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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皇统治的俄国，反犹主义由来已久，犹太民族一直被视为劣等民族。犹太人的地位低下，他们被限制在特定的区域活动。不能享有和基督教徒一样的生存权利。1567年，沙皇伊凡四世颁布禁令，禁止犹太人在俄国经商，1792年，俄国政府设立“犹太人居住区”，对犹太人的活动范围进行限制，1881年，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发布“临时法令”，重申禁止犹太人在非犹太居住区之外居住或活动的规定，并准许外国居民把走出“犹太居住区”的犹太人驱逐出去。1903年至1909年间，俄国政府掀起反犹浪潮，由俄国贵族组成的“黑色百人团”大规模袭击无辜的犹太人。马拉默德的《修配工》就是以沙皇统治下的黑暗俄国为社会背景写成的。
俄罗斯人主要信奉东正教，作为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东正教的信徒占基督教世界全部信徒的六分之一。东正教（Eastern Orthodox Church）又称正教，与天主教、基督新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正教”的希腊语（Orthodxia）意思为正统。东正教派的神学和对经卷的解释遵循基督教产生最初的典范，该教派努力继续和延续基督教最初传给使徒的神学和信仰、保留了最原始的教导和崇敬教会的传统。
东正教徒认为犹太人出卖耶稣基督，从宗教层面排斥犹太人，同时犹太人固守自己的文化，游离于其他民族之外，与传统性较强的俄国不相融。“为不让犹太人败坏俄国社会”是俄国沙皇政府公开反犹的主要理由，1863年俄国政府为了强制推行俄国文化关闭了大量的犹太学校，禁止意第绪语出版物的发行，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信仰，皈依东正教。总的来说，沙皇俄国政府的反犹政策遵循“同化——拒斥——限制——迫害”的方针，将反犹运动从宗教和社会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沙皇政府的打压让两百多万犹太人被迫迁移到其他国家，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没有迁移到别国的犹太人积极参与到推翻沙俄政权的革命中。《修配工》中雅柯夫所处的时代正是“俄日战争”后的黑暗统治时期，沙俄政府无法控制罢工和暴动，面对严峻动荡的政局，他们只能将犹太人作为“替罪羊”，以转移当时的社会危机，转移国内人的视线。
1913年9月，一位名叫门德尔·贝里斯的犹太人在基辅被控告用基督教徒的血进行犹太教仪式，该冤案在俄国引起轰动，也成为马拉默德创作《修配工》的背景材料，“这部作品把历史资料提炼成一个寓言。一个始终被抵制的恐怖、荒谬的寓言。”《修配工》是马拉默德创作中期的代表作，在这一时期，马拉默德改变了创作前期对两教关系的温和态度，虽然在《修配工》中表达了对善良基督教徒的肯定与同情，但是他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他用大量笔墨渲染反犹主义分子的劣行，突出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势不两立，将犹太人的“替罪羊”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基督教反犹主义
欧洲历史上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反对犹太人的历史文化现象——反犹主义。从古代到近现代甚至当代，犹太人一直受基督教会的排斥、蔑视、憎恶和压迫，可以说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在人类史里所有仇恨中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受害最深。犹太民族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它曾遭受埃及、新巴比伦、希腊、罗马等帝国的奴役，流浪近两千年，居无定所。自从犹太人进入西方世界，各种形式的反犹运动从未间断，犹太人被恶意地诽谤、侮辱、陷害，遭受驱逐和屠杀，甚至被强迫更改信仰。
在西方犹太人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反犹主义以种种形式融入犹太人在西方世界的生活里，成为考察犹太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德国现代作家威廉·马尔（Wilhelem Marr）于1879年首创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这个词汇，但是反犹现象由来已久，该现象起源于《圣经·新约》，《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等篇章中均有对犹太人的指责，认为犹太人受恶魔驱使憎恨上帝。杀害了先知而不知悔改，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应被惩罚。当时基督教对犹太教众多指责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指责犹太人杀害耶稣，这成为基督徒仇恨犹太人的主要原因。四大福音这样描述犹太人的罪恶：耶稣原为犹太教徒，他不按照犹太教的传统布道，修正了摩西戒律，因此招致犹太人的憎恶，逾越节前夕他来到圣城耶路撒冷宣讲福音，由于叛徒犹大的出卖，他被犹太祭司逮捕并移交犹太教公会审判，教公会坚决要求当地罗马总督判处耶稣死刑，《新约》中的言论和思想成为一种价值观念植入基督教徒的脑海。
