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1982年初毕业于江西大学中文系，分配在江西省文联《星火》编辑部工作，1995年10月至2002年4月任《星火》主编，曾任江西省文联主席、江西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车头爹 车厢娘》（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大地耳目》（系“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和长篇文化散文《灵魂的居所》等各类作品二十余部。
　　这是江西省文联原先的门牌号码，当然，也是《星火》编辑部的。其实，那时它对作者并不重要，信封上只写南昌市《星火》编辑部也能准确投递，注明是稿件，还邮资总付呢，所以刊物版权页直到1987年才出现完整的通讯地址。《星火》曾驻环湖路49号，不知道是中苏交恶之际随省文联一道迁于中苏友好馆与中苏友协合署办公呢，还是后来向其靠拢的。刚当编辑的我几次从环湖路旧址前经过，很是疑惑，已经身陷市井的它，怎么看也不像一座文学殿堂。
　　八一大道147号则不然。临街的栅栏泄露着满园花的消息，漫步后门外的展览路，林荫下不时擦身而过的孤独行人名叫灵感。一个闹中取静的去处。由八一大道入内，当门的雪松亭亭如盖，前院左角曾有花房，居于院子中央的主体建筑为俄罗斯风格，皇皇气派。大楼呈工字形，前栋三层分别为展厅、资料室、会议室及其他，高大而宽敞;后栋为两层的宿舍，连接前栋的那一竖是小礼堂，从前当老大哥的苏联专家可由二楼宿舍直接进入礼堂观影或者跳舞。三四十年后，我分得其中一套做住房，装修恍若探秘—厨卫原来是通达礼堂的过道，阴湿的主卧呢，则是后台化妆室，难怪墙角常年墨色洇散;小礼堂下层有《星火》的多间办公室，分别为诗歌组、小说组、评论组、编务组和主编副主编的办公室。主编们其实是坐在刚刚出厂的一摞摞《星火》之间，从门外看过去依稀可见隐现于烟雾中的两帧头像。仿佛思想者。仿佛新刊的封面人物。
　　1982年过完春节，我走进编辑部最大的那间办公室正式上班。小说组。遇见的第一人却是诗歌编辑、赵丹之子周民，仅此一面，我前脚到他后脚调回上海。我的报到证附加有新婚的喜糖喜烟。糖是托列车员捎的，上海的大白兔和福州的各色硬糖。烟是当时还够档次的大前门，它比糖受欢迎，男性编辑少有不抽烟的。见习期里，我很快把食指中指熏黄了。近烟者黄。因为壮丽牌会不时从对面发射过来，老是抽伸手烟，怪难为情的，于是投桃报李，开始了稍逊编龄的烟龄。
　　八一大道于1989年和1996年两度变换门牌，147号而141号再371号。147号所经历的新时期初始，是文学的黄金期，是期刊不算太短的蜜月。竟也奇怪，号码一变再变，期刊愈见困窘。也不知数字犯忌呢，还是改换门牌的行为冲撞了哪路尊神。就像经济大潮兴起后一些人认为大门里的雪松不吉利一样。“门”字里有个“木”那是“闲”，“口”字里呢？于是，雪松几度挨批评遭算计。最终，它得以幸存，要感谢147号的老人，此院多长寿者，似得雪松神佑。雪松乃文联的“风水树”。另有两棵招人疼爱的梅，它俩离去时，大家感伤了好一阵子。写到这里，我鼻尖依稀暗香萦回，幽幽的。
　　是的，主编办公室和编务组兼着仓库。他们在堆积如山的文字里审稿或者画版。地上一堆堆的，靠墙一排排的，墙面差不多都被又高又宽的文件橱遮挡着，深色橱子里使劲塞入了每期发稿的底稿、稿签和年度合订本，这还只是1973年复刊以来的。一旦去翻寻什么资料，不免横生杞人之忧：长此以往，只怕满而为患，如何是好？
