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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写于1956年的个人自传，提到柳亚子、冯雪峰、谢冰莹、孙伏园、叶浅予、王亚南、林镕、唐仲璋等一批著名作家、科学家的名字;一份1963年印制的“干部履历表”，在参加革命前后的“证明人”一栏，分别填着周恩来、刘伯承、邵式平等高级干部之名。这同出一人，其名黄震（又名黄经芳）。
黄震的人生曲折传奇。1900年8月1日出生于福建省仙游县，是福建省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在波翻浪涌的革命巨流中，他因故没能击水中流，还因一度踯躅徘徊而掉队，却依然作为一朵活跃的浪花，努力汇入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以革命者、抗战战地记者、中学教师、农学专家、大学教授、社会贤达等不同身份周旋于世，在特定时空中留下了一连串耐人寻味的侧面。
负笈京华，投身革命
1920年年末，黄震因为在老家仙游组织学生联合会，而被反动驻军视为“罪魁祸首”欲行抓捕，一路逃避中径直来到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1922年2月，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入生物系就读。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首次大规模斗争——“二七”大罢工遭受镇压，革命转入低潮之后，黄震却毅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与邵式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长等职）等同学创办《革新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对当前社会进行全面改革，成为北京师大学生运动的一个组织者和活跃分子。
1924年国共合作，黄震和其他共产党员一样，在北京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党内担任青运工作，成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一名干事。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黄震在李大钊等人的指导下，积极发动学生运动。在北洋军阀段褀瑞执政府的镇压下，包括黄震入党介绍人之一范士荣在内的不少学生牺牲。翌年3月，即将大学毕业的他，在党的号召下与其他学生领袖一道，发动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段祺瑞执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八国通牒。在段祺瑞执政府的开枪镇压中，在场学生和群众有47人死难，200多人受伤。黄震在冲锋陷阵中负伤，几罹杀身之祸，却毫不畏惧，继而又受北京学生会派赴天津、济南各地进行革命宣传。在生与死的考验中，黄震身心受到极大洗礼。
北伐江淮，首义南昌
1926年7月，黄震毕业，欲留北京有所作为，不料母亲病中几番电催。征得党组织的同意，黄震离开京华回到了家乡，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书。是年年尾，北伐从广东打响，大旗所到之处，一片欢呼雀跃。被击散的北洋军阀周荫人残部遁入莆仙一带胡作非为，黄震带领学生截击夺枪，并组织农民抗捐。可当地旧军摇身一变，成为何应钦手下的新编第一师，原来的军头吴威也变身为师长，又在莆仙一带烧杀劫掠，还扬言要抓黄震他们祭旗。黄震不得已潜往省城福州，找何应钦评理。何应钦的秘书王淑芳接待了他，后经推荐，黄震担任北伐军第十七军第一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开始了投笔从戎的一段岁月。
1927年1月，黄震随部出击浙江，而后与兄弟部队一道横扫江淮，夺南京、取上海，历经艰难困苦，一路奏凯。“四一二”政变时，黄震在危险之际得到撤离的暗示，遂于四月初离开十七军一师，愤怒地把国民党党证扔进长江，然后与其他脱离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在南京沿江秘密西进，准备参加武汉的反蒋运动。到武汉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任命他为福建省农民运动特派员，回闽发动农民，进行新的革命。