反犹主义是基督教世界一个不变的主题，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其中首要原因在于两种宗教神学观的冲突。虽然基督教在教义、学说等方面借鉴、继承了犹太教的经典著作和思想，但是它在具体的神迹事典和教义方面与犹太教有着非常大的分歧和差异，这些导致这两种原本一脉相承的同源宗教发生摩擦、对立和冲突。基督教坚持认为犹太人与上帝立的约已经没有作用了，因为基督教徒与上帝重立了“新约”、这一观点否定了犹太教的学说和基本教义，有助于救世主耶稣学说的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基督教认为犹太人害了耶稣，基督教徒由此在心中埋下了仇视犹太人的种子，《新约》形象地描写了犹太人在基督教世界中的不良品行。“犹太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中，最可恨的是他们企图摧毁基督教信仰，中世纪的文学继续攻击犹太人，将他们表现为魔鬼的形象。”
总之，在基督教文化里，
“犹太人”等同于“恶”，是“恶”的象征，他们被认为有恶臭味道，亵渎圣体，杀害无辜，是无生产力的寄生虫，当基督教社会遇到困难、威胁或不可理解的现象时，就将犹太人作为替罪羊，认为他们是邪恶的化身，基督教社会的蛀虫。“能让我内心触动的东西激发我的创作……这个世界不令人满意，作为一名作家，我必须发出声音，说出我心中的世界。”
俄国犹太人的生存状况与俄国的反犹政策
犹太人在俄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俄国当地人格格不入。从中世纪以来，犹太人背负着出卖耶稣的罪名到处流浪、到处受到歧视和迫害，他们从西欧逃难到东欧，从波兰逃难到俄国。据统计，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犹太人共有520万，占当时世界犹太人口的一半，由于俄国政府日益严厉的反犹政策，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约250万犹太人从俄国移居美国，可见俄国犹太人生活之艰难。英国作家西塞尔·罗斯在《简明犹太民族史》中提到俄国的犹太人，指出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到政府强加的各种限制和迫害，罗伯特·塞尔茨在《犹太人的思想》中讲到俄国的犹太人，该书分析了犹太人与俄国政府的矛盾，以及政府的两面措施。一方面，政府试图改造犹太人，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另一方面，政府采取歧视犹太人的政策。 犹太人于公元前几个世纪来到东欧定居，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殖民城市中已经存在犹太人的团体。中世纪俄国的犹太人大多居住在哈扎尔汗国，犹太人与东斯拉夫人的联系最早是由哈扎尔人进行的。10世纪的基辅既是北欧和德国通往拜占庭的商业中心，又是东斯拉夫人国家的中心。基辅与拜占庭之间繁荣的贸易是通过犹太商人实现的。11世纪，基辅的犹太人居住在自己的聚集区，他们有自己的拉比，与当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犹太人学者和律法学家与当地神学院的领导人都有联系。15世纪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之后，俄国社会逐渐形成了敌视犹太人的立场。
尼古拉一世（1825-1855）是一名相当保守的东正教徒，他认为不仅要让犹太人皈依基督教，而且要免除他们对本地农民、商人的威胁。他强制犹太人服役。1827年8月26日尼古拉制定了对于犹太人来说最可怕的法令，它规定12～18岁的犹太人必须服预备役，之后再服25年现役，超过18岁的犹太人要缴纳新兵税。1881年10月，亚历山大三世形成决议，认为俄国必须把犹太人视为异族人，1882年“临时法规”禁止犹太人居住在农村的村镇里，禁止犹太人拥有不动产，禁止犹太人租赁可以经营的土地，禁止犹太人在周日、基督教的节日里工作。事实上，“临时法规”减少了犹太人定居区的数量，他们只能居住在城市和镇上，犹太人的街区异常拥挤，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差，不得不挤在大城市中极不卫生的居民区。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俄国社会的反犹舆论十分强烈，中央报纸上大量文章已表现出了激烈的反犹主义态度。从1881年3月开始，报上的反犹运动越来越多、贫困的基督教居民也起来反犹太人，人们都认为犹太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挣钱，靠欺骗来发家，因此，人们有理由摧毁犹太人的房屋，砸烂他们的店铺，这些行为被认为是正义的。在警察局的允许下，19世纪80年代初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犹运动。尼古拉二世时期的黑色百人团挑起很多反犹事件，实际上暴力事件的真正罪魁是地方的政府和官员，政府为暴力事件创造了所有条件。小说《修配工》就是以这一时期为时代背景创作的，小说中犹太人的境遇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吻合。犹太人渐渐明白，俄国的环境从来就没有准备接受他们，暴力浪潮让许多人变得清醒，他们懂得了一个道理：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同化改变不了犹太人的命运，他们需要坚守自己的信仰，正视自己的身份，寻找新的道路，雅柯夫的转变也证实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无论俄国上层政府还是下层民众，对犹太人大多抱有偏见和敌视，沙皇对犹太人采用驱逐、同化、限制措施，甚至用暴力迫害犹太人。从俄国犹太人的起源、生存状况、俄国反犹政策可以看出，沙皇统治时期的俄国极其黑暗。犹太民族受到了宗教迫害、人格侮辱。马拉默德对上一代东欧犹太移民的感情很特别，虽然《修配工》中人物是虚拟的，但是小说反映的社会问题十分尖锐，马拉默德痛斥了反犹分子的劣行，用笔墨将历史事实再现。