　　因为1966年《星火》停刊。因为随后省文联被从147号扫地出门。文联及所属单位的历史灰飞烟灭，连人员档案也是或缺失或散乱不堪。我做过人事干部，成天像肥硕的书虫蠕动在发霉的档案里，为了补齐工资归档材料。其时发现《干部履历表》多有缺失，便要求补充填写并取得相关证明，当事人挺不耐烦，有的还很委屈。可怜见的，坐实身份关乎人的命脉晓得吧？最薄的档案袋属一位老人，只有几页工资表格和一句话的履历：1951年5月参加工作，任《星火》助理编辑，1958年下放九江赛城湖垦殖场，1979年落实政策，回原单位退休。我在1979年的合订本里意外翻得他的四首词作，半页篇幅，很小，却是其精神皈依之所。一辈子卡顿于“助理”的老编辑，蜗居在孤独中顽强活到九十有三，他的一生投映在我眼里，只是踩着急急碎步穿越八一大道赶来领工资的身影。
　　和人一样，《星火》的历史也有断片，而且不止一次。我当主编后花了不少气力才理出个大概—
　　1950年6月，省文联筹委会创办《江西文艺》月刊，定性为群众性、地方性的通俗文艺综合刊物;
　　1957年1月，在《江西文艺》的基础上，《星火》文学月刊创刊，头年秋天郭沫若先生应邀题写刊名。《星火》每期印数为八千册，定价两角，延续好多年后才上涨五分钱，我觉得用白菜来比喻它的价值比较直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块钱可买一百斤白菜，一板车拉回家腌咸菜;
　　1958年3月，《星火》与《江西文艺》合并出刊，并标明合并出刊字样。其时，出于编写革命斗争历史的迫切需要，省委发号召，革命回忆录写作蔚然成风，投入人数之多、参与层面之广、写作成果之丰，今天难以想象。好些脍炙人口的篇章，均首发于《星火》，然后收入各种选本。信不信随你，我刚长记性时就晓得“《星火》杂志”，才读小学吧。因为我家邻居订了它，从时間节点来看，铁路大修队的青年干部一定着迷于星火燎原的历史。
　　可是，已经燎原的《星火》好景不长，为了“整顿编辑人员、纯洁刊物内部和提高刊物质量，以及机关精减人员”，从1962年起，改为双月刊;到了1965年7月，于停刊八个月后复刊。至于头年年底开始的断片究竟缘何，未见记载。1973年以《江西文艺》之名复刊，属省文化工作室管，现在搜索省文联办公楼，或许还能找到那种明确宣示物权的暗红色桌子橱子，差不多够得上文物级了;《江西文艺》于1979年再度改名《星火》。由刊名、刊期、开本的反复倒腾，亦可清晰地窥见时势。
　　147号的老人告诉我，文联不少财产归属编辑部名下，比如车库，比如小车。我看过1980年省财政厅下达经费的文件，《星火》经费单列，每年十五万，整个文联才四十余万，更重要的是后面紧跟一句话：《星火》不足部分，从文联经费中调剂解决。牛吧？有阵地意识吧？人员编制也充足，一直不曾用满，我加入时最是兵强马壮，十八个编辑十八棵青松，小说组恰好占半。另有司机一人，驾驶日本进口面包车，那时很土豪了，去吉安举办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在忽然飘起雪花的国道上跑起来耀武扬威的。 　　当年的十五万元，用起来挺犯愁。我对主编们紧锁的愁眉印象深刻，管财务的副主编还带叹气的。要知道，到了年底，既不能突击花钱，又不甘被财政收回去。怎么办？书生气十足的编辑部只好全体跟着发愁。财政拨款和邮发收入用不完，通过铁路发行的款项也就不着急结账了。干嘛跟钱结仇呀，初来乍到的我仗着与铁路的关系，自告奋勇跑去跟人算账。自办发行是铁路局一位诗人帮忙做的，他差不多成了《星火》的编外干部。提到热心的他，我会想起一笔笔不小的发行数、一首首豪放的诗歌和他漂亮的双胞胎女儿。
　　文学期刊衣食无忧的年代，编辑部的信条偏偏是：作者乃刊物的衣食父母。这句话成了编辑的口头禅和座右铭。翻翻留存的底稿、稿签，即清楚它对编辑意味着什么了。意味着反复研读，意味着真诚沟通，意味着一丝不苟……每篇经红笔修改的底稿都渗透了编辑心血，拟发的稿件于编稿之后，还有叫人老眼昏花的三校。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有一个字令我终生惶惑，一朝和十年的惶惑，看到它不免脸热心跳。当见习编辑那会儿，我把人家本来对的字改错了。为此，我继当知青、读大学之后，第三次通读《新华词典》，并把容易错的常用字辑录下来，压在桌面上。老编辑们眼皮底下也有类似警示。
