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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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探究财务舞弊企业、会计师事务所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阐述了博弈论在预防财务舞弊中的应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于财务舞弊的处罚力度应当大于政府选择积极审计所增加的成本与上市公司的舞弊成本之和,且政府对发生审计共谋行为的参与者的处罚应当大于积极审计增加的成本与审计合谋行为的整体收益之和,这样才能有效预防审计合谋和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预防财务舞弊需要完善财务违规事件与会计师事务所违规事件的披露途径,加大对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审计共谋行为的调查、打击与惩处,加强对发生过财务舞弊事件的公司与对应审计执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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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探究财务舞弊企业、会计师事务所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阐述了博弈论在预防财务舞弊中的应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于财务舞弊的处罚力度应当大于政府选择积极审计所增加的成本与上市公司的舞弊成本之和,且政府对发生审计共谋行为的参与者的处罚应当大于积极审计增加的成本与审计合谋行为的整体收益之和,这样才能有效预防审计合谋和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预防财务舞弊需要完善财务违规事件与会计师事务所违规事件的披露途径,加大对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审计共谋行为的调查、打击与惩处,加强对发生过财务舞弊事件的公司与对应审计执行事务所的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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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选取2011-2019年期间的并购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将并购区分为创新驱动型并购和非创新驱动型并购,分析企业战略类型对企业创新驱动型并购的影响.通过Logistic模型分析发现,企业战略类型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并购类型,激进战略类型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创新驱动型并购.股权集中度越高,激进战略与创新驱动型并购概率的正相关程度越强,民营企业激进战略与创新驱动型并购概率的正相关程度大于国有企业,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战略类型与创新驱动型并购的关系不产生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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