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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五四时期在中国系统介绍和宣传新村主义的代表。新村主义所宣扬的田园诗般的美好生活对当时渴望改变混乱时局的国人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吸引了许多五四时代的进步青年，使得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在五四后的一两年内名燥一时。但是各地新村试验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有的遭遇经济窘迫，有的遭遇新村会员退出甚至逃跑的尴尬，有的无力承受世人的不解与抨击，最终这些新村试验都无一例外地解散消失。苦心经营的“青年村”、“知行新村”都无力经营下去，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新村设想也趋于流产，就连周作人也在遭受挫折与批评后一改对新村运动的乐观估计，开始承认在中国推行新村的确尤为困难，他感叹其组织的新村北京支部只是一个通信机关，“支部的事业也是限于精神上的宣传，不敢说到预备实行”[1]，虽是自慰之词，但不难看出周作人内心的无奈与苦涩。毕竟，所有努力都已无力改变新村主义昙花一现的悲剧命运，面对现实，由感性冲动回归理性思考才是明智之举。
和五四时期诸多的主义一样，新村主义也是来去匆匆，到1921年以后，新村主义已经趋于沉寂，新村主义的信奉者都品尝到了新村运动失败的滋味，思想上逐步重新分流。对新村主义心灰意冷的周作人已经相信阶级斗争，逐渐认识到了新村主义的不切实际，“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纯是共产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张我总觉得有些迂远”[2]。新村主义的破产使周作人的信仰暂时出现了空白，一度陷入了茫然的尴尬境地，他在1923年7月18日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这样写道：“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理想的破灭没有让周作人就此跌倒不起，反而是能及时回归现实，这可能要归因于周作人温和的性格吧。
周作人在刚接触新村主义之时，就已经做好了新村运动不尽人意的结果。在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为推荐武者小路实笃的话剧《一个青年的梦》而作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中表述了自己对在国内宣传人道主义的意图，“现在无用也可播个将来的种子，即使播在石头上，种子不出时，也可聊破当时的沉闷，使人在冰冷的孤独生活，感到一丝的温味，鼓舞鼓舞他的生意”[3]。虽然周作人预想到了“种子不出”的结局，但是还要不遗余力地开展人道主义的宣传实验，秉承新村主义的意旨以求打破民国政治的沉闷、以求得全社会的解放，这种努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能微不足道，但在周作人的个体生命中的意义却无可厚非。
造成新村主义迅速夭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外部因素是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冲击。相比新村主义来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评之上的，是批判新村主义强有力的武器，能够有力地调动起对中国旧制度、旧社会普遍失望、主张革命的爱国青年的热情。另一方面，新村主义自由周作人传入伊始就隐含着其空想的因素，也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表面上看，新村主义的空想性集中体现在其内容与中国纷扰复杂的时局格格不入。新村主义不赞同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然而，中国颇为复杂的阶级结构和混乱时局不是单纯依靠和平手段能够改变的，更何况纵使通过流血的革命也不能简单、轻易地解决；不去进行社会革命的根本变革而主张个体的改良，依靠田园生活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异于痴人说梦。
从深层次来看，新村主义的空想性主要是缘于蕴涵其中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等的思潮和理论，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哲学范畴，主要包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具体到中国新村主义秉承的“人道主义”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周作人正是从这种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将新村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至尊法宝。那么，周作人是如何将人道主义作为社会改革的最高原则的呢？这与其文艺学上的“人的文学”观念是分不开的。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周作人仿效西方哲学和文艺学理论，针对中国封建的“非人的文学”的观念提出来“人的文学”的观念，这集中表现在1918年底著的《人的文学》一文中。在这篇人道主义的宣言书中，周作人以关注人的生活为契点，从文学、文学家的社会使命出发，希冀通过发挥文学的社会职责和精神作用，唤起沉睡的国民精神，进而实现民族觉醒，这样，周作人用“人道主义”将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统一了起来。
周作人的人道主义的核心是倡导人的解放、人性的全面发展，这包括物质欲望的满足和精神的自由发展两个方面，而重视个人、个体的自由发展，则是周作人人道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4]，个体的精神自觉是建立强大群体的基础。新村主义恰在这时迎合了周作人的思想需要和现实诉求，为他的人道主义找到了现实寄托，将人道主义由一种思想模式转化为现实可能，正因如此，周作人不遗余力地开始向国内宣传新村主义。