小说中的反犹主义者
综观《修配工》，我们会发现雅柯夫·鲍克处于反犹主义者的重重包围中，他们出于不同的动机诬告、陷害雅柯夫，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对犹太人持有偏见。小说的开头雅柯夫急于背着行李渡过第聂伯河，他遇到的船夫开始就这样评价犹太人：
不管怎么说。上帝保佑我们大家不受血腥的犹太人的杀害……他们是高鼻子，大麻子，骗子……寄生虫！犹太人是魔鬼，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如果你注视一个犹太人脱去他臭味冲天的靴子，你就能看到一只裂开的脚。这真是一点不假。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一天天在侵蚀我们的祖国……我们要拯救自己，唯一的办法是消灭他们。我不是说，时刻对准他们的脑袋拳打脚踢将某个犹太人杀掉，而是说要把他们统统杀光，这方面，我们曾试过一阵子，但没有做好应该做的事。我说，我们应该号召同胞们一起行动，用刀枪、长矛、棍棒武装起来……
很明显，以船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众认为犹太人侵害俄国。为了拯救俄国必须消灭犹太人，船夫认为应该召集全俄国同胞一起向犹太人居住区发起进攻。马拉默德在小说开头借用了船夫的话来揭示犹太教与基督教思想上根深蒂固的矛盾，在这个充斥着反犹主义硝烟的城市里，雅柯夫面临的只有悲惨的命运。到达基辅之后，他在一个雪夜里偶然救起了“黑色百人团”成员——基督教徒尼古拉·马克西姆莫维奇，该人为了报答雅柯夫的救命之恩，给他找了一份工作，但当雅柯夫被捕之后，尼古拉和他的女儿基娜依达·尼古拉耶夫娜极力推卸责任，对雅柯夫落井下石。雅柯夫工作的砖厂负责人普罗斯柯与雅柯夫积怨已深，向警方诬告雅柯夫杀害基督教徒而将他逮捕。
反犹主义者们认为犹太人在肉体、智商和道德方面十分低劣，犹太人没有真正的感情，他们的道德体系是违法的，因此他们会把整个社会带坏。被害小男孩儿的母亲玛华是一个典型的反犹分子，她指责雅柯夫不仅杀人而且诈骗别人，干了很多淫猥的事情，她对犹太人抱有偏见，与犹太人不共戴天的仇恨让她将犯罪行为转嫁给雅柯夫。此外，天主教神父也声称犹太人敌视基督教徒，他教育俄国人说：
几个世纪以来，如他们的《圣经》和各种评论所说，犹太人血的声音指引他们去亵渎，去做出各种不可言喻的恐怖行动——比如，犹太教法典把血比作水和牛奶，煽动对非犹太人的仇恨，认为他们无非是牲畜，而不是人……他们在法典上写着“杀掉非犹太人中的好人”……宗教谋杀意味着将我主耶稣钉上十字架……
由此可见，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敌意和恶毒偏见十分严重，他们认为犹太人犯下滔天罪行，不可饶恕，犹太人应该受到惩罚。检察官格鲁贝索夫颠倒是非。坚持使用一系列伪证，把全部责任推向雅柯夫，“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有这个就够了，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性格是改变不了的。他们的本性是不变的。这已经为戈宾诺、张伯伦和别人的科学研究成果所证实。”格鲁贝索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犹分子，他声称犹太人没有一个是无罪的，更不用说是宗教的暗杀者了，他视雅柯夫为犹太国际秘密政府的代理人和宗教主义者。与世界犹太组织、奥地利海兹尔联盟、俄国自由党人一起搞地下阴谋活动，更有甚者指控雅柯夫与英国人串通企图推翻俄国的合法政府，还将雅柯夫与革命党联系起来。格鲁贝索夫的指控听起来义正词严，但满嘴都是编造的谎言，他小题大做，将犹太人的罪行编造得极其严重。把能够想象到的罪行都加了进去，非要判雅柯夫死刑。格鲁贝索夫让雅柯夫的妻子出面规劝他在“坦白书”上签字，让教父劝他皈依基督教，他们的谎言和借口直接或间接地给雅柯夫造成了伤害、使他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沙皇政府是整部小说中最凶残的反犹主义者，20世纪俄国处在俄日战争失败的阴影下，国内各种矛盾激化，沙俄政府无力掌握局面，迫切需要一个“替罪羊”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因此犹太人承担了社会动荡的罪责。沙俄政府没有能力改变国家的命运，改善人民的生活境遇，便把所有的过错推到犹太人身上、指责犹太人践踏法律，残害基督教徒。破坏社会稳定。小说结尾处，雅柯夫梦见自己仿佛坐在一张桌子旁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对话，尼古拉二世手里拿着一个圣母玛利亚的小小银制雕像，对雅柯夫严厉地说：
雅柯夫·斯帕索维奇，你虽然使我处于不利地位，我还得给你讲实话。这不仅仅是由于犹太人是共济会成员和革命党人，他们践踏我们的法律，为了免除他们对社会所负的责任，他们有计划地贿赂我们的警察，使他们腐化堕落。我对此可以宽恕一点，但别的不行，特别是你被控告的严重罪行。这使我个人感到厌恶。
很显然，沙皇以公正、仁慈为幌子迫害犹太人。他表面上要求国民诚实、懂得怜悯，而实际上以他为首的俄国政府官员残忍、不明事理、凶狠暴戾。雅柯夫与沙皇辩论道：受苦是无用的，如果身上压着一大堆不公平的东西，仅自然地这样过日子已经够受了。可见，无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沙皇政府的统治下都变得贫困、压抑、无知。
