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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背山朝海，遥望台湾，其经济发展总是摆脱不了政治环境的影响。明清的海禁曾摧毁福建的海洋文明之花，两岸对峙的“新海禁”也束缚了其改革开放的进程。海西经济区的建设能否给福建经济带来复活的历史机遇?
福建，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是个特别的地方。地质学说：一个地区的隆升总是伴随着相邻地区沉降。福建似乎就处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之间的经济沉降带上，北有长三角、南有珠三角，唯独夹在中间的福建尴尬地被遗忘着。海西是中国沿海经济繁荣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海西发展不好，中国沿海经济带就会缺失一块。
在争取了多年之后，福建终于迎来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大开发。万事俱备，又逢东风，福建经济能否像曾经领先全球的“福船”一样扬帆起航，创造新的奇迹?
自海禁严而福建贫
《山海经·海内南经》说：“闽在海中”。
有人说，福建就是一部山海经：面朝大海，背靠武夷山脉。因为面朝大海，所以福建人自古就有冒险拼搏的开放精神，因为背靠武夷山脉，所以福建人自嘲为“门中之虫”，与大陆隔绝。《中国国家地理》的福建专辑中更称福建特别是厦漳泉地区为中国真正具有海洋文化的地区。
根据史书记载，伴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通往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了。于是，福建人承当起开拓新丝路的重任，福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点。由宋至元，福建人从波斯人手中夺得海上经贸控制权。
“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从北宋起福建沿海成为中国最繁华、最先进的地区之一，直至清初。
顺治十三年(1656)满清开始“海禁”，“片帆不许下海”。
顺治十八年(1661)也就是福临被炮毙的那一年，满清实行报复性“迁界”。规定从山东至广东(时广西不沿海，十万大山以南属广东)，以距海30里为界“悉虚其地”，居民全部迁往内地。
康熙三年(1664)，在距海30里基础上“再徙内地50里”。
康熙十八年，只针对福建，从福宁到诏安沿海又往内地退迁“或十皇，或二十里”。据统计，福建沿海“迁界”后，田园荒芜达31.337万顷，房屋等不动产全被焚毁破坏。
“自海禁严而福建贫”，福建遭受了空前的浩劫，社会经济经历了汉晋以来最大的一次倒退。福建的海洋文明之花以及明朝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拧除了。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属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大航海时代悄然开始。
利润已经发现，就无法阻挡。人们宁愿铤而走险。何况越是禁止，中国货就越紧缺，价格越高，走私的诱惑也就越大。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海禁松弛，则倭患息；海禁严，则倭患起。私人海上贸易在层层禁锢下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日益发展壮大。
不过无论如何，“以海为田”的福建一下子沦为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之一。
如果说明清的“海禁”摧残了福建的海上贸易，使其大伤元气。那么建国初期，国家工业在这里的几乎零布局，则使得福建在本该完成原始积累的时期被其他城市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最初的原始积累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真的很重要，”泉州市发改委的王科长告诉记者，“泉州这个地方，以前国家的指导思想一直是：泉州是对台的前沿，国有的大项目几乎没有在这边布点。包括一些中外合资的项目也受到影响，投资商在担心，不知道国家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样个支持法，这么大的项目投下去，政治的考量、安全的考量都要放在经济考量的前面。”
厦门大学的林民书教授认为，福建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确实有历史原因。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国家没有投资就很难发展。而当时国有企业多在东北、内地还有四川等地，福建省基本没有。
“前一段时间社科院专家来考察，我们带他们去看厦门的企业，我们自己觉得很好的企业，他们一看不屑一顾的，‘你们这些都叫什么企业啊，怎么这么小呢’。我们确实是现代工业的基础不足。你们去泉州看就会知道，虽然那边的民营企业叫得很响，但是和北方比，都是小里小气的。这和原来传统工业的基础不足有关。”他说。
薄弱的工业底子为福建后来的发展留下了长久的“后遗症”，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福建对台的条件这么好，台资会更多地投到广东的东莞和江苏的昆山去?