　　稿签反映对来稿的评价，上面有初审、复审和终审意见。因为小说组有组长副组长，编辑部有主编副主编，他们都得签意见，发表一篇作品实在不易，编辑部流程真个是“过五关斩六将”。诗歌组曾收到一个大包裹—白布、报纸、纱布等材料，外三层里三层地裹着，脏兮兮的纱布，似有血腥。揭开来，乃一沓诗稿也。一个襁褓啊。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孩啊。作者真有诗心。
　　责任编辑签发的稿件能通过的，当然只能是少数。尽管如此，初审意见仍然认真而全面，许多稿签几乎写成了上千字的评论文章;如遇复审、终审有比较对立的异议，那么，稿签简直是作品研讨会纪要，哪怕作者系名家。当年的名家似乎更尊重编辑，哪怕一家省刊，所以检索《星火》历史，同样可以看到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名字。我和另一位见习着的同事赴京津约稿，登门拜访当红文学大家根本无须什么周折，找着门牌号码便进了，平易得很。
　　送审稿并非都建议采用，有一部分乃出于慎重起见，慎重地对待某种倾向，慎重地对待某种风格和手法，毋庸讳言，也包括慎重对待某位作家、某篇作品。如今，若能汇拢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稿签，想必能真切反映出新时期初始那种生动活泼的文学氛围。
　　写退稿信最费心思。其实，编辑部备有铅印退稿信，填上日期、盖上小说组章子即可。但是，对于重点作者、值得关注的作者，以及读后有话想说的稿件，编辑一般都会亲自写信，即便以后有规定言辞铮铮：来稿一律不退。我当编辑的头几年，《星火》每月中短篇小说的自然来稿上千件，另有约稿和大量私信编辑的，每位编辑每天都要写一些退稿信，或长或短。兄弟刊物某编辑老兄，喜欢把自己写好的信件誊抄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以便留存，其远见卓识和不厌其烦实在令人钦佩。我写过一封近两千字的退稿信，后来收入了评论集，我以为作者若花心思认真投入，身为乡村教师的他或许能写出来。我耐心等待着。岂料竟断了联系。多年后偶遇，他红着脸告诉我，因为被家里催婚而搁笔了。也是，对于乡下男儿，生计注定比写作要紧。何况我并不能保证其发表。
　　就像我不能保证一篇退改的小说能发表一样。听贵溪文友说起，该县已故卫生局长是《星火》老读者，可从来不曾在此发表作品。弥留之际，儿子听得的最后遗言，惟有父亲表达的这一终身遗憾。我心里一紧。接着告诉文友：也许避老乡之嫌吧，他来稿从不寄给我，而他得病之前，恰好有稿子落在我手上，我写信让他退改，一二三四，提了具体修改意见，可他一直不回音。千真万确，是退改，而非婉退。文友抱憾道：这个谦谦君子不愿为难你，拿退改当婉退啦！如若他真的改了，能合我意吗？不知道。当编辑其实也挺折磨人的，如果他不冷血的话。
　　即便三审通过，也可能最终因故放弃。要知道，当年文学可是拥挤的小道或独木桥。景德镇一位农民作者恰好遇到这种情形。连续读到他的来稿，我感动了，于是坐火车转汽车去了他的村庄。一个带着幼女生活的中年鳏夫，不会农活，没有手艺，靠做小买卖艰难度日，家里一贫如洗。他的小说誊写在最便宜的会洇水的稿纸上。也许正是出于对劣质稿纸的同情、对端庄文字的尊重，他的一个短篇才被留用。我编那六千字花了整整一天时间。近年我在景德镇忽然忆起往事，才得知其早已去世，不禁唏嘘：当年若顺风顺水，他生活处境会不会有所改善呢？
　　确实，因文学而获得机缘、改变人生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因作品发表并获奖，供销社职工成了文化馆干部并逐步成长为县级领导;比如，因作品发表且被选载，地道的农民终于放下卷起的裤腿去文化馆上班……在此，我必须点赞七八十年代的文化馆，它的文学干部及其培养的业余作者，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创作力量;而不少文学干部，恰恰是凭着公开发表的作品走进文化馆的。于不经意间，我获知非常时期的编辑部有请工农作者上門当编辑的历史，比如铜鼓县的省人大代表李南伦，比如宁都县走红当年的农民诗人，也姓李，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自己差点就留在了省里。李南伦和他都在与我相识几年后去世，真心要给我留话似的。