自古以来，政治统治和宗教密切联系，统治阶级需要宗教的维护，以加强权力的集中，而宗教也需要权力的保护，因此、宗教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统治的一种口号和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量。在宗教方面，基督教与犹太教矛盾重重，犹太教徒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与奉行暴力专制、沙文主义的俄罗斯民族格格不入。政府借民族主义来反对非东正教的民族，以分散公众的注意力，维护自己的权力。当时居住在俄国的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生活陷入灾难和阴影之中，小说中雅柯夫不间断的遭遇正是反犹势力暴力统治的结果。
雅柯夫意识到自己是俄国三百万犹太人中被偶然选中的牺牲品，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丢不掉犹太人的包袱，任何犹太人都是沙皇的敌人和受害者。犹太人寄人篱下，在寄居国受到歧视、驱逐、屠杀，反犹主义者千方百计攻击他们，从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到希特勒的“最后解决”，犹太人一直被排斥屠杀，他们受尽污辱和玷污，马拉默德借雅柯夫为整个犹太民族喊冤，他将反犹主义分子的狰狞嘴脸，卑鄙行径，残忍迫害融入小说中，控诉了基督教反犹主义的偏见、暴行。马拉默德营造了一个反犹的氛围，在那样的环境中，犹太人的命运注定是委屈、悲苦的。
雅柯夫的身心磨难
雅柯夫生活在反犹主义分子的包围中，他的内心充满不安和恐慌，每天吃不饱睡不安、身心上备受折磨，反犹主义对他的精神和肉体带来极大的伤害，他的个体不再自由，在被限定的状态下受到种种磨难，精神困恼与生活困境交织，他忍受痛苦以换取整个民族的名誉与生存。
被关进牢房之后，雅柯夫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在牢房中不断遭到不同的人的暴打。格鲁贝索夫用木尺抽打他，士兵用拳头猛击他、他因不小心将裤子和靴子弄湿了，而被看守卫兵猛打，他的右耳几乎失聪。牢房像冰窖一样寒冷，又臭又潮，监狱长每天两次“搜身”，命令雅柯夫脱光衣服，“大衣、监狱发的夹克，没有纽扣的衬衫，这些衣服从来没有洗过……”
他在牢房里吃的食物不堪入目，其他单间囚室里犯人吃的差劲的食物由别的犯人拿去，但犹太人的食物必须由看守员给带过去，看守员有时捎给他稀饭、菜汤或面包时就说：给你一碗基督的血。雅柯夫的褥子铺在潮湿的地板上，褥子里有臭虫，他背上酸痛，底下的稻草散发着泥土味，看守员在冬季给了他一条破毛毯。囚室里有一张三条腿的板凳和一张沾有油污的小木桌，角落有一桶水，对面放着发臭的大小便罐子，他被允许每天把粪倒进一只木桶里、其他犯人用小车推出去。
在如冰窖的牢房中。雅柯夫每天两次被检查身上有什么东西，季特尼亚克和副监狱长穿着发臭的高筒靴在囚室命令雅柯夫脱光衣服，这些衣服从未洗过，虽然他要求准许他洗一洗，但没有获准。他们让雅柯夫把汗衫、短袜和木底鞋都脱掉，还让他把脚趾伸开，检查他的脚沟。漫长而细致的搜查后来由每日两次增加到每日三次。除了忍受艰苦的牢狱环境之外，他还被其他囚犯欺负和毒打。在区法院的监牢中，雅柯夫被其他犯人打晕，躺在地上动弹不了，当他被转移到基辅的监狱后，几个老囚犯对他十分警惕，看到他留着长发，便怀疑他是密探而毒打他；更有甚者，雅柯夫被反锁在墙上，上厕所弄湿墙壁而被看守员毒打。
雅柯夫的脚被鞋子和地板磨烂了，“脚越肿越厉害……好像被铁链捆起来放在火上烤。”医生检查后告诉他需要到检查室治疗，而他只能用双手和膝盖从囚室爬到走廊。
副监狱长为让雅柯夫早点认罪，往他饭菜里加毒药，使他腹泻不止，体力不支。马拉默德通过小说的形式把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诽谤与杀害展示出来，他将雅柯夫在监狱里受到的肉体上的折磨刻画得如此细致、生动，唤起了读者对犹太人的同情和对基督教反犹分子的憎恨。
除了肉体上的折磨之外，雅柯夫还承受着精神上的苦恼。雅柯夫在监狱中的生活是小说的一个重点，他经历了绝望的孤独、对命运的恐惧以及无望的等待，精神上的折磨让他痛苦不堪。当格隆芬告密把雅柯夫的信件交给监狱长后。雅柯夫被关进单人牢房里，孤独笼罩着他，他连倾诉、交流的对象都没有。比比柯夫的被害让雅柯夫对命运充满恐惧，他做梦都梦见反犹分子在杀害他。看守人员从不告诉他庭审的日子，遥遥无期的等待是一种煎熬，两年半的牢狱生活让他变得愿意为别人受苦，愿意为整个犹太民族受苦。马拉默德在小说中通过运用“十二月的清晨”“冬天某日…‘第三个夏天”等词语巧妙地表现了主人公面对无期等待的焦灼与痛苦，雅柯夫在狱中不知道具体时间，看守员拒绝告诉他时间，“他要等待多久呀？他那沉重的脑袋瓜子装着月、日、分……他等待着那不知道的时间……”
此外，雅柯夫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还包括宗教上的洗脑，看守员给了他一本《新约全书》，告诉他《旧约》对他一点儿好处也没有，讲的都是犹太人到处乱闯的事情，乱七八糟，谈不上是宗教信仰，希望他读读《福音书》转变一下自己的观念。雅柯夫认真地读着《新约》，被书中耶稣的受难而深感痛苦，但是他明确地提出质疑——如果耶稣为人类而受难，人们相信耶稣的话，那么人们明明知道他是无罪的，为什么一直把他关在牢狱中，不发发慈悲把他放出去呢？这一质疑直接点出了基督教徒的无知、愚昧，以及对犹太人的阴险凶恶。
综上所述，基督教反犹主义中的宗教因素是最重要的，它营造了西方社会最基本的反犹氛围，影响着广泛的群众心理。犹太教徒从中古时代起与基督教徒在经济上的纠葛、社会上的隔膜与矛盾加剧了两教之间的对立与斗争。马拉默德是带着义愤、痛苦来创作这部小说的，从《修配工》开始，他意识到了两教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开始关注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摩擦、对立与冲突，他不再像创作《天生的运动员》和《店员》等早期作品那样刻意展现优秀、积极的基督教传统文化，而是将关注重点放在两教关系上，从更高层面开始客观地分析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随着作者看问题深度和广度的增加，马拉默德开始全面、深刻地揭示两种宗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呼吁和平、理解和宽容。
