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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论是主张世界有精神和物质两个独立本源的哲学观。二元论机械地割裂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一种试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在一定层面上二元论也是一种认识问题的有效方法，因为它来源于实际经验，如对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的区分等等。在认识事物的态度上，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习惯于运用二元分立的方法，这种态度反映在对艺术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的则是理性与感性的二分、不同派系的二分、不同学统的二分等等。往往是各据一理，相持不下。对事物的认识坚持自我立场固然是必要的，但却不能偏执一端，唯我自恃。若不能够跳出物象之表，却分别执著，常常会导致对问题认识的偏颇。
一、上世纪初中国曾有过多元并存的学术状态
说起来，注重思维的辩证与整体性原则，是中国传统哲学观的主导。“物生有二”之说，“反者道之动”之观，注意到的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关注到的是事物的转化。中国传统学术有经学、子学、理学等，并无哲学一词。到了近代，哲学一词由日本传入，遂被梁启超、王国维等视为“宇宙人生根本之学”。在此。有必要简述一下中国近代思想观，以知晓我们在上世纪初曾有过多元并存的学术状态。
晚清至民国初，经世致用之说又兴，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喜以经术作政论”“轻古经而重时政”。他开辟新学，是中国传统经学的终结人物。至新文化运动时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想前提，西学之观念、方法逐渐进入到中国的学术领域，乃至成为焦点。西方的实用主义思想、生命哲学、实证主义、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等学说，在中国学术领域中并存。这个时期中国处于启蒙救亡，起衰振弊的历史背景下，学术思想针对的是现实社会问题，因而在学术上尚未进入到对纯哲学问题的研究。哲学思想处在一种伸张政治主张的非哲学化的状态，如以胡适、蔡元培、李大钊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等。
上世纪30、40年代在建构中国学术方法论中，熊十力、冯友兰、张东荪、金岳霖、贺麟成就显著。创立了自己的分类、框架、方法之学说体系。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之本体论学说。冯友兰的“新理学”，将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思想精华，用现代哲学术语加以阐释。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是仿照西方哲学而创立的新哲学系统方面的探索。金岳霖创造了中国现代哲学对知识论系统，是用逻辑论证方法来归纳和分析中国形而上的思想。这个时期可谓是思想多元并存的时期，并非二元分立，这是有利于学术长足发展的。
二、在中国二元分立观出现在上世纪中叶
但自上世纪40年代末，原本在中国传统甚至是在20世纪早期并不突出的诸如：唯心对唯物、主体对客体、革命对反革命之二元分立范畴，成为中国哲学观的主导方法论。这显然是受西方传统“二元分立”观的影响所致。这与当时中国社会背景以及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有关。这种思想方法一直贯穿至今，即使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领域也显露出其影响。高名潞对此有言：“不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讨论，在我看来，依旧保留了二元论基础上的阐述方式，用两级对立对概念，如官方对非官方、政治对审美、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等等，来阐释中国当代新艺术现象。这类二元对立的现代和前卫理论方法，显然在如今的后现代主义现实中已经失色，可依旧在非西方的艺术领域中占一席之地，比如在中国。这并不意味着运用这一方法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全部是西方批评家，也包括中国人自己。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曾影响我们几代人。”1
三、二元分立方法带来的不自觉
