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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租头
大根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躺在那里的吴德礼的尸体，呆呆地站着。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就在刚刚过去的一瞬间，他用自己的双手掐死了吴德礼。
此时是1943年年底，日军占领广州的第五年。吴德礼是一家经营和出租人力车公司的经理。
广州沦陷后，由于市内逃难频频，需要交通工具者众，而此时的广州城，客运、货运的交通工具，几乎没有一辆机动车，全靠人力车运载。从事拉“黄包车”的工人群体越来越多，收费没有固定标准，按习惯计价，大约由第十甫至西濠口收一角五分至二角。
当时广州经营和出租人力“黄包车”的，有福安、利昌、永平、厚兴、荣利等五间公司。这五间公司，均设在西湖路一带，最旺盛时期，大约有5000辆车左右，由伪市政府公用局人力车组合——这个机构管理，凡从事拉“黄包车”的工人，均要先领取驾驶执照，才准接运乘客。领取驾驶执照的手续，由出租“黄包车”公司，介绍到人力车组合，填具申请表，表上要觅具商店盖章担保，经伪市政府公用局批准后，才发给执照。
吴德礼凭侄儿在日本宪兵队担任翻译的关系，早早就获得了人力车出租的经营权。而且，据我中共地下组织掌握的情报，吴德礼还是日本宪兵队的“暗探”，经常向日本宪兵密报广州市民的抗日动态，我地下组织一直想除掉他。
大根是吴德礼公司旗下的一个小“包租头”。拉“黄包车”的工人，在领取驾驶执照时，要觅具商店盖章担保。大多数拉车工人，都是贫苦大众，在当时社会没有人看得起他们，怎能找商店盖章担保自己。因此，出现了租赁“黄包车”的“包租头”。他们是有地方势力为靠山的，代觅商店盖章担保，然后向吴德礼这样黄包车出租公司承包出租车。凡经过“包租头”转租的车，每部车每天租金用二至三角军用票计算。车辆租用后，维修、保养等费用，均由承租车夫负责。
大根通过各种关系，包括疏通了吴德禮的关系，也当上了包租头。也就是说，吴德礼是大包租头，大根是小包租头。
而大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中共广州地下组织的一个情报员。他除了要完成地下党组织交给的各项收集、传递情报任务外，还负责监视吴德礼的一举一动。
这天，广州正刮台风，大街上滂沱大雨。他冒雨带着本月的“份子钱”来到吴德礼家里，他知道如果这钱迟交一天，吴德礼会立刻收掉他的包租权。而在这个大雨连天的日子里，吴德礼肯定是独自一人在算账。
当时，吴德礼家的门洞开，他正趴在桌上写着什么，见大根进来，神色有点紧张地赶快用一把扇子盖住了桌上写了字的纸，然后接过吴德礼递过来的钱。
这时，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吴德礼离开了桌子接电话。趁这机会，大根悄悄地移开桌上的扇子，眼睛扫了一下那张纸，立刻，他的脑袋“轰”的一声，几乎要炸开。
原来，那张纸上写着我党设在广州西关的一个重要联络站的地址，上面还有几个大根熟悉的人的名字。
大根这些天不止一次听人力车夫说，他最近不知发什么疯，整天在西关一带转来转去。原来，他是在替日本宪兵当密探，发现了我党地下联络站的秘密。
吴德礼现在偷偷地在写情报，意味着他正准备向日本人告密。这个情报如果传到日本人手里，那对我党在广州的地下组织可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来不及向党组织请示汇报了，大根想都没细想，便趁吴德礼接完电话回来继续数钱时，用有力的双臂把他掐死了。
大根在不经意间，看到了屋子墙上的挂钟，正好是十点半！
还好，今天没人知道自己到这里来，必须赶快离开！他慌忙地将指纹擦干净，正打算马上离开这个危险地带，就在他伸出腿的一刹那，他的脚触及了尸体。仰卧在那儿的吴德礼那张专横的脸正冲着他。大根一看到那张脸，不自觉地小声惊叫了一声，随后匆忙地夺门而去。
雨还是不停地在下，路上行人很少，大根在归途中没有碰上任何熟人。没多久，大根安全地到自己的档口。这个所谓的档口，只不过是巷口的一间小屋，其实就是他旗下的人力车夫来交车、交车租及临时休息的地方，也是大根吃饭睡觉的地方。当他回到这里时，威仔正等着他，给他带来了上级组织的一个口讯。
“我十点半左右就来了，听工仔说说你去火车站买票去了，我就在这儿等你。买到预售票了吗？”
经威仔这么一问，大根才想起来自己确实是跟人说去买车票才出门的。因为在今天早上九点左右，在另一个人力车公司当小包租头的王贵打来电话，问大根明天能不能一起回香港。
王贵也是人力车包工头，大根和他很熟。除了当包租头，自己另外还在樟木头开了家皮包公司，经常来往广州、香港之间做些小生意。大根则因为组织的需要，经常当临时交通员，也常以到香港找生意的名义，和王贵一道去香港传送党组织交给的文件和情报。
这次，他已经和仍在樟木头的王贵约好，他明天乘港广列车途经樟木头和王贵汇合，一同前往香港，一是送一份文件，另外也收一下以前欠的货款。
这时大根猛然醒悟道：当务之急，除了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外，还必须要编出一个十点出家门后至十一点半这段时间的“不在现场证明”来。