　　回望七十年，不同名目的小说、诗歌青年作者专辑和譬如《第一片绿叶》等栏目，不知助力了多少新人，使之跻身于文学风景林，甚至长成摇曳生姿的一棵。将近四十年了，我才惊喜发现，自己和知名学者杨剑龙曾携手亮相于耀眼了一会儿的《新星闪烁》，连忙微信他：“原来我们曾一起冉冉的。”他回复：“缘分啊！”这也是我们跟诗歌的缘分，跟青春的缘分。
　　是的，我同样要感谢文学。我也算《星火》的老作者，始于复刊后叫《江西文艺》的时候。我手头尚存有工农兵文艺站赠送的小册子，《学习参考资料》第四辑和《十个短篇小说》，前者收录臧克家、艾青等诗人名作，后者是《班主任》《伤痕》等。小册子是《江西文艺》编印的。前者简易得像当年的活页文选，叫“学习参考资料”再贴切不过了，其生动反映了复刊以后到拨乱反正时期，为繁荣文学计，一家省刊的智慧和热忱。 　　来南昌读大学期间，屡次下定决心，要亲手把诗稿交给编辑部。可是，徘徊在八一大道东侧，期期艾艾的，终是没有胆量闯进147号，只好继续委托邮筒。很多年后，兼着《星火》主编的我，触景生情写下几则短章，表达与文学经历有关的心情。比如，在新疆眼见冲下山的一群羊到家门口猛然打住，犹疑甚至退却，我忍不住感慨道：“如我回家时的心情/脚下生风/以俯冲的姿势/迢迢千里/仅仅一座山的高度/而抵达家的路边门前/心总会莫名地不安起来。”不安在一念之间。
　　有人胆大。赣南朋友告诉我，读中学时他极崇拜以《红线记》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罗旋，小小年纪，还挺懂礼数，买了水果糖作拜师礼，自个儿奔罗旋去了。想象那中学生小心翼翼从裤袋里一把一把掏出糖果敬奉老师的情景，我忍俊不禁。
　　罗旋曾是《星火》编辑，五十年代落户赣南，成为一粒火种，影响了当地几代作家。我同样迷恋客家乡土，从前小说组分片看稿，其间几次调整，而赣南始终划在我名下。我经常以组稿名义往基层跑，县城和乡镇，林场和瓷窑，钨矿和煤矿，还追寻过一直在追花夺蜜的蜂场，每次一去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第一次独行，组稿目的地正是赣南，回来后向编辑部作了书面汇报，无非是见了谁干了什么活儿有何体会及建议而已。听说文联主席俞林同志得知此事，在主编面前表扬这一做法并要求提倡。
　　俞林同志并未当面鼓励我，可他慈祥的眼神从来都有暖心的温度。他来文联上班，经常由小说组第一个门进、第二个门出，穿堂而过，逐一问候各位编辑，再去过道更里面的党组办公室。他对《星火》的感情可见一斑。这位老革命、老作家，曾任中南作协副主席，“文革”前主编《星火》，于1979年复出，兼着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编辑们见他进屋，纷纷起立，亲切称呼“俞林同志”。黑黑的肤色，厚厚的镜片，亲亲的微笑，以及带着河北方言的口音，这一切都令人肃然起敬。年轻着的我，傻傻的，竟然也随大流称“俞林同志”。至今忆起往事，我仍顾自叱问：为什么不叫“俞林老师”呢？
