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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村庄，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荡气回肠的沧桑往事，只不过大多都被岁月的河流淹没，或被后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毫无疑问，我从小生活过的壮志公社红星四队，就是一个有故事的村庄。我的这些漫漶而遥远的记忆，都是父亲老了之后和我闲聊，才在我记忆的储存卡上确认并铭记的。六年前那个北风呼啸的凄厉酷冬，父亲满脸通红，大口大口地拼命喘着气，被无情的寒冷彻骨的西北风刮走了，留下了母亲和我们兄妹仨，以及红瓦砖墙的四间老屋，还有一串红星四队左邻右舍老邻居的故事。
岁月会老去，而记忆却依旧鲜活。我喜欢用无可争辩的文字将记忆中的岁月固定下来，将快要随风而逝消遁于无形的时光，转换成纸页上的年轮。在记忆的茫茫大海中打捞往事，老邻居亲切的面孔便纷至沓来。
百年以来，红星四队既没有出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没有出过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旷世大儒，更没有出过上马击狂胡驰骋沙场的武将和下马草军书倚马可待的军中谋士。在红星四队这块坚实而又柔软的大地上，社员们（1982年秋季分田到户之后就改叫村民了）保持著他们先人所秉持的勤劳善良与忍耐坚韧，稀松平常的生活中没有残忍和罪恶，没有猥琐和淫邪，没有不孝和不忠，没有丧心病狂、不择手段的物欲与奸诈。和先人一样，他们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日子，他们的人生故事似乎也就显得平淡无奇。
四队和西边二队交接的地方，本来是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大河，东边和向阳大队交界的地方，原先也是一条很宽的大沟，南边与三队接壤处的分界线，就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渠。原先我们这里河沟纵横，是典型的水网交织的里下河地貌。父亲平淡地告诉我：上小学之前，你曾经三次落水，但你命大，死不掉，三次都没被淹死。你出生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你小学毕业的七十年代中期，县人委（全称应为县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干部捶胸跺脚要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发誓要将海安建成大寨县，于是就大搞农田改造，平整土地，挑河、挖沟、筑渠。父亲说，来个主任就挑条河，换个主任就挖条沟，再来一个主任就修条渠，公社社员齐上阵，铁姑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在工地上来回穿梭，战天斗地，把新开河的泥土挑到老沟老河里，将老沟老河填平。原先七零八落散住的住场墩儿，也要搞成整齐划一的住宅线，由东到西连成一条长龙，住宅线中间再开挖一条吃水河。那个年代，瓦房极少，绝大多数是草房子。一到秋天，我就让吴长山叫上十几个大男将（男劳力），扯着嗓子打着号子抬屋。
你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会计，我说。我还记得，抬屋时，你骑在横梁上，手握喇叭筒子，神抖抖地大吼一声“预备——起！”那些原本弓着腰的大男将就在你的口令下霍地一下全部站起，把茅屋抬离地面。
抬屋，可是很有技术性的哦，必须步调一致，不然的话，老屋就会散架。父亲说这话时，仿佛回到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眼神有些恍惚迷离：那个苦得洇心的穷日子噢，谁都盖不起新房。隔壁的张二爹，忆苦思甜大会上张口就来一句“六二年要讨饭”，把我吓出一身冷汗，赶紧一把拉他下来，不然，他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噢……
