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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复礼（Frederick W.Mote，1922-2005）先生是北美著名的汉学家，一九四六年就读于金陵大学，随王崇武研读明史，这段经历奠定了他一生治学以明史为重的学术轨迹。牟复礼于一九六九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办东亚学系，经过数十年耕耘，使该系成为北美汉学的重镇。在牟复礼的著作中，最为中国学人所熟知的，是在“剑桥中国史”系列中与崔瑞德联合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上下两册。
《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册出版于一九八八年，下册在一九九八年出版，间隔十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打开，中外学术交流也逐渐频繁。当时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沈定平先生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应邀赴美，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访问研究。基于访问期间与北美汉学家建立的私人友谊，沈定平在回国之后还与美国学术界保持了比较紧密的联系，通过书信往来，讨论学术，其中不少议题，即使如今看来，仍然是我们阅读新著、辨证旧闻、思考中西为学之同异时所无法回避的。牟复礼即是与他通信论学的著名学者之一。虽然沈定平给对方的去函没有抄件保存，但牟复礼在回函时往往会提及所问，逐一作答，如今翻看，依然能令读者感知两人在问答之间的关怀所在。
在牟复礼给沈定平的通信中，有两封是关于《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一封写于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是对沈定平于该月六日来函的回复。另一封信写于同年十一月一日，是对沈定平八月来信的回函。当时牟复礼尚未从普大退休，只是减少了授课，一年中有时会住在科罗拉多州的格兰比小镇，因此在二月的回信中开篇即说“您二月六日来信，从普大转寄到此”，还手绘了一个箭头，指向信笺右上方钤章的小镇地址。
沈定平在一九九三年初给牟复礼去信，是告知《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中译本（张书生、杨品泉等译）已经于一九九二年二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就此事，牟复礼表示，对历史所翻译此书的计划，他并不知情，此书有中译本，“出乎我预料之外”。牟复礼说，这部《剑桥中国明代史》“针对的读者是在中国以外，对中国历史无甚认识的史学家、大学生之类的西方知识分子”。他甚至认为：“我不敢相信这样的著作对中国读者会有价值。”这当然是谦逊地示意。事实上，这类由专家撰写，类似大学生读物的文史著作，既有可读性，又有严谨性，在西方出版市场非常畅销。牟复礼早年的著作《中国思想之渊源》和退休后撰写的大部头《帝制中国：900—1800》，都是属于此类而深受欢迎。即使如此，对于《剑桥中国明代史》这部新著的中译工程，牟复礼仍然客气地表示：“贵所张书生先生、杨品泉先生等同仁愿意承担这样艰巨之工作，而贵所当局又肯消费巨款把书出版发行，真是感谢万分！”
接下来，牟复礼转入对沈定平来信中提到的两个具体问题一一作答。其一是对Elite一词的解释，说这是一个法语词，它的产生和使用有当时法语文化中独特的背景，借用到英语，用法已经比法语中的稍广。他认同《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译者将Elite翻译成“精英”，还解释说：“现今在一般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这一词的意思是‘上层人物’或‘上层社会’‘上等阶层’，有时可以翻译成‘名流’，并不是马克思指为‘统治阶级’‘特权阶层’等。因为Elite不一定总是有钱有势的人。Elite是按照某种个人成就的标准可以算是有名望的最精锐的人。”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写作宗旨。从牟复礼的回信来看，沈定平的问题可能是该书的编写是否有“一些贯彻始终的思路和線索”，以指导阐述和分析历史。牟复礼坦陈“这个问题就较难答复”。