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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7年阎锡山在山西施行村政建设，将富有成效的村子设为“模范村”，以供其他乡村参考仿效。古唐村是太原县知事欧阳英在晋祠镇的基础上编制的村子，他在古唐村设计并实行了一套村政建设实验方案，主要包括兴办教育、实业、社会事业三方面，以启发村民的自治意识与发展乡村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古唐模范村的村政建设是阎锡山村政建设的地方实践缩影，虽然成效有限且存在的时间较短，但为同时期其他省县域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
关键词：模范村;古唐村;民国山西;村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9-0088-03
近代以降，受剧烈的社会变革和西方近代化思想制度的影响，使得传统的国家——乡村相对割裂的社会结构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国家政权逐步深入乡村与近代化意义上的乡村建设现象。为解决山西农村衰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等问题，时任山西督军兼省长的阎锡山于1917年开始施行村政建设，时称“山西村政”。太原县知事欧阳英在晋祠试办古唐自治模范村，以教育开启民智，以实业发展经济，以社会事业唤起民众的爱群之心。可以说，古唐村的村政建设是山西村政建设付诸实践的一个缩影。
一、古唐村的区位环境
古唐村即晋祠镇所在地，据刘大鹏《晋祠志》记载：“晋祠名胜，历年久矣。然地虽名胜，而祠宇倾颓不足饜游人之耳目。太原县历任之官……任其摧残败坏，而漠然不关于其心。民国九年庚申春，福建侯闵欧阳唐民公英来知太原县事，目击心恻，遂锐意振兴一切政治，则以晋祠为周唐叔虞之封邑，系古唐地，因改晋祠镇名为古唐村。”[1]欧阳英解释道，“改此村曰古唐村，顾名思义，述古似胜，创新为政，观风邑化，原基材治，晋祠为古唐之胜迹，太原为古唐之旧治，因以名村。”[2]他在《呈为试办古唐模范村请乞》中说道：“鉴核备案事，窃维泰山不让土壤，所以成其高;河海不泽细流，所以成其巨。方今吾晋政治，纲举目张，允克称为模范省，不揣鄙陋上礼：钧宪用民之真意，下察村人自治之动机，于县署晋祠镇试办古唐模范村，以窃拟土壤细流之列敬为我。”[3]由此可知，时任太原知事的欧阳英考虑到晋祠庙宇破败倾颓，有损晋祠历来之声誉，又欲振兴一切政治，修复晋祠，鉴于晋祠的文化历史源流，遂于1920年将晋祠镇改名为古唐村。欧阳英题“古唐邨”字样令石匠刻成两块石匾，分别镶嵌在晋祠南北两堡的堡门上方。
古唐村位于太原县治的西南方约十里，“有明中叶镇人筑堡以御胡虏，至今雉堞完好，晋祠风景清丽，名流揽胜，冠盖络绎。村之区域纵长二里半，横袤一里，总面积七方里。溪河山丘占二里半，田舍占四里半，为清源、榆次、太谷及省会交通之重要区域，特占佳胜。此本村所以足为自治之模范也。”[4]村东距长巷村一百二十步，村西过半里路即为深山大亭台顶，向南半里即为索村，北距赤桥村仅九十步，村东北三十步处即是纸房村，村子的西北一百五十步处即是明仙峪。
根据欧阳英的记录可知，1920年古唐村的户口总数为229户，男女幼壮人口总数为1165人（男口与壮丁有重复者），其中废疾者7人、客籍有23人。按当时的编村规模，古唐村并不属于大编村。古唐村的土地分水田和旱田两种，其中水田有130亩、旱田仅10亩。这是因为该村得水利之便，《山海经》记载“悬瓮之山，晋水出焉”，晋水的源头就在晋祠内的难老泉、鱼沼泉、善利泉三泉，其流量则以难老泉为最。附近的村庄亦得水利之便，土地灌溉方便。