我至今记得吴长山的长相：古铜色的脸上满是络腮胡子，两道像洗锅把儿似的浓眉，细细的眼，一身正气，不可侵犯的样子，个子高高，走路咯噔咯噔带着风，再破的衣裳，穿在他身上，都会很有型。我很小的时候，吴长山成天跟在队长会计屁股后面，相当于队长会计的通信员和司号员。我还以为他不识字，有一次被他呵斥之后很是懊恼，便用割草的镰刀在大路上刻写“打倒吴长山！”吃中饭时，我就被父亲斥骂一通：你这个不晓得天高地厚的细麻木虫儿！吴长山，可是个人物嘎，他爬过多少死人堆，见过多少生死，拼过多少回刺刀，杀到眼红时操起枪托子就砸对方的脑袋…… 我以为当年父亲在吓唬我这个小皮孩儿呢，等到父亲老了，我依然记得这件事，就好奇地向父亲打听，准备以吴长山为原型写篇小说。父亲叹了口气道：你小时候把人家不值事（不当回事），他读的古书，肯定比你这个研究生还多，唉，英雄末路啊！他当过兵，一寸河山一寸血时打过日本鬼子，后来又打国民党。我更好奇了，就问父亲，后来怎么会回来默默无闻一世的呢？打如皋的时候，他中了两枪，肋骨被打断好几根，负了重伤就申请回家养伤。等到伤好了，我们这块也解放了，正巧他哥哥得急病死了，他就没再去找部队，留下来和嫂子搭伙过了一辈子。要是他不受伤，跟着大部队一直打下去，我们红星四队弄不好就会出个将军咯！父亲感慨万分。我忽然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海安镇志》序言里有一句话：“解放大苏北之战亦曾设指挥中心于此。惟乡风淳朴，奇才异能之士往往囿于田园之乐，致湮没其志。”我总觉得，写这篇序言的人，肯定认识穿过太多腥风血雨的吴长山，写序时也肯定想起过目睹了太多生死的吴长山，于是才有感而发。
吴长山家西边，我们红星四队与二队交界处，住着一个空前绝后的好人，章建，他在公社卫生院当医生。乡邻们都尊称他章先生，他的老婆是从如皋城北嫁过来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能有洋机（缝纫机）做嫁妆的，仅此一家。章先生为人极其友善，一辈子没跟任何人红过脸，对待病人就像冬天里的炭火一样热乎，无论深更半夜，还是狂风暴雨，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冰冻三尺，他一定是有求必应、随叫随到，不谈价钱，毫无怨言，没有一丝一毫的吃国家粮的人的臭架子。他老婆却具备天生的城墙脚下人的那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嫁到红星四队之后，因为漂亮，因为娇弱，还因为娘家陪了许多嫁妆，尤其是一台洋机，她在我们贫苦的红星四队就显得理直气壮和颐指气使。一年四季，她从来不管草盛豆苗稀，从不晨兴理荒秽，我小时候也没见过她带月荷锄归，哪怕自留地里道狭草木长，也不肯屈尊下地干农活儿。夏天，她穿着府绸短袖、碎花裙子，出门必定要打着阳伞。从春到冬，她的脸庞正如她身上穿的府绸一样，白嗒嗒（白净净）的。因为家有娇妻，章先生成了我们那一带远近闻名且是唯一的宠妻狂魔。他和娇妻接连生了三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之后，必须结扎，老婆当然胆小怕动刀子，他就咬紧牙关挺身而出，一闭眼一跺脚在自个儿工作的卫生院里让人给结了扎。1982年分田到户之后，章先生下班一到家就脱去身上格格正正的衣裳，换上旧衣服，操起农具就下地干活儿，挑大粪、薅秧草、打药水，样样拿得出手。邻居们，主要是男人们，议论纷纷：董永和七仙女还你挑水来我浇地呢，章先生夫妻整个儿就是你挑水来你浇地。章先生在卫生院老黄牛一样地工作，对待病人温暖如春，下班后受老婆使唤，成了干农活儿的好把式，是家里的老黄牛。他老婆成天在家踩着缝纫机，料理三个姑娘。八十年代末，章先生在如皋当国家干部的小舅子，舍不得姐姐和她的三个宝贝女儿，采取曲线救国法，在城墙脚下陆陆续续找到三个女婿，把三个姑娘的农村户口转成吃城市定量粮的户口，三个姑娘从此就一辈子不要下地干活儿了，离开了农村，离开了红星四队。快到退休时，章先生得了不治之症，很快就离开人世。四个女人抱头痛哭一场之后，捧着章先生的骨灰，悲悲切切回了如皋。章建的女人，就像只雌鸟，年轻时从老远的如皋飞到红星四队，在这块搭了个小窝，孵了三只可爱的小鸟并哺育长大。有一天，雄鸟不在了，她带着三只小鸟又飞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没留下任何痕迹。章医生的一生，怎不叫人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沽酒对愁眠。 紧邻章先生东隔壁的，是他哥哥章德益家。不知道什么原因，章德益夫妻不能生孩子，一直等到快四十了，只好抱养了一个男孩，取名章本华。上小学时，我和章本华是同学。他从小不喜欢念书，初中毕业就去了新疆，在海安建筑公司的工地上打工。再后来，他悟出门道，自己单干，赚了许多钱，给父母盖了一栋大洋房，买了进口的越野汽车。他这一发达，就苦了我啦，被母亲嘲讽了好多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还不如章德益家抱的儿子呢，人家盖的楼房多洋气，开的小汽车多神气……直到章本华从高楼上摔下，章本华的老婆招夫领子（老公死了，再找个男人一起领养孩子），我母亲终于再也没提起过我的小学同学章本华。一听到儿子摔死的噩耗，章本华八十多岁的老妈妈长号一声就晕了过去。两位老人已经没有力气哭了，他们身上的力量已经被岁月消耗殆尽，生活榨干了老人身上的汗水，连同泪水。