《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册共十二章，十位作者，牟复礼在信中说：“我们十几个人合写的这本《明代史》上册，各章的作者有一半是我从前的学生，也有三四位是老前辈，另外两三位是较年轻的学者，但不是在普大念过的。”牟复礼说，作为主编，“我虽然对这些作者都相当熟，我并不一定了解清楚他们修史的主旨，不能担保他们有无梁任公所谓‘史家的四长’”。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到的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是在刘知几、章学诚的基础上所论，当然是撰史者的高标准，读史者也不必苛责每部史著都能出自德、学、识、才兼备的史学工作者之手。但牟复礼对研究者的熟悉，却是事实。作者中的蓝德彰（John D.Langlois，Jr.）、陈学霖、盖杰民（James Geiss）等都是牟复礼的学生。其他作者也都是学术水准为牟复礼认可的学者，例如黄仁宇，他在加入《剑桥中国明代史》写作组期间，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聘，但他当时为寻找出版社而处处碰壁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却得到了牟复礼和崔瑞德的共同肯定。牟复礼曾组织写作组成员就此书开会研讨，崔瑞德还帮助黄仁宇找寻出版社安排出版。
虽然牟复礼在信中说他不了解合作者的修史主旨，但却肯定了一众作者在处理历史事实时所秉持的“实事求是”宗旨。牟复礼此处用了引号，他想强调的很可能是源自《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著史精神。牟复礼表示：“我相信我们都是很怀疑大规模的理论;见到什么通盘的假设，什么‘科学’的学说，我们或者要去研究、考虑、辨析，但最后多半是要‘敬鬼神而远之’。”牟复礼解释说：“不是说我们要放弃一切的概念：那明显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认为概念是不断在修改的工具而已，它的本身并不是历史事实。”应该说，牟复礼强调的“实事求是”就是对史料谨慎辨析，对成说高度怀疑，将定见置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审视，将解释历史的理论与历史本身做合理区分的研究态度。
此外，牟复礼还强调了在著史过程中怀着的中西对比基调。他说：“我们（不管是西方人，[还]是华裔人），因为在西方读过书，或在意或不在意的，时时都有（在脑后，在心下）作比较东方西方，比较中外的倾向。因此我们的看法往往和中国同行不大一样。我们分析史事所考虑到的因素，会受这方面的影响。”（笔者按：圆括号为信中原有，方括号为笔者所加。）这种研究思路，其实很自然。对于这种不同，牟复礼非常冷静地说：“我们不一定因此比别人强，只能说我们常顾到一些别人不一定认为是重要的因素而已。”细读文献和比较的眼光，是牟复礼所代表的一代汉学家的研究路数，也是他们浸润中国传统学术、研读中国文史典籍所形成的风格。 牟复礼在写毕这封信之后，还附纸介绍了《剑桥中国明代史》全书的情况。当时下册尚未出版，他说，“大概要分二册出，全编写完，正在经过最后一次校订，编索引，等编辑工作[结束]，希望到年底就可以付印”。牟复礼谈到两册的区别，说：“上册注重政治史，相当于《明史》的本纪，下册或可以说是相当于《明史》的志书，而范围广，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史等，不包括文学艺术。”这一提示为此书的爱好者确定阅读的重点，显然提供了一些检索的方便。按照如今的学科划分，读者不难留意到《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上卷是对明代历史发展的通论，下卷是包括财政、法律、中外关系、思想等专题研究的分论，但很容易忽视牟复礼等编著者所追崇的中国传统史著体例。对照牟复礼在信中的这番解释，读者不难体会，此书的编著者其实并未把自己当作中国文化研读的“外人”，而是以“他者”的眼光，以其自身所受的汉学研究训练，努力地接续中国文史著作传统。
牟复礼对《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中译本也感兴趣，他在信中提到了请沈定平购买这一译本的事。从复信来看，应该是沈定平主动提议，牟复礼表示感谢。沈定平很快就应诺将中译本寄到普大，但译本晚到，先到的是他给《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译本撰写的长篇书评。
