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9年甲骨文首次被发现，至今已经116年，甲骨文作为已知的中国最早文字，是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安阳殷墟甲骨文在经过三次重大发现后，其所反映的殷商史已渐渐被人们了解，尤其是在花园庄东地（以下简称“花东”）新发现的一批甲骨，为殷商史专家研究非王卜辞提供了新材料。
　　一、花东甲骨出土及著录情况回顾
　　花东甲骨发现于1991年，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发掘。考古工作者在一处编号为91花东T4的中部偏北第三层下，发现了H3坑，在该坑内共清理出1583片甲骨，其中带字甲骨689片，完整的带字龟甲3D0多版，占有字甲骨的一半左右，弥足珍贵。1993年6月，整理者公布了4版有字甲骨（《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和讨论。之后，刘一曼、曹定云发表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选释与初步研究》，又公布了23版带字甲骨，为学界讨论其中的若干问题提供了参考。2003年12月，这批甲骨的最终整理成果，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著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一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整理与研究者认为，花东甲骨属非王卜辞，其主祭者为“子”，却又与原子组卜辞的主祭者“子”不是同一人，其材料比较完整，内容非常丰富，来源十分清晰，是继1936年YH127坑甲骨和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发现以来殷墟甲骨文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花东非王卜辞的发现对学术界的意义非常重大，使甲骨学者们看到了曙光。此后，关于花东甲骨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二、殷卜辞祭祀问题研究回顾
　　自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对甲骨文中提到的祭祀内容，研究的学者络绎不绝。
　　1904年，孙诒让《契文举例》较早关注到卜辞祭祀的相关内容。1915年，罗振玉也谈到该问题，他说“殷商礼制征之卜辞，其可知者六端，曰授时、曰建国、曰祭名、曰礼记、曰牢鬯、曰官制……”1917年，王国维发表《殷周制度论》，1927年又发表《殷礼征文》，都论及了殷人的祭祀问题。20世纪30年代，陈梦家发表《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对商周祭祀进行了详述。1956年，陈氏出版《殷墟卜辞综述》一书，提到“卜辞中的动词，其为数远小于名词，而在此有限的动词中以有关于祭祀的占了很大一部分”。董作宾在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后，又发表了《殷历谱》，王宇信主编的《甲骨学一百年》中，介绍了董氏在殷人祀典方面存在新派与旧派的观点。之后，岛邦男、许进雄、常玉芝等人，也先后对周祭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1988年，张秉权在《甲骨文与甲骨学》一书中，将宗教祭祀内容列入第十四章，并按祭祀对象、种类、牺牲、场所等进行讨论，并遵从董作宾的“两派新法”。
　　近年来，对各种祭祀内涵开展具体研究的有：葛英会的《论卜辞□祭》《附论□祭卜辞》、李钟淑的《卜辞□祭的新证据》、连劭名的《商代岁祭考》、张玉金的《释甲骨文中的“御”》、王蕴智的《“宜”、“俎”同源证说》等文章，在讨论中都对殷人的祭祀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三、对花东祭祀卜辞的初步整理
　　自1991年发现花东非王卜辞以来，相关研究著作虽然层出不穷，但是将花东非王卜辞祭名祭法材料作为专门研究的学者并不多。笔者将前人没有做过的花东卜辞中所见祭名祭法的单字，从甲骨拓片上剪切下来进行分类整理，一一甄别，最终确定了93种祭名祭法材料，从中选取重点材料（如□、施、伐、告、宜、御等祭名祭法）做进一步探讨，并将其与王卜辞所见的祭名祭法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发现之异同。这不仅是对花东祭祀卜辞研究的一次尝试性突破，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前人对殷卜辞所见祭名祭法的研究推动了笔者对该问题的思考：对该问题进行系统整理，既可以对王卜辞，也可以对其他非王卜辞所见的祭名祭法的研究进行有益的补充。此外，对花东卜辞祭名祭法的整理与研究，亦可为现代祭祀礼仪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根据前人对甲骨文祭名祭法的研究方法，我们也确定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案，首先，对祭名祭法的概念进行重点理解。其次，根据前人对祭名祭法的认识，对花东卜辞所见的祭名祭法进行一一甄别，并确定其数量。最后，选出几种有代表性的祭名祭法材料，按照祭祀对象、主祭者、祭品、相伴祭名、祭祀时间、地点、目的进行整理，并在分析中间出己意。
　　甲骨文祭名与祭法的研究自甲骨文发现之后就络绎不绝，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耕作与独到的创见，现已形成对“周祭制度”系统的研究方法与体系。花东甲骨发现年代较晚，是一批新材料，学者们对其卜辞祭祀方面的研究尚有遗漏。花东甲骨的发现不仅为甲骨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学者研究甲骨学带来了新契机。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