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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影响和制约着纳西族古代体育的发展。纳西族为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保留了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致使纳西族古代体育既有狩猎采集及园圃农业时期的原始体育文化残存,也有畜牧经济和集约化农业期产生的体育活动和为适应外来文化而异化产生的体育活动,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
关键词:纳西族 经济生活方式 古代体育 发展 影响
中图分类号:G852.9 文献标识码:A
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促使纳西族古代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并产生了与不同社会模式相适应的文化模式。纳西族古代体育作为纳西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过程同样受到经济生活方式变迁的影响。
一 渔猎采集与园圃经济对纳西族古代体育发展的影响
渔猎采集与园圃经济生活方式,存在于人类的原始社会。但是,直到上世纪50年代,在丽江玉龙县拉市乡和宁蒗泸湖畔纳西人的经济生活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刀耕火种”依然在少数纳西族地区存在。然而,就目前的资料而言,要讨论这个问题,只有在能反应纳西族原始社会基本情况的东巴经书中找到答案。因为,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由许多文化层堆积而成。其中,最下面一层是纳西族尚未形成独立民族之前,整个氐羌族群所共有的原始母体文化,即氐羌族群“各自为种,子孙各别”后产生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元典文化。
大约在一万年以前,东亚等地一些部落,经济生活方式由单纯依靠自然供给,转向栽培植物和动物的驯养,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将迎来革命性的变化。东巴经《崇仁潘迪药记》中,崇仁潘迪取回长生不老药水,返回途中不慎丢失,化成治病百草的故事。东巴经《崇搬图》中,人类始祖崇仁利恩通过猎岩羊、捕大鱼、烧山林种收蔓菁种、挤虎奶等考验,娶到天女繁衍了人类的传说。东巴经《高楞趣》中,猎神高楞趣不愿去猎取自然神家养的野兽,与父亲俄高勒一起去山谷中烧荒种地,谷物遭野兽破坏后,又带着千眼猎网、地弩、扣子去狩猎,并与自然神发生一系列争斗。这些内容反应的正是纳西族先民的经济生活方式,由单纯依靠自然转向生产活动这个变化过程。远古时代纳西族先民因人口增加,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无法提供所需的食物,而被迫进行园圃农业。之后,因季节性的迁徙、人口分流等原因,使生态得到恢复,纳西族先民又重新进行渔猎采集经济生活。《崇搬图》中下嫁人间的天女,跟随人祖崇仁利恩居住在寨子里,则表白“从夫居”为主的父系家族组织和园圃农业为特征的居住形式已经出现。
这两种经济生活方式,迫使远古纳西族先民必须具备适应这种经济生活所需要的身体素质。因此,《崇搬图》中当天神问崇仁利恩是什么种族时,崇仁利恩回答:“父族是开天九兄弟,母族是辟地七姐妹……三升炒面一口咽,三只牛腿一口吞,一夜能过七条江的种族”。这充分体现了远古先民对力量和英雄的崇拜。东巴经中猎神高楞趣、采长生不老药的崇仁盘迪等人物,都具有超强身体和过人的劳动技能,同样是力量崇拜的产物。
当然,正如美国考古学家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中谈到的,处于园圃经济生活的民族,从不将自己的精力或土地的肥力消耗到最大限度。园圃经济与集约化农业及畜牧业相比,人们有一定的空闲时间,加上剩余产品的出现,出现了奴隶主、奴隶等不同的社会阶层分化。这也促使一部分人从生产中脱离出来,从事艺术、宗教、军事、教育等活动。出于维护社会制度及部落战争的需要,渔猎采集经济时代出现劳动工具,成为了部落战争的武器和巫术活动中使用的道具。巫术仪式中大量脱离生产劳动和军事的身体活动的出现,标志着纳西族东巴蹉已产生。之后,向模仿动物动作、模仿战争场面等方面发展,并逐渐成为了全民军事、民族意识和礼仪教育重要内容。随着巫术在纳西族先民意识中地位的提高,产生了包括“成年礼”在内的一系列以巫术为手段,来防范各种精灵对人的灵魂造成伤害而影响健康的原始养生活动。狩猎活动也随之成为奴隶主展示武力及娱乐活动的重要内容。
二 畜牧业对纳西族古代体育发展的影响
