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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东国家出现了一股集体“向东看”的潮流。自冷战结束以来，除了少数激进的反美政权外，中东各国大多与西方国家有着密切联系，因而这股“向东看”潮流也就更为国际社会所瞩目。
阿拉伯国家：
双重驱动下的“向东看”
在这股“向东看”潮流中，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表现尤为突出。2006年1月，刚刚登基不久的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将首访地选在了中国和印度；去年8月，“阿拉伯之春”后当选为埃及总统的穆尔西也选择首访中国。事实上，无论沙特还是埃及，自冷战至今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到底是何因素促使两国高调“向东看”呢？简言之，阿拉伯国家“向东看”的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战略因素，二是经济因素。
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恐战争”，不仅重塑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也给中东阿拉伯国家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促使它们不得不寻求新的战略平衡。一方面，西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行的政权更迭打破了原有的地区战略平衡，伊朗等非阿拉伯国家逆势崛起对阿拉伯国家形成了新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在全球“反恐战争”的名义下，西方国家通过夸大极少数激进伊斯兰势力的暴力活动来抹黑整个穆斯林世界，使伊斯兰成了落后、愚昧乃至国际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代名词，也使得拥有悠久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大多数中东国家极为尴尬。此外，美国在9.11事件后所鼓吹的“大中东计划”本质上是以“民主化”方式改造中东地区，对于长期实行威权主义政治的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而言，西方国家的“民主促进”政策使它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在短期内骤然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随之大幅攀升。
与此同时，9.11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步减少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以美国为例，2006年非洲出口到美国的原油首次超过了中东地区，而此前中东原油进口一直在美国市场独占鳌头。2009年，输往欧美市场的中东原油仅占21.1%，而销往日本、印度和中国的原油则占到了中东石油出口总量的42%，仅中国就占据了11%的份额。对于阿拉伯产油国而言，稳定的石油出口无疑是国家安全命脉之所系；对于非产油国来说，它们则希望搭乘新兴国家经济增长的“顺风车”，吸引投资、开拓市场，或是学习、引进这些国家成功的社会经济发展经验。在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与新兴市场的经贸合作更是逆势而上，2011年仅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贸易额就高达1959亿美元，同比增长34.7%。阿拉伯世界在经济上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依赖势必会影响到外交领域，正如《华尔街日报》2007年的一篇文章所指出：东亚国家在中东日益扩大的投资“将会鼓励中东领导人更关注东方在这个动荡地区的外交作用”。
可以说，正是外部战略压力和内部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促使阿拉伯国家“向东看”。而且在其“向东看”过程中，中国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贝哲民在其专著《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崛起”不仅为阿拉伯世界在国际舞台上的运筹提供了回旋空间，而且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拉动了阿拉伯世界经济的增长”。
非阿拉伯国家：
背景各异的“向东看”
在这股“向东看”潮流中，中东非阿拉伯国家也不甘落后，只不过它们“向东看”的原因大相径庭。
在几个中东非阿拉伯国家中，伊朗是与西方交恶的地区大国。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虽然长期作为伊朗宿敌的萨达姆政权不复存在，但西方也随即加大了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压力，伊朗面临的地缘战略环境并未彻底改善。面对西方的外交压力和不断收紧的经济制裁，内贾德总统在上台伊始就改变了其前任的“对话”政策。不过，伊朗的“向东看”政策具有浓厚反西方色彩，这也是伊朗在西方封锁和制裁之下的无奈之举，正如曾任伊朗外长的穆塔基所说：“向东看”的目的在于平衡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其对象主要是“不对伊朗进行垄断”的非西方国家。
从建国开始，土耳其就致力于追求“脱亚入欧”的现代化战略，这也是凯末尔主义的精髓所在。然而，近年来土耳其苦苦追求的“入（欧）盟”政策并未得到回报，特别是法、德等欧洲国家明确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以至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公开抱怨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土耳其一样在欧盟门口等候这么久。”2002年，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土耳其也开始“向东看”。其“向东看”战略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通过强调自身的伊斯兰色彩提升其在伊斯兰国家中的地位，并通过推行“零冲突”政策谋求成为其周边各国中的主导性大国；二是，通过实施“面向亚太”的发展战略，搭上中、印等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2005年，土耳其开始启动“面向亚太”经贸发展战略。负责外贸事务的前土耳其国务部长图兹曼曾撰文指出：“世界经济的轴心已经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区转移，而我们应该积极地抓住这个机遇……重新定义和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中东非阿拉伯国家“向东看”过程中，以色列的态度最值得玩味。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以色列的外交与安全几乎完全“仰仗”美国，因而其对外政策的任何变化都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以色列悄无声息地“向东看”。以中以关系为例，虽然双方在高技术领域的合作会时不时受到外部干扰，但深化合作的势头并未减弱。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一些社会精英要求“向东看”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早在2004年，以色列一家智库就指出：未来十年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心将转向亚太地区，以色列应尽早做出应对，积极发展对华关系。2010年5月，以色列著名的《耶路撒冷邮报》也刊文指出：长期以来，以色列战略家和决策者们把大量精力和资源投放在西方，特别是在发展美以关系方面投入巨大，严重低估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巨大影响力，现在已经到了以色列“精心构建对华政策”的时候。