6月，黄震刚到南昌，传出陈铭枢在福建也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消息，回闽之路被隔断了。北京师范大学同学、国民党江西党部执行监察常委、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邵式平闻讯，请黄震担任江西农民运动特训班的讲师。为了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中共中央正酝酿武装起义，需要有更多有经验的同志进入南昌的军政机关，寻机配合，遂改派黄震担任南昌市公安局指导员（后政治部秘书）。
7月底，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和北伐军贺龙、刘伯承、叶挺、朱德等齐聚南昌。起义前夕，黄震受命转入前委参谋团工作，协助周恩来和刘伯承处理起义期间的机要文件，并跟随周恩来左右。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蒋第一枪，人民军队在血泊中诞生，黄震参加并见证了这场军事行动。而后，跟随起义军撤出南昌，初始目标是回师有革命传统的广州，以便重整旗鼓，再筹北伐，同时争取出海口。
黄震紧随刘伯承一路向南，边打边撤。9月14日，起义军直插广东海陆丰地区。广东军阀张发奎调集重兵前来“围剿”，妄图在普宁的流沙一带全歼起义军。劳师远征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经过无数次的生死决战，面对日益减员的部队，在去还是留的问题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困惑。10月3日，周恩来在流沙召开了南昌起义后的最后一次领导人会议。面对艰险的革命前路，贺龙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干到底，我要卷土重来！”會还没开完，张发奎的部队就横冲过来，起义军再次被冲散。黄震劫后余生，紧随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到了海陆丰的甲子集，再次汇集后，他们同乘一条小舢板，漂洋过海前往香港。
在香港，就未来的安排，周恩来做出新部署，其中决定刘伯承带黄震赴苏联学习军事。征求黄震意见时，黄震却想到了父亲去世后孤独在家的老母，作为家里的独子，思念和尽孝之情溢于言表。周恩来乃改派黄震回闽组建莆田党组织，并写信给福建临时省委负责人陈祖康，要他做具体安排。黄震将信藏在衣服缝隙间，告别周恩来、刘伯承，日夜兼程踏上回闽归途，由是错失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机会。
拉起队伍，中途脱党
黄震来到福建临时省委的秘密联络点厦门，陈祖康安排黄震回老家莆田（仙游邻县）建立县委。黄震于1927年11月底回莆田后，即与莆田党支部书记陈国柱等人取得联系。此时的莆仙，与全国一样弥漫着白色恐怖，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员。黄震和陈国柱以教书为掩护，联络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迅速开展党建联络工作。12月，中共莆田县委成立，黄震任县委书记，开始了他独当一面领导革命的斗争生涯。
1928年1月，黄震到厦门向省委汇报工作时，陈祖康指出要举行暴动，以策应全国的革命形势，为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做准备。黄震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莆田县委能联络到的党员只有五六十人，实力不足，群众基础也不牢，如果贸然暴动，后果不堪设想。陈祖康则认为，革命总要死人，叫你暴动你就去组织暴动，推三阻四，如何形成革命高潮？黄震仍认为，如果起事，人员坚定不坚定难说，手上没枪，岂不是暴露了自己，给敌人当活靶子吗，敌人还正苦于找不到我们呢！这话一出，马上换来陈祖康的一通训斥：右倾思想、贪生怕死，如不执行命令，就只能撤职！ 黄震回到莆田后，对上级组织暴动的决定虽然难以理解，但还是立即召开县委会，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求。但没有仓促组织暴动，而是决定“全体同志下乡作农运”，现阶段首先发动农民开展反抗烟苗捐斗争，争取短时间内组建一支可以实施暴动的游击队，进而有序地发展成土地革命，策应全国的革命形势。1928年6月，陈祖康叛变，同时拉走一些动摇分子投敌，一时间全省各地都出现了叛徒。莆田的党组织里也有人投入敌营，反过来大肆抓捕共产党人。黄震也被追捕通缉，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在此关键时刻，他果断组织了一部分进步学生和农民，收集了三十多杆长短枪，组建起了共产党领导的莆田第一支游击队，亲自指挥，开展游击斗争。后来这支游击队几经变迁，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闽中游击队。
