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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邓亚萍就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一年后，当年咄咄逼人的世界冠军现在是怎样的模样?
邓亚萍怕了。
每到晚上10点，她就害怕电话铃响起。那是2009年的夏天，她刚刚获任命没多久。从来没有承担过的重担压了下来。
履新一年
精致的妆容、时尚干练的短发、得体的职业套装，邓亚萍早已不再是人们更熟悉的运动员模样了。在她不足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八盆绿植错落有致地摆放在屋角、茶几、桌上，极为普通的L型办公桌上收拾得整整齐齐。
办公桌上摆着她的照片，看得出，她非常喜欢照片中笑意盈盈的自己，在办公桌对面墙上，还挂着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放大了数倍的照片。
在一切走上轨道之前，邓亚萍的感受是惴惴不安。如果晚上稍晚点电话铃声响起，她就会在心中暗叫：“不好，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那是她担任北京市团委副书记最初的日子。她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负责组织国庆60周年群众游行工作。
在北京奥组委，她曾经负责过奥运村1万6千多名运动员的饮食起居，而现在，这个数字是20万。要命的是，组织群众游行排练的时候，突遇甲流。这么多人在一起训练，一旦有人感染，后果可想而知。甲流防控的主管负责人，正是邓亚萍。
这么多人的健康防疫责任都由自己负责，邓亚萍头一次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打不打疫苗，曾经让她非常为难，“那么短时间研究出来的，这事靠谱吗?”
北京市卫生局当时专门派了一个工作小组进来，帮助她一块抓这项工作。专业性的工作小组帮她解答了很多疑难问题，但打不打疫苗这件事，必须由她做决定。
邓亚萍带头打了疫苗，但并没有强行要求其他人也注射疫苗。那是一段纠结的日子，“有的打，有的没打，没打的人如果染上怎么办?一样会大面积的爆发!几十万人哪，挺难的，当时确实挺难的。”
半年多过去了，提起当时，邓亚萍依然感慨。
现在，她已经完全适应这个全新领域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中国周刊》记者在一张A4纸上，看到了她4月13日的工作安排：
上午，在办公室和国际部部长一起讨论国际部相关的工作；期间，宣传部送来正在筹备的北京国学院的材料。
下午，赶到了昌平去参加北京市的参博志愿者骨干培训的开班仪式；两点钟开班仪式完了之后，到北京青年报商量有关工作。
晚上八点，参加外事活动。
这是过去的三百六十多天里，邓亚萍最为寻常的工作的一天。每天几乎都需要处理三件以上的工作。
“我现在的工作，要不就是在办公室研究问题，要不就是下到基层去做调研，要不就是参加各种活动，要不就开会，无非就是四种工作状态。”这么多看起来繁杂的工作，她三言两语就将其分类。
再见，乒乓球
从运动员到官员，是怎么适应的?
邓亚萍用手在桌子上画着竖线和横线，解释说：“过去的体育工作是一条线贯穿到底，只是一个领域的事情，而现在的团委工作，竖可以从各大学延伸各中小学，横可以从机关、企业延伸到各不同单位社群，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和角角落落——这些其实是对一个人控制力和大局观念的非常好的训练。”
训练的结果，已然展现。
4月11日，北京市共青团组织了一次“倾听会”，30多名基层团干部和代表与邓亚萍面对面。
邓亚萍早早地在一楼大厅等候，迎接大家到15楼去参观团市委的办公环境。她随意地走在人群中，不时小声地补充宣传部长的讲解，有人和她眼神交流，她会扬起笑脸迎上去。
在“倾听”的环节，对于每一个发言的人，邓亚萍在回答提问或回应建议和意见之前，都会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理锯。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这么近地见到“亚萍书记”，她的亲切显然有些超出他们的想象。有个代表忍不住发问：你的霸气还会用到你的工作上么?你会怎么用呢?