正是由于水田多、旱田少的土地构成，古唐村的杂粮作物较少，盛产稻米与藕，且旱涝皆可丰收，同时村民也种植麦、谷、蔬菜、水果等作物。村内地狭人稠，靠种地为生的仅有40余家70余人，而靠农副产品经营商业和杂业为生的居多数。古唐村盛产桃、杏、枣、核桃等农副产品，产量较为可观，多销售于省城、邻县与本地。杂业为手工制造草帽与草苫，开采石灰、煤炭与白矾，多销于邻县和太原县城，产量和收入是很高的。古唐村的民户“长经商，善居积”，该村也成为商务繁盛之地。
二、县知事欧阳英的古唐村政实验
（一）兴办教育
阎锡山主张用教育来启发民智，将教育看做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欧阳英认为人民智识、道德的基础全赖于教育，因此在古唐村的村政实验中非常重视发展教育。
古唐村之前就有一所国民学校和女子国民学校，设在奉圣禅寺，但是基础设施与课程设置都不是很完备，“既不足以言造就而一般人民，又无从受熏陶之泽，故求自治进化之速，必自教育始。”[5]在村政建设第一期，主要是完善国民学校的课程，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解决女子国民学校屋宇褊狭、缺乏女教员等问题，在1920年将女校迁至文昌宫内，聘请张秀楣女士为教员，并添设蚕桑课，教授女学生养蚕技巧，用于发展家庭经济。
考虑到“谋教育之发达，则高等小学为中学、大学之基础，非此无以宏造就，”在古唐村设高等小学一所，由村长牛玉鉴带头集资创建，当年的经费由县财政补助。又在奉圣寺之柏月山房建一所国民补习学校，这是专为超过学龄的青少年设置的，“从此比户无失学之童，入境悉诵声之雅。”[5]
还在晋祠内的关圣庙设置商业传习所，专门培养村民的商业技巧，各户指定一人在营业余闲时前往传习所里学习，“俾贸易商人均得增长其智识，而振刷其精神，庶商务蒸蒸日上，大足为本村自治之后劲。”[6]
在唐叔祠内设洗心社分社，以求“挽救人心，匡扶世道”，加强自治，这是古唐村创办的社会教育。刘仁航在《古唐村难老泉歌赠太原县长欧阳君》中写到：“奇哉古唐村，难老泉涌吐。清涟石疑玉，碧绿藻如组。……洗涤除众恶，川流常不腐（村亦有洗心分社）。”[7]此外，古唐村还设置了格言堂與宣讲所，将当时宣传村政的格言标语及阎锡山的训词张贴在格言堂里。
为响应提倡国语运动，古唐村于1920年在关圣庙内设国语传习所，“每户指定一人男子，习完回家且以转授其妇女，以期本村老幼妇孺无一不识字之人。”[8]同时，在村子里设置图书馆与佛教图书馆，内置善良社会之图书，供村人学习。 （二）兴办实业
“六政三事”中植树、蚕桑、造林、种棉、畜牧皆为发展生产的实业措施。欧阳英在古唐村的实业建设按两期进行，设置实业团体与发展实业团体同时进行，组建的实业团体有林业促进会、棉业促进会、蚕桑研究会、商会事务所、物产陈列所等。
古唐村背靠悬瓮山，周围多为荒山。时值中央政府与山西政府推广植树造林，按照省政府章程，古唐村在晋祠内玉皇阁设林业促进会，以推进造林实业。在村西面空地和悬瓮山上建造林场，“林场按户口人数递年增植渐推渐广，不难遍地成荫，且悬瓮山头青葱尤，足见自治村之景象审计二十年以后，本村造林收入当为生产一大宗矣。”[9]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记载了县知事勒令各村栽树一事：“本县知事勒令各村栽树木，每户一株，违者罚大洋数元。”[10]另设苗圃，为林场培育树苗。
山西境内历史上只有晋南各县种植棉花，大部分的棉花多来自于河南、河北二省，远远不能满足全省人民的需求。阎锡山大力提倡种棉，在外省购取优良棉种，分到各县试种。因为种棉相较于植树造林来说获利较快，因此古唐村成立棉业促进会，向村民讲授种棉制棉的方法，以期获取棉业利益。
