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老三届”那拨高中毕业生，当时毕业后的唯一去向是上山下鄉。母亲说：“孩子去吧，说不准你去农村出息大着哩！”父亲帮我打点行装，他知道我爱看书，除衣裤被子外，还将家中所有藏书装箱让我带走。我便到湘桂接壤的山区插队落户当了一名知青。
　　我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是自己的世界，我便坐在幽暗的煤油灯下，看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书籍，驱除一天劳作后的疲劳。
　　当时驻我们大队的公社干部老杨同志，不知何故总是和知青们过不去。老杨同志是土改时期提上来的农民干部，没读几句书，他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尤其不能容忍知青爱看书的习惯。有一天他实在忍无可忍了，便带了十几个“贫下中农造反派”闯进了我的家门。
　　老杨同志向我训话：“毛主席要你来接受我们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是要你来接受‘封、资、修’再教育的。你家里有很多‘封、资、修’的书，你每天都在看，这怎么能行呢？”说完他们便翻箱倒柜，将我的书一本本抄查出来，用藤条捆了好几摞。
　　抄完书后，老杨同志指着床头墙壁上贴着的托尔斯泰与达·芬奇的像（这是我从画报上剪下来的）问：“这两个大胡子是谁？”
　　我脱口回答：“马克思与恩格斯。”话语一出，我便知道自己冒天下之大不韪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于是硬着头皮静静地等候贫下中农对我的训斥。谁知老杨同志却说：“革命导师的像不能贴在床脑头，应该贴到正面墙上去。”于是叫人用菜刀将两张画像小心地剔下来，然后吩咐贫下中农将带来的四张毛主席像端端正正贴在正面墙壁上，看上去像邮票“四方连”，再在左边贴“马克思”，右边贴“恩格斯”。
　　一切就绪，老杨同志率领我们毕恭毕敬面对“宝像”立正，挥动“红宝书”，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仪式过后，老杨同志带我们学习“最高指示”，他读一句，我们跟着读一句，像小学生跟着老师读课文。语录选了两条，都是针对我的。一条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贫下中农对我实施“再教育”完毕，每人便背着一摞图书扬长而去。
　　抄去的图书没有集中焚毁，而是分发给贫下中农当作卷“喇叭筒”的“烟票”（当地山民将卷烟纸叫“烟票”），一张张慢慢烧掉的。
　　多年后我重访当年下乡的那个山村，一位老农与我谈及往事，感慨唏嘘。说到情深意笃处，乃紧紧握着我的手无限感激地说：“老莫啊老莫，您真是我们贫下中农的贴心人！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远万里来到我们山区当知青，帮助我们搞生产，还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烟票’！”
　　接着他从身上抠出一盒烟来，给我递上一支，并“啪”的一声为我敲燃了打火机，继续说道：“如今盛世好年头，我们抽上纸烟不再卷‘喇叭筒’了！”
　　望着老农神采奕奕的笑脸我很欣慰，心里想：“那种将书页当‘烟票’的日子大概不会再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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