纳西族园圃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随即进入畜牧业时期。汉文献中有“大抵夏商周三代,羌人东迁,散居于黄河中游地带……其向南迁至蜀汉近境岷江流域分支而南者,为西南各族之先民,支别甚多,纳西族即其一支出”的记载。纳西族东巴经中有“束尤不分离,迁徒到江湾地去了。禾梅不分离,迁徒到纽纽含英毕去”的记载,说明纳西族先民唐代进入丽江之前,经过了漫长的民族迁徙,而迁徙的民族最适应的经济生活方式就是畜牧业。纳西族自迁徙到定居,始终与大江大河、高山深谷相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不能改造所处的环境,使之适合集约化农业。高山深谷所产出的草、树叶中,存在大量生存所需的养分,只能通过牛、羊等牲畜的肉、乳、血等产品来获取。畜产品也能换取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因此,这种经济生活方式才能与纳西族的生存环境相适应。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中,有“境内多摩些蛮,好附险立寨。少不如意,暴戾之色发于面目,急于战斗而勇不顾身”的记载。这说明,畜牧经济生活方式及伴随迁徙而来的频繁部落战争,促使纳西族先民继续并发展了渔猎采集和园圃农业时期产生的尚武之风。在这种传统的推动下,产生了大量古代兵器。如:《南诏野史》中记载有铎鞘;正德《云南图经志书》中有“土人男女无论少长,出入常带大小二刀……头有环者谓之环刀,无环者谓之大刀”的记载。种类繁多的兵器,说明纳西族先民出现了大量用兵器进行的军事体育活动。元朝王沂《麽些诏》诗中:“亦有善刀舞,众锋粲鲸齿,坐令帐下儿,往往发上指”,如实记载了这种情况。
畜牧业经济生活方式及部落战争的需要,促使纳西族先民改变了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于初唐出现了部落联盟越析诏。“急于公战,而耻于私斗”的尚武精神,就成为增强部落意识的重要精神力量。随之,在纳西族丧葬仪式中产生了“巴乌朴”等,具有全民教育功能的战争舞。樊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么蛮俗好饮酒、歌舞”和李京“男女动数百,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的记载则说明,为了适应“全民皆兵”的军民制教育需要,具有娱乐、教育、健身功能的纳西族民间踏歌活动,也贯穿于整个纳西族古代社会生活的进程。
三 集约化农业对纳西族古代体育发展的影响
“集约农业存在的前提就是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纳西族先民唐代进入丽江定居,至元代期间,因内部处于“互不统摄”分离状态,外部存在着各种冲突,无法形成建设大型水利工程和农田基础建设的力量。1253年忽必烈征大理,吐蕃势力及大理国势力随之没落。纳西族首领因随忽必烈征大理国有功,元朝对纳西族地区采取了开明的政策,使纳西族内部实现了统一。加之元初赛典赤任云南平章政事设丽江路,开屯田、设驿站、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元一统志》“山半数泉涌出,下注成溪,灌溉民田万亩”的记载,标志着丽江坝区的纳西族先民由畜牧业进入集约化农业。
《徐霞客游记》中关于纳西族土司府“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描写,以及关于僧侣、音乐、艺术、绘画、教书、皮匠、铁匠等各种从业者的记载,说明到了明代,纳西族集约化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加上对外贸易、开矿及军事行动,给纳西族上层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加剧了社会组织结构复杂化的进程,丽江古城也随之得到较快的发展。随着古代城市的出现,纳西族社会阶层的分工日趋细化,出现了拥有空余时间的上层人土。同时,集约化农业产生剩余粮食,使丽江古城中的大多数人口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从事手工业、家庭经商等活动,从而失去了伴随生产劳动进行的身体活动。这两种情况,使得丽江古城市民渴求体育娱乐活动,以满足身心发展的需求。加上纳西族上层大力提倡学习汉文化,以丽江古城为主的纳西族中心地区的古代体育,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
木公“官家春会与民同,土酿鹅竹节节通。一匝芦笙吹未断,踏歌起舞月明中”描绘了官民共乐,进行传统打跳歌舞娱乐的活动盛况。“明嘉靖年间,道士周月泉携一只白鹤到丽江芝山”始,道教开始在纳西族地区传播并受到土司上层人物的推崇。有关道家的调养方法及理论也开始进入纳西族地区,成为倍受推崇的修身养性方式。纳西族土司木增《芝山居》中“此中饮食殊人世,辟谷常吞日月华”的诗句说明,明代行气、服食、导引等古代养生术,在纳西族上层人士中颇为流行。随着纳西族军事训练体制的正规化和汉文化的不断传入,在集约化农业程度较高的地区,用于祈求风调雨顺、辟邪驱魔的舞龙、舞狮,经过与纳西族原有的牦牛舞等结合,形成了纳西族特有的“麒麟蹉”活动并流传至今。随着城市休闲生活的丰富,放鹰撵山、钓鱼及上山采集等等纳西族获取食物的传统方式,也逐步由谋生手段,演变成丽江古城市民娱乐休闲的重要传统文化。
而木公“飞红舞翠秋千院,击鼓鸣蹴鞠场”的诗句则说明,在集约化农业的推动下,到了明代纳西族按中央政权的建制建立了军队,并产生用于军事训练及娱乐的古代蹴鞠活动的 “场”、“院”等专门运动场地。通过纳西族土司木高于1548年和1561年在石鼓留下的“诚心报国家,男儿佩宝剑。双挥风雨忙,独舞鬼神惊。豪气边疆宁,寒光牛斗淡。石门锁钥坚,世作大明坫”和“雪片如手雨连暮,风吹如箭冰凝路,冰路倾沙牛马行”等诗句来看,明代纳西族上层中,“文武兼备”的观念占了主流地位。在中央军事体育制度的推动下,纳西族武士普遍掌握了武术套路演练及格斗对抗的方法,才可能出现“独舞鬼神惊”的场面。这种影响还渗透到民间,出现了以僧侣为核心的民间武术团体。解族前,纳西族地区有很多从金山寺学武归来的人,有“运气后任人踩踏其臂若无其事,坚硬如铁石”的硬功。这说明寺院中练武的传统,直到解放前还对纳西族地区造成影响。