蚕桑作为“六政”之一得到大力推广。古唐村环境气候适合植桑养蚕，为此在女子国民学校添授蚕桑课程，成立蚕桑研究会，令各户互相研究养蚕技巧。选举村长为蚕桑研究会会长，会长将蚕桑利益好处向村民讲演，以唤起村人发展蚕桑业。此外，在村中设置商务会所，置物产陈列所，以巩固村商业团体，“将本村已有成绩与他村之物产陈列展览比较优劣于公输祠”。[8]自种桑条例颁布以来，村民逐渐了解并接受了养蚕植桑的好处。欧阳英命人在古唐村租地三十余亩设置为种桑模范区，使种桑户均以此为榜样。
（三）兴办社会事业
推进村政建设首先是发展教育，其次是发展实业，目的在于开发人民的智识，发展生产。然而“教育施诸学龄，实业虽厚殖，一般人顽固，依然毫无公益之心，娱乐之法。”这样就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自治模范村，因而借助兴办社会事业来教化百姓，提高村民自治之兴趣就是十分必要的。古唐村的社会事业分为公益事业与俱乐事业两种。公益事业的创办意在培养村人“信、实、进取、爱群”之心，主要设有惩莠恤贫公会、家庭教育改进会、古唐村新闻社等，第二期设施中拟增设医院、贫民习艺所、养济院。俱乐事业的创办最具现代性，主要有公共体育场、儿童游戏场、同乐球房、第一泉沐浴场、公告亭、警察派出所、品茗轩、游览人招待所，第二期设施中拟增设游泳浅水艇以娱乐游客。
三、时人评价与古唐自治模式的福州“移植”
古唐自治模范村试办以后小有成效，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政治团体、个人前来参观考察。1921年，江苏省省长派吴庚鑫来山西考察村政建设事宜。在考察完古唐自治模范村后，吴庚鑫评价道“事务所取合议制度，事无巨细，必出于公开讨论，既终切实进行，一洗观望推诿之风，故每提一议，乐赞者如桴，斯乡渐至小民、妇孺，皆知自治之精神。”[3]1922年春天，北京宛平县考察团前往古唐村进行考察。是年十一月，国务总理颜惠庆带领前驻日公使胡馨吾、司法总长张耀曾等人前去参观。张耀曾在古唐村发表演讲说道：“贵村自改自治模范村以来，声名播于遐迩。今见各界人员，皆精神焕发，有自新之气象。”[10]同年，阎锡山带领随员在古唐村游览考察了一周的时间，并召集闾邑村长开同乐大会，盛况空前。
刘仁航在《太原古唐自治模范村序》中讲道：“政治社会建设均注意于家庭村治之改革，模范村之思潮日盛，村制上总其成者，为区自治……异日若有模范省出现于中国，其庶几山西乎。”[11]其在总体上肯定了山西的村政建设。江亢虎对古唐村的发展亦颇为认可，认为欧阳英创办的自治模范村是“操牛刀以烹小鲜，亦赖于三晋僻左，坐镇有人”，得益于山西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阎锡山的支持。
对古唐自治模范村的评价亦有批判的声音，如焕文在《山西的模范村》中对古唐村大加批判，指出欧阳英在古唐村实施的建设方案是抄袭日本稻取村和贺振村的几条章程，并在文中接连质问是否真正实行。
欧阳英知事离职三晋后，成为推广山西村政建设模式第一人。他于1923年充任宛平县行政科长，与宛平县汤知事一起以山西村政建设为模本筹备了中华全国村市建设协会。1928年欧阳英出任福建省闽侯县县长，经过多方考察，选定闽侯县西门外的西湖（今属福州市鼓楼区）设立模范自治村。
欧阳英在福州西湖模范自治村策划的设施方案与古唐村的方案大同小异。政治方面主要着手于宣传与自治，给村民发行印刷品，派宣讲员进行讲演，以提高村民的自治意识，成立自卫民团与仲裁代表会，解决村庄纠纷事务。教育方面发展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经济方面发展村内渔业，鼓励发展村副业及植树造林。公益事业方面设置医院、公立慈善机关、公共体育场、职业介绍所等。此外，最富成效的是改进西湖公园，西湖公园是福州的名胜，这与欧阳英在晋祠所做的修葺工作有直接关系。