俄罗斯人主要信奉东正教，作为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东正教的信徒占基督教世界全部信徒的六分之一。东正教（Eastern Orthodox Church）又称正教，与天主教、基督新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正教”的希腊语（Orthodxia）意思为正统。东正教派的神学和对经卷的解释遵循基督教产生最初的典范，该教派努力继续和延续基督教最初传给使徒的神学和信仰、保留了最原始的教导和崇敬教会的传统。
东正教徒认为犹太人出卖耶稣基督，从宗教层面排斥犹太人，同时犹太人固守自己的文化，游离于其他民族之外，与传统性较强的俄国不相融。“为不让犹太人败坏俄国社会”是俄国沙皇政府公开反犹的主要理由，1863年俄国政府为了强制推行俄国文化关闭了大量的犹太学校，禁止意第绪语出版物的发行，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信仰，皈依东正教。总的来说，沙皇俄国政府的反犹政策遵循“同化——拒斥——限制——迫害”的方针，将反犹运动从宗教和社会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沙皇政府的打压让两百多万犹太人被迫迁移到其他国家，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没有迁移到别国的犹太人积极参与到推翻沙俄政权的革命中。《修配工》中雅柯夫所处的时代正是“俄日战争”后的黑暗统治时期，沙俄政府无法控制罢工和暴动，面对严峻动荡的政局，他们只能将犹太人作为“替罪羊”，以转移当时的社会危机，转移国内人的视线。
1913年9月，一位名叫门德尔·贝里斯的犹太人在基辅被控告用基督教徒的血进行犹太教仪式，该冤案在俄国引起轰动，也成为马拉默德创作《修配工》的背景材料，“这部作品把历史资料提炼成一个寓言。一个始终被抵制的恐怖、荒谬的寓言。”《修配工》是马拉默德创作中期的代表作，在这一时期，马拉默德改变了创作前期对两教关系的温和态度，虽然在《修配工》中表达了对善良基督教徒的肯定与同情，但是他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他用大量笔墨渲染反犹主义分子的劣行，突出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势不两立，将犹太人的“替罪羊”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基督教反犹主义
欧洲历史上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反对犹太人的历史文化现象——反犹主义。从古代到近现代甚至当代，犹太人一直受基督教会的排斥、蔑视、憎恶和压迫，可以说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在人类史里所有仇恨中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受害最深。犹太民族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它曾遭受埃及、新巴比伦、希腊、罗马等帝国的奴役，流浪近两千年，居无定所。自从犹太人进入西方世界，各种形式的反犹运动从未间断，犹太人被恶意地诽谤、侮辱、陷害，遭受驱逐和屠杀，甚至被强迫更改信仰。
在西方犹太人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反犹主义以种种形式融入犹太人在西方世界的生活里，成为考察犹太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德国现代作家威廉·马尔（Wilhelem Marr）于1879年首创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这个词汇，但是反犹现象由来已久，该现象起源于《圣经·新约》，《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等篇章中均有对犹太人的指责，认为犹太人受恶魔驱使憎恨上帝。杀害了先知而不知悔改，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应被惩罚。当时基督教对犹太教众多指责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指责犹太人杀害耶稣，这成为基督徒仇恨犹太人的主要原因。四大福音这样描述犹太人的罪恶：耶稣原为犹太教徒，他不按照犹太教的传统布道，修正了摩西戒律，因此招致犹太人的憎恶，逾越节前夕他来到圣城耶路撒冷宣讲福音，由于叛徒犹大的出卖，他被犹太祭司逮捕并移交犹太教公会审判，教公会坚决要求当地罗马总督判处耶稣死刑，《新约》中的言论和思想成为一种价值观念植入基督教徒的脑海。