想到这儿，大根连忙简短地向威仔说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并要威仔赶快替他报告上级组织。
威仔走后，大根急忙跑到街边的电话亭给火车站的售票处打了电话。
“请问现在去买明天到香港的预售票还有没有？”
看样子这个服务员对这个问题回答好多遍了，对方操着平板的声调答道：
“由于刮台风，列车连日晚点，你要预购的票已于今天上午十一点停止发售，请您购买无座位票吧。”
说完，不等这边再说话就把电话挂上了。
大根一听急了，连忙又拨了一次：
“今天停止发售，那到明天早上可以买到预售票吗？软卧也行，我急需一张明天回香港的座票……”
“由于台风的关系，香港到广州之间，每趟列车都平均晚点两小时以上，包括软卧票在内，明天一概不卖预售票。无座位号火车票也是在了解了误点情况之后才会卖给您的。” 随后又是“咔嚓”一声，对方先放下了电话。大概是由于问讯的人太多的缘故吧。
“已知晚点”
听到“饭好了”的呼唤声，大根起身走到屋外。大根是个人缘很好的包租头，好几个拉人力车的车夫，都在他这里搭伙做饭吃。现在，早回来的一个车夫把饭做好了，饭菜都摆在屋外的小桌子上。
当大根拿起筷子吃饭时，做饭的车夫告诉他说，在他不在家时，王贵托人送话：
“王贵说他现在还在樟木头，将乘明天下午十三点五分广州发出的广九列车，从樟木头站乘车到香港。我告诉他，你现在也去买火车票了之后，他一个劲儿地说，再早一点和你联系就好了……王贵说他的座位在九号车厢。大哥你是明天几点的车？”
“啊，一会儿我再看看票。可能是同一趟车，在广州火车站是一点多发车的。”
大根想，现在是战时，列车运行的时间十分混乱，到时说什么都行，于是他就这么顺口答了一句。但当他听到做饭的车夫下面说的那句话后，心里不禁惊叫了一声：“糟了！”
“王贵还说，如果你买的是对号的票，列车晚点两小时以上，就可以把加快的票款退还给你。万一你赶上了晚点的车，那也没关系，正好可以和他坐同一趟列车，至少不会感到寂寞的。”
但在明天才卖的车票上，由于已经盖有“已知晚点”的图章，所以到了香港站也不会退给本人加快部分的票款的。这样一来，坐同一趟车的王贵就会知道我没有买到今天的对号车票了。
可这时如果再多解释几句的话，那他十分敏感的车夫就一定会觉察出什么来。大根草草扒拉了几口饭，慌忙起身离开了。
大根回到自己的房间，双手枕在头后躺在床上。
由于他与吴德礼是大包租头和小包租头的关系，而且还是关系十分亲密的那种，日本宪兵队发现吴德礼被杀后，可能马上就要到这里来，向自己问一些有关情况的。如果宪兵队问自己，当时发生案件时你在什么地方，该怎么回答呢？
大根绞尽脑汁地考虑，觉得目前只剩下一个办法，即马上去广州火车站，买一张印有今天日期的广九列车的无座位号火车票。明天在上车之前只要日本宪兵不来，那就没有必要拿出车票给谁看；
但如果万一日本宪兵来了，并问到十点到十一点半钟在什么地方时，说去广州火车站买票，但手中又无票是不行的。而如果手中有火车票，即使是无座位号火车票，也起码能证明自己去了广州火车站。那样一来，这种无座位号火车票，还有可能没盖上“已知晚点”的图章，或许还能多少退点赔偿费呢。
从家到火车站需要四十分钟时间。那么，今天早晨，就应该在十点四十分到的广州火车站。如果被问及为什么不买对号票时，就必须回答说：因为对号票只卖到十一点，由于时间没有来得及就没能买上；
另外还可以回答：因为整个列车误点，所以坐几点的车都无所谓，于是就买了无座位号火车票。
这样一来，日本宪兵当然又会问：如果买无座位号火车票，什么时候都能买，不一定非要提前买，上车之前也可以买嘛！
那时也有办法对答，就说遇到这么严重的列车误点情况，如果当天买票，一定会被盖上“已知晚点”的图章的，那就不会得到赔偿费：今天买，就可以多少“赚”点儿外快呢！
想到这儿，大根的精神头又来了。
为了不引人注目，一走出家门他就戴上了一副墨镜，打着雨伞直接去车站买了一张无座位号火车票。他不放心，又把票放在手心上仔细看了一下，上面确实印着“十一月七日”的字样，这样就可以证明自己今天已来过广州火车站了，大根松了一口气。
如果到明天上车之前日本宪兵还不来的话，他就可以在途中的樟木头站和王贵汇合，乘同一趟车到香港了。
王贵是在樟木头站拿着对号票上车的。如果下车时火车误点超过两小时以上，那么他也会要求退款的。因此，只要和他一起行动，他就会以为我拿的也是一张对号车票呢！那么他就会给我作证的。
我要坐上他预定的那趟车，在他从樟木头上车之前找好一个座位，让他看到我确实坐在那里，然后下车时一块儿下，再一起去退款窗口要回晚点的赔款。虽然我拿的是无座位号火车票，但由于票上没有盖“已知晚点”的图章，所以照样会退赔给我。
要设法使王贵知道我是用对号票退赔的，究竟怎样才不露出破绽，到时再想吧。
一夜无事，大根早上睡醒后，躺在床上漫不经心地欣赏起那张无座位号火车票来。这一看不得了，他的脸色顿时一下子变得苍白。
因为在那张票上还印着一大串顺序号！如果日本宪兵来了之后，他们就会看出这张票不是上午十点预售的，而是下午一点左右售出的。一想到这儿，大根又有些坐立不安了。他在心里祈祷着今天在他离开广州前日本宪兵不会来找他。
列车误点
“大根，有电话！”旁边银行的一个职员站在门口大声喊。
考虑到紧急情况下方便消息传递，组织上帮大根联系了这家不远处的银行，如有突发情况，可通过打银行电话找大根接听。
不会是组织出什么事吧？大根慌慌张张地跑到银行，拿过电话一听，原来是伪广州警署的刘昆打来的。
“大根，你昨天上午来是找我还钱的吧？”
大根愣了一下，吴德礼是刘昆的表舅，为了打通吴德礼的关系，大根按组织上的指示，确曾借过些钱给刘昆。但昨天他只去过吴德礼家，并把他掐死了，可没找过刘昆呀？