西湖模范自治村的试验与其他乡村建设试验一样，是在承认现存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做点滴改良。加之当时福建省政局混乱，公务人员去留不定，使得西湖模范自治得不到有力和一贯的支持，故在1930年6月欧阳英离职之后，西湖村自治实验随之结束。
四、结语
太原县知事欧阳英于1920年亲自操刀设计建设方案，力图将晋祠镇打造成为一个自治模范村。在古唐村进行的自治探索，是将阎锡山的“用民政治”“村本政治”理论付诸农村的实践活动。其实践设施从教育、实业、社会事业三方面入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然古唐模范村的村政建设存在的时间较短，但为同时期其他省县域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
参考文献：
[1]刘大鹏.晋祠志（十六卷卷首）[M].清抄本.
[2]记山西自治模范村古唐村[N].京报，1920-10-15.
[3]吴庚鑫.山西自治行政实察记[M].上海：上海广益书局，1928.
[4]欧阳英.古唐自治模范村设立旨趣及设施[J].世风，1921（1）.
[5]记山西自治模范村古唐村[N].京报，1920-10-16.
[6]记山西自治模范村古唐村[N].京报，1920-10-17.
[7]古唐村难老泉歌赠太原县长欧阳君[J].来复，1920（103）.
[8]记山西自治模范村古唐村[N].京报，1920-10-20.
[9]记山西自治模范村古唐村[N].京报，1920-10-21.
[1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乔志强标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19.
[11]古唐村連次开会之盛况补志[J].来复，1922（231）.
[12]刘仁航.太原古唐自治模范村序[J].来复，1920（160）.
作者简介：牛鸣昊（1995—），男，汉族，山东滨州人，硕士，单位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
关键词：模范村;古唐村;民国山西;村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9-0088-03
近代以降，受剧烈的社会变革和西方近代化思想制度的影响，使得传统的国家——乡村相对割裂的社会结构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国家政权逐步深入乡村与近代化意义上的乡村建设现象。为解决山西农村衰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等问题，时任山西督军兼省长的阎锡山于1917年开始施行村政建设，时称“山西村政”。太原县知事欧阳英在晋祠试办古唐自治模范村，以教育开启民智，以实业发展经济，以社会事业唤起民众的爱群之心。可以说，古唐村的村政建设是山西村政建设付诸实践的一个缩影。
一、古唐村的区位环境
