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英同志相识，是在一九三三年。那时我二十一岁，学徒满师不到两年，从杭州来到上海小西门蓬莱市场传经楼书店当职工，兼为店里的两个学徒传授古书修补技术。这家书店的主要业务是经营古旧书，在上海算小的。其时，时常有这样一个人来店里搜集晚明诗文集，并且为店里重印《山歌》作过序，三十出头，高盘脸，宽额角，眼睛很有神气——这就是阿英，当时化名“张凤吾”。由于店主经常外出收书，逾月不回，店内事务常托我照看。因此，有机会不时与阿英攀谈。我常向他请教问题，当作师长看待；阿英也常与我谈古书版本。这样，我们就很快地熟悉了。
　　一九三五年，店主见学徒能独立从事店内的工作，便将我回退了。不久，阿英知道我无去向，便要我到他那里，替他修点书。而这时阿英也没有房子，住在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家里。年底，我们一同搬到英租界赫德路赵家桥寿萱坊三十二号。从这年至一九三八年四年中，我前后与阿英一同生活了两年多。
　　阿英同志当年搜集晚明人的诗文集是有原因的。当时，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极其严厉，阿英的作品又因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国民党黑暗而遭禁的很多。泰东图书局也因经常出版阿英等左翼作家的作品而遭查封，历年所欠阿英的大量稿费，当然也成为泡影。明朝晚期社会日益衰败，引起一批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便用曲笔来揭露、讽刺现实，而文笔都较清新生动。因此阿英便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来继续他的新的战斗。他的这类文章，常在杂志上发表。尔后他从事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的考证、编纂工作的缘由还是由此而来的。象弹词说唱这类通俗文学，过去很少为人重视过问，阿英这方面的工作，对提高通俗文学的地位是很起作用的。
　　阿英没有财产，他本人是职业革命家，父亲是个小手工艺者。所住房子是一楼一底，五十多平方米，却因家具太少而显得空荡，每月租金二十多元。阿英当时已有四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维持这一切只能靠他那支被国民党所抑制的“笔”。可想而知，这该是多么的困难。在这种艰难度日的环境下，阿英还是使人难以理解地尽力买书，觅找近现代文学资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件事：
　　一九三五年底，我回绍兴老家过年，阿英嘱我沿途代为留意书籍。我由沪到甬，经过余姚，有卢家珍藏一大批小说，意欲出售。春节后我回上海告诉了阿英，阿英想即刻去看看。但经济困难，一时无力筹集，直到四月我们才一道出发。到余姚后因事不顺，阿英有事先转去澉浦，托我留在余姚继续办理，终因钱少，颇费周折，弄到上海，阿英看后觉得无甚好书，然而好不容易筹措的钱却为此而花光，造成了以后一段生活的更为困难。阿英曾将这段求书的艰辛，写成《浙东访书记》。
　　同年夏天，上海涨大水，马路上水一天高一天。替中国书店收书的朱某在中国书店碰到阿英，告诉他，近来收到一部《玉妃媚史》，尚在家中。阿英听了赤脚水赶到朱家，以廉价得该书而连夜阅毕。第二天在《大晚报》上发表文章介绍，有读者来信以一百元请求转让。阿英却说：虽经济困难，但书决不出让。
　　还有一次是晚上，等阿英吃饭，但总不见他回来，我们很着急。已经很晚了，阿英才兴冲冲地挟着一大包书回来。我问其故，原来中国书店寄到一批书，因收购人火车晚点没到，不能拆包。阿英恐其中或有好书，又怕他人先得，竟饿着肚子一步不离书堆坐等。果然后来从中找到几部好书。其中一部是《清平山堂话本二种》，他送给了郑振铎。郑氏在自著《劫中得书记》中对此书大加赞赏，称“钱先生得此，亦是奇缘”。