她笑了起来，说，自己在过去打球，只管赢，不用想太多其他问题。经常会瞪着对手也并不是刻意为之，只是久而久之形成的习惯，到后来，“目光，也是一种战术了，我现在笑，这也是一种战术。”
这个回答，让现场的人都会心地笑了。
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打乒乓球。昔日的乒乓女皇和业务爱好者们交手，居然打飞了好几个好球。有两个业余选手甚至胜了她，她依然面带笑容。
乒乓球，离她已经越来越远了。丈夫林志刚说，她几乎不怎么上乒乓球桌了，锻炼身体也会选择打羽毛球。
甚至，体育明星的感觉也在有意无意的淡去。
一次，邓亚萍和好友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吕中舌一起吃饭，饭馆老板一看是邓亚萍，热情地表示要免单，附加小小的要求是希望与她合影，把照片挂在饭店里。邓亚萍拒绝了，她解释说，自己现在是官员，既不能不买单，也不能把合影用在商业场所。
而在此前，邓亚萍往往会顺水推舟，卖老板一个面子。
“她是那种非常清楚自己在哪个阶段，该干什么的人。”吕中舌说，现在的邓亚萍早已不再以一个职业体育人自处了。
她的自我要求非常严格。“就是那些看起来枯燥乏味的文件，也是有意义的。”她说，对于文件，自己首先不会拒绝，而是带着包容和了解的心态去接纳，“其实真正读下去，你就会发现，也可以从中找到很多意义和价值。”
没有停歇
今年春节期间，邓亚萍去温哥华考察冬奥会，回来之后，她非常详尽地向吕中舌描述她关注的温哥华的社会：华人社区工作、种族、宗教……吕中舌一度错以为自己是在听一个专业的社会学者或者是人类学者讲解自己所研究的课题。
吕中舌知道，春节期间其实是邓亚萍难得的休闲度假时间，但她还是没有闲下来。
其实，早在两人一块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学位的时候——邓亚萍攻读硕士学位，吕中舌攻读博士学位——她们会利用假期一块去英国的一些乡村、城镇做探访。
那个时候，吕中舌是带着观光旅游的心态，比较轻松自在，但她发现。邓亚萍的观察非常细致——当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地社会的各种情形，她都要一一去考察去记录。尽管吕中舌多次听邓亚萍说自己学成之后是要回国去做些实际的事情的，但没想到，她会那么有心地利用一切可以用来学习的机会。
吕中舌记得，邓亚萍还在读本科阶段的时候，被清华作为交换生去诺丁汉大学学习，一到学校，她就主动提出，学校是否能安排一些演讲和公共场合与媒体打交道的语言课程。
去年6月，邓亚萍和吕中舌一起请诺丁汉大学的老校长吃饭。让吕中舌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已经成功担任过奥运村新闻发言人的邓亚萍，还是非常认真地向校长请教在公共场合和媒体面前的说话技巧和注意事项，并询问是否还有这样的专业课程可供她学习进修。
拼命地学习，似乎已经占据这个前世界冠军的心。
现在崇文区教委工作的崔竞，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奥组委工作，直接受邓亚萍领 导。邓亚萍有的工作习惯她至今都佩服：
她把所有的工作安排、工作要点都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包括工作的意义和目标，都会写得清清楚楚，不但自我提醒还会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加以提醒；做完一项用笔勾去一项，然后迅速投身于下一项工作，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
“她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担任奥组委新闻发言人时，邓亚萍把几乎所有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都一一罗列出来，反复进行沙盘演练。“她甚至连奥运村房间的门把手有多高都烂熟于心。”
前不久，邓亚萍的排名从最后往前提升了一位，在共青团北京市委五个副书记中排名第四，她所负责管理的工作比刚接手时多了好几个方面。现在，她主管宣传文化建设、青少年思想教育，还有全团外事和青少年对外交流、志愿者工作。
“我不想完全改变”
《中国周刊》：为什么选你到北京团市委工作?
邓亚萍：现在我们一直在讲，用人要人岗匹配。过去我从事体育工作，主要针对的是青少年；在奥组委，主要是和青少年为主的志愿者打交道，团委的工作对象就是青少年。工作对象基本上就是同一群人。组织选我来，是认为我是可以引导广大的青少年走一个正确的道路的，这是对我的认可。
《中国周刊》：但大家似乎还愿意把你当做一个体育明星去崇拜?
邓亚萍：因为是冠军，跟人交往会更容易一些，但实际在工作当中，大家是看你处理问题的能力。我并不怕这些问题，我能够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上，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和实力。
《中国周刊》：去年一年，除了日常工作、筹备国庆游行，还主要做了什么?
邓亚萍：去年我们专门成立了研究课题组，梳理奥运志愿者的成功经验，做奥运成果转化的事情。我们深度访谈了几十个人，形成了大量最一手最直观的材料。去年出了一份中英文版本的报告，今年会出一本书。联合国志愿组织非常看好我们这份报告，认为将会给人类留下一笔珍贵的财富。这些财富不仅仅具备中国特色，还有很多是可国际通用的。
《中国周刊》：你个人非常重视工作方法的国际通用性?