古唐村即晋祠镇所在地，据刘大鹏《晋祠志》记载：“晋祠名胜，历年久矣。然地虽名胜，而祠宇倾颓不足饜游人之耳目。太原县历任之官……任其摧残败坏，而漠然不关于其心。民国九年庚申春，福建侯闵欧阳唐民公英来知太原县事，目击心恻，遂锐意振兴一切政治，则以晋祠为周唐叔虞之封邑，系古唐地，因改晋祠镇名为古唐村。”[1]欧阳英解释道，“改此村曰古唐村，顾名思义，述古似胜，创新为政，观风邑化，原基材治，晋祠为古唐之胜迹，太原为古唐之旧治，因以名村。”[2]他在《呈为试办古唐模范村请乞》中说道：“鉴核备案事，窃维泰山不让土壤，所以成其高;河海不泽细流，所以成其巨。方今吾晋政治，纲举目张，允克称为模范省，不揣鄙陋上礼：钧宪用民之真意，下察村人自治之动机，于县署晋祠镇试办古唐模范村，以窃拟土壤细流之列敬为我。”[3]由此可知，时任太原知事的欧阳英考虑到晋祠庙宇破败倾颓，有损晋祠历来之声誉，又欲振兴一切政治，修复晋祠，鉴于晋祠的文化历史源流，遂于1920年将晋祠镇改名为古唐村。欧阳英题“古唐邨”字样令石匠刻成两块石匾，分别镶嵌在晋祠南北两堡的堡门上方。
古唐村位于太原县治的西南方约十里，“有明中叶镇人筑堡以御胡虏，至今雉堞完好，晋祠风景清丽，名流揽胜，冠盖络绎。村之区域纵长二里半，横袤一里，总面积七方里。溪河山丘占二里半，田舍占四里半，为清源、榆次、太谷及省会交通之重要区域，特占佳胜。此本村所以足为自治之模范也。”[4]村东距长巷村一百二十步，村西过半里路即为深山大亭台顶，向南半里即为索村，北距赤桥村仅九十步，村东北三十步处即是纸房村，村子的西北一百五十步处即是明仙峪。
根据欧阳英的记录可知，1920年古唐村的户口总数为229户，男女幼壮人口总数为1165人（男口与壮丁有重复者），其中废疾者7人、客籍有23人。按当时的编村规模，古唐村并不属于大编村。古唐村的土地分水田和旱田两种，其中水田有130亩、旱田仅10亩。这是因为该村得水利之便，《山海经》记载“悬瓮之山，晋水出焉”，晋水的源头就在晋祠内的难老泉、鱼沼泉、善利泉三泉，其流量则以难老泉为最。附近的村庄亦得水利之便，土地灌溉方便。
正是由于水田多、旱田少的土地构成，古唐村的杂粮作物较少，盛产稻米与藕，且旱涝皆可丰收，同时村民也种植麦、谷、蔬菜、水果等作物。村内地狭人稠，靠种地为生的仅有40余家70余人，而靠农副产品经营商业和杂业为生的居多数。古唐村盛产桃、杏、枣、核桃等农副产品，产量较为可观，多销售于省城、邻县与本地。杂业为手工制造草帽与草苫，开采石灰、煤炭与白矾，多销于邻县和太原县城，产量和收入是很高的。古唐村的民户“长经商，善居积”，该村也成为商务繁盛之地。
二、县知事欧阳英的古唐村政实验
（一）兴办教育
阎锡山主张用教育来启发民智，将教育看做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欧阳英认为人民智识、道德的基础全赖于教育，因此在古唐村的村政实验中非常重视发展教育。
古唐村之前就有一所国民学校和女子国民学校，设在奉圣禅寺，但是基础设施与课程设置都不是很完备，“既不足以言造就而一般人民，又无从受熏陶之泽，故求自治进化之速，必自教育始。”[5]在村政建设第一期，主要是完善国民学校的课程，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解决女子国民学校屋宇褊狭、缺乏女教员等问题，在1920年将女校迁至文昌宫内，聘请张秀楣女士为教员，并添设蚕桑课，教授女学生养蚕技巧，用于发展家庭经济。
考虑到“谋教育之发达，则高等小学为中学、大学之基础，非此无以宏造就，”在古唐村设高等小学一所，由村长牛玉鉴带头集资创建，当年的经费由县财政补助。又在奉圣寺之柏月山房建一所国民补习学校，这是专为超过学龄的青少年设置的，“从此比户无失学之童，入境悉诵声之雅。”[5]
还在晋祠内的关圣庙设置商业传习所，专门培养村民的商业技巧，各户指定一人在营业余闲时前往传习所里学习，“俾贸易商人均得增长其智识，而振刷其精神，庶商务蒸蒸日上，大足为本村自治之后劲。”[6]
在唐叔祠内设洗心社分社，以求“挽救人心，匡扶世道”，加强自治，这是古唐村创办的社会教育。刘仁航在《古唐村难老泉歌赠太原县长欧阳君》中写到：“奇哉古唐村，难老泉涌吐。清涟石疑玉，碧绿藻如组。……洗涤除众恶，川流常不腐（村亦有洗心分社）。”[7]此外，古唐村还设置了格言堂與宣讲所，将当时宣传村政的格言标语及阎锡山的训词张贴在格言堂里。