沈定平这篇题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明史的开创性著作》的书评发表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从时间判断，应该是沈定平写成之后，想在发表之前听牟先生的修改意见。牟复礼是等中译本寄到，在对照书评细读之后，才覆书作答。牟复礼收到赠书的答谢函，颇可见敦厚长者的待人之风。他在十一月一日的信中说：“先生送我这本在此不易得见之书，不知此方有无您所想要的书可以送给您交换？”在沈定平的藏书中，有不少为英文原版，料想应该多数是来自朋友互赠积累下来的吧。
沈定平的书评，从视野、方法和价值观三个角度，努力呈现了《剑桥中国明代史》强调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独特之处的用意，对此书定位颇高，评价也客观中肯，但也有不少批评意见。其中颇可见沈定平在美游学所得，以及与美国的汉学权威在研究中国问题思路上的同异。
在书评中，沈定平引述了牟复礼在回信里提到的中西比较的写作眼光，但是又有补充，即“着意揭示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和兴趣爱好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书评还提到了原书对明宪宗、孝宗个性的分析，认为“明代皇帝在职能上是行政的中心……在中国特有的环境的范围内，他们的个性和个人素质，是说明每个统治期特有的气氛和许多行政活动具体内容的终极原因”。书评刻意肯定了西方学者这种发掘个人素质与历史进程之内在联系的研究思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研究就注重围绕关键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开展研究，这一倾向跟当时牟复礼、陈大端、方闻等学者的领袖精神以及在中国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思路有很大关系。
沈定平在肯定深入分析历史人物有助于对历史进程的研究，排除历史的神秘色彩之外，也提到了人物个性与其阶级性之间的必然联系，认为对后者的疏失，进而忽视了从历史现象到社会本质的分析，缺乏对明代历史进程从制度运作角度的深入探究，在重点问题（皇权、内阁和宦官）和非重点问题（藩王集团、军事贵族、地方行政和村社组织）等议题上着墨不均、处理失当，应该是《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牟复礼肯定意识到了沈定平在书评初稿中提到这些问题的逻辑。他对此表示欢迎和宽容，甚至肯定沈定平做出评论的态度。牟复礼说：“我认为您写的很中肯而有理;某些问题分析得很透彻，我们作者们读之大可得益。”但转而也说：“有些历史上的问题，国内外的史学家当然会从不同的观点，采不同的视角来看。就是如此，读过您这篇书评之后，两边的学人彼此之了解大可加深。”很显然，牟复礼是欢迎分歧，而不是拒绝讨论的，他说：“至于观点不同所引起的对论（笔者按：应该是“对立之论点”的意思），我不必在此举具体的例子，也不必争辩。想以后我们两边的读书人会有机会多多讨论史学上的各种问题。”
李小龙著定价：69.00元
中国古代小说命名极富民族特色，对这一命题的全面研讨不仅让我们深入了解古代小说命名背后的故事，更让我们由此触及深层的文化语境与传统的叙事智慧。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刊
《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册出版于一九八八年，下册在一九九八年出版，间隔十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打开，中外学术交流也逐渐频繁。当时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沈定平先生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应邀赴美，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访问研究。基于访问期间与北美汉学家建立的私人友谊，沈定平在回国之后还与美国学术界保持了比较紧密的联系，通过书信往来，讨论学术，其中不少议题，即使如今看来，仍然是我们阅读新著、辨证旧闻、思考中西为学之同异时所无法回避的。牟复礼即是与他通信论学的著名学者之一。虽然沈定平给对方的去函没有抄件保存，但牟复礼在回函时往往会提及所问，逐一作答，如今翻看，依然能令读者感知两人在问答之间的关怀所在。