没隔两年，我家西边隔一家的小伙张英来，在建筑工地打工，脑出血一头栽倒，就再也没醒来。张英来的母亲早几年也死于脑出血。
住在红星四队最东面，紧邻向阳大队的是老范家。我很小的时候，老范家比我大好多岁的儿子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他的爹爹（祖父）就是我的老爹（曾祖父），他让我叫他叔叔。我被他绕晕了，回家后就问我父亲是什么意思。我父亲阴着脸说了一句：“这个邪佬儿，从小就呆巴若猴的！他的话，你不要听！”直到父亲老了之后，他才肯告诉我，邪佬儿的父亲确实是我曾祖父生在外面的儿子。我父亲在我上了大学、他不在生产队当“干部”之后也就不再隐瞒家族史了。一次我拿到一笔稿费，在一起吃饭时，父亲借着兴奋劲儿讲故事给我听：“我奶奶，沿小儿（从小）就到我们徐家来做童養媳的，我爹爹一直都不喜欢她，嫌她个子太矮、长得像只细猫儿。老头儿喜欢的是村东的那个漂亮姑娘，就是邪佬儿的奶奶。邪佬儿说的其实不是呆话，老一辈的故事可多哩，你可以写一本厚厚的小说哦。”父亲离开人世，也把他没有讲完的徐家老一辈的故事全部带进泥土里，很多猜不着谜底的谜团也就成为永久之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老范夫妻得了癌症离开人世。隔了没几年，老范的儿子即邪佬儿得了和父母一样的肝癌走了。又过了一年，邪佬儿的老婆也病逝了。邪佬儿的老婆，我上小学时的同班同学。
在红星四队这块土地上，有些人来过，在此热热闹闹生活一场，生儿育女;又仿佛从没来过，悄无声息地一了百了。章建先生的老婆离开红星四队之后，她们娘儿仨的故事就戛然而止。在五十多年不算漫长的岁月里，章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一位身穿白大褂、胸挂听诊器的白衣天使，倒像是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挑着粪桶的农夫。章先生家的房子究竟是拆了还是塌了，我不知道。上次回老家，我从老向阳大队的灌溉渠下来，走进红星四队，最东边的老范家，大门紧闭、悄无声息。去最西边的章先生家凭吊，空空如也的宅基地上，仅剩下一堆乱砖碎瓦，上面长着稀稀拉拉的狗尾草，在风中有气无力地摇曳着。
徐循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论》《作品与争鸣》《文学评论家》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小说、散文作品若干，出版专著《另一种情感与形式》《通扬河畔》。？
编辑 木木 691372965@qq.com
岁月会老去，而记忆却依旧鲜活。我喜欢用无可争辩的文字将记忆中的岁月固定下来，将快要随风而逝消遁于无形的时光，转换成纸页上的年轮。在记忆的茫茫大海中打捞往事，老邻居亲切的面孔便纷至沓来。
百年以来，红星四队既没有出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没有出过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旷世大儒，更没有出过上马击狂胡驰骋沙场的武将和下马草军书倚马可待的军中谋士。在红星四队这块坚实而又柔软的大地上，社员们（1982年秋季分田到户之后就改叫村民了）保持著他们先人所秉持的勤劳善良与忍耐坚韧，稀松平常的生活中没有残忍和罪恶，没有猥琐和淫邪，没有不孝和不忠，没有丧心病狂、不择手段的物欲与奸诈。和先人一样，他们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日子，他们的人生故事似乎也就显得平淡无奇。
四队和西边二队交接的地方，本来是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大河，东边和向阳大队交界的地方，原先也是一条很宽的大沟，南边与三队接壤处的分界线，就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渠。原先我们这里河沟纵横，是典型的水网交织的里下河地貌。父亲平淡地告诉我：上小学之前，你曾经三次落水，但你命大，死不掉，三次都没被淹死。你出生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你小学毕业的七十年代中期，县人委（全称应为县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干部捶胸跺脚要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发誓要将海安建成大寨县，于是就大搞农田改造，平整土地，挑河、挖沟、筑渠。父亲说，来个主任就挑条河，换个主任就挖条沟，再来一个主任就修条渠，公社社员齐上阵，铁姑娘突击队、青年突击队在工地上来回穿梭，战天斗地，把新开河的泥土挑到老沟老河里，将老沟老河填平。原先七零八落散住的住场墩儿，也要搞成整齐划一的住宅线，由东到西连成一条长龙，住宅线中间再开挖一条吃水河。那个年代，瓦房极少，绝大多数是草房子。一到秋天，我就让吴长山叫上十几个大男将（男劳力），扯着嗓子打着号子抬屋。