邓亚萍：当然。其实我们的一些工作方式跟所谓的西方方式比较，只是叫法不同，形式是一样的。比如西方很重视调研，讲究实地考察后出结论；咱们老一辈曾经讲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两者有多大区别呢?志愿服务和志愿精神是西方来的，但是中国就没有吗?咱们传统文化中的助人为乐、邻里互助，不也是志愿服务吗?不要狭义去理解西方和中国，其实很多东西都有共性。
《中国周刊》：你去西方学习的重点是什么，怎么将所学体现到工作中?
邓亚萍：当然希望去得到那些跟中国不同的内容。从事半功倍的效果来讲，一定是去学中国所没有的，或者是尽量去感受中国所没有的，你才能了解彼此，看看哪些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拿新闻报道举例，西方更注重细节、故事、事实、数据，更愿意看到现实的东西。而我们中国人更多的是喜欢表达高屋建瓴的长远意义，喜欢框架性的的感觉。我觉得，西方的东西，能立马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甚至都能在脑子里有一个图画，很具像。中国有时候太宏观，让我们有点找不到边。面对西方媒体的话。最好是按照他们习惯的接受方式来给他们内容。让他们不那么损耗地报道你想传递的信息。
《中国周刊》：你和其他官员不同，算体而优则仕，你认为一个政府官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邓亚萍：其实也没什么不同，只是我们的成长背景各异而已。团市委的很多干部也不是一开始就干团工作的，多数都是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都是从最底层一步步地奋斗上来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一个官员，很重要的是协调能力，很强的领导力，此外，亲和力也非常重要。
《中国周刊》：作为经济学博士海归，你的专业知识主要来自国外，如何用在中国?
邓亚萍：回到了国内工作，你就必须很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一些我认为好的东西，我会想办法带入工作，但这也是潜移默化的东西，我不想完全改变。有时候也不必改变，因为这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非要把中国攻到西方，把西方改成中国，也不现实，我们需要融会贯通。
《中国周刊》：作为官员，你如何在当下的中国自处?
邓亚萍：这个问题很深，很大。我是觉得首先还是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虽然我们经济发展非常快，三十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成效非常显著，但中国仍然还有很多急需发展的一些方面，特别是农民、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的问题。而作为官员，我想我们在制订和执行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我们服务的这些人群的需要，首先考虑到他们最大的利益。
邓亚萍怕了。
每到晚上10点，她就害怕电话铃响起。那是2009年的夏天，她刚刚获任命没多久。从来没有承担过的重担压了下来。
履新一年
精致的妆容、时尚干练的短发、得体的职业套装，邓亚萍早已不再是人们更熟悉的运动员模样了。在她不足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八盆绿植错落有致地摆放在屋角、茶几、桌上，极为普通的L型办公桌上收拾得整整齐齐。
办公桌上摆着她的照片，看得出，她非常喜欢照片中笑意盈盈的自己，在办公桌对面墙上，还挂着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放大了数倍的照片。
在一切走上轨道之前，邓亚萍的感受是惴惴不安。如果晚上稍晚点电话铃声响起，她就会在心中暗叫：“不好，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那是她担任北京市团委副书记最初的日子。她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负责组织国庆60周年群众游行工作。
在北京奥组委，她曾经负责过奥运村1万6千多名运动员的饮食起居，而现在，这个数字是20万。要命的是，组织群众游行排练的时候，突遇甲流。这么多人在一起训练，一旦有人感染，后果可想而知。甲流防控的主管负责人，正是邓亚萍。
这么多人的健康防疫责任都由自己负责，邓亚萍头一次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打不打疫苗，曾经让她非常为难，“那么短时间研究出来的，这事靠谱吗?”
北京市卫生局当时专门派了一个工作小组进来，帮助她一块抓这项工作。专业性的工作小组帮她解答了很多疑难问题，但打不打疫苗这件事，必须由她做决定。
邓亚萍带头打了疫苗，但并没有强行要求其他人也注射疫苗。那是一段纠结的日子，“有的打，有的没打，没打的人如果染上怎么办?一样会大面积的爆发!几十万人哪，挺难的，当时确实挺难的。”
半年多过去了，提起当时，邓亚萍依然感慨。
现在，她已经完全适应这个全新领域的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中国周刊》记者在一张A4纸上，看到了她4月13日的工作安排：
上午，在办公室和国际部部长一起讨论国际部相关的工作；期间，宣传部送来正在筹备的北京国学院的材料。
下午，赶到了昌平去参加北京市的参博志愿者骨干培训的开班仪式；两点钟开班仪式完了之后，到北京青年报商量有关工作。
晚上八点，参加外事活动。
这是过去的三百六十多天里，邓亚萍最为寻常的工作的一天。每天几乎都需要处理三件以上的工作。
“我现在的工作，要不就是在办公室研究问题，要不就是下到基层去做调研，要不就是参加各种活动，要不就开会，无非就是四种工作状态。”这么多看起来繁杂的工作，她三言两语就将其分类。
再见，乒乓球
从运动员到官员，是怎么适应的?
