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佩里，安德森的史学思想在新左派运动、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不仅给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使经典马克思主义在的新的发展中获得了更强大的生命力。他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封建论；政治史；马克思主义
　　
　　佩里·安德森的史学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史学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思考。1974年，他的两部史学著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相继出版，标志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研究的新成就。近代史专家霍布斯鲍姆说：“这是十分杰出的、具有权威性和透彻性的学识成就。”如果说在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左翼文化圈中独领风骚的局面业已消失的话，那么，安德森的史学成就无疑给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
　　
　　一、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封建论
　　
　　马克思针对西欧中世纪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对西欧封建制度做了探究。他认为，“封土封臣”是欧洲封建生产关系的前提；“封建主控制臣民及土地”是欧洲封建制度的基础。他指出：“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届。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他还指出，“人身依附”是西欧封建主义的一大特色。“在那里我们看不见独立的人，却看见每个人都是互相依赖的一农奴与领主、家臣与封建诸侯、俗人与僧侣。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的依赖性为特征。”
　　安德森从政治制度角度作了新的概括：“西欧封建主义主要是指，由一个贵族组成的社会阶级对农民实行的农奴制保护；这个贵族享有个人权威和财产，垄断着法律和私人司法权；其政治架构是主权分裂和纳贡制度；有一种赞美田园生活的贵族意识形态。”他认为，“正是由于欧洲封建主义形成因素和形成比例是独特的，所以，典型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只在欧洲西部出现，不能把这一概念拿到其它地区滥用。”
　　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上，安德森修正了前辈的观点。他认为，前者是一种“灾难性的”或“灾变性的”，而后者则属于一种“渐变性的”。他断言：“对于西欧封建主义大崩溃进行考察而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与马克思主义者中被广泛认为的信念相反：一种生产方式中的危机的特有的‘现象’，不是有活力的(经济)的生产力胜利地冲破落后的社会关系，迅速地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相反，生产力经常趋于停滞和退步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内，到它们自身在新的生产力创造出来之前必须激烈的变化和重组。”
　　针对欧洲社会形态发展的序列特点，安德森认为，从全欧洲和全世界的总体角度而言，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持的“欧洲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单线进化序列”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这是一个从全局出发的总体观念，并不是各国的发展都遵循这一序列，但也并不意味着各国的发展可以自行其是，因为各国的发展总是相互影响，无论哪个国家必然会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他还敏锐地认识到，古典古代的遗产中包含着资本主义因素，它不仅是欧洲资本主义能够发生的关键，而且在时间上，要晚于绝对主义王权出现之前的封建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所说的发展序列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一方面，古典古代的确早于封建主义；另一方面，从文艺复兴这一遗产的重新唤醒来看，古典古代又晚于封建主义，比封建主义更接近资本主义。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顺序与马克思所说的顺序发生了一点颠倒。“由于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和新世界的发现，欧洲国家体系获得了一种彻底的独特性。”
　　
　　二、谱写了政治史研究的新篇章
　　
　　在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史学思想的过程中，安德森以创新的视角对政治史研究提出了新见解。他认为，尽管在所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但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一种完善的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未得到全面的贯彻，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还做得不够。安德森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各项领域进行深入探究，并与现实政治、社会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他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谐》两书中，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了欧洲两大过渡阶段(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和近代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的社会形态、国家结构及欧洲东西分裂的总体历史并进行了比较研究，强调应当把经济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与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阶级结构与国家政治发展史紧密结合起来研讨。安德森修正了马克思本人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论述。他认为，欧洲过渡到资本主义，决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结果，而是古代和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
　　安德森重视对政治史的研究还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及对历史研究任务的不同理解上。他并不完全赞同先辈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方法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研究论题的观点。他认为，“从下而上”研究历史并非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部内容，“从下而上”研究历史的导向掩盖了政治史领域的缺陷，需要重视政治史的研究，尤其重视两大过渡时期封建主义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问题。他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的兴起，只有打破历史时间总体直线发展观念才获得解释”，“与所有结构主义的假设不同，并不存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位移的自动机制。”安德森从政治史的角度深度探究了欧洲两大过渡阶段的内在机理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而他的著作倍受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和青睐。
　　
　　三、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见解
　　
　　安德森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参照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作了探讨。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两部著作中阐明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书斋里的学问，脱离工人运动的实践，在研究主题上是由形而下走向形而上的；而后者与实践紧密结合，与工人运动息息相关。在研究主题上是由形而上走向形而下的。他直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足；“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所有一切都不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只关注哲学、文化和美学方面的问题，陷入形而上学的玄思，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的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 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须的阶级斗争战略。他还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院派性质，是历史唯物主义变得更为深刻细致，但这种深度的获得，是以牺牲其论说范围的广度为代价的，语言也因专门化而边得晦涩难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同时，坚持以批判、创新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在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他认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学术、政治上的崇敬和对他们的虔诚是不相容的。”对马克思签过字的东西‘冒昧更正’，只不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由性。……最大程度上了解和尊重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外的历史学家的学术成就，与严格追求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探讨是不矛盾的，而是它的一个条件。
　　
　　四、佩里·安德森史学思想的影响
　　
　　安德森堪称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术界的一位史学奇才。他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发表了成名作《当代危机的起源》和《国民文化的构成》两篇文章。特别是《国民文化的构成》一文，在新左派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被认为是“英国在风云激荡的1968年出现的唯一传世杰作”，并且对伊格尔斯、格赛、托尔斯等社会学家对英国学术文化的剖析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示出他对英国现代历史和思想文化进行总体分析的倾向和才能。安德森在担任《新左派理论》的主编期间，以其出色的工作才能使该杂志成为欧美新左派运动的重要刊物之一。以安德森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新左派”学术新人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向保守、滞后的英国学术界挑战，提倡审视并辨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术研究。不但使一度低迷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走出低谷，而且使时下受压的卢卡奇、科尔什、葛兰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得以复兴，又经由萨特、列菲佛尔、阿多尔诺、阿尔都塞等当代学者的倡扬而获得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安德森的学术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共同关注和广泛赞誉。他因而被恃才傲物的文化批评家泰勒，伊格尔顿称为“不列颠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国际左翼核心刊物《新左派评论》也因之在七十年代中期就赢得了国际性的地位和声誉。“也正是在佩里，安德森的领导下，四十多年来，《新左派评论》成为欧美最重要的左派理论刊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欧美左派理论争论的主题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