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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昆仑山有多险，冈底斯山有多高，最知晓者莫过于新藏线上的汽车兵！
1991年12月，我从汉中平原来到喀喇昆仑山脚下的某部当兵。在祖国的西陲边防驻守了10多个春秋，但已记不清上过多少次喀喇昆仑山、藏北阿里高原。而今，我调到了繁华美丽的大城市，工作、生活的舞台从喀喇昆仑山转到了内地。然而，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仍历历在目，令人难以释怀。
1997年7月，我从天津军事交通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具有“昆仑铁骑”美誉的喀喇昆仑山脚下某汽车团。从此，我成了一名真正的昆仑汽
车兵。
第一次带车队上山前，我问排里的几名驾驶员上山怕不怕，他们毫不在乎地回答：“怕啥！怕就不当昆仑汽车兵！”我准备好了上山必备的皮大衣、皮帽子、大头鞋和烤馕，就到各班检查大家上山物资的准备情况。在二班的宿舍里，我碰到了正在写遗书的战士。一打听，在连队悄悄写遗书的还有好几个。战士们把上昆仑当作上战场，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概。
我们这次上山是给多玛兵站送油料。吃过早饭，团领导把车队送出大门，我们从叶城出发，浩浩荡荡直奔昆仑。
一路上，孤寂的雪山似乎有些按捺不住，时而从山峰上滚下一块石头、一个雪球，从悬崖上掉下一块冰柱，嚓嚓作响；山头的风儿也不甘示弱地润了润嗓子，吹起了萨克斯；偶尔蹿出几只黄羊也“咩-咩”地叫几声后箭一般冲向山沟。陡峭的山，奇特的石，弯弯的盘山路……这一切无不让我惊叹。驾驶员介绍说：“前面就是库地达坂，这里路窄坡陡地势险要。”我透过车窗玻璃向外看，左边是万丈深渊，右边是悬崖峭壁，车轮半边悬着，悬崖下面不时可以看到摔毁的汽车的残骸。
当车队行驶到麻扎达坂时，我眼睁睁看着前面有台车失去控制，单边车轮摇摇晃晃在路上滑行，我的心随着移动的车辆被揪得紧紧的，真希望前面有个沙堆或是湖泊，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一场恶性事故的发生。然而这一路全是大石头，不可能出现沙堆或湖泊。当车子向山岩撞去时，我几乎不敢睁开眼睛，也想塞住耳朵。车上拉着几吨油，我怕不想听到和看到的惨剧就发生在我的面前。瞬间，奇迹出现了！前面有个沙堆，车子撞在上面打了几个滚停了下来。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完了，车毁人亡。我叫驾驶员停车，让后面的车都放慢速度，组织战友下山救人。正副驾驶员都吓傻了，我们撬开车门他俩才出来，还好人都没事。我们从沙里把车挖出来，车还能开。
有一天，我们的车队向黑卡达坂进发。早晨，天空晴朗。临近中午，车队平稳驶入4780米的雪线之上，天地间骤然昏黑起来，雪花夹杂沙石肆虐着车体，整个车队如蜗牛般爬行，120公里路程整整走了11个小时。第二天，我们的车陷入冰河，怎么也拖不出来，只好等待过往的车辆援救。这一等就是一天一夜。为了挡风御寒，我和驾驶员只好用一箱箱罐头在冰河边垒起一堵挡风墙，轮流钻进冰冷的被窝，直到第二天后续车队赶来才脱险。
当车队翻越海拔6700米的界山达坂时，晴朗的天空突然布满了乌云，一场暴风雪从天而降，天地间一片混沌，道路瞬间被大雪覆盖得无影无踪。
翻越界山达坂进入西藏，这一路的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途中没有兵站，没有人烟，遍地白骨累累，看不到一棵草，在这滔天的风雪里人的生命在这里犹如风中的枯草一样脆弱。这里随时都有车陷冰河、坠崖、雪崩的危险。在这种天气能多向前移动一米，就多一份战胜困难走出绝境的希望。
在达坂上行车，稍有不慎，就会坠下悬崖，车毁人亡。在漫天风雪里，视线已经模糊，道路似已不复存在，我下车像瞎子一样拄着棍子在前面探路。一个小时后，积雪太厚无法前进，我们挥揪破冰挖雪，为汽车开道。在饥寒交迫中连续奋战20个小时，终于开通了道路。
为了尽快抵达目的地，我们每天最多能吃两顿饭。若送冬菜，菜在车上时间一长就捂烂了，更是不敢耽搁，昼夜赶路，饿了啃口馕，渴了吃把雪，困了就在车里打个盹，有时三四天都洗不上一次脸。