反犹主义是基督教世界一个不变的主题，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其中首要原因在于两种宗教神学观的冲突。虽然基督教在教义、学说等方面借鉴、继承了犹太教的经典著作和思想，但是它在具体的神迹事典和教义方面与犹太教有着非常大的分歧和差异，这些导致这两种原本一脉相承的同源宗教发生摩擦、对立和冲突。基督教坚持认为犹太人与上帝立的约已经没有作用了，因为基督教徒与上帝重立了“新约”、这一观点否定了犹太教的学说和基本教义，有助于救世主耶稣学说的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基督教认为犹太人害了耶稣，基督教徒由此在心中埋下了仇视犹太人的种子，《新约》形象地描写了犹太人在基督教世界中的不良品行。“犹太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中，最可恨的是他们企图摧毁基督教信仰，中世纪的文学继续攻击犹太人，将他们表现为魔鬼的形象。”
总之，在基督教文化里，
“犹太人”等同于“恶”，是“恶”的象征，他们被认为有恶臭味道，亵渎圣体，杀害无辜，是无生产力的寄生虫，当基督教社会遇到困难、威胁或不可理解的现象时，就将犹太人作为替罪羊，认为他们是邪恶的化身，基督教社会的蛀虫。“能让我内心触动的东西激发我的创作……这个世界不令人满意，作为一名作家，我必须发出声音，说出我心中的世界。”
俄国犹太人的生存状况与俄国的反犹政策
犹太人在俄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俄国当地人格格不入。从中世纪以来，犹太人背负着出卖耶稣的罪名到处流浪、到处受到歧视和迫害，他们从西欧逃难到东欧，从波兰逃难到俄国。据统计，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犹太人共有520万，占当时世界犹太人口的一半，由于俄国政府日益严厉的反犹政策，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约250万犹太人从俄国移居美国，可见俄国犹太人生活之艰难。英国作家西塞尔·罗斯在《简明犹太民族史》中提到俄国的犹太人，指出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到政府强加的各种限制和迫害，罗伯特·塞尔茨在《犹太人的思想》中讲到俄国的犹太人，该书分析了犹太人与俄国政府的矛盾，以及政府的两面措施。一方面，政府试图改造犹太人，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另一方面，政府采取歧视犹太人的政策。 犹太人于公元前几个世纪来到东欧定居，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殖民城市中已经存在犹太人的团体。中世纪俄国的犹太人大多居住在哈扎尔汗国，犹太人与东斯拉夫人的联系最早是由哈扎尔人进行的。10世纪的基辅既是北欧和德国通往拜占庭的商业中心，又是东斯拉夫人国家的中心。基辅与拜占庭之间繁荣的贸易是通过犹太商人实现的。11世纪，基辅的犹太人居住在自己的聚集区，他们有自己的拉比，与当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犹太人学者和律法学家与当地神学院的领导人都有联系。15世纪俄罗斯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之后，俄国社会逐渐形成了敌视犹太人的立场。
尼古拉一世（1825-1855）是一名相当保守的东正教徒，他认为不仅要让犹太人皈依基督教，而且要免除他们对本地农民、商人的威胁。他强制犹太人服役。1827年8月26日尼古拉制定了对于犹太人来说最可怕的法令，它规定12～18岁的犹太人必须服预备役，之后再服25年现役，超过18岁的犹太人要缴纳新兵税。1881年10月，亚历山大三世形成决议，认为俄国必须把犹太人视为异族人，1882年“临时法规”禁止犹太人居住在农村的村镇里，禁止犹太人拥有不动产，禁止犹太人租赁可以经营的土地，禁止犹太人在周日、基督教的节日里工作。事实上，“临时法规”减少了犹太人定居区的数量，他们只能居住在城市和镇上，犹太人的街区异常拥挤，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差，不得不挤在大城市中极不卫生的居民区。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俄国社会的反犹舆论十分强烈，中央报纸上大量文章已表现出了激烈的反犹主义态度。从1881年3月开始，报上的反犹运动越来越多、贫困的基督教居民也起来反犹太人，人们都认为犹太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挣钱，靠欺骗来发家，因此，人们有理由摧毁犹太人的房屋，砸烂他们的店铺，这些行为被认为是正义的。在警察局的允许下，19世纪80年代初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犹运动。尼古拉二世时期的黑色百人团挑起很多反犹事件，实际上暴力事件的真正罪魁是地方的政府和官员，政府为暴力事件创造了所有条件。小说《修配工》就是以这一时期为时代背景创作的，小说中犹太人的境遇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吻合。犹太人渐渐明白，俄国的环境从来就没有准备接受他们，暴力浪潮让许多人变得清醒，他们懂得了一个道理：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同化改变不了犹太人的命运，他们需要坚守自己的信仰，正视自己的身份，寻找新的道路，雅柯夫的转变也证实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无论俄国上层政府还是下层民众，对犹太人大多抱有偏见和敌视，沙皇对犹太人采用驱逐、同化、限制措施，甚至用暴力迫害犹太人。从俄国犹太人的起源、生存状况、俄国反犹政策可以看出，沙皇统治时期的俄国极其黑暗。犹太民族受到了宗教迫害、人格侮辱。马拉默德对上一代东欧犹太移民的感情很特别，虽然《修配工》中人物是虚拟的，但是小说反映的社会问题十分尖锐，马拉默德痛斥了反犹分子的劣行，用笔墨将历史事实再现。
小说中的反犹主义者