曾经在建设银行广东分行工作的魏先生回忆说，改革开放初期，更多的台商在江苏和广东落地投资。那时台湾的客户很多，也曾经带着他们去广东、江苏投资，选择在福建的其实很少。
不过，作为东南沿海最早开放的省份之一，福建经济在“大念山海经”的年代(项南主政福建时，提出“大念山海经”)还是取得了比较快的发展，正如国内知名的闽籍作家张胜友曾经说的：“福建，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一直走在前列。”
这得益于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厦门特区的成立，二是民间繁荣的对台贸易。
两岸经贸往来的先行者
厦门，是大陆离台湾最近的城市。
厦门特区，因合而立。1981年10月，厦门特区在湖里的2.5平方公里上开始建设。1984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和鼓浪屿。中央文件说：“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是为了发展东南经济，加强对台工作，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做出的重要部署。”
1980年以后，隔断了三十年的两岸关系开始有所松动。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始深入，“经济特区”在大街小巷开始叫了起来，唯一不隶属于广东省的经济特区——厦门，第一次跳进人们的视野，也渐渐传到了海峡的对岸。
1983年，高新平成了两岸的热点人物，尤其在厦门。那时每逢上级领导到厦门参观考察，高新平和他的公司“三德兴”总是必到之处。高新平是第一个到厦门投资办厂的台商，他的三德兴公司是厦门的第一家台资企业。
这一年离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还有四年，离1990年初台湾当局承认两岸经贸间接往来的“合法化”还有七年。
1987年后，台湾同胞到大陆渐渐成为常态，台商成了最急不可耐的一群人，对利润的追逐引导着他们走在政策的前面。夹杂在探亲团里偷偷到大陆考察的台商们，欣喜若狂，绕开台当局政策的阻挠，借用第三地的名义开始试水大陆。厦门湖里区成为接纳台商的重镇，鼎华制衣、广懋集团、新凯复材料有限公司等纷纷人驻。
“90年代初，我到大陆考察，去过长三角，珠三角也转过一圈。那个时候都还很落后，长三角还没有高架桥。”现任台湾台商投资协会会长的厦门多威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曾钦照告诉记者。最终他的公司选址在厦门。“不过那时候厦门的环境也不是很好，我们公司刚到厦门的时候，申请一部电话都要好多手续等好久，一家做出口的公司，没有电话怎么做业务?”
很多类似的台商，选址厦漳泉，大概都是因为“五缘”；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 陈秀雄，祖籍福建泉州，1989年到厦门投资创办厦门正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曾任厦门台商投资协会会长。提到选址厦门的原因，他说：“1989年4月1日，我第一次到大陆，那时是去北京，走在路上听到人们都是卷着舌头说话，和以前在台湾学的国语很像。没想到后来到了厦门，一下飞机就听到人们用闽南语打招呼。后来把厂房建在这里，这也是一大因素，毕竟习俗相似，语言相通。”
1989年，已经享有特区优惠政策的厦门再一次争取到了台商投资区的设立，此时在广袤的厦门岛外，杏林、海沧以及后来的集美建立了全国仅有四个台商投资区中的三个，将特区的优惠延伸至地广人稀的岛外。
1997年，经过努力，盛达号货柜轮从厦门首航高雄，两岸中断了48年的通航终于重新接上，厦门成为当时直航试点的两个城市之一。从此，从厦门口岸往来于两岸的货物越来越多。
试点直航之后，两岸间的商品交易逐渐升温，贸易的呼声日渐高涨。1997年对台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厦门创办，两年后，大陆首个对台小额商品贸易市场在厦门大嶝正式开业。
而早在金门解除戒严之初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嶝的民众就用小船载着蔬菜来到金门岛的沙滩边上，把一捆一捆的菜摆放在沙滩上，贴上每捆菜的价格，然后匆匆回到船上，等着金门民众把菜取走，把钱留在沙滩上。他们收了钱以后又匆匆上船回程。
2001年初，10名台商从台湾飞抵金门，再与三名金门县官员乘“太武”号轮船从金门料罗港出发，在两岸交往最频繁的地方——厦门“登陆”。厦门升级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第一站。
而“吃螃蟹的”正是那些已经往来于厦门和台湾数十趟、却只能远远绕道香港的台商。
即使是在“大三通”已经开放的今天，直航的城市遍布大江南北，已经远远超出福建的范畴，而由厦门前往台湾依然是许多台商的首选。
厦门，一座始终扮演两岸关系先行者的大陆城市，一座20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8.5％的速度持续强劲增长的城市，为两岸经贸往来打开了第一扇窗。
晋江奇迹
晋江经济是福建经济的缩影，也是一个很难复制的独特发展模式。无论如何，经济沉降带上的晋江奇迹，是福建一枚闪亮的标签。
在靠天吃天的年代，土地贫瘠，依靠种田生活难以为继。穷则思变，福建人开始利用沿海的优势出海贸易维持生计。
柒牌公司的总经理洪肇奕给《世界博览》记者讲了“当年的故事”：
“以前我们这里(晋江英林镇)最穷了，根本吃不饱。我们一个乡只有一个修理厂，修理农用拖拉机的，其他工业一概没有。
“那时台湾工业已经很发达，和我们现在的水平差不多，他们的布料大陆没有，比如涤纶和尼龙布。我们这里的渔民到海上打鱼，然后把船开到公海去贸易，用鱼换台湾的布料。那个时候国内要买一块的确良布要走后门，很难买到，要贴通知在墙上：‘明天几点几分在哪儿卖布’。