就在黄震想要有一番作为时，省委进行了改组，批评了莆田、仙游、永春三县县委，认为三县“至今无成绩可言”。上级的指责和不信任，陈祖康叛变后周边的险恶形势，叛徒猝不及防的出卖，妻弟和学生的先后牺牲，使知识分子出身的黄震备受打击，革命的复杂也让他身心俱疲。1928年的一个夏夜，他悄然离开了自己创建的游击队，从厦门搭上了去上海的轮船。自此开始，黄经芳消失了，变成了黄震，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教育救国。
身陷牢狱，劳燕分飞
黄震离开革命队伍后，先后在江苏省立女子中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执教，在杏坛上声名渐著。1931年他担任武汉大学讲师时，带领学生对长江一线的鸟类生态考察记录，首开国内鸟类研究的先河，其研究成果影响至今。
1933年4月，武汉军阀夏斗寅受国民党福建省主席蒋光鼐之托，突然带兵闯进武大要抓黄震，师生纷纷阻止，但武大校长王世杰却说：黄震既是共产党人，就是国家罪犯，应该严办。由于黄震在共产党内有一定资历，还参加过南昌起义，当过县委书记，正在江西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对此非常重视，命人将黄震押解到南昌，亲自过问审理情况。武汉大学师生闻讯，罢课罢教，纷纷走上街头，呼吁社会和学校保释黄震。迫于压力，黄震在被关押49天后，由武汉大学出面保释出狱。
此番牢狱之灾，让黄震认识到，不彻底打倒旧制度，推翻国民党，中国的社会就不会有希望。于是，他辞去武大教职，回到福建，试图与党取得联系。一时无果之下，他于1933年9月受聘担任厦门中学教导主任，与著名女兵作家、《从军日记》作者谢冰莹一见如故。谢冰莹曾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读，经短期训练即参加北伐，军政学校女生队解散后，先后入上海艺大、北京女师大学习，东渡日本，而后辗转来到厦门中学任教。
同是文学青年，同有北伐经历，又有着在黑暗中执着追求、在苦闷中倔强挣扎的灵魂，黄震和有着慷慨气质的谢冰莹话语投机，惺惺相惜。在浪迹四海中饱受人世磨难的谢冰莹，历经几次婚姻挫折后很渴望能在羁旅的异乡找到温暖，不觉被大她6岁的黄震吸引了，后来曾在《清算》一文中为黄震造像：“他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美男子，两个富有魔力的藏着深情的眼睛一触就会使你发狂，你的灵魂会不知不觉被他吸出。”也就有了《海滨之夜》的情境：“细沙上是这般软得可爱，好像坐在天鹅绒般的地毯上一般，我和特都躺下了。”文中的“特”指的就是黄震，他年轻时对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情有独钟，故经常自称“维特”，也曾以此为笔名。
黄震此前已在老家和一个裹脚的文盲女子结婚，内心一直排斥着，因此和感情奔放、个性鲜明的知识女性谢冰莹一见钟情，不久就生活在了一起。
福建事变期间，黄震应南昌起义时的战友、时任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的徐名鸿之邀，和谢冰莹到福州任职。在离开厦门前夕，意外的事发生了，莆田党组织负责人王于洁出现在他面前，希望他帮助疏通十九路军的负责人，释放被福建当局关押的105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黄震满口答应，并请求在政治犯释放后能让自己回到组织里来。黄震很快说服了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的徐名鸿和“革命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徐谦，释放了上百名“政治犯”。但“闽变”随即在蒋介石的反扑下，宣告失败，徐名鸿引颈就义。黄震、谢冰莹跟着“闽变”一干人上了蒋介石的通缉名单。当他带着谢冰莹来找党组织时，却失去联系。
原来，党内同志看不惯黄震家有妻室仍带着谢冰莹成双结对出入，也对谢冰莹不信任，认为她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不是党的同路人，黄震与之结合，丧失了阶级立场。因此，虽然黄震在释放“政治犯”上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仍未被党组织负责人接纳，使他在这个关键时期失去了回归党内的机会。
黃震和谢冰莹失望地离开福建，先逃往上海，继而前往谢冰莹的老家湖南。他们住在长沙的一座古祠里，谢冰莹埋头创作《一个女兵的自传》，黄震则在省立长沙高中任教，经常抽空帮她誊抄手稿。谢冰莹这期间写的《黄昏》《大椿桥的夏夜》等文章里，不时可见黄震的影子。