“其实我当时去理发了。我坐在路边的理发店的椅子上，无意中回了一下头，看到你正朝我家方向走去。我想赶快喊住你，可当时我满脸都是肥皂沫儿，又不能冲出去。等我理好之后飞快地跑回去想告诉你，我马上有钱还你了，可还是没有见到你。”
聽了刘昆的话，大根想起来刘昆的家就在吴德礼的住处附近。他感到自己的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完了！
此时大根虽然什么也说不出来，但他努力告诉自己不能这样一声不吭，电话的那边，刘昆还在不停地说着。 “你知道吗？我表舅发现了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本来今天要我到他家，要我把一份重要情报带到日本宪兵队，还说要给我一笔赏钱。没想到，今天我先回了一趟警署，听见表舅在家被人杀死了！”
大根还处于混乱的状态。因此他尽量不多说话，他在心里盘算着：刘昆到底知道些什么？
“你快过来我家，对了，我已经从警署回家了，你赶快来陪我去一趟日本人那里。表舅说的那份情报我虽然没拿到，但打电话叫我来的时候，曾亲口要我记住一个地址和几个人名。我想，这应该就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系站的地址和共产党重要人物的名字。你陪我到宪兵队报告，说不准日本人会给赏钱，那不就可以还你的钱吗？”
大根明白了，劉昆一定猜到吴德礼的死，是因为那份重要情报。
而刘昆现在想要代死去的吴德礼向日本人告密，但又怕像吴德礼那样惹上杀身之祸。如果让伪警署的人陪他，又怕别人分他的功劳。便借口还钱，让身强力壮的大根给他当保镖。
大根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了。
大根放下了电话，这时他才感到由于刚才过于紧张，握着听筒的手心里全都是汗水。
回到屋里，大根坚定地对自己说道。一定要杀掉刘昆，只要刘昆活着，地下联络站的秘密还是保不住。
大根迅速查了一下列车时刻表，知道王贵将从樟木头乘上的列车在广州火车站的发车时间是十三点五分。他决定乘这趟车去香港，对做饭的车夫就说买的是这趟车的车票。吃过午饭后，十二点二十分从家中出发。从家到车站需要四十分钟到火车站正好十三点。这样一来，自己从十二点二十分到发车前的十三点五分的“不在现场证明”就成立了。
这样一来，就可以从档口出来不直接去车站而先去刘昆家。从到刘昆家需要三十分钟，他从十二点二十分从档口出来，十二点五十分到达刘昆家。杀死刘昆后，那十三点从刘昆家出发去火车站。需要二十五分钟，因此到达火车站应是十三点二十五分。随后再乘十三点五分发出的列车。
为什么十三点二十五分到车站还能乘上十三点五分发的列车呢？
这是因为大根已经利用广九列车在广州与香港之间往返一年了，他对广九列车情况了如指掌。像遇上这种下大雨和刮台风的天气，列车都要误点，而且今天还要在车票上盖上“已知晚点”的图章。那么无疑今天在火车站发的车要晚点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而到达中间站樟木头时，更可能会误点两个小时。大根对这种情况再清楚不过了。
即使这样，每逢刮台风或下大雨，许多人也不敢贸然地推迟进站，尤其是持有对号票从广州火车站上车的乘客，基本上都是按时进站，宁愿在站台上等候。因为他们怕万一火车准时进站会使自己漏乘。
因此，万一日本宪兵将晚点的时间也算在内，推测是自己杀掉了刘昆的话，就可以怕漏乘为理由，死不认账，对宪兵队说：由于朋友在樟木头上车，约好同坐一趟车到香港，所以怕误车，从家里按时出来，一直在车站等了一个小时，估计日本宪兵对此不会有疑。
大根于十二点二十分离开了家，还好，日本宪兵到现在还没有来。
换 票
杀掉刘昆再简单不过了。大根趁其不备，用领带一下子就把他勒死了。虽然说是第二次杀人，但也不能说是习惯了。不过已不像第一次杀人受的刺激那么大。
大根仔细地检查了指纹及遗留物品之后，然后离开刘昆家，直奔广州车站。
大根来到车站时，站内的大钟正好是三点二十五分。在钟旁边的“列车进站显示牌”上，只显示了比大根要乘坐的早两趟的列车的字样。
看样子他乘的那趟车真要晚点发车了，大根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他喃喃自语道：一切正常。
为了慎重起见，大根又特意去售票口看了一下，在窗口上果然挂着一块写有“今日只售‘已知晚点’票”的牌子。
到了站台一看，发车显示牌上已经变成“十三点五分”的字样。下趟进站的车就是这个时间的那趟车了。
大根往站台走去，只听广播中说：
“十三点五分发往香港的上行列车预计晚点五十分钟左右。”
大根松了一口气，环视了一下四周，在站台上等车的乘客要么无聊地在抽烟聊天，要么来回踱着步子，看样子没有人注意着他。大根又看了一下手表：十三点三十五分。看来这趟车要在十四点左右才能进站。
大根来到站台的小卖部前，买了一张报纸。他递过去一张大面额的日本军票。
“您有没有零钱？”
女售货员不高兴地看了大根一眼。但后来她还是找了大根一大把零钱。在将要离开小卖部的时候，他特意把提包“忘”在了柜台上。大根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加深别人对自己的印象。
不一会儿，小卖部的女售货员拎着旅行包追到大根身边：
“对不起，您是不是把提包忘了？”