“改革开放前我们是家庭作坊，我们家7个兄弟，有两个是乡村裁缝。老大去卖鱼，把布买回来，晚上偷偷摸摸在家里裁布、做衣服，做好以后贴上ABC的牌子，再偷偷拿出去卖，还经常被抓。但是能赚钱啊，谁还怕被抓。大家就都丢下锄头，做这个了，英林镇家家户户都有缝纫机。”
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晋江的发家史带有一些不太光彩的成分。“走私”“小洋货”完成了晋江农民的最初资本积累。20世纪70年代，许多华侨从海外寄回来洋货，有些人用不完就偷偷拿去卖，销路不错，一些“地下作坊”就开始仿冒洋货。
“当时香港最新的服装款式刚一上市，半天之后就可以在晋江市场上见到。”晋江市委宣传部的施科长告诉《世界博览》记者。
到90年代初期，英林镇有4万人口，注册的裁缝店就有3000多家，差不多每家都有一个小工厂。到1984年，政府允许办乡队企业了，晋江英林镇的个体户们就成立一个工厂，挂靠在乡队，晋江政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靠着海上贸易，利用近台优势，晋江百姓通过贸易打开了市场，积累了资金，之后就开始了自己创业办工厂，并一步一步做大起来。时至今日，涌现出诸如“安踏”、“七匹狼”、“恒安集团”、“利郎”、“劲霸”、“乔丹”等等一批成功的企业。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后，晋江逐步发展成为年国内生产总值408亿元，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45亿元，财政总收入20.02亿元，人均GDP3900美元的经济强市，并且创造了与苏南、珠江、温州并称的从发展乡镇企业起家的中国经济“四大模式”。
晋江人的发家史，就如同闽南地区随处可见的红砖大厝，高调而艳丽。这些僭越封建礼制的建筑，只有在闽南地区才会出现，它们以飞翔的状态张扬着闽南人冒险犯禁的气质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屑。
再次落后
当中国大地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各地经济纷纷复苏之时，在90年代末期，福建却再次落后了。
中国的市场已经放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从供不应求的卖方逐渐转向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人们买东西不用再走后门，不用再凭票购买。玲琅满目的商品涌入中国市场，你甚至可以坐下来，在一堆堆产地各异的商品中精挑细选。
从福建港口进来的商品不再稀缺，而福建地理闭塞交通不便的“水桶上的短板”却显露出来。当全国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交通网络飞速发展的时候，福建的交通状况几乎停滞不前。即使是在今天，从北京发往厦门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在将近32个小时的路程中，仅在福建本省，从鹰潭到厦门，就要绕上15个小时。而福建省内，还没有开通在厦门、福州、泉州之间的铁路。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极。
历史上台湾曾有过三波产业转移。第一波是以轻纺行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波是以石化行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第三波则是以电子技术行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海西在承接第一波、第二波产业转移时做得不错，但第三波却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了。”
第一波台湾产业转移时，凭借临近香港的进出口便利优势，珠三角迎来了第一波具有一定规模的台资。90年代末，第二波台商开始进入长三角。
长三角尤其是江苏的产业配套已经相对完善，有利于这些台商企业进行长期的产业规划。早期的台资企业进去之后，产生了好的效益，就对更多的台资企业有一个带动的作用。
除此以外，相比于福建，长三角和珠三角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一宽广延伸的腹地，可以无限拓展企业发展的空间。而福建，被高大的武夷山脉阻隔，只剩下沿海狭长的平原丘陵地带，再加上闭塞而落后的交通，可以发展工业的空间小得可怜。
十几年前，长三角、珠三角与闽南厦漳泉地区同时被国家划定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时至今天，两个三角洲已经构筑领跑中国经 济的经济体系，在全国的经济总置中，长三角占22％，珠三角加港澳占28％，而福建全省只有4.5％。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体崛起之后，两边“光芒四射”，夹其中间的福建急切地感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
为了生存，福建人再次向外打拼。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及海外，在广阔的内陆开辟了一片经济海洋。他们特别能吃苦也特别精明，因而被称作“中国的犹太人”。
“全国的建材市场，钢材贸易都是被福建人控制的。在上海市场上，70％的钢材是福建人在做。木材、瓷砖(外墙砖)市场、基本上都是福建人掌控的。还有在全国各地做家具的，挖山洞、隧道的，做医疗的，都是福建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林民书教授介绍说。
要一个“救活福建”的政策
历史不断证明，有时候国家的政策可以害死一个城市，有时候国家的政策也可以救活一个城市。