抗战开始，黄震偕同谢冰莹赴鲁南，由长沙“抗战日报”派为战地记者，并兼任上海“时事新报”的战地记者，采写抗战一线故事。济南突围后，谢冰莹参加妇女战地服务团，黄震则在1938年8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往陪都重庆的国立编译馆，担任生物学读物编译及动物学教科书审查工作。一次，黄震专门拜访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请求在他回延安时跟随前往，为党工作。周恩来对这位南昌起义时的旧属说，“到处都一样抗战，不必到延安去了”。
谢冰莹到重庆会合后，发表报告文学。黄震在为谢冰莹《新从军日记》作序时，称自己这是“捐妻救国”。这些作品连同他们患难与共的经历，本是爱情的见证，却因为一次小小的争执导致他们劳燕分飞。1940年春，谢冰莹提出去西安，拟答应《黄河》文艺月刊之聘。而恰在这时，黄震的福建老家遭遇一系列变故，长子夭折、母亲病危，急电催他速回处理。在此情况下，选择“忠与孝”，何其艰难。无法调和之下，曾经深爱的两人只好各奔东西。此后，生活了七年的他们终其一生未再见面。黄震不胜追悔，说：那时我们血气方刚，遇事不能克制，如果我稍稍迁让，不致留下终身遗憾。”他自嘲自己真是“捐妻”。而谢冰莹后来在许多文章中，也都提到她和黄震那些年的奔波以及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其中《湖南的风》《新从军日记》等作品中均有不少反映，其家族谱上也都已将黄震记入。 不染污泥，矢志科教
黄震回到福建后，于1942年底接任省立永安师范校长。他亲自走上课堂教学，生物知识非常渊博，听到鸟叫声就能辨出是为何鸟，如是惊人本领让师生和当地农民都赞叹不已。黄震重视学术交流，周六晚上都要亲自做学术讲座。如遇专家学者来学校所在地大湖游览名胜，他必邀其到校演讲，在向学生介绍时不忘诙谐地说：某某博士、教授来我们大湖游览，我们能不向他“抽税”吗？师生们热烈鼓掌，专家学者也觉得很有面子，笑逐颜开。
黄震还兼任福建省立农学院的教授，每隔一周，便步行到十余公里外的省立农学院所在地黄历讲课。抗战时期，办校经费短缺，黄震经常奔波于大湖和县城、省主席所在地吉山之间办理公务，有时一天往返要行二十多公里，为节省有限的经费，全靠两条腿。新生来校报到，往往都闹出笑话，误把校长当成勤杂人员，谁叫他毫无架子地帮学生提拉行李，身板又那么“瘦”呢！至于他叮嘱妻子为学生缝补破损衣服，那是连不少勤杂人员都难以做到的事。
若干年后，有人还如是追忆黄震：“他的脸孔瘦削，个子瘦长，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有力;平常走路，手中总带着一根手杖，走路走得挺快。热天，他头上多了一顶大草帽，脚上穿着草鞋（和学生一样），乍一见面，你绝不会相信他竟是校长、有名的生物学家。”那时，著名作家许钦文也曾在该校教书，对黄震的管理、教学和人品多有赞许。
在永安师范校长任上，黄震保护了一些进步学生，也因此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一年多后被迫离职。他后来称：“这样的凄惨下场，使我对教育工作也存了戒心。”其后受聘担任福建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在代理福建省研究院院长时，保护了一些不与国民党同流合污的科学家。他也因此受到忌恨、排挤。
1949年福建解放前夕，时任福建农改处处长兼农业试验场场长的黄震接到指令：带人带仪器到台湾。黄震以各种理由推托，并拒绝了国民党的种种诱惑，为此曾与省政府秘书长曾少鲁一再冲突，几遭杀身之祸。黄震冒着危险，主动联系中共地下党组织，将实验场和科学仪器等完好地移交给新政权，它们后来都派上了重要用场。
自称在旧社会“未做过任何一件违反人民利益的事”的黄震，心情舒畅地以自己擅长并有兴趣的教育工作为新中国效力，就任莆田一中校长、福建人民科学馆馆长等职。这些职务中，有一项让黄震非常自豪，那就是福建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任命状上签署的是周恩来的大名。
黄震曾请求恢复其党籍，张鼎丞和时任省委统战部长的彭冲，都希望他留在党外以发挥更大作用。黄震乃利用自己的资历和广泛社会关系，带動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党中央主席、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卢嘉锡。
镇反时，黄震毫不避嫌地为中学老师张琴讲公道话。张琴是晚清翰林，还当过曹锟贿选总统时的众议会议员，是“封建遗老”，又是地主身份，所以被拘押。黄震认为张琴熟悉福建历史，家藏文献众多，在史前古物的研究上颇有造诣，乃找省文教厅厅长陈国柱说情，继而向莆田县政府建议保释，让张琴把所知古物做个系统的笔述。这还不够，他又报告省政府，聘任张琴为省文史馆馆员。虽然张琴获释不久便病殁，但黄震的高义让其家人和知情者深为感动。