　　阿英并不是为好书而买书，在他的书箱里，很难找出“四书五经”之类的书来。他自己也说过：我所收集的都是些资料，可派用场。他所买的书，是他那支“笔”的“食粮”。
　　阿英买书，一般大书店由于书价高他不去，通常跑城隍庙和辣斐德路一带的小书店和书摊子，或者到认识的、能够欠账的中国书店。但是买起书来十分大方，从不大计较还价。不了解他的人，鉴于他的名声，还以为他是富收藏家。就有这么一个小藏书家，很羡慕阿英，经我介绍后，头次见面就送给他一部罕见的弹词，阿英边看边连声称好。一些知道阿英住址的书店书摊小经营者，还不时地一清早就“张先生、张先生”送书上门，反而弄得阿英窘迫。因此每天一元的费用常无保证，有时还要向保姆挪款度日。
　　阿英常受国民党通缉。一九三六年，阿英一家一度难以继日。不得不忍痛出卖一些心爱的书。有次他拿了几部晚明的集子嘱我卖给上海一个拥有几百万家私的大藏书家王绶珊，这个王绶珊知道我不会有这些好书，头次去卖没有说出阿英的名字，卖得很顺利。第二次王绶珊生疑问我，一急我说出了阿英，不料他突然脸色一变，将书朝地上一扔，破口大骂：“阿英是个共产党，你与阿英办事，该死，该死”。阿英多次为上海地下党组织觅购图书。记得一九三八年，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从延安辗转带来毛主席的一封信，阿英当时将信给我看了，是托阿英代买一些古典词曲的书，其中有开明书店出版的汲古阁本六十种曲。阿英很快办好了，信中提到的有些书一时买不到，阿英从自己收藏的书中补齐了不少。
　　阿英同志民族气节很强。“八·一三”后，阿英与郭沫若、夏衍同志创办《救亡日报》，整天不回来，忙于工作。当时报纸经济十分困难，他们还是坚持办下去。一九四○年，有汉奸某某承其主子旨意企图收买阿英，以十万元引诱阿英，要他办个影片公司，并宣称，如果不答应，对阿英是不利的。阿英坚决地予以拒绝。
　　一九三七年夏，有朋友要我协助他开书店。考虑到这能改善经济情况，我不顾阿英的劝阻离开了他家。可是时常有机会见面，并再去他家住过。一九四一年冬，敌伪势力已进入租界，阿英已难于从事革命工作了。一天，我到他家去，他告诉我：近日他将带全家离开上海去苏北，问我能否一同去，我因已有家小没有答应他。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分别。
　　可惜的是，阿英离开上海时未能带走那批在艰苦环境中耗费了无数精力各处奔波得来的宝贵书籍，后来大多都被他委托保管的一位朋友散失了。
　　解放后，阿英同志在天津、北京担负文艺界领导工作，繁忙之余，还继续收寻小说、弹词及晚清文学资料。他是北京中国书店的主顾，上海、苏州一带书店也常寄书给他。我同他之间的通信内容，自然也少不了谈书。我因在杭州工作之便，时为他留意收寻。他在一次来信中提到“平均每天都要买进一两部书来”。
　　文化大革命中，阿英政治上受“四人帮”的迫害可想而知。陈伯达和那个“顾问”之流抢掠了他的全部收藏，使之受到严重损失，对他如此爱书做学问的人，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是促使他患得肺癌致死的一个重要因素。
　　即使在阿英丧失人身自由和各种物质条件的情况下，他对书的爱好并没有停止。一九七三年，其时江青强加在他头上的“叛徒”帽子还未摘除，他在一封来信中，又提及要我代他注意清初反沙俄侵略和清末的反帝资料。当他得知我已被迫转作它业，及时来信相劝，希望我不要丢掉搞了几十年的专业。并请慕湘同志来杭时看望我。他一直希望我能到北京去，同年四月十五日他在来信中写道：“你忙碌一生，如能一作京游，借叙旧谊，自是一快事。”我因工作不得脱身，拟在退休后再去。尽管在这几年的通信中时常得到他“眼腕有疾”、“阅读写作已极困难”、“足不出户”、“住协和医院，唯精神尚好”这样的消息，但万万没有想到他去世得这么快。
　　阿英同志用笔战斗了一生。他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他所创作的那份瑰丽的社会精神财富，是人民永远不会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