为响应提倡国语运动，古唐村于1920年在关圣庙内设国语传习所，“每户指定一人男子，习完回家且以转授其妇女，以期本村老幼妇孺无一不识字之人。”[8]同时，在村子里设置图书馆与佛教图书馆，内置善良社会之图书，供村人学习。 （二）兴办实业
“六政三事”中植树、蚕桑、造林、种棉、畜牧皆为发展生产的实业措施。欧阳英在古唐村的实业建设按两期进行，设置实业团体与发展实业团体同时进行，组建的实业团体有林业促进会、棉业促进会、蚕桑研究会、商会事务所、物产陈列所等。
古唐村背靠悬瓮山，周围多为荒山。时值中央政府与山西政府推广植树造林，按照省政府章程，古唐村在晋祠内玉皇阁设林业促进会，以推进造林实业。在村西面空地和悬瓮山上建造林场，“林场按户口人数递年增植渐推渐广，不难遍地成荫，且悬瓮山头青葱尤，足见自治村之景象审计二十年以后，本村造林收入当为生产一大宗矣。”[9]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记载了县知事勒令各村栽树一事：“本县知事勒令各村栽树木，每户一株，违者罚大洋数元。”[10]另设苗圃，为林场培育树苗。
山西境内历史上只有晋南各县种植棉花，大部分的棉花多来自于河南、河北二省，远远不能满足全省人民的需求。阎锡山大力提倡种棉，在外省购取优良棉种，分到各县试种。因为种棉相较于植树造林来说获利较快，因此古唐村成立棉业促进会，向村民讲授种棉制棉的方法，以期获取棉业利益。
蚕桑作为“六政”之一得到大力推广。古唐村环境气候适合植桑养蚕，为此在女子国民学校添授蚕桑课程，成立蚕桑研究会，令各户互相研究养蚕技巧。选举村长为蚕桑研究会会长，会长将蚕桑利益好处向村民讲演，以唤起村人发展蚕桑业。此外，在村中设置商务会所，置物产陈列所，以巩固村商业团体，“将本村已有成绩与他村之物产陈列展览比较优劣于公输祠”。[8]自种桑条例颁布以来，村民逐渐了解并接受了养蚕植桑的好处。欧阳英命人在古唐村租地三十余亩设置为种桑模范区，使种桑户均以此为榜样。
（三）兴办社会事业
推进村政建设首先是发展教育，其次是发展实业，目的在于开发人民的智识，发展生产。然而“教育施诸学龄，实业虽厚殖，一般人顽固，依然毫无公益之心，娱乐之法。”这样就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自治模范村，因而借助兴办社会事业来教化百姓，提高村民自治之兴趣就是十分必要的。古唐村的社会事业分为公益事业与俱乐事业两种。公益事业的创办意在培养村人“信、实、进取、爱群”之心，主要设有惩莠恤贫公会、家庭教育改进会、古唐村新闻社等，第二期设施中拟增设医院、贫民习艺所、养济院。俱乐事业的创办最具现代性，主要有公共体育场、儿童游戏场、同乐球房、第一泉沐浴场、公告亭、警察派出所、品茗轩、游览人招待所，第二期设施中拟增设游泳浅水艇以娱乐游客。
三、时人评价与古唐自治模式的福州“移植”
古唐自治模范村试办以后小有成效，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政治团体、个人前来参观考察。1921年，江苏省省长派吴庚鑫来山西考察村政建设事宜。在考察完古唐自治模范村后，吴庚鑫评价道“事务所取合议制度，事无巨细，必出于公开讨论，既终切实进行，一洗观望推诿之风，故每提一议，乐赞者如桴，斯乡渐至小民、妇孺，皆知自治之精神。”[3]1922年春天，北京宛平县考察团前往古唐村进行考察。是年十一月，国务总理颜惠庆带领前驻日公使胡馨吾、司法总长张耀曾等人前去参观。张耀曾在古唐村发表演讲说道：“贵村自改自治模范村以来，声名播于遐迩。今见各界人员，皆精神焕发，有自新之气象。”[10]同年，阎锡山带领随员在古唐村游览考察了一周的时间，并召集闾邑村长开同乐大会，盛况空前。