女售货员的态度比刚才要和气多了，也许是今天顾客少的缘故，大根连忙道谢。当他接过提包时，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看他。
“行了，这下子有了我在这段时间内在这儿等车的证人了”。
大根不觉地微笑起来。以后大根就一直闭着眼睛站在那里。虽然站在寒风中的站台上，但他却丝毫没有感到寒冷。下面要做的是在车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座位了。
十三点五十六分，大根要乘的那班列车从站台的右边徐徐驶入车站。列车晚点五十一分。
大根朝九号车厢的位置走去，上了车，透过车内暗淡的灯光向外看去，外面仍然大雨滂沱。
看来今天可以申请误点退款了。像这样严重晚点，有时会实行全车不对号的方法的。还好，今天还是严格地按对号和不对号票乘车的。
上了列车之后，大根开始环视九号车厢内部，可能是由于听到全线误点的消息而改变了旅行计划，或是虽然买了对号票而等不及又乘了前一趟车的原因，今天车厢内有三分之一的座位空着。
像这种情况，只要找个合适的位子坐下，等会儿乘务员来巡视时给他看看无座位号火车票，再交一点钱换成对号票就行了。可大根没有那么干，他要那样的话，周围的人就会知道他持的是无座位号火车票了，除此之外还有可能产生更加不利的情况出现。 那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乘务员对那些随便找个位子就坐下的乘客总是不抱什么好感。他们常常会一边收钱，写着变更车票的收据，一边再三嘱咐道：到了下站时，如果有人有这个座位的票就请你立即让出。
如果在樟木头见到王贵时，正碰上持这个座位的对号票的人与自己交涉，那么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就白费了……
或许情况更糟，也许这个座位正好是王贵的呢！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找到乘务员，请他帮助找一个确实空的座位，看来这是最保险的办法。
只要不随便乱坐，上了车就规规矩矩地听从乘务员的安排，一般来说乘务员对这类人都抱有好感。那么他给指定的座位一般不会有人来。
如果能有那么一张票，就与持对号票没有什么差别了。这样一来，一则可以毫不迟疑地坐到指定的位置上去，二则在要求退赔时也能顺利过关。
因为拿着无座位号火车票去要求退赔时，常常会受到盘问，诸如在哪儿上的车，上的哪趟车，几点发车等等。因为无座位号火车票是各趟车都通用的，究竟上的哪趟车说不好，票务员怕的是乘不误点车的也要求索赔。
在这之前，大根曾有过拿无座位号火车票去要求索赔的经验，有几次都是被反复盘问。还有一次票务员将持对号票和无座位号火车票的人分开接待的呢！
关于这一点，只要像刚才计划的那样，让乘务员在收据上写清是几车厢几号就不会受到盘问。广九列车的一至四车厢都是无号席，九号车厢是对号席。只要从樟木头上车的王贵看到大根坐在对号席上，且不费任何口舌地就得到了晚点的赔款，这会让他坚信，自己也和他一样买到的是对号席车票。
要采取这个办法必须注意下面两点，一是为了不让乘务员事后作证，要尽量给他留下不深的印象。乘务员每天要接待许多类似这样将无座位号火车票改换成对号票的乘客，他当然不会一个个地去记住他们，但不要引起他的注意也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点是在索赔时，尽量不要让王贵发现自己所持的不是真的对号票。
大根调整了一下呼吸。迈步向乘务员室走去。
当他走到七号车厢的出入口时，他听到了乘务员与乘客的争吵声。大根把身子紧贴在门后，仔细听起来。
“像你们这么严重的误点，叫我们可怎么办？！要是回香港晚一点也就算了。可我们要去香港乘远洋海轮的，你叫我们怎么赶上预定的轮船？！”
“实在对不起，可这台风夹暴雨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你说我们能怎么办？”
这位乘客听了这话更急了，调门又提高了几度。
“什么不可抗拒，不可抗拒！从刚才一开始你就总咬着这个词不放！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可抗拒的问题，你们难道不知道一到刮台风就导致列车误点吗？！像你们在各售票口贴的只售‘已知晚点’票之类的东西，那叫什么事？！这之前晚一个小时就要赔偿乘客的损失，可你们却随意改成两小时以上……”
“可‘已知晚點’的票，在出售时就已经减了票价了，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乘务员申辩道。
大根听到这里心中十分高兴：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趁他们吵得不可开交之际，去请他帮忙，他一定光注意和那个乘客争吵，记不住我的。想到这儿，大根走了过去。
“对不起，我打扰一下……”
乘务员又认为是来提意见的，拉着脸扭过头来。大根接着问道：
“有没有空位子，我的一位朋友从樟木头上车，在9号车厢。我想求您在9号车厢给我找一个空座位。”
说完，他便把钱和一张无座位号火车票递了过去。乘务员似乎是松了一口气似地，取出收据本。想了一下，就开了一张标有座位的收据。写完后，十分和气地对大根说道：
“你坐这个座位吧。这个座位从广州到香港都不会有人来坐的。”那种和颜悦色的态度大概也是对和他争吵的乘客的一种示威吧。