　　不过，当年的文联乃至文学界，称“老师”的真不多。算一算，同事之间喊得普遍的惟有陶孝国陶老师，对我而言，编辑部还有李耕李老师、伊剡伊老师、秦梦莺秦老师。作为诗歌编辑，秦老师不仅有诗意的名字，还有诗境的美丽和诗性的温存，深受作者敬重，如我。而更多的称谓呢，要么直呼其名，要么称“老”，老舒老吴老徐老郑老涂。主编老舒是我老师，大学中文系书记，同学们喊他“舒书记”，那可是亲的书记，后来我忽然觉得拗口，也“老舒”起来。当编辑才一两个月，省委组织千名省直机关干部分赴各地，调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老舒领着七八个人的文联工作组在奉新跑了半个月，那是认识社会和时代的一次深刻体验，一路上我还管他叫“舒书记”。而“同志”绝对是尊称，当年文联领导都是老资格的，比如毛泽民等烈士的战友陈茵素同志，电影《红孩子》的编剧时佑平同志，参加过新四军、五十年代曾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的黄宗林同志，当过新中国永新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张涛同志。
　　编辑与作家之间亦如此，随意而亲密。即便有年长者，仍以直呼其名居多，几乎没有拿职务当名字的。不似如今，好些作者也当了官，见面称主席大致不错，即便不是的，也在等着下次或下下次换届。我为什么要絮叨此事呢？前些年，以文学理论和批评为特色的名刊《南方文坛》，出奇地发表了关于文联的田野调查，还让它打头，该文以昆明市文联为例，对比当下与新时期之初，剖析文联的演变。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我认同其列举的事实。文联日益被衙门化，似乎正是从称谓开始的，或者说，称谓是这一现象的重要表征。九十年代陈世旭主持工作时，倡导文联去官气，在大会上表扬《星火》的青年编辑说：她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能喊我陈老师，我才激动呢。
　　文联要有文气和人气。八十年代的人气正是这样形成的：敞开门来，让作者成为编辑部的座上客;或者走出去，让自己成为作者的好朋友。小说组可以算文联大楼最热闹的所在了，当看稿困乏的时候，当议论某种文学思潮的时候，当能言善辩者临门的时候。
　　办公室朝南，三人为众，桌子摆成三个群落。对门的墙上挂着一幅毛体：不尚空谈。它下面坐着带烟道的煤炉，可用来烧水、烤火以及烤红薯。烤红薯的香味一度弥漫整幢大楼，怪刺激人的，被叫停了，但冷天大家仍喜欢围炉而坐，点烟也方便，加上两方暖阳投射进来，室内挺暖和的;夏日也好，一樓荫凉，当年周边尚未被围堵得水泄不通，时有清风徐来。关键还是文学有凝聚力刊物有吸引力编辑有感召力吧，文朋艺友可尽兴在“不尚空谈”的警示下，谈谈文学、社会、人生及情感，这些都很实在，一点也不虚空。
　　经常光顾的不仅是小说作者和评论家，比如吴海、清海、雨时、江一鱼他们，还有不少戏剧编剧，胡桔根、陈海萍、刘忠诚等，电影编剧则有毕必成、王一民、周毅如一大批，那时江西电影创作甚是辉煌，一个个大名鼎鼎，他们依然是《星火》的朋友，小说的朋友。其实，编剧差不多都起步于小说或诗歌创作甚至兼着诗人小说家，而隔壁诗歌组则常有拿国家大奖的词作家出入。因为创刊和复刊定位为文艺综合刊物，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星火》也是发表戏曲、电影、民间文学、音乐、美术和摄影的重要园地，内文和四封留有全省许多文艺名家的来时路。本世纪之初，有一部舞台剧获全国奖，我了解编剧其人，十多年前屡次退过他的小说稿，我甚至熟悉那台戏的剧情，并怀疑它由某篇退稿发展而来，当然经过脱胎换骨。退稿倒不是嫌其水平不逮，戏剧获奖的理由之一是有新意，却不知其新意早年在跟风创作的大量小说来稿里疯长。观剧座谈会上，我只得噤声。提起此事，我绝无轻慢编剧和戏剧之意，而是想说，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的真谛，可通过一份省级文学期刊得到最好的验证。还有，我欣赏编剧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和改弦更张以突破重围的智慧，所以跟他很嗨地喝过两回。