你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会计，我说。我还记得，抬屋时，你骑在横梁上，手握喇叭筒子，神抖抖地大吼一声“预备——起！”那些原本弓着腰的大男将就在你的口令下霍地一下全部站起，把茅屋抬离地面。
抬屋，可是很有技术性的哦，必须步调一致，不然的话，老屋就会散架。父亲说这话时，仿佛回到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眼神有些恍惚迷离：那个苦得洇心的穷日子噢，谁都盖不起新房。隔壁的张二爹，忆苦思甜大会上张口就来一句“六二年要讨饭”，把我吓出一身冷汗，赶紧一把拉他下来，不然，他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噢……
我至今记得吴长山的长相：古铜色的脸上满是络腮胡子，两道像洗锅把儿似的浓眉，细细的眼，一身正气，不可侵犯的样子，个子高高，走路咯噔咯噔带着风，再破的衣裳，穿在他身上，都会很有型。我很小的时候，吴长山成天跟在队长会计屁股后面，相当于队长会计的通信员和司号员。我还以为他不识字，有一次被他呵斥之后很是懊恼，便用割草的镰刀在大路上刻写“打倒吴长山！”吃中饭时，我就被父亲斥骂一通：你这个不晓得天高地厚的细麻木虫儿！吴长山，可是个人物嘎，他爬过多少死人堆，见过多少生死，拼过多少回刺刀，杀到眼红时操起枪托子就砸对方的脑袋…… 我以为当年父亲在吓唬我这个小皮孩儿呢，等到父亲老了，我依然记得这件事，就好奇地向父亲打听，准备以吴长山为原型写篇小说。父亲叹了口气道：你小时候把人家不值事（不当回事），他读的古书，肯定比你这个研究生还多，唉，英雄末路啊！他当过兵，一寸河山一寸血时打过日本鬼子，后来又打国民党。我更好奇了，就问父亲，后来怎么会回来默默无闻一世的呢？打如皋的时候，他中了两枪，肋骨被打断好几根，负了重伤就申请回家养伤。等到伤好了，我们这块也解放了，正巧他哥哥得急病死了，他就没再去找部队，留下来和嫂子搭伙过了一辈子。要是他不受伤，跟着大部队一直打下去，我们红星四队弄不好就会出个将军咯！父亲感慨万分。我忽然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海安镇志》序言里有一句话：“解放大苏北之战亦曾设指挥中心于此。惟乡风淳朴，奇才异能之士往往囿于田园之乐，致湮没其志。”我总觉得，写这篇序言的人，肯定认识穿过太多腥风血雨的吴长山，写序时也肯定想起过目睹了太多生死的吴长山，于是才有感而发。
吴长山家西边，我们红星四队与二队交界处，住着一个空前绝后的好人，章建，他在公社卫生院当医生。乡邻们都尊称他章先生，他的老婆是从如皋城北嫁过来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能有洋机（缝纫机）做嫁妆的，仅此一家。章先生为人极其友善，一辈子没跟任何人红过脸，对待病人就像冬天里的炭火一样热乎，无论深更半夜，还是狂风暴雨，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冰冻三尺，他一定是有求必应、随叫随到，不谈价钱，毫无怨言，没有一丝一毫的吃国家粮的人的臭架子。他老婆却具备天生的城墙脚下人的那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嫁到红星四队之后，因为漂亮，因为娇弱，还因为娘家陪了许多嫁妆，尤其是一台洋机，她在我们贫苦的红星四队就显得理直气壮和颐指气使。一年四季，她从来不管草盛豆苗稀，从不晨兴理荒秽，我小时候也没见过她带月荷锄归，哪怕自留地里道狭草木长，也不肯屈尊下地干农活儿。夏天，她穿着府绸短袖、碎花裙子，出门必定要打着阳伞。从春到冬，她的脸庞正如她身上穿的府绸一样，白嗒嗒（白净净）的。因为家有娇妻，章先生成了我们那一带远近闻名且是唯一的宠妻狂魔。他和娇妻接连生了三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之后，必须结扎，老婆当然胆小怕动刀子，他就咬紧牙关挺身而出，一闭眼一跺脚在自个儿工作的卫生院里让人给结了扎。1982年分田到户之后，章先生下班一到家就脱去身上格格正正的衣裳，换上旧衣服，操起农具就下地干活儿，挑大粪、薅秧草、打药水，样样拿得出手。邻居们，主要是男人们，议论纷纷：董永和七仙女还你挑水来我浇地呢，章先生夫妻整个儿就是你挑水来你浇地。