大根最后能成功制造自己不在现场证据，避过日本宪兵的追查吗？
欲知结果，请看下一期。
大根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躺在那里的吴德礼的尸体，呆呆地站着。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就在刚刚过去的一瞬间，他用自己的双手掐死了吴德礼。
此时是1943年年底，日军占领广州的第五年。吴德礼是一家经营和出租人力车公司的经理。
广州沦陷后，由于市内逃难频频，需要交通工具者众，而此时的广州城，客运、货运的交通工具，几乎没有一辆机动车，全靠人力车运载。从事拉“黄包车”的工人群体越来越多，收费没有固定标准，按习惯计价，大约由第十甫至西濠口收一角五分至二角。
当时广州经营和出租人力“黄包车”的，有福安、利昌、永平、厚兴、荣利等五间公司。这五间公司，均设在西湖路一带，最旺盛时期，大约有5000辆车左右，由伪市政府公用局人力车组合——这个机构管理，凡从事拉“黄包车”的工人，均要先领取驾驶执照，才准接运乘客。领取驾驶执照的手续，由出租“黄包车”公司，介绍到人力车组合，填具申请表，表上要觅具商店盖章担保，经伪市政府公用局批准后，才发给执照。
吴德礼凭侄儿在日本宪兵队担任翻译的关系，早早就获得了人力车出租的经营权。而且，据我中共地下组织掌握的情报，吴德礼还是日本宪兵队的“暗探”，经常向日本宪兵密报广州市民的抗日动态，我地下组织一直想除掉他。
大根是吴德礼公司旗下的一个小“包租头”。拉“黄包车”的工人，在领取驾驶执照时，要觅具商店盖章担保。大多数拉车工人，都是贫苦大众，在当时社会没有人看得起他们，怎能找商店盖章担保自己。因此，出现了租赁“黄包车”的“包租头”。他们是有地方势力为靠山的，代觅商店盖章担保，然后向吴德礼这样黄包车出租公司承包出租车。凡经过“包租头”转租的车，每部车每天租金用二至三角军用票计算。车辆租用后，维修、保养等费用，均由承租车夫负责。
大根通过各种关系，包括疏通了吴德禮的关系，也当上了包租头。也就是说，吴德礼是大包租头，大根是小包租头。
而大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中共广州地下组织的一个情报员。他除了要完成地下党组织交给的各项收集、传递情报任务外，还负责监视吴德礼的一举一动。
这天，广州正刮台风，大街上滂沱大雨。他冒雨带着本月的“份子钱”来到吴德礼家里，他知道如果这钱迟交一天，吴德礼会立刻收掉他的包租权。而在这个大雨连天的日子里，吴德礼肯定是独自一人在算账。
当时，吴德礼家的门洞开，他正趴在桌上写着什么，见大根进来，神色有点紧张地赶快用一把扇子盖住了桌上写了字的纸，然后接过吴德礼递过来的钱。
这时，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吴德礼离开了桌子接电话。趁这机会，大根悄悄地移开桌上的扇子，眼睛扫了一下那张纸，立刻，他的脑袋“轰”的一声，几乎要炸开。
原来，那张纸上写着我党设在广州西关的一个重要联络站的地址，上面还有几个大根熟悉的人的名字。
大根这些天不止一次听人力车夫说，他最近不知发什么疯，整天在西关一带转来转去。原来，他是在替日本宪兵当密探，发现了我党地下联络站的秘密。
吴德礼现在偷偷地在写情报，意味着他正准备向日本人告密。这个情报如果传到日本人手里，那对我党在广州的地下组织可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来不及向党组织请示汇报了，大根想都没细想，便趁吴德礼接完电话回来继续数钱时，用有力的双臂把他掐死了。
大根在不经意间，看到了屋子墙上的挂钟，正好是十点半！
还好，今天没人知道自己到这里来，必须赶快离开！他慌忙地将指纹擦干净，正打算马上离开这个危险地带，就在他伸出腿的一刹那，他的脚触及了尸体。仰卧在那儿的吴德礼那张专横的脸正冲着他。大根一看到那张脸，不自觉地小声惊叫了一声，随后匆忙地夺门而去。
雨还是不停地在下，路上行人很少，大根在归途中没有碰上任何熟人。没多久，大根安全地到自己的档口。这个所谓的档口，只不过是巷口的一间小屋，其实就是他旗下的人力车夫来交车、交车租及临时休息的地方，也是大根吃饭睡觉的地方。当他回到这里时，威仔正等着他，给他带来了上级组织的一个口讯。
“我十点半左右就来了，听工仔说说你去火车站买票去了，我就在这儿等你。买到预售票了吗？”
经威仔这么一问，大根才想起来自己确实是跟人说去买车票才出门的。因为在今天早上九点左右，在另一个人力车公司当小包租头的王贵打来电话，问大根明天能不能一起回香港。
王贵也是人力车包工头，大根和他很熟。除了当包租头，自己另外还在樟木头开了家皮包公司，经常来往广州、香港之间做些小生意。大根则因为组织的需要，经常当临时交通员，也常以到香港找生意的名义，和王贵一道去香港传送党组织交给的文件和情报。
这次，他已经和仍在樟木头的王贵约好，他明天乘港广列车途经樟木头和王贵汇合，一同前往香港，一是送一份文件，另外也收一下以前欠的货款。
这时大根猛然醒悟道：当务之急，除了向上级党组织报告外，还必须要编出一个十点出家门后至十一点半这段时间的“不在现场证明”来。
想到这儿，大根连忙简短地向威仔说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并要威仔赶快替他报告上级组织。
威仔走后，大根急忙跑到街边的电话亭给火车站的售票处打了电话。
“请问现在去买明天到香港的预售票还有没有？”