还有件事已过去整整一年了，可我总觉得不把它写出来就憋得慌。
那是去年10月，我上喀喇昆仑山班公湖采访。早上5点左右就出发了。因走得早，气温低、水结冰、地封冻。行驶了3个小时后，我们的车陷入了沼泽地。我和驾驶员用揪挖、用千斤顶顶、用石块垫，折腾了1个多小时，汽车才后退了1米，后来太阳出来了，部分封冻的土壤才慢慢解冻，4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把木板、石头、千斤顶都用上了，因地越来越软，车子不仅不朝出走反而向下陷。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坐等救援，二是主动去求援。听边防连的官兵讲，这条路只有送给养和检查工作的车走。那年七八间月我们是惟一走这条路的人。等，要等到何时？在这海拔5000多米、氧气不足平原一半、昼夜温差几十度、狼群经常出没、随时都可能遇到暴风雪的地方，若十天半月没人走，我们即使不饿死、病死，也会被狼吃掉。于是我们选择了积极求援之策。
我们上山前几天，整个喀喇昆仑、藏北高原普降大雨，简易公路变成了沼泽地。旧路没了，我们只好另闯新路。走新路，电话线杆距我们最近的地方也有30余公里。于是被誉为“高原救命宝”的电话单机成了一块废铁。从对岸的山顶到某边防连直线距离较近，鸣枪报信或许可行。驾驶员看我一路呕吐不止，体质很差，便自告奋勇去完成这一任务。当他爬到半山腰时，我后悔极了。陷车的地方海拔5200多米，再爬一座高山，我担心他高山反应倒下去，于是我的视线随着他的脚步移动，眼睛看不见他的身影时，就拿出长镜头照相机继续追踪他。枪响了！他终于爬到了山顶。我们满怀希望地等着，两个小时后，仍没有救兵来到，我们失望了。当时只剩下一种方法——步行到某边防连求救。到最近的边防连最少有18公里路，在海拔5200多米的雪域高原单独步行18公里，谈何容易！
我决定独自步行到边防连求救，驾驶员担心我身体吃不消，不同意，让我留下来看车，他去报信。我说：“你看车，我去报信，这是命令！”出发前，我吩咐他：“若晚上9点还未返回，证明我出事了，你要设法把车弄出来，开回单位。”话还未说完，他就哭了，他哽咽着说：“你一定要保重！”那场面回想起来真像是在作生死诀别。
我把枪留给他护身，就带着一根撬抬棍、一团红绸子、一瓶矿泉水、两个苹果出发了。
海拔5000米的地方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的50%，在这里休息相当于负重30公斤。由于空气稀薄，我走了不足3公里就感到力不从心：先是呼吸困难、头痛，继而是呕吐，胆汁都快吐光了。我不断往嘴里塞西洋参含片和去痛片，仍无济于事。为了多吸入一点氧气，我走几步都要停下来做几十次深呼吸。
一路上北风怒吼，似鬼哭狼嚎，看着路旁散布的白骨，想起战友们平日讲述的有关狼吃人的故事，不觉有些毛骨悚然，真担心狼从后面袭击。听战友们讲，狼怕火，怕红色。于是我把红绸子拿在手里，背着手向前走，但心里还是不踏实，眼睛总不由自主地向后看，随时准备与狼搏斗。偶尔有只野兔从后向前窜过，都惊得我出身冷汗。
在距空喀山口约3公里时，下了一场大冰雹。在空旷的戈壁上无处躲藏，鸡蛋大的冰雹砸在我的头上、背上，头被砸了几个包，背也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我不断告诫自己：要想活命，就要坚持！
我明白早一点赶到空喀哨卡就少一点危险。在强烈的高山反应、怒吼的狂风、鸡蛋大的冰雹面前，强烈的求生欲迫使我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脚向前挪动。
晚上8点，我终于到了空喀哨卡边防连，向连队领导告知了我陷车的位置，就晕了过去。
当我清醒过来时，我们的车已被救回到了边防连。在哨卡蹲点的边防团教导员说：“你很幸运，1990年我团驾驶员陆光成给库卡送菜，车陷在距你陷车的地方不足30米，因挖车，患肺水肿，牺牲在车旁。1993年，一名驾驶员因陷车，到连队求援的途中被狼吃掉……”
陷车银利沟，再次让我亲身体验到边防环境的险恶，而边防官兵终年都在这里生活、战斗，他们是在用生命守防，用生命保卫着和平。
去年，因工作需要组织上把我从喀喇昆仑山脚下调到兰州军区政治部，工作、生活的环境好了，上昆仑山的机会也少了，但我仍牵挂着那座山，那座山上默默守卫着祖国边防的亲密战友们。