人道主义为周作人反对封建专制和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起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人道主义号召的人性的解放、个性自由发展顺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潮流，有力地抨击了泯灭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不可逆转，周作人用人的“世界性”模糊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界线，泯灭阶级差异和对立，甚至幻想“人类大爱”将所有的过着“非人的生活”的人组织在一起，共同过新村主义中宣扬的“真正的人的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5]。这样，周作人的人道主义将抽象的人作为改造的对象，在抽象的人道主义支撑下过于乐观地看待中国现实，表达的是个人愿望的美好寄托，因此是抽象的、个人的人道主义。
历史的发展是有轨可循的，周作人的人道主义则将历史的发展全部归结为人性的发展，人道主义的软弱必然是在和平的改良下发展新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显然调入了唯心主义空想的窠臼，而新村薄弱的经济基础与按需分配的尖锐矛盾无力证明新村运动的可行性，中国的新村主义注定将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
五四前后，新村主义在中国自兴起、鼎盛到沉寂的经历虽然极其短暂，但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却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新村主义能在中国风靡一时，首先它迎合了国人急切要求改变现状的需要，新村主义希望在不触动反动统治的前提下，通过新村联合进入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对立的理想新社会；其次新村主义适合中国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情。在对新村主义怀抱希望的人看来，新村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创建新村，而中国广大的农村就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的，不需要改变任何的行政规划，就能简便易行地将新村逐步推广。我们在分析新村主义人道主义空想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新村主义中的合理性因素及其在历史上产生的积极影响。
新村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免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悲剧命运，它在中国流行之时恰逢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际，新村主义终成为“蔷薇色的梦”。它是先进的国人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走过的一个里程，虽然最终遭受尴尬与挫折，但我们仍然肯定新村主义存在的价值。我们感谢新村主义带给我们的功与过，这将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宝贵遗产，它永远激励着我们去寻找更适合中国改革的信仰。
参考文献:
[1]周作人. 《新村的讨论》，《批评》第5卷，1920年12月26日.
[2]周作人. 《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3]周作人. 《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新青年》.
[4]周作人. 《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5]周作人. 《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
作者单位:济宁学院历史系山东济宁
和五四时期诸多的主义一样，新村主义也是来去匆匆，到1921年以后，新村主义已经趋于沉寂，新村主义的信奉者都品尝到了新村运动失败的滋味，思想上逐步重新分流。对新村主义心灰意冷的周作人已经相信阶级斗争，逐渐认识到了新村主义的不切实际，“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纯是共产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张我总觉得有些迂远”[2]。新村主义的破产使周作人的信仰暂时出现了空白，一度陷入了茫然的尴尬境地，他在1923年7月18日给鲁迅的绝交信中这样写道：“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理想的破灭没有让周作人就此跌倒不起，反而是能及时回归现实，这可能要归因于周作人温和的性格吧。
周作人在刚接触新村主义之时，就已经做好了新村运动不尽人意的结果。在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为推荐武者小路实笃的话剧《一个青年的梦》而作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中表述了自己对在国内宣传人道主义的意图，“现在无用也可播个将来的种子，即使播在石头上，种子不出时，也可聊破当时的沉闷，使人在冰冷的孤独生活，感到一丝的温味，鼓舞鼓舞他的生意”[3]。虽然周作人预想到了“种子不出”的结局，但是还要不遗余力地开展人道主义的宣传实验，秉承新村主义的意旨以求打破民国政治的沉闷、以求得全社会的解放，这种努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能微不足道，但在周作人的个体生命中的意义却无可厚非。
造成新村主义迅速夭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外部因素是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冲击。相比新村主义来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评之上的，是批判新村主义强有力的武器，能够有力地调动起对中国旧制度、旧社会普遍失望、主张革命的爱国青年的热情。另一方面，新村主义自由周作人传入伊始就隐含着其空想的因素，也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表面上看，新村主义的空想性集中体现在其内容与中国纷扰复杂的时局格格不入。新村主义不赞同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然而，中国颇为复杂的阶级结构和混乱时局不是单纯依靠和平手段能够改变的，更何况纵使通过流血的革命也不能简单、轻易地解决；不去进行社会革命的根本变革而主张个体的改良，依靠田园生活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异于痴人说梦。