那么怎么办呢？在应对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西方的现代性的性质。西方的现代性，是分立于道德、宗教系统具有自我语义方式的一种主张，是摆脱艺术作为政治、宗教、文学附庸具有自我价值判断的艺术主张。它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的宇宙中心主义的逻辑演进，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中心主义的形成分不开的。而中国的现代性则是希图整合不同领域的力量，以民族自强如何抗衡西方价值观。这种观念虽源起于晚清改良派，爆发于五四运动，乃至影响到现在，但这种心态追究起来也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伦理层面，这种文化特性是把理性导入社会现实而不是宗教信仰。这一点，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国传统思想注重思维的辨证与整体性原则，还有一点是中国传统思想也注重理论的现实性。所崇尚的经帮济世、修齐治平之思想，是立足于人际关系、人伦道德、血亲家族的角度。在这种角度下，修身立足于实践，实践的对象首先缩小的社会关系——家庭，然后是放大的家庭关系——社会。因此，虽然中国传统讲求个人人格完善的“独善其身”，但这个个人完善最终是为“兼济天下”服务的。因此，在精神观念方面，这种思想注重的是“和与中”“崇德利用”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反映到学术上，“文以载道”是其最合适的选择。所以，不论古今，中国的学术观、艺术观总是以“文以载道”为主流，因为这样能够将政治、伦理、审美整合一体。但是在当代的中国，当这种“新文以载道”思想遭遇国际语境挑战时，往往又出现了不自信的心态。一方面，想办法在西方语境中找到自我的身份认同；一方面，又在大呼“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一方面，认同西方的价值标准；一方面，在遭遇“强敌”时，又急切地向传统寻求符号嫁接。如此种种状态，可视为是二元分立方法带来的不自觉。
在学术界还有一种由于二分法导致的理解力和认识水平。认为，我们在学术上运用的是西方术语，要建构我们自己的语义方式。但我认为如果连基本的逻辑和哲学知识都含含糊糊的话，如何建立呢？笔者认为，由西方哲学家提出的，如“主观”“客观”“主体”“客体”“意识”“形态”诸多术语，它不是哪个民族的地域文化，这是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总结和归纳，不属于哪个“方”，它具有广泛意义。同样中国传统哲学也有诸多对思维方式的归纳，如“一”“无”“道”“器”“阴”“阳”等等术语。我主张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如中国的术语“意境”与西方的术语“境界”平行比较，或可更能深悟中西文化之异同和理趣。
四、信息手段正改变着人们对认知的方式 二元分立的方法虽影响久深，但中国的当下已进入到信息时代。各种信息手段正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滕守尧先生在其译著《非物质社会》的译者前言中说道：“众所周知，在非物质社会到来之前，‘两级对立’是人们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人们不但严格区分出真假、善恶、美丑、主客等对立二元，一旦区分开来，就用自己认为‘好’的一元作为自己认为‘坏’的一元的敌对的和克制力量，对之压服和消灭。这种思维方式在哲学、科学和艺术中都有所表现，例如，哲学把世界分成主体和客体，将意识分成主观和客观。不言而喻，主方总被视为主要的和主动的，客方总被视为次要的和被动的。科学则把人（或理性的人）和自然（或感性的人）对立起来，把自然作为研究、认识和征服的对象。艺术中则有内容和形式、美和丑、崇高与卑下的对立。在这二元中，不是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就是后者为主、前者为次。这种思维方式重视逻辑和理性，认为人的认识只要合乎社会和自然的内在逻辑，就能征服它，人自身也就达到了‘自我实现’。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工具理性。然而在非物质社会，随着信息的侵入，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似乎正在消失，随着这种对立的消失，工具理性以及这种理性依赖的逻辑原则也正在受冷落，‘严密的逻辑原则的失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Marco Diani）
结果，以往那些被人们视为相互对立的和矛盾的现象，不再呈现一种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关系，而是同时呈现，甚至相互融合。”2
在信息时代，功能往往以非物质的形态表现，如电子邮件，电子汇款等，原有的物质形态已消失，表现出的只是功能。信息时代的许多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注重的是物的抽象关系，最为典型的是智能产品的形式和功能被统筹在人机对话的关系之中。所以，认识论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应当从当下社会的境遇，以新的逻辑关系来认识问题。在此，笔者引用一下中国古老的智慧——禅宗的方法论，来反思一下我们认识问题的态度。
五、禅的智慧