看样子这个服务员对这个问题回答好多遍了，对方操着平板的声调答道：
“由于刮台风，列车连日晚点，你要预购的票已于今天上午十一点停止发售，请您购买无座位票吧。”
说完，不等这边再说话就把电话挂上了。
大根一听急了，连忙又拨了一次：
“今天停止发售，那到明天早上可以买到预售票吗？软卧也行，我急需一张明天回香港的座票……”
“由于台风的关系，香港到广州之间，每趟列车都平均晚点两小时以上，包括软卧票在内，明天一概不卖预售票。无座位号火车票也是在了解了误点情况之后才会卖给您的。” 随后又是“咔嚓”一声，对方先放下了电话。大概是由于问讯的人太多的缘故吧。
“已知晚点”
听到“饭好了”的呼唤声，大根起身走到屋外。大根是个人缘很好的包租头，好几个拉人力车的车夫，都在他这里搭伙做饭吃。现在，早回来的一个车夫把饭做好了，饭菜都摆在屋外的小桌子上。
当大根拿起筷子吃饭时，做饭的车夫告诉他说，在他不在家时，王贵托人送话：
“王贵说他现在还在樟木头，将乘明天下午十三点五分广州发出的广九列车，从樟木头站乘车到香港。我告诉他，你现在也去买火车票了之后，他一个劲儿地说，再早一点和你联系就好了……王贵说他的座位在九号车厢。大哥你是明天几点的车？”
“啊，一会儿我再看看票。可能是同一趟车，在广州火车站是一点多发车的。”
大根想，现在是战时，列车运行的时间十分混乱，到时说什么都行，于是他就这么顺口答了一句。但当他听到做饭的车夫下面说的那句话后，心里不禁惊叫了一声：“糟了！”
“王贵还说，如果你买的是对号的票，列车晚点两小时以上，就可以把加快的票款退还给你。万一你赶上了晚点的车，那也没关系，正好可以和他坐同一趟列车，至少不会感到寂寞的。”
但在明天才卖的车票上，由于已经盖有“已知晚点”的图章，所以到了香港站也不会退给本人加快部分的票款的。这样一来，坐同一趟车的王贵就会知道我没有买到今天的对号车票了。
可这时如果再多解释几句的话，那他十分敏感的车夫就一定会觉察出什么来。大根草草扒拉了几口饭，慌忙起身离开了。
大根回到自己的房间，双手枕在头后躺在床上。
由于他与吴德礼是大包租头和小包租头的关系，而且还是关系十分亲密的那种，日本宪兵队发现吴德礼被杀后，可能马上就要到这里来，向自己问一些有关情况的。如果宪兵队问自己，当时发生案件时你在什么地方，该怎么回答呢？
大根绞尽脑汁地考虑，觉得目前只剩下一个办法，即马上去广州火车站，买一张印有今天日期的广九列车的无座位号火车票。明天在上车之前只要日本宪兵不来，那就没有必要拿出车票给谁看；
但如果万一日本宪兵来了，并问到十点到十一点半钟在什么地方时，说去广州火车站买票，但手中又无票是不行的。而如果手中有火车票，即使是无座位号火车票，也起码能证明自己去了广州火车站。那样一来，这种无座位号火车票，还有可能没盖上“已知晚点”的图章，或许还能多少退点赔偿费呢。
从家到火车站需要四十分钟时间。那么，今天早晨，就应该在十点四十分到的广州火车站。如果被问及为什么不买对号票时，就必须回答说：因为对号票只卖到十一点，由于时间没有来得及就没能买上；
另外还可以回答：因为整个列车误点，所以坐几点的车都无所谓，于是就买了无座位号火车票。
这样一来，日本宪兵当然又会问：如果买无座位号火车票，什么时候都能买，不一定非要提前买，上车之前也可以买嘛！
那时也有办法对答，就说遇到这么严重的列车误点情况，如果当天买票，一定会被盖上“已知晚点”的图章的，那就不会得到赔偿费：今天买，就可以多少“赚”点儿外快呢！
想到这儿，大根的精神头又来了。
为了不引人注目，一走出家门他就戴上了一副墨镜，打着雨伞直接去车站买了一张无座位号火车票。他不放心，又把票放在手心上仔细看了一下，上面确实印着“十一月七日”的字样，这样就可以证明自己今天已来过广州火车站了，大根松了一口气。
如果到明天上车之前日本宪兵还不来的话，他就可以在途中的樟木头站和王贵汇合，乘同一趟车到香港了。
王贵是在樟木头站拿着对号票上车的。如果下车时火车误点超过两小时以上，那么他也会要求退款的。因此，只要和他一起行动，他就会以为我拿的也是一张对号车票呢！那么他就会给我作证的。
我要坐上他预定的那趟车，在他从樟木头上车之前找好一个座位，让他看到我确实坐在那里，然后下车时一块儿下，再一起去退款窗口要回晚点的赔款。虽然我拿的是无座位号火车票，但由于票上没有盖“已知晚点”的图章，所以照样会退赔给我。
要设法使王贵知道我是用对号票退赔的，究竟怎样才不露出破绽，到时再想吧。
一夜无事，大根早上睡醒后，躺在床上漫不经心地欣赏起那张无座位号火车票来。这一看不得了，他的脸色顿时一下子变得苍白。
因为在那张票上还印着一大串顺序号！如果日本宪兵来了之后，他们就会看出这张票不是上午十点预售的，而是下午一点左右售出的。一想到这儿，大根又有些坐立不安了。他在心里祈祷着今天在他离开广州前日本宪兵不会来找他。
列车误点
“大根，有电话！”旁边银行的一个职员站在门口大声喊。
考虑到紧急情况下方便消息传递，组织上帮大根联系了这家不远处的银行，如有突发情况，可通过打银行电话找大根接听。
不会是组织出什么事吧？大根慌慌张张地跑到银行，拿过电话一听，原来是伪广州警署的刘昆打来的。
“大根，你昨天上午来是找我还钱的吧？”
大根愣了一下，吴德礼是刘昆的表舅，为了打通吴德礼的关系，大根按组织上的指示，确曾借过些钱给刘昆。但昨天他只去过吴德礼家，并把他掐死了，可没找过刘昆呀？
“其实我当时去理发了。我坐在路边的理发店的椅子上，无意中回了一下头，看到你正朝我家方向走去。我想赶快喊住你，可当时我满脸都是肥皂沫儿，又不能冲出去。等我理好之后飞快地跑回去想告诉你，我马上有钱还你了，可还是没有见到你。”