为了要一个“救活福建”的政策，为了再次引起关注，福建省委省领导多年来一直执著于海西经济区的构建。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福建就曾提出过“海峡西岸繁荣带”的概念，“繁荣带”主要指闽南三角和福州等沿海一带。
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央主动调整对台策略。当胡锦涛提出要“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的对台工作“新思维”之后，福建对台的“独特优势”更加显现。
2004年1月，卢展工第一次提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概念。他说，“我们希望在打造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努力中，重新确立福建的战略定位。”“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就是要搭建对台交流的前沿平台，服务祖国的统一大业。”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以福建为主体，面对台湾，邻近港澳，范围涵盖浙江南部、广东北部和江西部分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个经济区衔接，依托福州、厦门、泉州、温州、汕头五大城市所形成的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经济综合体，它是一个不同于行政区划的具有地缘经济利益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2009年5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就在福建百姓对“海西”这个概念还没有足够敏感的时候，福建的政府和企业界，已经欢欣鼓舞起来，大呼“海西来得太晚了，不过终于还是盼来了”。
海西终于让福建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海西带来的更多的是机遇，当然也有压力。
“以前我们在费尽力气争取中央政策的时候，当时浙江、广东哪里有帮我们什么忙。政策出来以后，我在网上已经看到好几篇文章，什么主动对接海西，一些政策已经都抛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快运作，否则我们辛辛苦苦拿到的东西被他们抢先了。”晋江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林永红告诉《世界博览》记者。
不仅是在各个省之间，福建省内的城市之间也在暗暗较劲，蓄势待发一轮城市竞争。
厦门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家四个台商投资区中，厦门就占了三个。厦门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台胞“落地签”的城市。
一年前就提出“金厦特区”概念的台湾竞争力论坛副秘书长谢明辉激情满怀地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杠杆原理启示我们，金厦特区是撬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先行先试的一个支点。两岸和平一点通，金厦特区就是这个点的突破口。”他还表示：“去年这个时候，金厦特区还只是一粒种子，今天已像一棵小树了，两岸携手培育，这棵小树一定能成长，开花结果。”
泉州市认为，泉州的“五缘”优势最为突出。从晋江的围头到金门不过5.6海里，是中国大陆离金门最近的地方。
“光电产业这块大家都在争，厦门有特区的政策优势，也有人才方面的优势，我们可能竞争不过。但是我们在装备制造和石化产业方面也有厦门难以超越的优势。厦门的定位是‘最温馨的城市’，那么就不适合搞石化，厦门本岛空间也小。”泉州市发改委综合规划科王科长告诉记者。
“现在大的机会(海西)有了，通道的配套，铁道部和交通部也都表示了支持，现在就是看我们自己产业如何对接台湾了。泉州产业有多大吸引力?能比其他地方有多大竞争力?是我们市委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福建，在起伏中成长，因海而富，因海而贫，因台而发家，因台而落后，因台而重振。从唐宋盛世，到明清海禁，从建国初期贫困，到改革开放初期发家，从再次落后，直到海西先行，历尽沧桑。敢为人先的福建人抱定“爱拼才会赢”的信念，一次次突破禁锢，走在政策的前面，以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推动着这个地区的发展。
当中央的政策终于再次眷顾这片土地，我们期盼在这片12.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够诞生新的奇迹，填补上中国沿海经济带的空白。
福建，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是个特别的地方。地质学说：一个地区的隆升总是伴随着相邻地区沉降。福建似乎就处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之间的经济沉降带上，北有长三角、南有珠三角，唯独夹在中间的福建尴尬地被遗忘着。海西是中国沿海经济繁荣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海西发展不好，中国沿海经济带就会缺失一块。
在争取了多年之后，福建终于迎来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大开发。万事俱备，又逢东风，福建经济能否像曾经领先全球的“福船”一样扬帆起航，创造新的奇迹?