在《坛经》行由品第一，禅宗大师惠能探究如何明心见性，即了明事物的真谛而不被障碍。惠能不提倡通过修禅习定得以解脱，认为修禅解脱之法是有分别、有对待之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惠能说：“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这是说，大千世界中一般人执著事物的差别，而有智慧的人，了解其事物之间彼有通达，是无本性差别的。这不执著差别之性，就是无上智慧。惠能这种对事理的认识观点，在《坛经》定慧品第八中进一步指出：“定慧一体，不是二。”辨证看待定与慧的关系“定是慧体，慧是定用。”主张修行之时不可定慧两分，偏执一端。惠能用灯与光的关系来喻此之理，他说：“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在这一章最后一段他指出：“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这就是说，自性生起的心念，感觉器官虽能见到、听到、觉察了解到，但都不能被事物之表面所迷惑。禅宗的智慧在于，不是不知道事物之间的差别，而是不执著偏执于此，不能“迷人著法相”方能“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心执，通达无碍。”（般若品第二）这种思想与二元论认为宇宙的根本是二非一的观点，正好相反。3
六、边缘之间的交叉是对立之融合、互补
在社会的进程中，中国也已步入信息时代，在艺术的进程中，中国也从“集体主义”走向“个人主义”。因此，过去一元的变为多元的、压倒的变为并置的、体系的变为片段的。我们的认识在发生变化，所以，思想观念也得跟上，如果多从事物的内因及本源上看问题，那么，就有可能不会出现：
当学界还纠缠在公共艺术之公共性、环境、视觉等问题时，一些西方国家已出现人与环境学科，通过公共艺术解决生活问题、人居问题。
当学界还在纠缠“雕塑的边界问题”这个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整个60年代的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不再理会此问题，出现了多种材料、多种手段、学科交叉的新的艺术形态。
在近代，新事物往往连系、蕴育在不同事物的边缘，而非边界。边界是二元对立，是对事物双方的截然分开，而边缘之间的交叉是对立之融合、互补。新学科的产生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间的密切联系，并借助各自的成果而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科学门类。如生物物理学、生态经济学、演化证券学等。
所以，须冲破已成定规的思维惯性，以开放性的心态，跳出事物的“形”与“相”，把握事物的原理，综合地看待问题，如此，是否可达相殊而意通的境界？
注释
1 见观念与拓展：首届中国雕塑学术论坛参考阅读资料 高名潞《现代和前卫的标尺是什么？》一文
2 [法]马克·迪亚尼《非物质社会》 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4页
3 李申合校、方广錩简注《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一、上世纪初中国曾有过多元并存的学术状态
说起来，注重思维的辩证与整体性原则，是中国传统哲学观的主导。“物生有二”之说，“反者道之动”之观，注意到的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关注到的是事物的转化。中国传统学术有经学、子学、理学等，并无哲学一词。到了近代，哲学一词由日本传入，遂被梁启超、王国维等视为“宇宙人生根本之学”。在此。有必要简述一下中国近代思想观，以知晓我们在上世纪初曾有过多元并存的学术状态。
晚清至民国初，经世致用之说又兴，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喜以经术作政论”“轻古经而重时政”。他开辟新学，是中国传统经学的终结人物。至新文化运动时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想前提，西学之观念、方法逐渐进入到中国的学术领域，乃至成为焦点。西方的实用主义思想、生命哲学、实证主义、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等学说，在中国学术领域中并存。这个时期中国处于启蒙救亡，起衰振弊的历史背景下，学术思想针对的是现实社会问题，因而在学术上尚未进入到对纯哲学问题的研究。哲学思想处在一种伸张政治主张的非哲学化的状态，如以胡适、蔡元培、李大钊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等。
上世纪30、40年代在建构中国学术方法论中，熊十力、冯友兰、张东荪、金岳霖、贺麟成就显著。创立了自己的分类、框架、方法之学说体系。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之本体论学说。冯友兰的“新理学”，将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思想精华，用现代哲学术语加以阐释。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是仿照西方哲学而创立的新哲学系统方面的探索。金岳霖创造了中国现代哲学对知识论系统，是用逻辑论证方法来归纳和分析中国形而上的思想。这个时期可谓是思想多元并存的时期，并非二元分立，这是有利于学术长足发展的。