聽了刘昆的话，大根想起来刘昆的家就在吴德礼的住处附近。他感到自己的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完了！
此时大根虽然什么也说不出来，但他努力告诉自己不能这样一声不吭，电话的那边，刘昆还在不停地说着。 “你知道吗？我表舅发现了共产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本来今天要我到他家，要我把一份重要情报带到日本宪兵队，还说要给我一笔赏钱。没想到，今天我先回了一趟警署，听见表舅在家被人杀死了！”
大根还处于混乱的状态。因此他尽量不多说话，他在心里盘算着：刘昆到底知道些什么？
“你快过来我家，对了，我已经从警署回家了，你赶快来陪我去一趟日本人那里。表舅说的那份情报我虽然没拿到，但打电话叫我来的时候，曾亲口要我记住一个地址和几个人名。我想，这应该就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系站的地址和共产党重要人物的名字。你陪我到宪兵队报告，说不准日本人会给赏钱，那不就可以还你的钱吗？”
大根明白了，劉昆一定猜到吴德礼的死，是因为那份重要情报。
而刘昆现在想要代死去的吴德礼向日本人告密，但又怕像吴德礼那样惹上杀身之祸。如果让伪警署的人陪他，又怕别人分他的功劳。便借口还钱，让身强力壮的大根给他当保镖。
大根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了。
大根放下了电话，这时他才感到由于刚才过于紧张，握着听筒的手心里全都是汗水。
回到屋里，大根坚定地对自己说道。一定要杀掉刘昆，只要刘昆活着，地下联络站的秘密还是保不住。
大根迅速查了一下列车时刻表，知道王贵将从樟木头乘上的列车在广州火车站的发车时间是十三点五分。他决定乘这趟车去香港，对做饭的车夫就说买的是这趟车的车票。吃过午饭后，十二点二十分从家中出发。从家到车站需要四十分钟到火车站正好十三点。这样一来，自己从十二点二十分到发车前的十三点五分的“不在现场证明”就成立了。
这样一来，就可以从档口出来不直接去车站而先去刘昆家。从到刘昆家需要三十分钟，他从十二点二十分从档口出来，十二点五十分到达刘昆家。杀死刘昆后，那十三点从刘昆家出发去火车站。需要二十五分钟，因此到达火车站应是十三点二十五分。随后再乘十三点五分发出的列车。
为什么十三点二十五分到车站还能乘上十三点五分发的列车呢？
这是因为大根已经利用广九列车在广州与香港之间往返一年了，他对广九列车情况了如指掌。像遇上这种下大雨和刮台风的天气，列车都要误点，而且今天还要在车票上盖上“已知晚点”的图章。那么无疑今天在火车站发的车要晚点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而到达中间站樟木头时，更可能会误点两个小时。大根对这种情况再清楚不过了。
即使这样，每逢刮台风或下大雨，许多人也不敢贸然地推迟进站，尤其是持有对号票从广州火车站上车的乘客，基本上都是按时进站，宁愿在站台上等候。因为他们怕万一火车准时进站会使自己漏乘。
因此，万一日本宪兵将晚点的时间也算在内，推测是自己杀掉了刘昆的话，就可以怕漏乘为理由，死不认账，对宪兵队说：由于朋友在樟木头上车，约好同坐一趟车到香港，所以怕误车，从家里按时出来，一直在车站等了一个小时，估计日本宪兵对此不会有疑。
大根于十二点二十分离开了家，还好，日本宪兵到现在还没有来。
换 票
杀掉刘昆再简单不过了。大根趁其不备，用领带一下子就把他勒死了。虽然说是第二次杀人，但也不能说是习惯了。不过已不像第一次杀人受的刺激那么大。
大根仔细地检查了指纹及遗留物品之后，然后离开刘昆家，直奔广州车站。
大根来到车站时，站内的大钟正好是三点二十五分。在钟旁边的“列车进站显示牌”上，只显示了比大根要乘坐的早两趟的列车的字样。
看样子他乘的那趟车真要晚点发车了，大根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他喃喃自语道：一切正常。
为了慎重起见，大根又特意去售票口看了一下，在窗口上果然挂着一块写有“今日只售‘已知晚点’票”的牌子。
到了站台一看，发车显示牌上已经变成“十三点五分”的字样。下趟进站的车就是这个时间的那趟车了。
大根往站台走去，只听广播中说：
“十三点五分发往香港的上行列车预计晚点五十分钟左右。”
大根松了一口气，环视了一下四周，在站台上等车的乘客要么无聊地在抽烟聊天，要么来回踱着步子，看样子没有人注意着他。大根又看了一下手表：十三点三十五分。看来这趟车要在十四点左右才能进站。
大根来到站台的小卖部前，买了一张报纸。他递过去一张大面额的日本军票。
“您有没有零钱？”
女售货员不高兴地看了大根一眼。但后来她还是找了大根一大把零钱。在将要离开小卖部的时候，他特意把提包“忘”在了柜台上。大根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加深别人对自己的印象。
不一会儿，小卖部的女售货员拎着旅行包追到大根身边：
“对不起，您是不是把提包忘了？”
女售货员的态度比刚才要和气多了，也许是今天顾客少的缘故，大根连忙道谢。当他接过提包时，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看他。
“行了，这下子有了我在这段时间内在这儿等车的证人了”。
