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从商科学习走向公益服务

　　2008年5月12日，当我惊慌失措地站在犹在晃动的地面，反复拨打各种号码却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心惊的事实：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有可能转瞬间你再也看不到熟悉的家和家人。
　　因此那个暑假，我去灾区做志愿者，在受灾严重的青川，我看到了无数支离破碎的家庭，心酸于个人力量的渺小。在倒塌的教室中我找到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我成为挺拔的白杨，还是低矮的小草，老师，我都将以生命的翠绿向您致敬。”
　　那位老师为了救学生永远地埋在了地下。当年的那些感动、心酸、崇敬、自豪等种种情感冲击已经内化成为了我职业选择的初心。有时，我会想，如果不是地震，也许我现在已经在香港的金融机构做着商界精英，而不是在一所西南高校的社会发展研究院工作。
　　酷热的三个月里，我还参与了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的“河流健康评价”项目，与志愿者共同完成2万字的中英文项目计划书。
　　我曾经问搭档Peter，一个澳大利亚前政府官员，为什么要选择到中国来做志愿者？
　　他说，文静，你的这个问题很多中国人都问过，甚至问得更加尖锐。他们说的是：“你要奉献社会，捐钱捐物就好了，为什么要把‘铁饭碗’辞了，做全职志愿者？”“你做全职志愿者，为什么不在你的国家澳大利亚做，而要来中国？”“你来咱们中国做志愿者，为什么不去云南贵州之类的贫困地区，而去大城市成都？”
　　然后Peter跟我说了一段话，我至今难忘。他说：“一个国家的水环境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水污染了不只是进入到自己的水循环，而是进入全球的水循环。保护他国的水资源，实质上是在保护自己祖国。”
　　2008年的7月，在安龙村的生态农业保护项目中，我接触到了参加项目的几户村民。以前我对于环保、能源、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名词没有特别的感触，但参观完之后，我被深深震撼到了！我们一行人中有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哈佛Patric教授和他带过来的5个延边大学建筑系学生、几个成都高校的师生。我们参观了生态田和生态厕所，是印度那种旱式分离式厕所，可以与沼气池相结合用于能源的提供，同时减少了冲厕用水以及污水的排放，真正的节能减排。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真正去做时你会感觉到来自经济、固有文化、风俗等各方面的压力，但我始终相信，观念的改变是成功最重要的一步。正如当年示范田的那几户人家，现在的他们看不起成天打麻将的那群村民（尽管他们也曾是其中一员）。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是宝贵的，如何让蔬菜卖相更好，如何运用立体农业技术和生物食物链的知识保障无农药状态下农作物的安全，如何学习电脑以便在网上找到更丰富的资源……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观念的改变，人的改变。
　　这就是我人生意义上的第一次走出去，从校园走到了田野，从商科学习走向了公益服务。

第二次，从熟悉的家国走向陌生的外国家庭

　　带着对生命的珍重和对家国的依恋，2008年9月底，我登上了赴德国的航班，开始在柏林的交换生涯。我从小就向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境界，因此我按照自己的爱好选了两门课，排到了一天，其余六天我都在干嘛呢？我在各个国家游学。
　　游学带给我的除了自我软能力的提升，还有就是对人的理解，不管是对他人，还是对自我。
　　我最受震撼的一个国家是埃及。在那里我看到了久远的、极其辉煌的人类文明。此外，当时我在黑白沙漠住了一晚，我得以感受那份独特的孤独。
　　在夜深人静时，躺在自己搭的帐篷中，看得到满天星空，也可以看到沙漠的小狐狸在出没，但是听不到人声。那一刻，我觉得，在这个自然面前，人的一生是多么的渺小和转瞬即逝。所以，这两种对人类截然不同的感觉让我很难忘记在埃及度过的那二十多天。
　　我一个人行走在欧洲、非洲、北美与东南亚，以沙发客的形式，免费住宿了28个外国家庭，我也随身背着睡袋，住过大巴、火车站、机场……
　　我把这段经历看成是与世界的对话：我和沙发主分享行走中国的故事，高三入党的故事，当汉语老师的故事，地震和北京奥运的故事，甚至是普通中国家庭生活变迁的故事……很多外国朋友说我改变了他们对于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的认知。这也让我真切感受到如何将爱国的情怀用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故事来传递。居住在布拉格的Jiri，他家墙上有几张照片，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我去之前看他个人主页的时候曾经猜测他喜欢上了一个中国女孩。因此，出发前我给他准备了一份中国地图，在重要的城市旁边都标注了拼音，还给他整理了一本很美的“中文情诗大全”。Nikos是一位计算机在读博士，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希腊雅典，他爸爸是导游，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去圣托里尼岛拍婚纱照和办婚礼，他爸爸也开始学习中文。我在Nikos家住了三晚，每天我结束暴走回到他家，就是和他的“PK”开始。Nikos说我是他遇到的第一个来自于西部的中国人，他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我们也会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辩论，这对于我的英文是一个重大考验，但也让他看到了除了北京上海和东部沿海城市以外更真实完整的中国。
　　这就是我的第二次走出去，从中国走向海外，也从熟悉的家国走向了陌生的外国家庭。

第三次，志愿服务从国内走向海外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一些影响我至深的人：
　　美籍华裔Junia告诉我，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你们知道自己（外）祖父母的名字吗？”当时全班同学都举手了，老师又问：“那么，（外）曾祖父母的呢？”那時候班上没有人举手。然后老师说：“瞧，人生在世，你可能留给别人的记忆也就几十年，那你应该如何度过你的这一生呢？”Junia听了以后，就选择离开美国，来到中国做志愿者。 　　哈佛大学的Patric教授是房屋拆迁方面的专家，会5种语言，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每次世界各地发生灾难的时候，他总是尽量奔赴一线，成为一名专业志愿者，在四川地震时也一样。
　　在孟加拉首都达卡，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创办了格莱珉银行，用小额贷款帮助了许多穷人脱贫，并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在那个炎热的东南亚夏天，尤努斯教授身体力行地告诉了我如何用商业的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并开创真正伟大的事业。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不断地发现，原来世界与我们想象中的很不一樣，有很多的问题是突破地域和国家限制的，而商业与公益也不是截然对立;另一方面，Patric和Junia让我开始认识到有国际志愿者这样一类人存在。于是，2018年暑假，我前往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的一个海龟保护中心做志愿者。
　　在非洲，短短的志愿服务让我收获到了很多：在一次次捡海藻，清理海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自己正在不断与这片沙滩、这个村落以及大自然产生联结;每一天潮起潮落，简单劳作，我沉迷于这种朴素的美好;和不同国家的志愿者一起工作和交流，也让我从他们身上不断拓展国际视野和进行各种跨文化学习。
　　有趣的是，在桑给巴尔岛，我的名字被淡化了，因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所以那里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叫我“你好”。有些事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不去做，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你好”在当地口口相传。
　　这是我的第三次走出去，志愿服务从国内走向海外。不仅仰望星空，在最辽阔的世界中安放着诗意与理想，而且脚踏实地，在每一次服务的过程中，倾注着人间烟火的温馨和人性的真善美。
　　我常常在想，青年人出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回顾我的三次走出去，第一次是在2008年地震中接触公益，开始懂得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生活，也在社会实践中慢慢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并且有了更深的家国情怀;第二次走出去，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在30多个国家独自漂泊，住到了各种类型的外国家庭里，那让我看到了更多人活着的样子以及世界更真实的模样;第三次走出去，在非洲的那段志愿服务，则是让我进一步与世界建立了深度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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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就是走出去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