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台北的所有愉快的回忆都是在地社，除了地社，这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连续几天和朋友畅饮到天亮。地社几乎是我心中台湾的缩影，热情、纯净并且坚毅。”
　　by 张守望（Carsick Cars乐队）
　　那是一个狭窄暗黑的地下空间，充满着酒瓶撞击的声音和缭绕的烟雾；演出爆满时，你会闻到身旁人兴奋的汗味，观众很少时，你会看到小小舞台上演出者奔流的汗水。
　　这里是“地下社会”，一个见证台湾地区15年来从“地下音乐”到现在繁花盛开的“独立音乐”的Live House。
　　地下社会成立的1996年，正是台湾独立音乐开始的新阶段。“春天吶喊”和“野台开唱”的前身，一南一北成为台湾摇滚音乐季的先驱；Rave派对游走在城市的狂野边缘；浊水溪公社、骨肉皮在友善的狗发行第一张专辑，而其他Live House正前仆后继地进行地摇滚的地下游击战。一个摇滚新世界就要展开。
　　地社成立没多久，1976、甜梅号、五月天在此开始了他们还没什么人看的演出，但他们很快地改变了台湾“地下音乐”的方向，走向更主流化。2000年后，独立音乐开始成为青年文化的重要力量：台湾当局花钱补助，商业力量花钱赞助，地方部门则举办起结合与阳光与海滩的音乐节，但地下社会却依然伫立在那个缮鱼意面店的楼下。尤其当师大这一带已成为文青咖啡馆、服饰店与美食的聚集中心，地社的姿态却没随着时光流逝而变，依然是城市中一代又一代拒绝向主流妥协的反叛者，喝酒、听歌（许多有名或无名的新乐队）、摇摆着身体的场所。
　　但这也是最讽刺的。当有关当局花了大笔的钱说要补助音乐产业、盖起巨大昂贵的流行音乐中心，甚至补助独立乐团录音时，Live House却一再被打压─尤其地下社会这个元老级的Live House关门的那一天就是贡寮海洋音乐节正在举行的期间。
　　Live House的困境是一直无法在当局的法规体系中找到适当的位子。长年来Live House只能以“小吃店”申请商业执照，但小吃店不能贩卖酒类，若要卖酒就得登记成饮酒店，且只能在商业区开店。
　　2006年，地下社会就因为不堪一直被骚扰和开罚单，而有关门危机。当时“立法委员”开召开公听会呼吁抢救Live House，促成“文建会”发给他们“重要艺文展演空间证明书”并请巿议员要求警局收手作为救急措施。遇到问题的当然不只是地下社会，而是其他所有Live House。2010年底，“经济部商业司”终于新设“音乐展演空间业”项目让Live House登记，但是相关消防和建筑法规却始终没有配合修改，问题依然存在。
　　这些“法律”不恰当代表当局显然不了解Live House是音乐环境最底层的土壤。当局花钱举办各种大型活动、建造大型音乐建筑，却不去帮助真正可以让音乐从草根发展的环境，根本就是本末倒置。
　　地下社会的结束，除了当局在音乐产业发展上的无能，也反映了台湾社会另一个暗疮。地社近来不断被开罚单，主要是因为当地居民不断告发，但事实上地社在地下室，一楼是面店和商店，门前是马路，并不会影响到居民安宁。这个告发举动是当地居民组织继驱离师大附近其他商家之后的另一行动，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奇形怪状的摇滚客拿着酒瓶抽着烟在这个高级文教小区出现，破坏他们心目中的纯净之地。
　　但在师大附近，另类青年文化已经累积了二十多年。如果地下青年们的具体作法干扰到居民（比如噪音过大），双方可以彼此协调与尊重，而不是以一套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去对有关部门施压来铲除城市文化中的异质与多样性。而这种异质与多样性，让各种不一样的人─边缘的、地下的、贫困的─可以自在地生活着，并且创造出他们的文化，这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一如Live House是音乐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