　　诗歌组、评论组自然是诗人之家、评论家之家，“家庭”氛围却各各不同。诗歌组彬彬有礼，笑意盈盈，轻言细语。因为李耕和八十年代初开辟的《散文诗页》，《星火》可谓是中国散文诗创作的重镇;评论组则慷慨激昂，高谈阔论，朗朗笑声伴着腾腾烟雾。烟雾会从办公室扑出来，在长长的过道上弥久不散。《星火》的评论骨干作者，基本构成了省作协的评论委员会，大家经常挤在评论组开会。前文我提到十八棵青松，其实，在江西当代文学史上它是特指，特指舒信波、吴海、吴松亭、周劭馨、陈俊山、陈公重等一批最活跃的评论家，其例会未必满员出席，否则那间办公室肯定坐不下，但核心成员一定在场，否则主编老舒怎会挤到评论组去办公呢，否则小礼堂楼下怎会激荡那么富有感染力的笑声，那么呛人的烟味呢？大约正是某次神仙会的动议，《创作评谭》于1988年应运而生，其班底正是《星火》评论组。 　　教授陈金泉也是一棵青松。到了晚年，他竟出乎意料地写成长达一百五十余万字的历史小说《千古风流》，当我获知其写作念头萌生于半个世纪之前时，忽然对其紧贴创作实践的评论特色有了“原来如此”的感叹。他嘱我为作品作序。事后，他再三电话致谢，并再三表示还要面谢。我回答：不用，应该的。绝对的大实话，当时应允下来我二话不说，痛快得很。可电话里的声音噎着我了：应该？世上没有什么应该的。
　　好深奥啊，一句话害得我反复思考人生，终于顿悟。也是哦，“应该”，很多时候只受良知驱遣。
　　黄金期同样一年四季、春秋寒暑，像气候一样自然。无须大惊小怪，也不必讳莫如深。文学期刊一直像春江游鸭，最能敏锐感知水温和流速。编辑部参加全国文学活动、接待全国名家的记录，很可以反映其时的风云流变。我刚当编辑时，华东和中南地区的各家文学期刊关系挺热络，先前联合举办过为参与者津津乐道的活动，我从他们的唇齿之间感受到庐山含鄱口的霞光以及其余种种。
　　我赶上了厦门的活动，不过，分配给我的任务只是负责提前赶到鹰潭买火车卧铺并在那里接站送站。去厦门必须到鹰潭转车。先后接到《星火》《湘江文学》和《长江文艺》，一一把他们送上停靠在二站台的列车。每家去了七八位编辑和作家吧。当时买那么多卧铺票真的很费劲，得把鹰潭站和前方大站的卧铺票全都扣下来。俞林同志和老舒他们在站台上笑吟吟地向我道声辛苦。我未去厦门。关于厦门的讯息只有一则短讯《四刊联合举办小说创作讲习班》，没有发表名家讲课内容，也没有组织讲习班作品专辑。破了先例。
　　之后，类似活动基本断了，期刊间的交往也日益稀少。我只记得《福建文学》主编副主编一行人，浩浩荡荡，跑到江西来调人，调崇仁师范的女教师去当编辑，她的第一个短篇发表于《星火》即被《小说选刊》选载。人家眼疾手快。上门那阵势，抢人啊。
　　直到1996年，广西做东，召开全国文学期刊主编会议，有企图破解困局的意思。我发言称，若全国图书馆都能订阅，省级期刊足以养活自己;若没有那么多选家，省刊订户会呈几何倍增加。在叫苦连天的会上这算是惊人之语了，好几家大媒体追踪采访我，我作过功课的，一一算账给他们听，都点头称是。殊不知，那种浪漫主义情怀其实很幼稚，人家图书馆和选家凭什么听你的！
　　是的，从八十年代中后期起，文学期刊的蜜月不怎么甜蜜了，相互有所竞争，得考虑生存之道了。于是，1986年《星火》突然决定改刊，专发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突然，是一位普通编辑的个体感受。那时没评职称，我连助理都不是，其后不久我被抽去省出版系列职改办，参与首次职称评定的组织工作，等我拿到中级时，编辑部里副高一大堆。至于改刊，想必对于决策层应是深思熟虑的毅然决然。全国有不少名家鼎力支持，一时间甚为引人注目，市场反应也不错，有几期通过二渠道发行的数量以几十万计，叫人拍案惊奇。
　　联系五六十年代革命回忆录的办刊特色，江西得天独厚的“富矿”以及前三十年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独领风骚的实践，还有新时期文学繁荣语境下期刊“千人一面”的时弊，反观那次改刊，似乎顺理成章且匠心独运。然而，由单一题材走向广泛多样，本来是江西文学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题材的拓宽恰恰象征着作家摆脱模式化的束缚，获得了选择题材的自由和勇气，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正是携着反映现实生活的力作崛起于文坛。作为省文联辖下的文学园地，似乎顺理成章的改刊，也理所当然地遭到批评或抵制。当然，赞誉总是能够衣冠楚楚地登堂入室，而非议往往喜好冷嘲热讽、闪烁其词或嘀嘀咕咕。