“阿拉伯之春”难挡“向东看”势头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中东国际格局出现了新一轮洗牌。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对中东地区新一轮国际格局的变迁看法各异，但中东各国“向东看”的势头并未受到政局变化的影响。 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阿拉伯之春”造成的影响较为复杂。在发生动荡的国家，伊斯兰政治力量普遍出现了上升势头，而这些新兴的伊斯兰政治势力在西方的猜疑和观望面前不得不寻求西方之外的新战略支点，这恐怕正是穆尔西上任后首访中国的一个重要考虑。对其他阿拉伯国家而言，一方面它们对于披着“民主化”外衣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很警觉，另一方面其对于西方抛弃穆巴拉克和本·阿里等亲美政权的行为也颇有微词。因此，不管是否发生社会动荡，这些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上看重东方的势头都未减弱。与此同时，由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失望和不满有所上升，它们更希望其他非西方国家能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公正、合理地推动解决一些地区热点问题。
在非阿拉伯国家中，土耳其和伊朗都把“阿拉伯之春”当成了扩大自己在本地区影响力的机遇。土耳其既希望以自身的世俗主义现代化模式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榜样，更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地区事务来彰显国际影响力，这些本身就是土耳其“向东看”战略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伊朗则把“阿拉伯之春”当做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继续，同样希望借机扩大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并缓解自身面临的孤立处境。然而，地区动荡并未减轻伊朗所面临的战略压力：一方面西方国家并未因此减少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的压力和制裁，伊朗和以色列、美国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并未得到缓解；另一方面，伊朗在中东地区惟一的盟友——叙利亚已经身陷囹圄，面临的外部环境反而有所恶化。因此，伊朗更为迫切地希望通过“向东看”来摆脱其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困境。“阿拉伯之春”后，以色列对自身战略环境的判断经历了一个从谨慎到忧虑的过程，在地区热点问题上表现得相对比较克制。随着周边国家伊斯兰政治力量上升和地区形势的恶化，以色列国内的战略危机感骤然上升。而奥巴马政府在“阿拉伯之春”中的无所作为，包括在应对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问题上的软弱无力，多少让一些以色列人感到失望，转而主张加强与其他新兴大国合作以应对地区热点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东阿拉伯国家还是非阿拉伯国家，它们的“向东看”还远未达到“向东转”的地步。“向东看”只是表明大多数中东国家在发展与西方关系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虽然这其中不乏借重其他国家来平衡或填补西方影响力的考虑，但在客观上将会有利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发展与中东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至于未来走向如何，目前还需进一步观察。
如何回应“向东看”
虽然大多数中东国家“向东看”的对象并不限于中国，但中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中东各国集体“向东看”的情势下，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参与地区热点事务的期待和疑虑也有所增加。因而，如何妥善回应这一潮流，借机深化与中东各国的关系，正成为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就目前而言，我们在回应中东国家“向东看”时至少需要妥善处理三方面关系：首先是妥善处理和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存在与战略关注之间的关系。中国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势必会引起部分西方国家的担忧和疑虑，这种担忧目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担心双方的军事合作影响原有的地区军事平衡；二是担心双方的能源合作会弱化中东国家对美国和西方的依赖；三是担忧双方的经济和金融合作会影响美元在中东的国际地位，乃至冲击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如果能够化解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中东政策的种种疑虑，找到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共同点，中东各国在发展对华关系时面临的阻力也会大大减少。
其次是在坚持外交原则、兼顾各方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处理好与中东各方的关系。发展与中东各国的关系离不开对地区事务的参与，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入地区冲突的泥淖之中。概而言之，中东地区的矛盾主要有三种：一是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矛盾；二是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三是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背后大都有着深刻的大国政治和宗教文化背景，其产生与解决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国是目前惟一一个和中东各国都保持友好关系的大国，这是我们参与中东事务的宝贵财富，但也同时要求我们必须在参与中东热点事务的同时充分兼顾各方共同利益，做到公开、公正、合理。
最后是合理协调国际责任与国家实力、国内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适当承担起在中东地区的国际责任。中东地区历来是大国政治的晴雨表和战略场，也是不少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见证。任何国家要想显示其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并以此建立其在该地区的国际威望和信誉。但是，如果不从自身国家实力和发展利益出发，不切实际地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就有可能使国家发展背上沉重包袱，从而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