1953年2月，黄震又回到了校园，担任福建农学院教授。1968年12月，黄震在福州去世，遗嘱将生前书籍全部捐献给家乡图书馆。曾任农业部代部长、卫生部长的江一真再三称，黄震是一位对教育、文化科研有卓著贡献的学者。
（作者系文史学者）
黄震的人生曲折传奇。1900年8月1日出生于福建省仙游县，是福建省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在波翻浪涌的革命巨流中，他因故没能击水中流，还因一度踯躅徘徊而掉队，却依然作为一朵活跃的浪花，努力汇入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以革命者、抗战战地记者、中学教师、农学专家、大学教授、社会贤达等不同身份周旋于世，在特定时空中留下了一连串耐人寻味的侧面。
负笈京华，投身革命
1920年年末，黄震因为在老家仙游组织学生联合会，而被反动驻军视为“罪魁祸首”欲行抓捕，一路逃避中径直来到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1922年2月，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入生物系就读。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首次大规模斗争——“二七”大罢工遭受镇压，革命转入低潮之后，黄震却毅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与邵式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长等职）等同学创办《革新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对当前社会进行全面改革，成为北京师大学生运动的一个组织者和活跃分子。
1924年国共合作，黄震和其他共产党员一样，在北京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党内担任青运工作，成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一名干事。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黄震在李大钊等人的指导下，积极发动学生运动。在北洋军阀段褀瑞执政府的镇压下，包括黄震入党介绍人之一范士荣在内的不少学生牺牲。翌年3月，即将大学毕业的他，在党的号召下与其他学生领袖一道，发动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段祺瑞执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八国通牒。在段祺瑞执政府的开枪镇压中，在场学生和群众有47人死难，200多人受伤。黄震在冲锋陷阵中负伤，几罹杀身之祸，却毫不畏惧，继而又受北京学生会派赴天津、济南各地进行革命宣传。在生与死的考验中，黄震身心受到极大洗礼。
北伐江淮，首义南昌
1926年7月，黄震毕业，欲留北京有所作为，不料母亲病中几番电催。征得党组织的同意，黄震离开京华回到了家乡，在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书。是年年尾，北伐从广东打响，大旗所到之处，一片欢呼雀跃。被击散的北洋军阀周荫人残部遁入莆仙一带胡作非为，黄震带领学生截击夺枪，并组织农民抗捐。可当地旧军摇身一变，成为何应钦手下的新编第一师，原来的军头吴威也变身为师长，又在莆仙一带烧杀劫掠，还扬言要抓黄震他们祭旗。黄震不得已潜往省城福州，找何应钦评理。何应钦的秘书王淑芳接待了他，后经推荐，黄震担任北伐军第十七军第一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开始了投笔从戎的一段岁月。
1927年1月，黄震随部出击浙江，而后与兄弟部队一道横扫江淮，夺南京、取上海，历经艰难困苦，一路奏凯。“四一二”政变时，黄震在危险之际得到撤离的暗示，遂于四月初离开十七军一师，愤怒地把国民党党证扔进长江，然后与其他脱离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在南京沿江秘密西进，准备参加武汉的反蒋运动。到武汉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任命他为福建省农民运动特派员，回闽发动农民，进行新的革命。
6月，黄震刚到南昌，传出陈铭枢在福建也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消息，回闽之路被隔断了。北京师范大学同学、国民党江西党部执行监察常委、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邵式平闻讯，请黄震担任江西农民运动特训班的讲师。为了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中共中央正酝酿武装起义，需要有更多有经验的同志进入南昌的军政机关，寻机配合，遂改派黄震担任南昌市公安局指导员（后政治部秘书）。