自海禁严而福建贫
《山海经·海内南经》说：“闽在海中”。
有人说，福建就是一部山海经：面朝大海，背靠武夷山脉。因为面朝大海，所以福建人自古就有冒险拼搏的开放精神，因为背靠武夷山脉，所以福建人自嘲为“门中之虫”，与大陆隔绝。《中国国家地理》的福建专辑中更称福建特别是厦漳泉地区为中国真正具有海洋文化的地区。
根据史书记载，伴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通往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了。于是，福建人承当起开拓新丝路的重任，福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点。由宋至元，福建人从波斯人手中夺得海上经贸控制权。
“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从北宋起福建沿海成为中国最繁华、最先进的地区之一，直至清初。
顺治十三年(1656)满清开始“海禁”，“片帆不许下海”。
顺治十八年(1661)也就是福临被炮毙的那一年，满清实行报复性“迁界”。规定从山东至广东(时广西不沿海，十万大山以南属广东)，以距海30里为界“悉虚其地”，居民全部迁往内地。
康熙三年(1664)，在距海30里基础上“再徙内地50里”。
康熙十八年，只针对福建，从福宁到诏安沿海又往内地退迁“或十皇，或二十里”。据统计，福建沿海“迁界”后，田园荒芜达31.337万顷，房屋等不动产全被焚毁破坏。
“自海禁严而福建贫”，福建遭受了空前的浩劫，社会经济经历了汉晋以来最大的一次倒退。福建的海洋文明之花以及明朝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无情地拧除了。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属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大航海时代悄然开始。
利润已经发现，就无法阻挡。人们宁愿铤而走险。何况越是禁止，中国货就越紧缺，价格越高，走私的诱惑也就越大。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海禁松弛，则倭患息；海禁严，则倭患起。私人海上贸易在层层禁锢下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日益发展壮大。
不过无论如何，“以海为田”的福建一下子沦为中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之一。
如果说明清的“海禁”摧残了福建的海上贸易，使其大伤元气。那么建国初期，国家工业在这里的几乎零布局，则使得福建在本该完成原始积累的时期被其他城市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最初的原始积累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真的很重要，”泉州市发改委的王科长告诉记者，“泉州这个地方，以前国家的指导思想一直是：泉州是对台的前沿，国有的大项目几乎没有在这边布点。包括一些中外合资的项目也受到影响，投资商在担心，不知道国家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样个支持法，这么大的项目投下去，政治的考量、安全的考量都要放在经济考量的前面。”
厦门大学的林民书教授认为，福建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确实有历史原因。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国家没有投资就很难发展。而当时国有企业多在东北、内地还有四川等地，福建省基本没有。
“前一段时间社科院专家来考察，我们带他们去看厦门的企业，我们自己觉得很好的企业，他们一看不屑一顾的，‘你们这些都叫什么企业啊，怎么这么小呢’。我们确实是现代工业的基础不足。你们去泉州看就会知道，虽然那边的民营企业叫得很响，但是和北方比，都是小里小气的。这和原来传统工业的基础不足有关。”他说。
薄弱的工业底子为福建后来的发展留下了长久的“后遗症”，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福建对台的条件这么好，台资会更多地投到广东的东莞和江苏的昆山去?