阿拉伯国家：
双重驱动下的“向东看”
在这股“向东看”潮流中，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表现尤为突出。2006年1月，刚刚登基不久的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将首访地选在了中国和印度；去年8月，“阿拉伯之春”后当选为埃及总统的穆尔西也选择首访中国。事实上，无论沙特还是埃及，自冷战至今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到底是何因素促使两国高调“向东看”呢？简言之，阿拉伯国家“向东看”的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战略因素，二是经济因素。
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恐战争”，不仅重塑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也给中东阿拉伯国家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促使它们不得不寻求新的战略平衡。一方面，西方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行的政权更迭打破了原有的地区战略平衡，伊朗等非阿拉伯国家逆势崛起对阿拉伯国家形成了新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在全球“反恐战争”的名义下，西方国家通过夸大极少数激进伊斯兰势力的暴力活动来抹黑整个穆斯林世界，使伊斯兰成了落后、愚昧乃至国际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代名词，也使得拥有悠久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大多数中东国家极为尴尬。此外，美国在9.11事件后所鼓吹的“大中东计划”本质上是以“民主化”方式改造中东地区，对于长期实行威权主义政治的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而言，西方国家的“民主促进”政策使它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在短期内骤然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随之大幅攀升。
与此同时，9.11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步减少了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以美国为例，2006年非洲出口到美国的原油首次超过了中东地区，而此前中东原油进口一直在美国市场独占鳌头。2009年，输往欧美市场的中东原油仅占21.1%，而销往日本、印度和中国的原油则占到了中东石油出口总量的42%，仅中国就占据了11%的份额。对于阿拉伯产油国而言，稳定的石油出口无疑是国家安全命脉之所系；对于非产油国来说，它们则希望搭乘新兴国家经济增长的“顺风车”，吸引投资、开拓市场，或是学习、引进这些国家成功的社会经济发展经验。在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与新兴市场的经贸合作更是逆势而上，2011年仅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贸易额就高达1959亿美元，同比增长34.7%。阿拉伯世界在经济上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依赖势必会影响到外交领域，正如《华尔街日报》2007年的一篇文章所指出：东亚国家在中东日益扩大的投资“将会鼓励中东领导人更关注东方在这个动荡地区的外交作用”。
可以说，正是外部战略压力和内部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促使阿拉伯国家“向东看”。而且在其“向东看”过程中，中国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贝哲民在其专著《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崛起”不仅为阿拉伯世界在国际舞台上的运筹提供了回旋空间，而且中国对石油的需求“拉动了阿拉伯世界经济的增长”。
非阿拉伯国家：
背景各异的“向东看”
在这股“向东看”潮流中，中东非阿拉伯国家也不甘落后，只不过它们“向东看”的原因大相径庭。
在几个中东非阿拉伯国家中，伊朗是与西方交恶的地区大国。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虽然长期作为伊朗宿敌的萨达姆政权不复存在，但西方也随即加大了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压力，伊朗面临的地缘战略环境并未彻底改善。面对西方的外交压力和不断收紧的经济制裁，内贾德总统在上台伊始就改变了其前任的“对话”政策。不过，伊朗的“向东看”政策具有浓厚反西方色彩，这也是伊朗在西方封锁和制裁之下的无奈之举，正如曾任伊朗外长的穆塔基所说：“向东看”的目的在于平衡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其对象主要是“不对伊朗进行垄断”的非西方国家。
从建国开始，土耳其就致力于追求“脱亚入欧”的现代化战略，这也是凯末尔主义的精髓所在。然而，近年来土耳其苦苦追求的“入（欧）盟”政策并未得到回报，特别是法、德等欧洲国家明确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以至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公开抱怨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像土耳其一样在欧盟门口等候这么久。”2002年，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土耳其也开始“向东看”。其“向东看”战略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通过强调自身的伊斯兰色彩提升其在伊斯兰国家中的地位，并通过推行“零冲突”政策谋求成为其周边各国中的主导性大国；二是，通过实施“面向亚太”的发展战略，搭上中、印等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2005年，土耳其开始启动“面向亚太”经贸发展战略。负责外贸事务的前土耳其国务部长图兹曼曾撰文指出：“世界经济的轴心已经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区转移，而我们应该积极地抓住这个机遇……重新定义和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中东非阿拉伯国家“向东看”过程中，以色列的态度最值得玩味。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以色列的外交与安全几乎完全“仰仗”美国，因而其对外政策的任何变化都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以色列悄无声息地“向东看”。以中以关系为例，虽然双方在高技术领域的合作会时不时受到外部干扰，但深化合作的势头并未减弱。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一些社会精英要求“向东看”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早在2004年，以色列一家智库就指出：未来十年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心将转向亚太地区，以色列应尽早做出应对，积极发展对华关系。2010年5月，以色列著名的《耶路撒冷邮报》也刊文指出：长期以来，以色列战略家和决策者们把大量精力和资源投放在西方，特别是在发展美以关系方面投入巨大，严重低估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巨大影响力，现在已经到了以色列“精心构建对华政策”的时候。