再见了，喀喇昆仑！再见了，我亲爱的战友！
1991年12月，我从汉中平原来到喀喇昆仑山脚下的某部当兵。在祖国的西陲边防驻守了10多个春秋，但已记不清上过多少次喀喇昆仑山、藏北阿里高原。而今，我调到了繁华美丽的大城市，工作、生活的舞台从喀喇昆仑山转到了内地。然而，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仍历历在目，令人难以释怀。
1997年7月，我从天津军事交通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具有“昆仑铁骑”美誉的喀喇昆仑山脚下某汽车团。从此，我成了一名真正的昆仑汽
车兵。
第一次带车队上山前，我问排里的几名驾驶员上山怕不怕，他们毫不在乎地回答：“怕啥！怕就不当昆仑汽车兵！”我准备好了上山必备的皮大衣、皮帽子、大头鞋和烤馕，就到各班检查大家上山物资的准备情况。在二班的宿舍里，我碰到了正在写遗书的战士。一打听，在连队悄悄写遗书的还有好几个。战士们把上昆仑当作上战场，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概。
我们这次上山是给多玛兵站送油料。吃过早饭，团领导把车队送出大门，我们从叶城出发，浩浩荡荡直奔昆仑。
一路上，孤寂的雪山似乎有些按捺不住，时而从山峰上滚下一块石头、一个雪球，从悬崖上掉下一块冰柱，嚓嚓作响；山头的风儿也不甘示弱地润了润嗓子，吹起了萨克斯；偶尔蹿出几只黄羊也“咩-咩”地叫几声后箭一般冲向山沟。陡峭的山，奇特的石，弯弯的盘山路……这一切无不让我惊叹。驾驶员介绍说：“前面就是库地达坂，这里路窄坡陡地势险要。”我透过车窗玻璃向外看，左边是万丈深渊，右边是悬崖峭壁，车轮半边悬着，悬崖下面不时可以看到摔毁的汽车的残骸。
当车队行驶到麻扎达坂时，我眼睁睁看着前面有台车失去控制，单边车轮摇摇晃晃在路上滑行，我的心随着移动的车辆被揪得紧紧的，真希望前面有个沙堆或是湖泊，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一场恶性事故的发生。然而这一路全是大石头，不可能出现沙堆或湖泊。当车子向山岩撞去时，我几乎不敢睁开眼睛，也想塞住耳朵。车上拉着几吨油，我怕不想听到和看到的惨剧就发生在我的面前。瞬间，奇迹出现了！前面有个沙堆，车子撞在上面打了几个滚停了下来。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完了，车毁人亡。我叫驾驶员停车，让后面的车都放慢速度，组织战友下山救人。正副驾驶员都吓傻了，我们撬开车门他俩才出来，还好人都没事。我们从沙里把车挖出来，车还能开。
有一天，我们的车队向黑卡达坂进发。早晨，天空晴朗。临近中午，车队平稳驶入4780米的雪线之上，天地间骤然昏黑起来，雪花夹杂沙石肆虐着车体，整个车队如蜗牛般爬行，120公里路程整整走了11个小时。第二天，我们的车陷入冰河，怎么也拖不出来，只好等待过往的车辆援救。这一等就是一天一夜。为了挡风御寒，我和驾驶员只好用一箱箱罐头在冰河边垒起一堵挡风墙，轮流钻进冰冷的被窝，直到第二天后续车队赶来才脱险。
当车队翻越海拔6700米的界山达坂时，晴朗的天空突然布满了乌云，一场暴风雪从天而降，天地间一片混沌，道路瞬间被大雪覆盖得无影无踪。
翻越界山达坂进入西藏，这一路的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途中没有兵站，没有人烟，遍地白骨累累，看不到一棵草，在这滔天的风雪里人的生命在这里犹如风中的枯草一样脆弱。这里随时都有车陷冰河、坠崖、雪崩的危险。在这种天气能多向前移动一米，就多一份战胜困难走出绝境的希望。
在达坂上行车，稍有不慎，就会坠下悬崖，车毁人亡。在漫天风雪里，视线已经模糊，道路似已不复存在，我下车像瞎子一样拄着棍子在前面探路。一个小时后，积雪太厚无法前进，我们挥揪破冰挖雪，为汽车开道。在饥寒交迫中连续奋战20个小时，终于开通了道路。
为了尽快抵达目的地，我们每天最多能吃两顿饭。若送冬菜，菜在车上时间一长就捂烂了，更是不敢耽搁，昼夜赶路，饿了啃口馕，渴了吃把雪，困了就在车里打个盹，有时三四天都洗不上一次脸。
还有件事已过去整整一年了，可我总觉得不把它写出来就憋得慌。