从深层次来看，新村主义的空想性主要是缘于蕴涵其中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使命、地位、价值和个性发展等的思潮和理论，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哲学范畴，主要包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具体到中国新村主义秉承的“人道主义”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周作人正是从这种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将新村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至尊法宝。那么，周作人是如何将人道主义作为社会改革的最高原则的呢？这与其文艺学上的“人的文学”观念是分不开的。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周作人仿效西方哲学和文艺学理论，针对中国封建的“非人的文学”的观念提出来“人的文学”的观念，这集中表现在1918年底著的《人的文学》一文中。在这篇人道主义的宣言书中，周作人以关注人的生活为契点，从文学、文学家的社会使命出发，希冀通过发挥文学的社会职责和精神作用，唤起沉睡的国民精神，进而实现民族觉醒，这样，周作人用“人道主义”将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统一了起来。
周作人的人道主义的核心是倡导人的解放、人性的全面发展，这包括物质欲望的满足和精神的自由发展两个方面，而重视个人、个体的自由发展，则是周作人人道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4]，个体的精神自觉是建立强大群体的基础。新村主义恰在这时迎合了周作人的思想需要和现实诉求，为他的人道主义找到了现实寄托，将人道主义由一种思想模式转化为现实可能，正因如此，周作人不遗余力地开始向国内宣传新村主义。
人道主义为周作人反对封建专制和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起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人道主义号召的人性的解放、个性自由发展顺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潮流，有力地抨击了泯灭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不可逆转，周作人用人的“世界性”模糊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界线，泯灭阶级差异和对立，甚至幻想“人类大爱”将所有的过着“非人的生活”的人组织在一起，共同过新村主义中宣扬的“真正的人的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5]。这样，周作人的人道主义将抽象的人作为改造的对象，在抽象的人道主义支撑下过于乐观地看待中国现实，表达的是个人愿望的美好寄托，因此是抽象的、个人的人道主义。
历史的发展是有轨可循的，周作人的人道主义则将历史的发展全部归结为人性的发展，人道主义的软弱必然是在和平的改良下发展新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显然调入了唯心主义空想的窠臼，而新村薄弱的经济基础与按需分配的尖锐矛盾无力证明新村运动的可行性，中国的新村主义注定将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
五四前后，新村主义在中国自兴起、鼎盛到沉寂的经历虽然极其短暂，但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却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新村主义能在中国风靡一时，首先它迎合了国人急切要求改变现状的需要，新村主义希望在不触动反动统治的前提下，通过新村联合进入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对立的理想新社会；其次新村主义适合中国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情。在对新村主义怀抱希望的人看来，新村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创建新村，而中国广大的农村就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的，不需要改变任何的行政规划，就能简便易行地将新村逐步推广。我们在分析新村主义人道主义空想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新村主义中的合理性因素及其在历史上产生的积极影响。
新村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免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悲剧命运，它在中国流行之时恰逢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际，新村主义终成为“蔷薇色的梦”。它是先进的国人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走过的一个里程，虽然最终遭受尴尬与挫折，但我们仍然肯定新村主义存在的价值。我们感谢新村主义带给我们的功与过，这将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宝贵遗产，它永远激励着我们去寻找更适合中国改革的信仰。
参考文献:
[1]周作人. 《新村的讨论》，《批评》第5卷，1920年12月26日.
[2]周作人. 《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3]周作人. 《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新青年》.
[4]周作人. 《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5]周作人. 《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
作者单位:济宁学院历史系山东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