综观《修配工》，我们会发现雅柯夫·鲍克处于反犹主义者的重重包围中，他们出于不同的动机诬告、陷害雅柯夫，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对犹太人持有偏见。小说的开头雅柯夫急于背着行李渡过第聂伯河，他遇到的船夫开始就这样评价犹太人：
不管怎么说。上帝保佑我们大家不受血腥的犹太人的杀害……他们是高鼻子，大麻子，骗子……寄生虫！犹太人是魔鬼，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如果你注视一个犹太人脱去他臭味冲天的靴子，你就能看到一只裂开的脚。这真是一点不假。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一天天在侵蚀我们的祖国……我们要拯救自己，唯一的办法是消灭他们。我不是说，时刻对准他们的脑袋拳打脚踢将某个犹太人杀掉，而是说要把他们统统杀光，这方面，我们曾试过一阵子，但没有做好应该做的事。我说，我们应该号召同胞们一起行动，用刀枪、长矛、棍棒武装起来……
很明显，以船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众认为犹太人侵害俄国。为了拯救俄国必须消灭犹太人，船夫认为应该召集全俄国同胞一起向犹太人居住区发起进攻。马拉默德在小说开头借用了船夫的话来揭示犹太教与基督教思想上根深蒂固的矛盾，在这个充斥着反犹主义硝烟的城市里，雅柯夫面临的只有悲惨的命运。到达基辅之后，他在一个雪夜里偶然救起了“黑色百人团”成员——基督教徒尼古拉·马克西姆莫维奇，该人为了报答雅柯夫的救命之恩，给他找了一份工作，但当雅柯夫被捕之后，尼古拉和他的女儿基娜依达·尼古拉耶夫娜极力推卸责任，对雅柯夫落井下石。雅柯夫工作的砖厂负责人普罗斯柯与雅柯夫积怨已深，向警方诬告雅柯夫杀害基督教徒而将他逮捕。
反犹主义者们认为犹太人在肉体、智商和道德方面十分低劣，犹太人没有真正的感情，他们的道德体系是违法的，因此他们会把整个社会带坏。被害小男孩儿的母亲玛华是一个典型的反犹分子，她指责雅柯夫不仅杀人而且诈骗别人，干了很多淫猥的事情，她对犹太人抱有偏见，与犹太人不共戴天的仇恨让她将犯罪行为转嫁给雅柯夫。此外，天主教神父也声称犹太人敌视基督教徒，他教育俄国人说：
几个世纪以来，如他们的《圣经》和各种评论所说，犹太人血的声音指引他们去亵渎，去做出各种不可言喻的恐怖行动——比如，犹太教法典把血比作水和牛奶，煽动对非犹太人的仇恨，认为他们无非是牲畜，而不是人……他们在法典上写着“杀掉非犹太人中的好人”……宗教谋杀意味着将我主耶稣钉上十字架……
由此可见，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敌意和恶毒偏见十分严重，他们认为犹太人犯下滔天罪行，不可饶恕，犹太人应该受到惩罚。检察官格鲁贝索夫颠倒是非。坚持使用一系列伪证，把全部责任推向雅柯夫，“犹太人就是犹太人，有这个就够了，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性格是改变不了的。他们的本性是不变的。这已经为戈宾诺、张伯伦和别人的科学研究成果所证实。”格鲁贝索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犹分子，他声称犹太人没有一个是无罪的，更不用说是宗教的暗杀者了，他视雅柯夫为犹太国际秘密政府的代理人和宗教主义者。与世界犹太组织、奥地利海兹尔联盟、俄国自由党人一起搞地下阴谋活动，更有甚者指控雅柯夫与英国人串通企图推翻俄国的合法政府，还将雅柯夫与革命党联系起来。格鲁贝索夫的指控听起来义正词严，但满嘴都是编造的谎言，他小题大做，将犹太人的罪行编造得极其严重。把能够想象到的罪行都加了进去，非要判雅柯夫死刑。格鲁贝索夫让雅柯夫的妻子出面规劝他在“坦白书”上签字，让教父劝他皈依基督教，他们的谎言和借口直接或间接地给雅柯夫造成了伤害、使他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沙皇政府是整部小说中最凶残的反犹主义者，20世纪俄国处在俄日战争失败的阴影下，国内各种矛盾激化，沙俄政府无力掌握局面，迫切需要一个“替罪羊”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因此犹太人承担了社会动荡的罪责。沙俄政府没有能力改变国家的命运，改善人民的生活境遇，便把所有的过错推到犹太人身上、指责犹太人践踏法律，残害基督教徒。破坏社会稳定。小说结尾处，雅柯夫梦见自己仿佛坐在一张桌子旁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对话，尼古拉二世手里拿着一个圣母玛利亚的小小银制雕像，对雅柯夫严厉地说：
雅柯夫·斯帕索维奇，你虽然使我处于不利地位，我还得给你讲实话。这不仅仅是由于犹太人是共济会成员和革命党人，他们践踏我们的法律，为了免除他们对社会所负的责任，他们有计划地贿赂我们的警察，使他们腐化堕落。我对此可以宽恕一点，但别的不行，特别是你被控告的严重罪行。这使我个人感到厌恶。
很显然，沙皇以公正、仁慈为幌子迫害犹太人。他表面上要求国民诚实、懂得怜悯，而实际上以他为首的俄国政府官员残忍、不明事理、凶狠暴戾。雅柯夫与沙皇辩论道：受苦是无用的，如果身上压着一大堆不公平的东西，仅自然地这样过日子已经够受了。可见，无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沙皇政府的统治下都变得贫困、压抑、无知。
自古以来，政治统治和宗教密切联系，统治阶级需要宗教的维护，以加强权力的集中，而宗教也需要权力的保护，因此、宗教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统治的一种口号和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量。在宗教方面，基督教与犹太教矛盾重重，犹太教徒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与奉行暴力专制、沙文主义的俄罗斯民族格格不入。政府借民族主义来反对非东正教的民族，以分散公众的注意力，维护自己的权力。当时居住在俄国的犹太人被大规模屠杀，生活陷入灾难和阴影之中，小说中雅柯夫不间断的遭遇正是反犹势力暴力统治的结果。