在牟复礼给沈定平的通信中，有两封是关于《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一封写于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是对沈定平于该月六日来函的回复。另一封信写于同年十一月一日，是对沈定平八月来信的回函。当时牟复礼尚未从普大退休，只是减少了授课，一年中有时会住在科罗拉多州的格兰比小镇，因此在二月的回信中开篇即说“您二月六日来信，从普大转寄到此”，还手绘了一个箭头，指向信笺右上方钤章的小镇地址。
沈定平在一九九三年初给牟复礼去信，是告知《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中译本（张书生、杨品泉等译）已经于一九九二年二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就此事，牟复礼表示，对历史所翻译此书的计划，他并不知情，此书有中译本，“出乎我预料之外”。牟复礼说，这部《剑桥中国明代史》“针对的读者是在中国以外，对中国历史无甚认识的史学家、大学生之类的西方知识分子”。他甚至认为：“我不敢相信这样的著作对中国读者会有价值。”这当然是谦逊地示意。事实上，这类由专家撰写，类似大学生读物的文史著作，既有可读性，又有严谨性，在西方出版市场非常畅销。牟复礼早年的著作《中国思想之渊源》和退休后撰写的大部头《帝制中国：900—1800》，都是属于此类而深受欢迎。即使如此，对于《剑桥中国明代史》这部新著的中译工程，牟复礼仍然客气地表示：“贵所张书生先生、杨品泉先生等同仁愿意承担这样艰巨之工作，而贵所当局又肯消费巨款把书出版发行，真是感谢万分！”
接下来，牟复礼转入对沈定平来信中提到的两个具体问题一一作答。其一是对Elite一词的解释，说这是一个法语词，它的产生和使用有当时法语文化中独特的背景，借用到英语，用法已经比法语中的稍广。他认同《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译者将Elite翻译成“精英”，还解释说：“现今在一般的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这一词的意思是‘上层人物’或‘上层社会’‘上等阶层’，有时可以翻译成‘名流’，并不是马克思指为‘统治阶级’‘特权阶层’等。因为Elite不一定总是有钱有势的人。Elite是按照某种个人成就的标准可以算是有名望的最精锐的人。”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写作宗旨。从牟复礼的回信来看，沈定平的问题可能是该书的编写是否有“一些贯彻始终的思路和線索”，以指导阐述和分析历史。牟复礼坦陈“这个问题就较难答复”。《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册共十二章，十位作者，牟复礼在信中说：“我们十几个人合写的这本《明代史》上册，各章的作者有一半是我从前的学生，也有三四位是老前辈，另外两三位是较年轻的学者，但不是在普大念过的。”牟复礼说，作为主编，“我虽然对这些作者都相当熟，我并不一定了解清楚他们修史的主旨，不能担保他们有无梁任公所谓‘史家的四长’”。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到的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是在刘知几、章学诚的基础上所论，当然是撰史者的高标准，读史者也不必苛责每部史著都能出自德、学、识、才兼备的史学工作者之手。但牟复礼对研究者的熟悉，却是事实。作者中的蓝德彰（John D.Langlois，Jr.）、陈学霖、盖杰民（James Geiss）等都是牟复礼的学生。其他作者也都是学术水准为牟复礼认可的学者，例如黄仁宇，他在加入《剑桥中国明代史》写作组期间，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聘，但他当时为寻找出版社而处处碰壁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却得到了牟复礼和崔瑞德的共同肯定。牟复礼曾组织写作组成员就此书开会研讨，崔瑞德还帮助黄仁宇找寻出版社安排出版。
虽然牟复礼在信中说他不了解合作者的修史主旨，但却肯定了一众作者在处理历史事实时所秉持的“实事求是”宗旨。牟复礼此处用了引号，他想强调的很可能是源自《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著史精神。牟复礼表示：“我相信我们都是很怀疑大规模的理论;见到什么通盘的假设，什么‘科学’的学说，我们或者要去研究、考虑、辨析，但最后多半是要‘敬鬼神而远之’。”牟复礼解释说：“不是说我们要放弃一切的概念：那明显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认为概念是不断在修改的工具而已，它的本身并不是历史事实。”应该说，牟复礼强调的“实事求是”就是对史料谨慎辨析，对成说高度怀疑，将定见置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审视，将解释历史的理论与历史本身做合理区分的研究态度。