章先生在卫生院老黄牛一样地工作，对待病人温暖如春，下班后受老婆使唤，成了干农活儿的好把式，是家里的老黄牛。他老婆成天在家踩着缝纫机，料理三个姑娘。八十年代末，章先生在如皋当国家干部的小舅子，舍不得姐姐和她的三个宝贝女儿，采取曲线救国法，在城墙脚下陆陆续续找到三个女婿，把三个姑娘的农村户口转成吃城市定量粮的户口，三个姑娘从此就一辈子不要下地干活儿了，离开了农村，离开了红星四队。快到退休时，章先生得了不治之症，很快就离开人世。四个女人抱头痛哭一场之后，捧着章先生的骨灰，悲悲切切回了如皋。章建的女人，就像只雌鸟，年轻时从老远的如皋飞到红星四队，在这块搭了个小窝，孵了三只可爱的小鸟并哺育长大。有一天，雄鸟不在了，她带着三只小鸟又飞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没留下任何痕迹。章医生的一生，怎不叫人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沽酒对愁眠。 紧邻章先生东隔壁的，是他哥哥章德益家。不知道什么原因，章德益夫妻不能生孩子，一直等到快四十了，只好抱养了一个男孩，取名章本华。上小学时，我和章本华是同学。他从小不喜欢念书，初中毕业就去了新疆，在海安建筑公司的工地上打工。再后来，他悟出门道，自己单干，赚了许多钱，给父母盖了一栋大洋房，买了进口的越野汽车。他这一发达，就苦了我啦，被母亲嘲讽了好多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还不如章德益家抱的儿子呢，人家盖的楼房多洋气，开的小汽车多神气……直到章本华从高楼上摔下，章本华的老婆招夫领子（老公死了，再找个男人一起领养孩子），我母亲终于再也没提起过我的小学同学章本华。一听到儿子摔死的噩耗，章本华八十多岁的老妈妈长号一声就晕了过去。两位老人已经没有力气哭了，他们身上的力量已经被岁月消耗殆尽，生活榨干了老人身上的汗水，连同泪水。
没隔两年，我家西边隔一家的小伙张英来，在建筑工地打工，脑出血一头栽倒，就再也没醒来。张英来的母亲早几年也死于脑出血。
住在红星四队最东面，紧邻向阳大队的是老范家。我很小的时候，老范家比我大好多岁的儿子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他的爹爹（祖父）就是我的老爹（曾祖父），他让我叫他叔叔。我被他绕晕了，回家后就问我父亲是什么意思。我父亲阴着脸说了一句：“这个邪佬儿，从小就呆巴若猴的！他的话，你不要听！”直到父亲老了之后，他才肯告诉我，邪佬儿的父亲确实是我曾祖父生在外面的儿子。我父亲在我上了大学、他不在生产队当“干部”之后也就不再隐瞒家族史了。一次我拿到一笔稿费，在一起吃饭时，父亲借着兴奋劲儿讲故事给我听：“我奶奶，沿小儿（从小）就到我们徐家来做童養媳的，我爹爹一直都不喜欢她，嫌她个子太矮、长得像只细猫儿。老头儿喜欢的是村东的那个漂亮姑娘，就是邪佬儿的奶奶。邪佬儿说的其实不是呆话，老一辈的故事可多哩，你可以写一本厚厚的小说哦。”父亲离开人世，也把他没有讲完的徐家老一辈的故事全部带进泥土里，很多猜不着谜底的谜团也就成为永久之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老范夫妻得了癌症离开人世。隔了没几年，老范的儿子即邪佬儿得了和父母一样的肝癌走了。又过了一年，邪佬儿的老婆也病逝了。邪佬儿的老婆，我上小学时的同班同学。
在红星四队这块土地上，有些人来过，在此热热闹闹生活一场，生儿育女;又仿佛从没来过，悄无声息地一了百了。章建先生的老婆离开红星四队之后，她们娘儿仨的故事就戛然而止。在五十多年不算漫长的岁月里，章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一位身穿白大褂、胸挂听诊器的白衣天使，倒像是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挑着粪桶的农夫。章先生家的房子究竟是拆了还是塌了，我不知道。上次回老家，我从老向阳大队的灌溉渠下来，走进红星四队，最东边的老范家，大门紧闭、悄无声息。去最西边的章先生家凭吊，空空如也的宅基地上，仅剩下一堆乱砖碎瓦，上面长着稀稀拉拉的狗尾草，在风中有气无力地摇曳着。
徐循华：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论》《作品与争鸣》《文学评论家》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小说、散文作品若干，出版专著《另一种情感与形式》《通扬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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