“阿拉伯之春”难挡“向东看”势头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中东国际格局出现了新一轮洗牌。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对中东地区新一轮国际格局的变迁看法各异，但中东各国“向东看”的势头并未受到政局变化的影响。 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阿拉伯之春”造成的影响较为复杂。在发生动荡的国家，伊斯兰政治力量普遍出现了上升势头，而这些新兴的伊斯兰政治势力在西方的猜疑和观望面前不得不寻求西方之外的新战略支点，这恐怕正是穆尔西上任后首访中国的一个重要考虑。对其他阿拉伯国家而言，一方面它们对于披着“民主化”外衣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很警觉，另一方面其对于西方抛弃穆巴拉克和本·阿里等亲美政权的行为也颇有微词。因此，不管是否发生社会动荡，这些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上看重东方的势头都未减弱。与此同时，由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失望和不满有所上升，它们更希望其他非西方国家能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公正、合理地推动解决一些地区热点问题。
在非阿拉伯国家中，土耳其和伊朗都把“阿拉伯之春”当成了扩大自己在本地区影响力的机遇。土耳其既希望以自身的世俗主义现代化模式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榜样，更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地区事务来彰显国际影响力，这些本身就是土耳其“向东看”战略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伊朗则把“阿拉伯之春”当做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继续，同样希望借机扩大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并缓解自身面临的孤立处境。然而，地区动荡并未减轻伊朗所面临的战略压力：一方面西方国家并未因此减少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的压力和制裁，伊朗和以色列、美国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并未得到缓解；另一方面，伊朗在中东地区惟一的盟友——叙利亚已经身陷囹圄，面临的外部环境反而有所恶化。因此，伊朗更为迫切地希望通过“向东看”来摆脱其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困境。“阿拉伯之春”后，以色列对自身战略环境的判断经历了一个从谨慎到忧虑的过程，在地区热点问题上表现得相对比较克制。随着周边国家伊斯兰政治力量上升和地区形势的恶化，以色列国内的战略危机感骤然上升。而奥巴马政府在“阿拉伯之春”中的无所作为，包括在应对伊朗核问题和叙利亚问题上的软弱无力，多少让一些以色列人感到失望，转而主张加强与其他新兴大国合作以应对地区热点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东阿拉伯国家还是非阿拉伯国家，它们的“向东看”还远未达到“向东转”的地步。“向东看”只是表明大多数中东国家在发展与西方关系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虽然这其中不乏借重其他国家来平衡或填补西方影响力的考虑，但在客观上将会有利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发展与中东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至于未来走向如何，目前还需进一步观察。
如何回应“向东看”
虽然大多数中东国家“向东看”的对象并不限于中国，但中国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中东各国集体“向东看”的情势下，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参与地区热点事务的期待和疑虑也有所增加。因而，如何妥善回应这一潮流，借机深化与中东各国的关系，正成为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就目前而言，我们在回应中东国家“向东看”时至少需要妥善处理三方面关系：首先是妥善处理和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存在与战略关注之间的关系。中国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势必会引起部分西方国家的担忧和疑虑，这种担忧目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担心双方的军事合作影响原有的地区军事平衡；二是担心双方的能源合作会弱化中东国家对美国和西方的依赖；三是担忧双方的经济和金融合作会影响美元在中东的国际地位，乃至冲击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如果能够化解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中东政策的种种疑虑，找到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共同点，中东各国在发展对华关系时面临的阻力也会大大减少。
其次是在坚持外交原则、兼顾各方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处理好与中东各方的关系。发展与中东各国的关系离不开对地区事务的参与，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入地区冲突的泥淖之中。概而言之，中东地区的矛盾主要有三种：一是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矛盾；二是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三是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背后大都有着深刻的大国政治和宗教文化背景，其产生与解决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国是目前惟一一个和中东各国都保持友好关系的大国，这是我们参与中东事务的宝贵财富，但也同时要求我们必须在参与中东热点事务的同时充分兼顾各方共同利益，做到公开、公正、合理。
最后是合理协调国际责任与国家实力、国内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适当承担起在中东地区的国际责任。中东地区历来是大国政治的晴雨表和战略场，也是不少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见证。任何国家要想显示其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并以此建立其在该地区的国际威望和信誉。但是，如果不从自身国家实力和发展利益出发，不切实际地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就有可能使国家发展背上沉重包袱，从而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