7月底，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和北伐军贺龙、刘伯承、叶挺、朱德等齐聚南昌。起义前夕，黄震受命转入前委参谋团工作，协助周恩来和刘伯承处理起义期间的机要文件，并跟随周恩来左右。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蒋第一枪，人民军队在血泊中诞生，黄震参加并见证了这场军事行动。而后，跟随起义军撤出南昌，初始目标是回师有革命传统的广州，以便重整旗鼓，再筹北伐，同时争取出海口。
黄震紧随刘伯承一路向南，边打边撤。9月14日，起义军直插广东海陆丰地区。广东军阀张发奎调集重兵前来“围剿”，妄图在普宁的流沙一带全歼起义军。劳师远征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经过无数次的生死决战，面对日益减员的部队，在去还是留的问题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困惑。10月3日，周恩来在流沙召开了南昌起义后的最后一次领导人会议。面对艰险的革命前路，贺龙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干到底，我要卷土重来！”會还没开完，张发奎的部队就横冲过来，起义军再次被冲散。黄震劫后余生，紧随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到了海陆丰的甲子集，再次汇集后，他们同乘一条小舢板，漂洋过海前往香港。
在香港，就未来的安排，周恩来做出新部署，其中决定刘伯承带黄震赴苏联学习军事。征求黄震意见时，黄震却想到了父亲去世后孤独在家的老母，作为家里的独子，思念和尽孝之情溢于言表。周恩来乃改派黄震回闽组建莆田党组织，并写信给福建临时省委负责人陈祖康，要他做具体安排。黄震将信藏在衣服缝隙间，告别周恩来、刘伯承，日夜兼程踏上回闽归途，由是错失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机会。
拉起队伍，中途脱党
黄震来到福建临时省委的秘密联络点厦门，陈祖康安排黄震回老家莆田（仙游邻县）建立县委。黄震于1927年11月底回莆田后，即与莆田党支部书记陈国柱等人取得联系。此时的莆仙，与全国一样弥漫着白色恐怖，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员。黄震和陈国柱以教书为掩护，联络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迅速开展党建联络工作。12月，中共莆田县委成立，黄震任县委书记，开始了他独当一面领导革命的斗争生涯。
1928年1月，黄震到厦门向省委汇报工作时，陈祖康指出要举行暴动，以策应全国的革命形势，为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做准备。黄震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莆田县委能联络到的党员只有五六十人，实力不足，群众基础也不牢，如果贸然暴动，后果不堪设想。陈祖康则认为，革命总要死人，叫你暴动你就去组织暴动，推三阻四，如何形成革命高潮？黄震仍认为，如果起事，人员坚定不坚定难说，手上没枪，岂不是暴露了自己，给敌人当活靶子吗，敌人还正苦于找不到我们呢！这话一出，马上换来陈祖康的一通训斥：右倾思想、贪生怕死，如不执行命令，就只能撤职！ 黄震回到莆田后，对上级组织暴动的决定虽然难以理解，但还是立即召开县委会，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求。但没有仓促组织暴动，而是决定“全体同志下乡作农运”，现阶段首先发动农民开展反抗烟苗捐斗争，争取短时间内组建一支可以实施暴动的游击队，进而有序地发展成土地革命，策应全国的革命形势。1928年6月，陈祖康叛变，同时拉走一些动摇分子投敌，一时间全省各地都出现了叛徒。莆田的党组织里也有人投入敌营，反过来大肆抓捕共产党人。黄震也被追捕通缉，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在此关键时刻，他果断组织了一部分进步学生和农民，收集了三十多杆长短枪，组建起了共产党领导的莆田第一支游击队，亲自指挥，开展游击斗争。后来这支游击队几经变迁，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闽中游击队。
就在黄震想要有一番作为时，省委进行了改组，批评了莆田、仙游、永春三县县委，认为三县“至今无成绩可言”。上级的指责和不信任，陈祖康叛变后周边的险恶形势，叛徒猝不及防的出卖，妻弟和学生的先后牺牲，使知识分子出身的黄震备受打击，革命的复杂也让他身心俱疲。1928年的一个夏夜，他悄然离开了自己创建的游击队，从厦门搭上了去上海的轮船。自此开始，黄经芳消失了，变成了黄震，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教育救国。