曾经在建设银行广东分行工作的魏先生回忆说，改革开放初期，更多的台商在江苏和广东落地投资。那时台湾的客户很多，也曾经带着他们去广东、江苏投资，选择在福建的其实很少。
不过，作为东南沿海最早开放的省份之一，福建经济在“大念山海经”的年代(项南主政福建时，提出“大念山海经”)还是取得了比较快的发展，正如国内知名的闽籍作家张胜友曾经说的：“福建，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一直走在前列。”
这得益于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厦门特区的成立，二是民间繁荣的对台贸易。
两岸经贸往来的先行者
厦门，是大陆离台湾最近的城市。
厦门特区，因合而立。1981年10月，厦门特区在湖里的2.5平方公里上开始建设。1984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和鼓浪屿。中央文件说：“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是为了发展东南经济，加强对台工作，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做出的重要部署。”
1980年以后，隔断了三十年的两岸关系开始有所松动。大陆的改革开放开始深入，“经济特区”在大街小巷开始叫了起来，唯一不隶属于广东省的经济特区——厦门，第一次跳进人们的视野，也渐渐传到了海峡的对岸。
1983年，高新平成了两岸的热点人物，尤其在厦门。那时每逢上级领导到厦门参观考察，高新平和他的公司“三德兴”总是必到之处。高新平是第一个到厦门投资办厂的台商，他的三德兴公司是厦门的第一家台资企业。
这一年离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还有四年，离1990年初台湾当局承认两岸经贸间接往来的“合法化”还有七年。
1987年后，台湾同胞到大陆渐渐成为常态，台商成了最急不可耐的一群人，对利润的追逐引导着他们走在政策的前面。夹杂在探亲团里偷偷到大陆考察的台商们，欣喜若狂，绕开台当局政策的阻挠，借用第三地的名义开始试水大陆。厦门湖里区成为接纳台商的重镇，鼎华制衣、广懋集团、新凯复材料有限公司等纷纷人驻。
“90年代初，我到大陆考察，去过长三角，珠三角也转过一圈。那个时候都还很落后，长三角还没有高架桥。”现任台湾台商投资协会会长的厦门多威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曾钦照告诉记者。最终他的公司选址在厦门。“不过那时候厦门的环境也不是很好，我们公司刚到厦门的时候，申请一部电话都要好多手续等好久，一家做出口的公司，没有电话怎么做业务?”
很多类似的台商，选址厦漳泉，大概都是因为“五缘”；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 陈秀雄，祖籍福建泉州，1989年到厦门投资创办厦门正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曾任厦门台商投资协会会长。提到选址厦门的原因，他说：“1989年4月1日，我第一次到大陆，那时是去北京，走在路上听到人们都是卷着舌头说话，和以前在台湾学的国语很像。没想到后来到了厦门，一下飞机就听到人们用闽南语打招呼。后来把厂房建在这里，这也是一大因素，毕竟习俗相似，语言相通。”
1989年，已经享有特区优惠政策的厦门再一次争取到了台商投资区的设立，此时在广袤的厦门岛外，杏林、海沧以及后来的集美建立了全国仅有四个台商投资区中的三个，将特区的优惠延伸至地广人稀的岛外。
1997年，经过努力，盛达号货柜轮从厦门首航高雄，两岸中断了48年的通航终于重新接上，厦门成为当时直航试点的两个城市之一。从此，从厦门口岸往来于两岸的货物越来越多。
试点直航之后，两岸间的商品交易逐渐升温，贸易的呼声日渐高涨。1997年对台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厦门创办，两年后，大陆首个对台小额商品贸易市场在厦门大嶝正式开业。
而早在金门解除戒严之初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嶝的民众就用小船载着蔬菜来到金门岛的沙滩边上，把一捆一捆的菜摆放在沙滩上，贴上每捆菜的价格，然后匆匆回到船上，等着金门民众把菜取走，把钱留在沙滩上。他们收了钱以后又匆匆上船回程。
2001年初，10名台商从台湾飞抵金门，再与三名金门县官员乘“太武”号轮船从金门料罗港出发，在两岸交往最频繁的地方——厦门“登陆”。厦门升级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第一站。
而“吃螃蟹的”正是那些已经往来于厦门和台湾数十趟、却只能远远绕道香港的台商。
即使是在“大三通”已经开放的今天，直航的城市遍布大江南北，已经远远超出福建的范畴，而由厦门前往台湾依然是许多台商的首选。
厦门，一座始终扮演两岸关系先行者的大陆城市，一座20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8.5％的速度持续强劲增长的城市，为两岸经贸往来打开了第一扇窗。
晋江奇迹
晋江经济是福建经济的缩影，也是一个很难复制的独特发展模式。无论如何，经济沉降带上的晋江奇迹，是福建一枚闪亮的标签。
在靠天吃天的年代，土地贫瘠，依靠种田生活难以为继。穷则思变，福建人开始利用沿海的优势出海贸易维持生计。
柒牌公司的总经理洪肇奕给《世界博览》记者讲了“当年的故事”：
“以前我们这里(晋江英林镇)最穷了，根本吃不饱。我们一个乡只有一个修理厂，修理农用拖拉机的，其他工业一概没有。