大根不觉地微笑起来。以后大根就一直闭着眼睛站在那里。虽然站在寒风中的站台上，但他却丝毫没有感到寒冷。下面要做的是在车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座位了。
十三点五十六分，大根要乘的那班列车从站台的右边徐徐驶入车站。列车晚点五十一分。
大根朝九号车厢的位置走去，上了车，透过车内暗淡的灯光向外看去，外面仍然大雨滂沱。
看来今天可以申请误点退款了。像这样严重晚点，有时会实行全车不对号的方法的。还好，今天还是严格地按对号和不对号票乘车的。
上了列车之后，大根开始环视九号车厢内部，可能是由于听到全线误点的消息而改变了旅行计划，或是虽然买了对号票而等不及又乘了前一趟车的原因，今天车厢内有三分之一的座位空着。
像这种情况，只要找个合适的位子坐下，等会儿乘务员来巡视时给他看看无座位号火车票，再交一点钱换成对号票就行了。可大根没有那么干，他要那样的话，周围的人就会知道他持的是无座位号火车票了，除此之外还有可能产生更加不利的情况出现。 那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乘务员对那些随便找个位子就坐下的乘客总是不抱什么好感。他们常常会一边收钱，写着变更车票的收据，一边再三嘱咐道：到了下站时，如果有人有这个座位的票就请你立即让出。
如果在樟木头见到王贵时，正碰上持这个座位的对号票的人与自己交涉，那么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就白费了……
或许情况更糟，也许这个座位正好是王贵的呢！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找到乘务员，请他帮助找一个确实空的座位，看来这是最保险的办法。
只要不随便乱坐，上了车就规规矩矩地听从乘务员的安排，一般来说乘务员对这类人都抱有好感。那么他给指定的座位一般不会有人来。
如果能有那么一张票，就与持对号票没有什么差别了。这样一来，一则可以毫不迟疑地坐到指定的位置上去，二则在要求退赔时也能顺利过关。
因为拿着无座位号火车票去要求退赔时，常常会受到盘问，诸如在哪儿上的车，上的哪趟车，几点发车等等。因为无座位号火车票是各趟车都通用的，究竟上的哪趟车说不好，票务员怕的是乘不误点车的也要求索赔。
在这之前，大根曾有过拿无座位号火车票去要求索赔的经验，有几次都是被反复盘问。还有一次票务员将持对号票和无座位号火车票的人分开接待的呢！
关于这一点，只要像刚才计划的那样，让乘务员在收据上写清是几车厢几号就不会受到盘问。广九列车的一至四车厢都是无号席，九号车厢是对号席。只要从樟木头上车的王贵看到大根坐在对号席上，且不费任何口舌地就得到了晚点的赔款，这会让他坚信，自己也和他一样买到的是对号席车票。
要采取这个办法必须注意下面两点，一是为了不让乘务员事后作证，要尽量给他留下不深的印象。乘务员每天要接待许多类似这样将无座位号火车票改换成对号票的乘客，他当然不会一个个地去记住他们，但不要引起他的注意也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点是在索赔时，尽量不要让王贵发现自己所持的不是真的对号票。
大根调整了一下呼吸。迈步向乘务员室走去。
当他走到七号车厢的出入口时，他听到了乘务员与乘客的争吵声。大根把身子紧贴在门后，仔细听起来。
“像你们这么严重的误点，叫我们可怎么办？！要是回香港晚一点也就算了。可我们要去香港乘远洋海轮的，你叫我们怎么赶上预定的轮船？！”
“实在对不起，可这台风夹暴雨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你说我们能怎么办？”
这位乘客听了这话更急了，调门又提高了几度。
“什么不可抗拒，不可抗拒！从刚才一开始你就总咬着这个词不放！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可抗拒的问题，你们难道不知道一到刮台风就导致列车误点吗？！像你们在各售票口贴的只售‘已知晚点’票之类的东西，那叫什么事？！这之前晚一个小时就要赔偿乘客的损失，可你们却随意改成两小时以上……”
“可‘已知晚點’的票，在出售时就已经减了票价了，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乘务员申辩道。
大根听到这里心中十分高兴：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趁他们吵得不可开交之际，去请他帮忙，他一定光注意和那个乘客争吵，记不住我的。想到这儿，大根走了过去。
“对不起，我打扰一下……”
乘务员又认为是来提意见的，拉着脸扭过头来。大根接着问道：
“有没有空位子，我的一位朋友从樟木头上车，在9号车厢。我想求您在9号车厢给我找一个空座位。”
说完，他便把钱和一张无座位号火车票递了过去。乘务员似乎是松了一口气似地，取出收据本。想了一下，就开了一张标有座位的收据。写完后，十分和气地对大根说道：
“你坐这个座位吧。这个座位从广州到香港都不会有人来坐的。”那种和颜悦色的态度大概也是对和他争吵的乘客的一种示威吧。
大根最后能成功制造自己不在现场证据，避过日本宪兵的追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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