那是去年10月，我上喀喇昆仑山班公湖采访。早上5点左右就出发了。因走得早，气温低、水结冰、地封冻。行驶了3个小时后，我们的车陷入了沼泽地。我和驾驶员用揪挖、用千斤顶顶、用石块垫，折腾了1个多小时，汽车才后退了1米，后来太阳出来了，部分封冻的土壤才慢慢解冻，4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把木板、石头、千斤顶都用上了，因地越来越软，车子不仅不朝出走反而向下陷。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坐等救援，二是主动去求援。听边防连的官兵讲，这条路只有送给养和检查工作的车走。那年七八间月我们是惟一走这条路的人。等，要等到何时？在这海拔5000多米、氧气不足平原一半、昼夜温差几十度、狼群经常出没、随时都可能遇到暴风雪的地方，若十天半月没人走，我们即使不饿死、病死，也会被狼吃掉。于是我们选择了积极求援之策。
我们上山前几天，整个喀喇昆仑、藏北高原普降大雨，简易公路变成了沼泽地。旧路没了，我们只好另闯新路。走新路，电话线杆距我们最近的地方也有30余公里。于是被誉为“高原救命宝”的电话单机成了一块废铁。从对岸的山顶到某边防连直线距离较近，鸣枪报信或许可行。驾驶员看我一路呕吐不止，体质很差，便自告奋勇去完成这一任务。当他爬到半山腰时，我后悔极了。陷车的地方海拔5200多米，再爬一座高山，我担心他高山反应倒下去，于是我的视线随着他的脚步移动，眼睛看不见他的身影时，就拿出长镜头照相机继续追踪他。枪响了！他终于爬到了山顶。我们满怀希望地等着，两个小时后，仍没有救兵来到，我们失望了。当时只剩下一种方法——步行到某边防连求救。到最近的边防连最少有18公里路，在海拔5200多米的雪域高原单独步行18公里，谈何容易！
我决定独自步行到边防连求救，驾驶员担心我身体吃不消，不同意，让我留下来看车，他去报信。我说：“你看车，我去报信，这是命令！”出发前，我吩咐他：“若晚上9点还未返回，证明我出事了，你要设法把车弄出来，开回单位。”话还未说完，他就哭了，他哽咽着说：“你一定要保重！”那场面回想起来真像是在作生死诀别。
我把枪留给他护身，就带着一根撬抬棍、一团红绸子、一瓶矿泉水、两个苹果出发了。
海拔5000米的地方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的50%，在这里休息相当于负重30公斤。由于空气稀薄，我走了不足3公里就感到力不从心：先是呼吸困难、头痛，继而是呕吐，胆汁都快吐光了。我不断往嘴里塞西洋参含片和去痛片，仍无济于事。为了多吸入一点氧气，我走几步都要停下来做几十次深呼吸。
一路上北风怒吼，似鬼哭狼嚎，看着路旁散布的白骨，想起战友们平日讲述的有关狼吃人的故事，不觉有些毛骨悚然，真担心狼从后面袭击。听战友们讲，狼怕火，怕红色。于是我把红绸子拿在手里，背着手向前走，但心里还是不踏实，眼睛总不由自主地向后看，随时准备与狼搏斗。偶尔有只野兔从后向前窜过，都惊得我出身冷汗。
在距空喀山口约3公里时，下了一场大冰雹。在空旷的戈壁上无处躲藏，鸡蛋大的冰雹砸在我的头上、背上，头被砸了几个包，背也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我不断告诫自己：要想活命，就要坚持！
我明白早一点赶到空喀哨卡就少一点危险。在强烈的高山反应、怒吼的狂风、鸡蛋大的冰雹面前，强烈的求生欲迫使我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脚向前挪动。
晚上8点，我终于到了空喀哨卡边防连，向连队领导告知了我陷车的位置，就晕了过去。
当我清醒过来时，我们的车已被救回到了边防连。在哨卡蹲点的边防团教导员说：“你很幸运，1990年我团驾驶员陆光成给库卡送菜，车陷在距你陷车的地方不足30米，因挖车，患肺水肿，牺牲在车旁。1993年，一名驾驶员因陷车，到连队求援的途中被狼吃掉……”
陷车银利沟，再次让我亲身体验到边防环境的险恶，而边防官兵终年都在这里生活、战斗，他们是在用生命守防，用生命保卫着和平。
去年，因工作需要组织上把我从喀喇昆仑山脚下调到兰州军区政治部，工作、生活的环境好了，上昆仑山的机会也少了，但我仍牵挂着那座山，那座山上默默守卫着祖国边防的亲密战友们。
再见了，喀喇昆仑！再见了，我亲爱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