二、在中国二元分立观出现在上世纪中叶
但自上世纪40年代末，原本在中国传统甚至是在20世纪早期并不突出的诸如：唯心对唯物、主体对客体、革命对反革命之二元分立范畴，成为中国哲学观的主导方法论。这显然是受西方传统“二元分立”观的影响所致。这与当时中国社会背景以及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有关。这种思想方法一直贯穿至今，即使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领域也显露出其影响。高名潞对此有言：“不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讨论，在我看来，依旧保留了二元论基础上的阐述方式，用两级对立对概念，如官方对非官方、政治对审美、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等等，来阐释中国当代新艺术现象。这类二元对立的现代和前卫理论方法，显然在如今的后现代主义现实中已经失色，可依旧在非西方的艺术领域中占一席之地，比如在中国。这并不意味着运用这一方法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全部是西方批评家，也包括中国人自己。因为，毛泽东时代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曾影响我们几代人。”1
三、二元分立方法带来的不自觉
那么怎么办呢？在应对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西方的现代性的性质。西方的现代性，是分立于道德、宗教系统具有自我语义方式的一种主张，是摆脱艺术作为政治、宗教、文学附庸具有自我价值判断的艺术主张。它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的宇宙中心主义的逻辑演进，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中心主义的形成分不开的。而中国的现代性则是希图整合不同领域的力量，以民族自强如何抗衡西方价值观。这种观念虽源起于晚清改良派，爆发于五四运动，乃至影响到现在，但这种心态追究起来也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伦理层面，这种文化特性是把理性导入社会现实而不是宗教信仰。这一点，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国传统思想注重思维的辨证与整体性原则，还有一点是中国传统思想也注重理论的现实性。所崇尚的经帮济世、修齐治平之思想，是立足于人际关系、人伦道德、血亲家族的角度。在这种角度下，修身立足于实践，实践的对象首先缩小的社会关系——家庭，然后是放大的家庭关系——社会。因此，虽然中国传统讲求个人人格完善的“独善其身”，但这个个人完善最终是为“兼济天下”服务的。因此，在精神观念方面，这种思想注重的是“和与中”“崇德利用”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反映到学术上，“文以载道”是其最合适的选择。所以，不论古今，中国的学术观、艺术观总是以“文以载道”为主流，因为这样能够将政治、伦理、审美整合一体。但是在当代的中国，当这种“新文以载道”思想遭遇国际语境挑战时，往往又出现了不自信的心态。一方面，想办法在西方语境中找到自我的身份认同；一方面，又在大呼“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一方面，认同西方的价值标准；一方面，在遭遇“强敌”时，又急切地向传统寻求符号嫁接。如此种种状态，可视为是二元分立方法带来的不自觉。
在学术界还有一种由于二分法导致的理解力和认识水平。认为，我们在学术上运用的是西方术语，要建构我们自己的语义方式。但我认为如果连基本的逻辑和哲学知识都含含糊糊的话，如何建立呢？笔者认为，由西方哲学家提出的，如“主观”“客观”“主体”“客体”“意识”“形态”诸多术语，它不是哪个民族的地域文化，这是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总结和归纳，不属于哪个“方”，它具有广泛意义。同样中国传统哲学也有诸多对思维方式的归纳，如“一”“无”“道”“器”“阴”“阳”等等术语。我主张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如中国的术语“意境”与西方的术语“境界”平行比较，或可更能深悟中西文化之异同和理趣。