“那时台湾工业已经很发达，和我们现在的水平差不多，他们的布料大陆没有，比如涤纶和尼龙布。我们这里的渔民到海上打鱼，然后把船开到公海去贸易，用鱼换台湾的布料。那个时候国内要买一块的确良布要走后门，很难买到，要贴通知在墙上：‘明天几点几分在哪儿卖布’。
“改革开放前我们是家庭作坊，我们家7个兄弟，有两个是乡村裁缝。老大去卖鱼，把布买回来，晚上偷偷摸摸在家里裁布、做衣服，做好以后贴上ABC的牌子，再偷偷拿出去卖，还经常被抓。但是能赚钱啊，谁还怕被抓。大家就都丢下锄头，做这个了，英林镇家家户户都有缝纫机。”
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晋江的发家史带有一些不太光彩的成分。“走私”“小洋货”完成了晋江农民的最初资本积累。20世纪70年代，许多华侨从海外寄回来洋货，有些人用不完就偷偷拿去卖，销路不错，一些“地下作坊”就开始仿冒洋货。
“当时香港最新的服装款式刚一上市，半天之后就可以在晋江市场上见到。”晋江市委宣传部的施科长告诉《世界博览》记者。
到90年代初期，英林镇有4万人口，注册的裁缝店就有3000多家，差不多每家都有一个小工厂。到1984年，政府允许办乡队企业了，晋江英林镇的个体户们就成立一个工厂，挂靠在乡队，晋江政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靠着海上贸易，利用近台优势，晋江百姓通过贸易打开了市场，积累了资金，之后就开始了自己创业办工厂，并一步一步做大起来。时至今日，涌现出诸如“安踏”、“七匹狼”、“恒安集团”、“利郎”、“劲霸”、“乔丹”等等一批成功的企业。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后，晋江逐步发展成为年国内生产总值408亿元，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45亿元，财政总收入20.02亿元，人均GDP3900美元的经济强市，并且创造了与苏南、珠江、温州并称的从发展乡镇企业起家的中国经济“四大模式”。
晋江人的发家史，就如同闽南地区随处可见的红砖大厝，高调而艳丽。这些僭越封建礼制的建筑，只有在闽南地区才会出现，它们以飞翔的状态张扬着闽南人冒险犯禁的气质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屑。
再次落后
当中国大地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各地经济纷纷复苏之时，在90年代末期，福建却再次落后了。
中国的市场已经放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从供不应求的卖方逐渐转向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人们买东西不用再走后门，不用再凭票购买。玲琅满目的商品涌入中国市场，你甚至可以坐下来，在一堆堆产地各异的商品中精挑细选。
从福建港口进来的商品不再稀缺，而福建地理闭塞交通不便的“水桶上的短板”却显露出来。当全国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交通网络飞速发展的时候，福建的交通状况几乎停滞不前。即使是在今天，从北京发往厦门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在将近32个小时的路程中，仅在福建本省，从鹰潭到厦门，就要绕上15个小时。而福建省内，还没有开通在厦门、福州、泉州之间的铁路。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极。
历史上台湾曾有过三波产业转移。第一波是以轻纺行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波是以石化行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第三波则是以电子技术行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海西在承接第一波、第二波产业转移时做得不错，但第三波却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了。”
第一波台湾产业转移时，凭借临近香港的进出口便利优势，珠三角迎来了第一波具有一定规模的台资。90年代末，第二波台商开始进入长三角。
长三角尤其是江苏的产业配套已经相对完善，有利于这些台商企业进行长期的产业规划。早期的台资企业进去之后，产生了好的效益，就对更多的台资企业有一个带动的作用。
除此以外，相比于福建，长三角和珠三角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一宽广延伸的腹地，可以无限拓展企业发展的空间。而福建，被高大的武夷山脉阻隔，只剩下沿海狭长的平原丘陵地带，再加上闭塞而落后的交通，可以发展工业的空间小得可怜。
十几年前，长三角、珠三角与闽南厦漳泉地区同时被国家划定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时至今天，两个三角洲已经构筑领跑中国经 济的经济体系，在全国的经济总置中，长三角占22％，珠三角加港澳占28％，而福建全省只有4.5％。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体崛起之后，两边“光芒四射”，夹其中间的福建急切地感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
为了生存，福建人再次向外打拼。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及海外，在广阔的内陆开辟了一片经济海洋。他们特别能吃苦也特别精明，因而被称作“中国的犹太人”。