邓亚萍用手在桌子上画着竖线和横线，解释说：“过去的体育工作是一条线贯穿到底，只是一个领域的事情，而现在的团委工作，竖可以从各大学延伸各中小学，横可以从机关、企业延伸到各不同单位社群，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和角角落落——这些其实是对一个人控制力和大局观念的非常好的训练。”
训练的结果，已然展现。
4月11日，北京市共青团组织了一次“倾听会”，30多名基层团干部和代表与邓亚萍面对面。
邓亚萍早早地在一楼大厅等候，迎接大家到15楼去参观团市委的办公环境。她随意地走在人群中，不时小声地补充宣传部长的讲解，有人和她眼神交流，她会扬起笑脸迎上去。
在“倾听”的环节，对于每一个发言的人，邓亚萍在回答提问或回应建议和意见之前，都会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理锯。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这么近地见到“亚萍书记”，她的亲切显然有些超出他们的想象。有个代表忍不住发问：你的霸气还会用到你的工作上么?你会怎么用呢?
她笑了起来，说，自己在过去打球，只管赢，不用想太多其他问题。经常会瞪着对手也并不是刻意为之，只是久而久之形成的习惯，到后来，“目光，也是一种战术了，我现在笑，这也是一种战术。”
这个回答，让现场的人都会心地笑了。
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打乒乓球。昔日的乒乓女皇和业务爱好者们交手，居然打飞了好几个好球。有两个业余选手甚至胜了她，她依然面带笑容。
乒乓球，离她已经越来越远了。丈夫林志刚说，她几乎不怎么上乒乓球桌了，锻炼身体也会选择打羽毛球。
甚至，体育明星的感觉也在有意无意的淡去。
一次，邓亚萍和好友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吕中舌一起吃饭，饭馆老板一看是邓亚萍，热情地表示要免单，附加小小的要求是希望与她合影，把照片挂在饭店里。邓亚萍拒绝了，她解释说，自己现在是官员，既不能不买单，也不能把合影用在商业场所。
而在此前，邓亚萍往往会顺水推舟，卖老板一个面子。
“她是那种非常清楚自己在哪个阶段，该干什么的人。”吕中舌说，现在的邓亚萍早已不再以一个职业体育人自处了。
她的自我要求非常严格。“就是那些看起来枯燥乏味的文件，也是有意义的。”她说，对于文件，自己首先不会拒绝，而是带着包容和了解的心态去接纳，“其实真正读下去，你就会发现，也可以从中找到很多意义和价值。”
没有停歇
今年春节期间，邓亚萍去温哥华考察冬奥会，回来之后，她非常详尽地向吕中舌描述她关注的温哥华的社会：华人社区工作、种族、宗教……吕中舌一度错以为自己是在听一个专业的社会学者或者是人类学者讲解自己所研究的课题。
吕中舌知道，春节期间其实是邓亚萍难得的休闲度假时间，但她还是没有闲下来。
其实，早在两人一块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学位的时候——邓亚萍攻读硕士学位，吕中舌攻读博士学位——她们会利用假期一块去英国的一些乡村、城镇做探访。
那个时候，吕中舌是带着观光旅游的心态，比较轻松自在，但她发现。邓亚萍的观察非常细致——当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地社会的各种情形，她都要一一去考察去记录。尽管吕中舌多次听邓亚萍说自己学成之后是要回国去做些实际的事情的，但没想到，她会那么有心地利用一切可以用来学习的机会。
吕中舌记得，邓亚萍还在读本科阶段的时候，被清华作为交换生去诺丁汉大学学习，一到学校，她就主动提出，学校是否能安排一些演讲和公共场合与媒体打交道的语言课程。
去年6月，邓亚萍和吕中舌一起请诺丁汉大学的老校长吃饭。让吕中舌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已经成功担任过奥运村新闻发言人的邓亚萍，还是非常认真地向校长请教在公共场合和媒体面前的说话技巧和注意事项，并询问是否还有这样的专业课程可供她学习进修。
拼命地学习，似乎已经占据这个前世界冠军的心。
现在崇文区教委工作的崔竞，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奥组委工作，直接受邓亚萍领 导。邓亚萍有的工作习惯她至今都佩服：
她把所有的工作安排、工作要点都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包括工作的意义和目标，都会写得清清楚楚，不但自我提醒还会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加以提醒；做完一项用笔勾去一项，然后迅速投身于下一项工作，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
“她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担任奥组委新闻发言人时，邓亚萍把几乎所有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都一一罗列出来，反复进行沙盘演练。“她甚至连奥运村房间的门把手有多高都烂熟于心。”
前不久，邓亚萍的排名从最后往前提升了一位，在共青团北京市委五个副书记中排名第四，她所负责管理的工作比刚接手时多了好几个方面。现在，她主管宣传文化建设、青少年思想教育，还有全团外事和青少年对外交流、志愿者工作。
“我不想完全改变”
《中国周刊》：为什么选你到北京团市委工作?