四、信息手段正改变着人们对认知的方式 二元分立的方法虽影响久深，但中国的当下已进入到信息时代。各种信息手段正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滕守尧先生在其译著《非物质社会》的译者前言中说道：“众所周知，在非物质社会到来之前，‘两级对立’是人们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人们不但严格区分出真假、善恶、美丑、主客等对立二元，一旦区分开来，就用自己认为‘好’的一元作为自己认为‘坏’的一元的敌对的和克制力量，对之压服和消灭。这种思维方式在哲学、科学和艺术中都有所表现，例如，哲学把世界分成主体和客体，将意识分成主观和客观。不言而喻，主方总被视为主要的和主动的，客方总被视为次要的和被动的。科学则把人（或理性的人）和自然（或感性的人）对立起来，把自然作为研究、认识和征服的对象。艺术中则有内容和形式、美和丑、崇高与卑下的对立。在这二元中，不是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就是后者为主、前者为次。这种思维方式重视逻辑和理性，认为人的认识只要合乎社会和自然的内在逻辑，就能征服它，人自身也就达到了‘自我实现’。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工具理性。然而在非物质社会，随着信息的侵入，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似乎正在消失，随着这种对立的消失，工具理性以及这种理性依赖的逻辑原则也正在受冷落，‘严密的逻辑原则的失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Marco Diani）
结果，以往那些被人们视为相互对立的和矛盾的现象，不再呈现一种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关系，而是同时呈现，甚至相互融合。”2
在信息时代，功能往往以非物质的形态表现，如电子邮件，电子汇款等，原有的物质形态已消失，表现出的只是功能。信息时代的许多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注重的是物的抽象关系，最为典型的是智能产品的形式和功能被统筹在人机对话的关系之中。所以，认识论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应当从当下社会的境遇，以新的逻辑关系来认识问题。在此，笔者引用一下中国古老的智慧——禅宗的方法论，来反思一下我们认识问题的态度。
五、禅的智慧
在《坛经》行由品第一，禅宗大师惠能探究如何明心见性，即了明事物的真谛而不被障碍。惠能不提倡通过修禅习定得以解脱，认为修禅解脱之法是有分别、有对待之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惠能说：“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这是说，大千世界中一般人执著事物的差别，而有智慧的人，了解其事物之间彼有通达，是无本性差别的。这不执著差别之性，就是无上智慧。惠能这种对事理的认识观点，在《坛经》定慧品第八中进一步指出：“定慧一体，不是二。”辨证看待定与慧的关系“定是慧体，慧是定用。”主张修行之时不可定慧两分，偏执一端。惠能用灯与光的关系来喻此之理，他说：“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在这一章最后一段他指出：“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这就是说，自性生起的心念，感觉器官虽能见到、听到、觉察了解到，但都不能被事物之表面所迷惑。禅宗的智慧在于，不是不知道事物之间的差别，而是不执著偏执于此，不能“迷人著法相”方能“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心执，通达无碍。”（般若品第二）这种思想与二元论认为宇宙的根本是二非一的观点，正好相反。3
六、边缘之间的交叉是对立之融合、互补
在社会的进程中，中国也已步入信息时代，在艺术的进程中，中国也从“集体主义”走向“个人主义”。因此，过去一元的变为多元的、压倒的变为并置的、体系的变为片段的。我们的认识在发生变化，所以，思想观念也得跟上，如果多从事物的内因及本源上看问题，那么，就有可能不会出现：
当学界还纠缠在公共艺术之公共性、环境、视觉等问题时，一些西方国家已出现人与环境学科，通过公共艺术解决生活问题、人居问题。
当学界还在纠缠“雕塑的边界问题”这个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整个60年代的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不再理会此问题，出现了多种材料、多种手段、学科交叉的新的艺术形态。
在近代，新事物往往连系、蕴育在不同事物的边缘，而非边界。边界是二元对立，是对事物双方的截然分开，而边缘之间的交叉是对立之融合、互补。新学科的产生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间的密切联系，并借助各自的成果而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科学门类。如生物物理学、生态经济学、演化证券学等。
所以，须冲破已成定规的思维惯性，以开放性的心态，跳出事物的“形”与“相”，把握事物的原理，综合地看待问题，如此，是否可达相殊而意通的境界？
注释
1 见观念与拓展：首届中国雕塑学术论坛参考阅读资料 高名潞《现代和前卫的标尺是什么？》一文
2 [法]马克·迪亚尼《非物质社会》 滕守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4页
3 李申合校、方广錩简注《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