身陷牢狱，劳燕分飞
黄震离开革命队伍后，先后在江苏省立女子中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执教，在杏坛上声名渐著。1931年他担任武汉大学讲师时，带领学生对长江一线的鸟类生态考察记录，首开国内鸟类研究的先河，其研究成果影响至今。
1933年4月，武汉军阀夏斗寅受国民党福建省主席蒋光鼐之托，突然带兵闯进武大要抓黄震，师生纷纷阻止，但武大校长王世杰却说：黄震既是共产党人，就是国家罪犯，应该严办。由于黄震在共产党内有一定资历，还参加过南昌起义，当过县委书记，正在江西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对此非常重视，命人将黄震押解到南昌，亲自过问审理情况。武汉大学师生闻讯，罢课罢教，纷纷走上街头，呼吁社会和学校保释黄震。迫于压力，黄震在被关押49天后，由武汉大学出面保释出狱。
此番牢狱之灾，让黄震认识到，不彻底打倒旧制度，推翻国民党，中国的社会就不会有希望。于是，他辞去武大教职，回到福建，试图与党取得联系。一时无果之下，他于1933年9月受聘担任厦门中学教导主任，与著名女兵作家、《从军日记》作者谢冰莹一见如故。谢冰莹曾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读，经短期训练即参加北伐，军政学校女生队解散后，先后入上海艺大、北京女师大学习，东渡日本，而后辗转来到厦门中学任教。
同是文学青年，同有北伐经历，又有着在黑暗中执着追求、在苦闷中倔强挣扎的灵魂，黄震和有着慷慨气质的谢冰莹话语投机，惺惺相惜。在浪迹四海中饱受人世磨难的谢冰莹，历经几次婚姻挫折后很渴望能在羁旅的异乡找到温暖，不觉被大她6岁的黄震吸引了，后来曾在《清算》一文中为黄震造像：“他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美男子，两个富有魔力的藏着深情的眼睛一触就会使你发狂，你的灵魂会不知不觉被他吸出。”也就有了《海滨之夜》的情境：“细沙上是这般软得可爱，好像坐在天鹅绒般的地毯上一般，我和特都躺下了。”文中的“特”指的就是黄震，他年轻时对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情有独钟，故经常自称“维特”，也曾以此为笔名。
黄震此前已在老家和一个裹脚的文盲女子结婚，内心一直排斥着，因此和感情奔放、个性鲜明的知识女性谢冰莹一见钟情，不久就生活在了一起。
福建事变期间，黄震应南昌起义时的战友、时任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的徐名鸿之邀，和谢冰莹到福州任职。在离开厦门前夕，意外的事发生了，莆田党组织负责人王于洁出现在他面前，希望他帮助疏通十九路军的负责人，释放被福建当局关押的105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黄震满口答应，并请求在政治犯释放后能让自己回到组织里来。黄震很快说服了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的徐名鸿和“革命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徐谦，释放了上百名“政治犯”。但“闽变”随即在蒋介石的反扑下，宣告失败，徐名鸿引颈就义。黄震、谢冰莹跟着“闽变”一干人上了蒋介石的通缉名单。当他带着谢冰莹来找党组织时，却失去联系。
原来，党内同志看不惯黄震家有妻室仍带着谢冰莹成双结对出入，也对谢冰莹不信任，认为她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不是党的同路人，黄震与之结合，丧失了阶级立场。因此，虽然黄震在释放“政治犯”上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仍未被党组织负责人接纳，使他在这个关键时期失去了回归党内的机会。
黃震和谢冰莹失望地离开福建，先逃往上海，继而前往谢冰莹的老家湖南。他们住在长沙的一座古祠里，谢冰莹埋头创作《一个女兵的自传》，黄震则在省立长沙高中任教，经常抽空帮她誊抄手稿。谢冰莹这期间写的《黄昏》《大椿桥的夏夜》等文章里，不时可见黄震的影子。
抗战开始，黄震偕同谢冰莹赴鲁南，由长沙“抗战日报”派为战地记者，并兼任上海“时事新报”的战地记者，采写抗战一线故事。济南突围后，谢冰莹参加妇女战地服务团，黄震则在1938年8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往陪都重庆的国立编译馆，担任生物学读物编译及动物学教科书审查工作。一次，黄震专门拜访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请求在他回延安时跟随前往，为党工作。周恩来对这位南昌起义时的旧属说，“到处都一样抗战，不必到延安去了”。