邓亚萍：现在我们一直在讲，用人要人岗匹配。过去我从事体育工作，主要针对的是青少年；在奥组委，主要是和青少年为主的志愿者打交道，团委的工作对象就是青少年。工作对象基本上就是同一群人。组织选我来，是认为我是可以引导广大的青少年走一个正确的道路的，这是对我的认可。
《中国周刊》：但大家似乎还愿意把你当做一个体育明星去崇拜?
邓亚萍：因为是冠军，跟人交往会更容易一些，但实际在工作当中，大家是看你处理问题的能力。我并不怕这些问题，我能够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上，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和实力。
《中国周刊》：去年一年，除了日常工作、筹备国庆游行，还主要做了什么?
邓亚萍：去年我们专门成立了研究课题组，梳理奥运志愿者的成功经验，做奥运成果转化的事情。我们深度访谈了几十个人，形成了大量最一手最直观的材料。去年出了一份中英文版本的报告，今年会出一本书。联合国志愿组织非常看好我们这份报告，认为将会给人类留下一笔珍贵的财富。这些财富不仅仅具备中国特色，还有很多是可国际通用的。
《中国周刊》：你个人非常重视工作方法的国际通用性?
邓亚萍：当然。其实我们的一些工作方式跟所谓的西方方式比较，只是叫法不同，形式是一样的。比如西方很重视调研，讲究实地考察后出结论；咱们老一辈曾经讲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两者有多大区别呢?志愿服务和志愿精神是西方来的，但是中国就没有吗?咱们传统文化中的助人为乐、邻里互助，不也是志愿服务吗?不要狭义去理解西方和中国，其实很多东西都有共性。
《中国周刊》：你去西方学习的重点是什么，怎么将所学体现到工作中?
邓亚萍：当然希望去得到那些跟中国不同的内容。从事半功倍的效果来讲，一定是去学中国所没有的，或者是尽量去感受中国所没有的，你才能了解彼此，看看哪些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拿新闻报道举例，西方更注重细节、故事、事实、数据，更愿意看到现实的东西。而我们中国人更多的是喜欢表达高屋建瓴的长远意义，喜欢框架性的的感觉。我觉得，西方的东西，能立马让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甚至都能在脑子里有一个图画，很具像。中国有时候太宏观，让我们有点找不到边。面对西方媒体的话。最好是按照他们习惯的接受方式来给他们内容。让他们不那么损耗地报道你想传递的信息。
《中国周刊》：你和其他官员不同，算体而优则仕，你认为一个政府官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邓亚萍：其实也没什么不同，只是我们的成长背景各异而已。团市委的很多干部也不是一开始就干团工作的，多数都是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都是从最底层一步步地奋斗上来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一个官员，很重要的是协调能力，很强的领导力，此外，亲和力也非常重要。
《中国周刊》：作为经济学博士海归，你的专业知识主要来自国外，如何用在中国?
邓亚萍：回到了国内工作，你就必须很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一些我认为好的东西，我会想办法带入工作，但这也是潜移默化的东西，我不想完全改变。有时候也不必改变，因为这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非要把中国攻到西方，把西方改成中国，也不现实，我们需要融会贯通。
《中国周刊》：作为官员，你如何在当下的中国自处?
邓亚萍：这个问题很深，很大。我是觉得首先还是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虽然我们经济发展非常快，三十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成效非常显著，但中国仍然还有很多急需发展的一些方面，特别是农民、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的问题。而作为官员，我想我们在制订和执行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我们服务的这些人群的需要，首先考虑到他们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