“全国的建材市场，钢材贸易都是被福建人控制的。在上海市场上，70％的钢材是福建人在做。木材、瓷砖(外墙砖)市场、基本上都是福建人掌控的。还有在全国各地做家具的，挖山洞、隧道的，做医疗的，都是福建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林民书教授介绍说。
要一个“救活福建”的政策
历史不断证明，有时候国家的政策可以害死一个城市，有时候国家的政策也可以救活一个城市。
为了要一个“救活福建”的政策，为了再次引起关注，福建省委省领导多年来一直执著于海西经济区的构建。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福建就曾提出过“海峡西岸繁荣带”的概念，“繁荣带”主要指闽南三角和福州等沿海一带。
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央主动调整对台策略。当胡锦涛提出要“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的对台工作“新思维”之后，福建对台的“独特优势”更加显现。
2004年1月，卢展工第一次提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概念。他说，“我们希望在打造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努力中，重新确立福建的战略定位。”“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就是要搭建对台交流的前沿平台，服务祖国的统一大业。”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以福建为主体，面对台湾，邻近港澳，范围涵盖浙江南部、广东北部和江西部分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个经济区衔接，依托福州、厦门、泉州、温州、汕头五大城市所形成的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经济综合体，它是一个不同于行政区划的具有地缘经济利益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2009年5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
就在福建百姓对“海西”这个概念还没有足够敏感的时候，福建的政府和企业界，已经欢欣鼓舞起来，大呼“海西来得太晚了，不过终于还是盼来了”。
海西终于让福建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海西带来的更多的是机遇，当然也有压力。
“以前我们在费尽力气争取中央政策的时候，当时浙江、广东哪里有帮我们什么忙。政策出来以后，我在网上已经看到好几篇文章，什么主动对接海西，一些政策已经都抛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快运作，否则我们辛辛苦苦拿到的东西被他们抢先了。”晋江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林永红告诉《世界博览》记者。
不仅是在各个省之间，福建省内的城市之间也在暗暗较劲，蓄势待发一轮城市竞争。
厦门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家四个台商投资区中，厦门就占了三个。厦门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台胞“落地签”的城市。
一年前就提出“金厦特区”概念的台湾竞争力论坛副秘书长谢明辉激情满怀地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杠杆原理启示我们，金厦特区是撬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先行先试的一个支点。两岸和平一点通，金厦特区就是这个点的突破口。”他还表示：“去年这个时候，金厦特区还只是一粒种子，今天已像一棵小树了，两岸携手培育，这棵小树一定能成长，开花结果。”
泉州市认为，泉州的“五缘”优势最为突出。从晋江的围头到金门不过5.6海里，是中国大陆离金门最近的地方。
“光电产业这块大家都在争，厦门有特区的政策优势，也有人才方面的优势，我们可能竞争不过。但是我们在装备制造和石化产业方面也有厦门难以超越的优势。厦门的定位是‘最温馨的城市’，那么就不适合搞石化，厦门本岛空间也小。”泉州市发改委综合规划科王科长告诉记者。
“现在大的机会(海西)有了，通道的配套，铁道部和交通部也都表示了支持，现在就是看我们自己产业如何对接台湾了。泉州产业有多大吸引力?能比其他地方有多大竞争力?是我们市委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福建，在起伏中成长，因海而富，因海而贫，因台而发家，因台而落后，因台而重振。从唐宋盛世，到明清海禁，从建国初期贫困，到改革开放初期发家，从再次落后，直到海西先行，历尽沧桑。敢为人先的福建人抱定“爱拼才会赢”的信念，一次次突破禁锢，走在政策的前面，以自下而上的草根力量推动着这个地区的发展。
当中央的政策终于再次眷顾这片土地，我们期盼在这片12.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够诞生新的奇迹，填补上中国沿海经济带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