谢冰莹到重庆会合后，发表报告文学。黄震在为谢冰莹《新从军日记》作序时，称自己这是“捐妻救国”。这些作品连同他们患难与共的经历，本是爱情的见证，却因为一次小小的争执导致他们劳燕分飞。1940年春，谢冰莹提出去西安，拟答应《黄河》文艺月刊之聘。而恰在这时，黄震的福建老家遭遇一系列变故，长子夭折、母亲病危，急电催他速回处理。在此情况下，选择“忠与孝”，何其艰难。无法调和之下，曾经深爱的两人只好各奔东西。此后，生活了七年的他们终其一生未再见面。黄震不胜追悔，说：那时我们血气方刚，遇事不能克制，如果我稍稍迁让，不致留下终身遗憾。”他自嘲自己真是“捐妻”。而谢冰莹后来在许多文章中，也都提到她和黄震那些年的奔波以及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其中《湖南的风》《新从军日记》等作品中均有不少反映，其家族谱上也都已将黄震记入。 不染污泥，矢志科教
黄震回到福建后，于1942年底接任省立永安师范校长。他亲自走上课堂教学，生物知识非常渊博，听到鸟叫声就能辨出是为何鸟，如是惊人本领让师生和当地农民都赞叹不已。黄震重视学术交流，周六晚上都要亲自做学术讲座。如遇专家学者来学校所在地大湖游览名胜，他必邀其到校演讲，在向学生介绍时不忘诙谐地说：某某博士、教授来我们大湖游览，我们能不向他“抽税”吗？师生们热烈鼓掌，专家学者也觉得很有面子，笑逐颜开。
黄震还兼任福建省立农学院的教授，每隔一周，便步行到十余公里外的省立农学院所在地黄历讲课。抗战时期，办校经费短缺，黄震经常奔波于大湖和县城、省主席所在地吉山之间办理公务，有时一天往返要行二十多公里，为节省有限的经费，全靠两条腿。新生来校报到，往往都闹出笑话，误把校长当成勤杂人员，谁叫他毫无架子地帮学生提拉行李，身板又那么“瘦”呢！至于他叮嘱妻子为学生缝补破损衣服，那是连不少勤杂人员都难以做到的事。
若干年后，有人还如是追忆黄震：“他的脸孔瘦削，个子瘦长，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有力;平常走路，手中总带着一根手杖，走路走得挺快。热天，他头上多了一顶大草帽，脚上穿着草鞋（和学生一样），乍一见面，你绝不会相信他竟是校长、有名的生物学家。”那时，著名作家许钦文也曾在该校教书，对黄震的管理、教学和人品多有赞许。
在永安师范校长任上，黄震保护了一些进步学生，也因此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一年多后被迫离职。他后来称：“这样的凄惨下场，使我对教育工作也存了戒心。”其后受聘担任福建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在代理福建省研究院院长时，保护了一些不与国民党同流合污的科学家。他也因此受到忌恨、排挤。
1949年福建解放前夕，时任福建农改处处长兼农业试验场场长的黄震接到指令：带人带仪器到台湾。黄震以各种理由推托，并拒绝了国民党的种种诱惑，为此曾与省政府秘书长曾少鲁一再冲突，几遭杀身之祸。黄震冒着危险，主动联系中共地下党组织，将实验场和科学仪器等完好地移交给新政权，它们后来都派上了重要用场。
自称在旧社会“未做过任何一件违反人民利益的事”的黄震，心情舒畅地以自己擅长并有兴趣的教育工作为新中国效力，就任莆田一中校长、福建人民科学馆馆长等职。这些职务中，有一项让黄震非常自豪，那就是福建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任命状上签署的是周恩来的大名。
黄震曾请求恢复其党籍，张鼎丞和时任省委统战部长的彭冲，都希望他留在党外以发挥更大作用。黄震乃利用自己的资历和广泛社会关系，带動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其中就包括后来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党中央主席、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卢嘉锡。
镇反时，黄震毫不避嫌地为中学老师张琴讲公道话。张琴是晚清翰林，还当过曹锟贿选总统时的众议会议员，是“封建遗老”，又是地主身份，所以被拘押。黄震认为张琴熟悉福建历史，家藏文献众多，在史前古物的研究上颇有造诣，乃找省文教厅厅长陈国柱说情，继而向莆田县政府建议保释，让张琴把所知古物做个系统的笔述。这还不够，他又报告省政府，聘任张琴为省文史馆馆员。虽然张琴获释不久便病殁，但黄震的高义让其家人和知情者深为感动。
1953年2月，黄震又回到了校园，担任福建农学院教授。1968年12月，黄震在福州去世，遗嘱将生前书籍全部捐献给家乡图书馆。曾任农业部代部长、卫生部长的江一真再三称，黄震是一位对教育、文化科研有卓著贡献的学者。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