刘仁航在《太原古唐自治模范村序》中讲道：“政治社会建设均注意于家庭村治之改革，模范村之思潮日盛，村制上总其成者，为区自治……异日若有模范省出现于中国，其庶几山西乎。”[11]其在总体上肯定了山西的村政建设。江亢虎对古唐村的发展亦颇为认可，认为欧阳英创办的自治模范村是“操牛刀以烹小鲜，亦赖于三晋僻左，坐镇有人”，得益于山西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阎锡山的支持。
对古唐自治模范村的评价亦有批判的声音，如焕文在《山西的模范村》中对古唐村大加批判，指出欧阳英在古唐村实施的建设方案是抄袭日本稻取村和贺振村的几条章程，并在文中接连质问是否真正实行。
欧阳英知事离职三晋后，成为推广山西村政建设模式第一人。他于1923年充任宛平县行政科长，与宛平县汤知事一起以山西村政建设为模本筹备了中华全国村市建设协会。1928年欧阳英出任福建省闽侯县县长，经过多方考察，选定闽侯县西门外的西湖（今属福州市鼓楼区）设立模范自治村。
欧阳英在福州西湖模范自治村策划的设施方案与古唐村的方案大同小异。政治方面主要着手于宣传与自治，给村民发行印刷品，派宣讲员进行讲演，以提高村民的自治意识，成立自卫民团与仲裁代表会，解决村庄纠纷事务。教育方面发展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经济方面发展村内渔业，鼓励发展村副业及植树造林。公益事业方面设置医院、公立慈善机关、公共体育场、职业介绍所等。此外，最富成效的是改进西湖公园，西湖公园是福州的名胜，这与欧阳英在晋祠所做的修葺工作有直接关系。
西湖模范自治村的试验与其他乡村建设试验一样，是在承认现存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做点滴改良。加之当时福建省政局混乱，公务人员去留不定，使得西湖模范自治得不到有力和一贯的支持，故在1930年6月欧阳英离职之后，西湖村自治实验随之结束。
四、结语
太原县知事欧阳英于1920年亲自操刀设计建设方案，力图将晋祠镇打造成为一个自治模范村。在古唐村进行的自治探索，是将阎锡山的“用民政治”“村本政治”理论付诸农村的实践活动。其实践设施从教育、实业、社会事业三方面入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然古唐模范村的村政建设存在的时间较短，但为同时期其他省县域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
参考文献：
[1]刘大鹏.晋祠志（十六卷卷首）[M].清抄本.
[2]记山西自治模范村古唐村[N].京报，1920-10-15.
[3]吴庚鑫.山西自治行政实察记[M].上海：上海广益书局，1928.
[4]欧阳英.古唐自治模范村设立旨趣及设施[J].世风，1921（1）.
[5]记山西自治模范村古唐村[N].京报，1920-10-16.
[6]记山西自治模范村古唐村[N].京报，1920-10-17.
[7]古唐村难老泉歌赠太原县长欧阳君[J].来复，1920（103）.
[8]记山西自治模范村古唐村[N].京报，1920-10-20.
[9]记山西自治模范村古唐村[N].京报，1920-10-21.
[1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乔志强标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19.
[11]古唐村連次开会之盛况补志[J].来复，1922（231）.
[12]刘仁航.太原古唐自治模范村序[J].来复，1920（160）.
作者简介：牛鸣昊（1995—），男，汉族，山东滨州人，硕士，单位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