　　对于编辑，我觉得难堪的是，偏偏在改刊之际，全国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出现了如莫言《红高粱》这样的杰作，几位军旅作家由赣南出发沿长征路重走一趟，一举拿出了《灵旗》《马蹄声碎》等几部具有振聋发聩力量的中篇小说。作为此类题材的专刊，假如《星火》能有重量级作品的支撑，改刊或许就大功告成了。可惜没有。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出作品出人才，确实是刊物的立身之本。
　　坚持了一年，第二年悄悄地有现实题材加入，第三年终于回归本来。以后，通俗起来;再以后，大文化起来。穷则思变，变也是为了坚守。可是，每一次改变，必定丢掉一批邮发数，丢掉一批老读者，丢掉人们对传统刊物日渐薄弱的信任。
　　《星火》全体同仁的努力其实是艰苦卓绝的，当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時候。这群传统的书生做了什么呢？早在1985年，刊物封底就出现了产品广告;其后，面向大众调整刊物内容，每年编一二期合刊，积极开拓二渠道发行：协同省作协成立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并联合主办《新潮报》以加强与企业的联系;成立开发部，在省文联破天荒以个人集资方式建起支撑着门楼的一家店面（这么说，该懂“闲”和“困”的真实语义了吧？如今八一大道透绿，店面已拆除，而当年它至少在文学殿堂里建筑了新的观念）……可谓是峥嵘岁月。难为了当编辑的书生们，要知道，读大学的时候，他们一些人已经名声在外，有的甚至在全国重要报刊上一组组发表诗歌！
　　七十岁的人，老了。七十年来，有人陆续走了，不在了。李耕老师为1996年谷雨诗会写的朗诵诗《了字歌》，以直白的语言历数当时文坛“了”了的现象，全场都被惊着了。久久的鸦雀无声，令人窒息。而后，是爆破般的掌声。诗中数到当时“不在了”的几位人物，他说：“人世沧桑，难免又会缅怀起一些已去世的熟人了，/邵式平不在了，俞林不在了，文莽彦不在了，常为谷雨诗会唱歌的罗德成也不在了。”一晃又是好多年。陶孝国不在了，徐远略不在了，汪自强不在了，伊剡不在了，李素馨不在了，丁慰南不在了。李耕自己也不在了，丢下两三种癌症和越来越糟糕的视力，丢下每天一首诗的写作目标。没有告别。没有致哀。没有鞠躬。以至于我经过八一大道或展览路时，老是想象前方拐角处的再次碰面，他将告诉我，自己又添了什么病，语气漫不经心，仿佛他家又来了一位访客，只是耽误自己些许时间而已。李耕真的不在了！他说过：“去见屈原、杜甫、李白、陶渊明或艾略特、泰戈尔时，他们能笑脸相迎就好了。”我想，屈原他们一定会跟李耕老师热情相拥的，因为，又一位诗人“终于撑着自己贫苦的生命，在诗的地狱报到了”。而稍年轻的徐万明某日冷不防“不在了”。和我眼瞪眼坐了十余年、不断发射壮丽红梅或阿诗玛的射手，自个儿不知被什么击中。呜呼！
　　七十年的《星火》却不老。一代代编辑的心血，原来是它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我曾为草原上的卧马写过几行文字，倒是切合我的祈愿和《星火》的当下：“匍伏在巩乃斯草原/守护开花的过程/屏息凝视怕惊扰/每一朵花的绽放/谛听花蕾撕裂的痛/和由衷的欢畅/如今还有这样的诗人吗？”
　　有。我正看着。同样用凝视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