此外，牟复礼还强调了在著史过程中怀着的中西对比基调。他说：“我们（不管是西方人，[还]是华裔人），因为在西方读过书，或在意或不在意的，时时都有（在脑后，在心下）作比较东方西方，比较中外的倾向。因此我们的看法往往和中国同行不大一样。我们分析史事所考虑到的因素，会受这方面的影响。”（笔者按：圆括号为信中原有，方括号为笔者所加。）这种研究思路，其实很自然。对于这种不同，牟复礼非常冷静地说：“我们不一定因此比别人强，只能说我们常顾到一些别人不一定认为是重要的因素而已。”细读文献和比较的眼光，是牟复礼所代表的一代汉学家的研究路数，也是他们浸润中国传统学术、研读中国文史典籍所形成的风格。 牟复礼在写毕这封信之后，还附纸介绍了《剑桥中国明代史》全书的情况。当时下册尚未出版，他说，“大概要分二册出，全编写完，正在经过最后一次校订，编索引，等编辑工作[结束]，希望到年底就可以付印”。牟复礼谈到两册的区别，说：“上册注重政治史，相当于《明史》的本纪，下册或可以说是相当于《明史》的志书，而范围广，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思想史等，不包括文学艺术。”这一提示为此书的爱好者确定阅读的重点，显然提供了一些检索的方便。按照如今的学科划分，读者不难留意到《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上卷是对明代历史发展的通论，下卷是包括财政、法律、中外关系、思想等专题研究的分论，但很容易忽视牟复礼等编著者所追崇的中国传统史著体例。对照牟复礼在信中的这番解释，读者不难体会，此书的编著者其实并未把自己当作中国文化研读的“外人”，而是以“他者”的眼光，以其自身所受的汉学研究训练，努力地接续中国文史著作传统。
牟复礼对《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中译本也感兴趣，他在信中提到了请沈定平购买这一译本的事。从复信来看，应该是沈定平主动提议，牟复礼表示感谢。沈定平很快就应诺将中译本寄到普大，但译本晚到，先到的是他给《剑桥中国明代史》中译本撰写的长篇书评。
沈定平这篇题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明史的开创性著作》的书评发表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从时间判断，应该是沈定平写成之后，想在发表之前听牟先生的修改意见。牟复礼是等中译本寄到，在对照书评细读之后，才覆书作答。牟复礼收到赠书的答谢函，颇可见敦厚长者的待人之风。他在十一月一日的信中说：“先生送我这本在此不易得见之书，不知此方有无您所想要的书可以送给您交换？”在沈定平的藏书中，有不少为英文原版，料想应该多数是来自朋友互赠积累下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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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定平在肯定深入分析历史人物有助于对历史进程的研究，排除历史的神秘色彩之外，也提到了人物个性与其阶级性之间的必然联系，认为对后者的疏失，进而忽视了从历史现象到社会本质的分析，缺乏对明代历史进程从制度运作角度的深入探究，在重点问题（皇权、内阁和宦官）和非重点问题（藩王集团、军事贵族、地方行政和村社组织）等议题上着墨不均、处理失当，应该是《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牟复礼肯定意识到了沈定平在书评初稿中提到这些问题的逻辑。他对此表示欢迎和宽容，甚至肯定沈定平做出评论的态度。牟复礼说：“我认为您写的很中肯而有理;某些问题分析得很透彻，我们作者们读之大可得益。”但转而也说：“有些历史上的问题，国内外的史学家当然会从不同的观点，采不同的视角来看。就是如此，读过您这篇书评之后，两边的学人彼此之了解大可加深。”很显然，牟复礼是欢迎分歧，而不是拒绝讨论的，他说：“至于观点不同所引起的对论（笔者按：应该是“对立之论点”的意思），我不必在此举具体的例子，也不必争辩。想以后我们两边的读书人会有机会多多讨论史学上的各种问题。”
《必也正名：中國古代小说书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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