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是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切分与控制，来生成的。它面对生活展开观看，面对变迁呼唤停留，在时间之流里凝冻瞬间，在现实空间的“场”里提炼“影像场”。影像的价值，是从其所记录内容和记录方式两个方面，由时间赋予的。影像在社会文化演进中，留得住留不住，传得远传不远，也是由社会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择取的。时间，在影像的生成、提炼和传播过程中，是贯穿始终的、决定性的线索和力量。所以，我们可以从时间的角度考察影像的价值，换句话说，影像有时间价值。
　　朱宪民先生的摄影，从1960年代到2010年代，时间跨度达50个年头，时间价值非常高，在摄影界是很少见的。影像中的时间跨度本身就是历史。而他镜头中所呈现的各种现场，连缀起来，则是中国社会和现实生活变迁的在场证明，是50年来各个历史节点时期百姓生存状态的直接呈现。这些影像带着浓郁的现场氛围、鲜活而耐人寻味的细节，以及中国百姓与历史一同前行时、酸甜苦辣中、不可重复的表情和体态，确证着一位中国摄影家对土地、对百姓的深厚情感和无比热爱，也显示了一位中国摄影家面对现实所能发现、开掘和呈现的生活底色和生命质感。
　　从选题方式看，朱宪民先生把大半生的精力都用来拍摄百姓。他从黄河边上的家乡—范县出发，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大东北和大西北，无论走到哪里，都把镜头瞄准百姓—他们的生存状态。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酸甜苦辣。他说各地的老百姓都是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关注他们就是关注社会、关注时代！他的选题方式带着寻根的坚定和以百姓为圆心的辐射性，以此成就了他的宽阔视野和开放型的题材范围。
　　从观看方式来说，朱宪民先生每到一个地方，都集中对一个区域人们的的生存现状进行扫描，截取一个个生活的切片；他习惯于在大路、小路上走，边走边看，边看边拍，像个猎手；有时也在菜市场、劳作现场或群众活动现场，直面抓取瞬间。他对“决定性瞬间”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卡蒂埃-布勒松曾经给他赠言：“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他大半生的作品里可以找出不少很符合“决定性瞬间”定义的作品，如动态中的瞬间平衡、几何构图中时代符号与人物、景物的相互关联等，在注重瞬间平衡的同时，他特别注重现场氛围的呈现，特别注意抓取一个场面里几个主要人物表情、姿态都很好的瞬间，这很难，拍摄时需要全神贯注、心无旁骛才行，有时需要快速出击，有时需要静等，光圈和快门的操控需要达到人机一体化的程度，面对瞬息万变的人物关系和表情，必须在眼力、速度、品质各个方面与自己较劲，才能拿到过硬的影像。


　　朱宪民先生的作品是一个地域内（城市或乡村）生产、生活现状的一个个切片，如果说这些切片之间有关联，那是地域、种群和习俗一致性的关联。这些作品在成书和展览呈现的时候，必然以同一空间并置的方式来编排，从单幅作品细节看，是记录现实的；从整体看，有超现实的意味。因为年代不同、地域相同，历史的演进体现在作品的细节和比较中。这样的摄影和编辑方式最难之处在于坚持，时间维度上的坚持。“每一张照片都是一座时间的遗址。”如果你在一时一地拍摄百姓，作为散片，很难构成有分量的专题，如果你坚持下去，使影像中出现气候、季节的变化，出现明显的人的变化，那专题的格局会渐渐显现。而朱宪民先生正是在时间的维度上坚持拍摄普通百姓跨越半个世纪的摄影家。
　　他所拍摄的第一代农民，奋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在大都离世，第二代农民，与他自己年龄相仿，也越过七十。一代农民的消失，不仅仅是人的消失，而是一种特定时代独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情感方式的消失！莫言小说中的“我爷爷”、“我奶奶”与影像中的百姓形象，有深度的关联。
　　回到原题上，朱宪民先生是一个令人重新认识时间价值的摄影家。他以一个中国普通百姓的目光拍摄下来的普通百姓形象，特别是他所拍摄的我国四代农民的集体群像，深刻地烙印在影像史上，已经成为广大中国民众的集体记忆；他的作品以扎实的客观性、强烈的现场性、精准的瞬间性，成为中国影像中的代表性作品，不可多得，难以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