的话不多，我自己叽叽喳喳。生死问题，是他与我最后的一次交谈，也是老师给学生的最后一课。
　　那是去年11月23日，深秋，我回到上海讲学。得知章先生正住在华山医院综合楼，正好我的叔叔也在那儿住院，我就去了。章先生听说我要去，就怎么都不肯入睡，等着我的到来。他已经不能坐起，躺在床上欢迎我。
　　“这次来，讲点什么？”他的声音很微弱，很清晰，我坐在他的床边，不敢凑得很近，因为我怕我的肺结核没有完全好。
　　“还是经济方面的。”
　　“哦，在哪里讲？多少人听？”
　　我一一报告他。
　　他又问我身体怎么样。这是他每次都会问的话题。他主动告诉我，他的癌症已经扩散到肝部了。他把拇指和食指合成一个圈，说：“大的有这么大，小的更多。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估计不很多了。”
　　我看他说得很淡定，就像说与自己不相干的事。这下怂恿了我实话实说。我向他报告：“章先生，我不知怎么搞的，自从2007年母亲走后，我特别怕死。”
　　这是一句大实话，医院判过我至少两次死刑。初始，我听到判决，死亡的恐惧顶多让我害怕不超过十天，想想不就是死吗？死就死吧。于是，我就加紧干自己想干的事，或者索性让自己大逍遥，上山赏花，下山听泉，到处乱窜。给我治病的中医，因为我得的是免疫系统的病，常常规劝我不要到处乱跑，上山下海都可以，就是不要老到医院里看病友，不要到人多的地方，不要整天出差，不然很容易被交叉感染其他病。我还是不听。后来姨妈与母亲猝不及防地在四个月内离去，我好像突然转性，成了怕死鬼。有事没事，我都遵守医嘱，定期到医生那儿投案自首。这一转变，最高兴的是治我的中医，他说：这下你有救了。
　　但是，也正因为这个天大的转变，我常常被死亡的恐惧笼罩，而且有时会因为长时期的恐惧，体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急骤下降十多斤。
　　章先生对我说：“不要怕，怕也不解决问题。人来了，就是要走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估计我很快要走了，现在还没有走，是因为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做完了，我就可以走了。”
　　正说到这儿，手机响起来了，是一个出版社在托他办什么事，他答应给另一位什么人打电话，帮助点什么事。
　　放下电话，他回过头对我说：“这些事也没有完，所以还没有让我走。”
　　“那我怎么才能不害怕，不恐惧呢？恐惧很要命，搞得我不能吃，不能睡。”
　　“要想通了，才能不怕。”
　　“怎么才能想通呢？我想是很能想，就是通不了。”
　　“我想生和死，就是人在世上打了一个来回吧。人生了，就注定要死的。
　　“佛教说成、住、坏、灭，成是自然来的，没有什么好怕的；住就是成长阶段，也不是壞事，正在得意忘形；坏就有点走下坡路了，仍不可怕；一到灭的阶段，我就起贪心了，就开始想到老皇帝们的长生不老药了。”
　　这是我和老师的最后一面，这一次，老师给学生上的，竟然是一门有关生死的大课，是他现身说法的实践课。他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说。他对死的淡定、从容，给了答案。“我想生和死，就是人在世上打了一个来回吧。”先生的这句话，让我联想到佛教讲的“往生”，生了一程，面向死亡时，又开始往另一个生程里去了。他这样直面生死的态度，正是儒家说的“视死如归”。
　　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