雅柯夫意识到自己是俄国三百万犹太人中被偶然选中的牺牲品，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丢不掉犹太人的包袱，任何犹太人都是沙皇的敌人和受害者。犹太人寄人篱下，在寄居国受到歧视、驱逐、屠杀，反犹主义者千方百计攻击他们，从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到希特勒的“最后解决”，犹太人一直被排斥屠杀，他们受尽污辱和玷污，马拉默德借雅柯夫为整个犹太民族喊冤，他将反犹主义分子的狰狞嘴脸，卑鄙行径，残忍迫害融入小说中，控诉了基督教反犹主义的偏见、暴行。马拉默德营造了一个反犹的氛围，在那样的环境中，犹太人的命运注定是委屈、悲苦的。
雅柯夫的身心磨难
雅柯夫生活在反犹主义分子的包围中，他的内心充满不安和恐慌，每天吃不饱睡不安、身心上备受折磨，反犹主义对他的精神和肉体带来极大的伤害，他的个体不再自由，在被限定的状态下受到种种磨难，精神困恼与生活困境交织，他忍受痛苦以换取整个民族的名誉与生存。
被关进牢房之后，雅柯夫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在牢房中不断遭到不同的人的暴打。格鲁贝索夫用木尺抽打他，士兵用拳头猛击他、他因不小心将裤子和靴子弄湿了，而被看守卫兵猛打，他的右耳几乎失聪。牢房像冰窖一样寒冷，又臭又潮，监狱长每天两次“搜身”，命令雅柯夫脱光衣服，“大衣、监狱发的夹克，没有纽扣的衬衫，这些衣服从来没有洗过……”
他在牢房里吃的食物不堪入目，其他单间囚室里犯人吃的差劲的食物由别的犯人拿去，但犹太人的食物必须由看守员给带过去，看守员有时捎给他稀饭、菜汤或面包时就说：给你一碗基督的血。雅柯夫的褥子铺在潮湿的地板上，褥子里有臭虫，他背上酸痛，底下的稻草散发着泥土味，看守员在冬季给了他一条破毛毯。囚室里有一张三条腿的板凳和一张沾有油污的小木桌，角落有一桶水，对面放着发臭的大小便罐子，他被允许每天把粪倒进一只木桶里、其他犯人用小车推出去。
在如冰窖的牢房中。雅柯夫每天两次被检查身上有什么东西，季特尼亚克和副监狱长穿着发臭的高筒靴在囚室命令雅柯夫脱光衣服，这些衣服从未洗过，虽然他要求准许他洗一洗，但没有获准。他们让雅柯夫把汗衫、短袜和木底鞋都脱掉，还让他把脚趾伸开，检查他的脚沟。漫长而细致的搜查后来由每日两次增加到每日三次。除了忍受艰苦的牢狱环境之外，他还被其他囚犯欺负和毒打。在区法院的监牢中，雅柯夫被其他犯人打晕，躺在地上动弹不了，当他被转移到基辅的监狱后，几个老囚犯对他十分警惕，看到他留着长发，便怀疑他是密探而毒打他；更有甚者，雅柯夫被反锁在墙上，上厕所弄湿墙壁而被看守员毒打。
雅柯夫的脚被鞋子和地板磨烂了，“脚越肿越厉害……好像被铁链捆起来放在火上烤。”医生检查后告诉他需要到检查室治疗，而他只能用双手和膝盖从囚室爬到走廊。
副监狱长为让雅柯夫早点认罪，往他饭菜里加毒药，使他腹泻不止，体力不支。马拉默德通过小说的形式把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诽谤与杀害展示出来，他将雅柯夫在监狱里受到的肉体上的折磨刻画得如此细致、生动，唤起了读者对犹太人的同情和对基督教反犹分子的憎恨。
除了肉体上的折磨之外，雅柯夫还承受着精神上的苦恼。雅柯夫在监狱中的生活是小说的一个重点，他经历了绝望的孤独、对命运的恐惧以及无望的等待，精神上的折磨让他痛苦不堪。当格隆芬告密把雅柯夫的信件交给监狱长后。雅柯夫被关进单人牢房里，孤独笼罩着他，他连倾诉、交流的对象都没有。比比柯夫的被害让雅柯夫对命运充满恐惧，他做梦都梦见反犹分子在杀害他。看守人员从不告诉他庭审的日子，遥遥无期的等待是一种煎熬，两年半的牢狱生活让他变得愿意为别人受苦，愿意为整个犹太民族受苦。马拉默德在小说中通过运用“十二月的清晨”“冬天某日…‘第三个夏天”等词语巧妙地表现了主人公面对无期等待的焦灼与痛苦，雅柯夫在狱中不知道具体时间，看守员拒绝告诉他时间，“他要等待多久呀？他那沉重的脑袋瓜子装着月、日、分……他等待着那不知道的时间……”
此外，雅柯夫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折磨还包括宗教上的洗脑，看守员给了他一本《新约全书》，告诉他《旧约》对他一点儿好处也没有，讲的都是犹太人到处乱闯的事情，乱七八糟，谈不上是宗教信仰，希望他读读《福音书》转变一下自己的观念。雅柯夫认真地读着《新约》，被书中耶稣的受难而深感痛苦，但是他明确地提出质疑——如果耶稣为人类而受难，人们相信耶稣的话，那么人们明明知道他是无罪的，为什么一直把他关在牢狱中，不发发慈悲把他放出去呢？这一质疑直接点出了基督教徒的无知、愚昧，以及对犹太人的阴险凶恶。
综上所述，基督教反犹主义中的宗教因素是最重要的，它营造了西方社会最基本的反犹氛围，影响着广泛的群众心理。犹太教徒从中古时代起与基督教徒在经济上的纠葛、社会上的隔膜与矛盾加剧了两教之间的对立与斗争。马拉默德是带着义愤、痛苦来创作这部小说的，从《修配工》开始，他意识到了两教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开始关注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摩擦、对立与冲突，他不再像创作《天生的运动员》和《店员》等早期作品那样刻意展现优秀、积极的基督教传统文化，而是将关注重点放在两教关系上，从更高层面开始客观地分析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随着作者看问题深度和广度的增加，马拉默德开始全面、深刻地揭示两种宗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呼吁和平、理解和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