随着丽江古城的发展,到了清朝末年,古城居民有2895户12478人,其中,从事手工业、商业者占总人口的80%。尽管东巴教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进行了应变,并出现了具有“一神化”趋势的丁巴什罗的神祗,但因在古代城市生活中失去了相应的地位和民俗文化功能,而退居到山乡辟野之中,纳西族东巴舞最终成为乡村体育。另一方面,在改土归流前,土司的耕地多达2万余亩,占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这种闭关自守、高度集权的封建领主经济,使广大农村的纳西族民众没有条件学习汉文化、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处于“贫家食盐外,不知别味”的贫困状态。因此,这些地方依然延续着纳西族在畜牧经济生活以前就形成的传统体育娱乐活动。1723年清政府改土归流,采取废除封建领主庄园、发展农业、办义学等措施后,改变了“土司有学而人民无学”的状态,使这些纳西族地区的文化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从而促使了广大农村地区的纳西族传统体育也进入了异化阶段。如:因纳西族游牧时代冬季“杀羊邀客”的习俗变成了“杀年猪”,用于军事训练的蹴鞠,随之成了纳西族民间的“踢猪尿泡”和“丽江球”游戏。
综上所述,纳西族古代社会经历了渔猎采集、园圃农业、畜牧业和集约化农业发展阶段,并形成了相应的社会和文化模式。纳西族古代体育作为纳西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其发展过程同样受经济生活方式的制约与影响。纳西族聚居点多,分布面积广,为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就纳西族整体而言,保留了多种经济生活方式。这样,纳西族古代体育既保留了狩猎采集及园圃农业时期产生的原始体育残存,也有牧畜经济和集约化农业期产生的古代体育,以及汉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强烈渗透下异化产生的体育活动,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
参考文献:
[1] 木丽春:《纳西族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3] 方国瑜著,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四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 童恩正:《人类与文化》,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
和春云,男,1970—,云南丽江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纳西族民俗、民族体育,工作单位: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事明,女,1976—,茂名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生活史,工作单位:茂名学院。
关键词:纳西族 经济生活方式 古代体育 发展 影响
中图分类号:G852.9 文献标识码:A
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促使纳西族古代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并产生了与不同社会模式相适应的文化模式。纳西族古代体育作为纳西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过程同样受到经济生活方式变迁的影响。
一 渔猎采集与园圃经济对纳西族古代体育发展的影响
渔猎采集与园圃经济生活方式,存在于人类的原始社会。但是,直到上世纪50年代,在丽江玉龙县拉市乡和宁蒗泸湖畔纳西人的经济生活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刀耕火种”依然在少数纳西族地区存在。然而,就目前的资料而言,要讨论这个问题,只有在能反应纳西族原始社会基本情况的东巴经书中找到答案。因为,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由许多文化层堆积而成。其中,最下面一层是纳西族尚未形成独立民族之前,整个氐羌族群所共有的原始母体文化,即氐羌族群“各自为种,子孙各别”后产生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元典文化。
大约在一万年以前,东亚等地一些部落,经济生活方式由单纯依靠自然供给,转向栽培植物和动物的驯养,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将迎来革命性的变化。东巴经《崇仁潘迪药记》中,崇仁潘迪取回长生不老药水,返回途中不慎丢失,化成治病百草的故事。东巴经《崇搬图》中,人类始祖崇仁利恩通过猎岩羊、捕大鱼、烧山林种收蔓菁种、挤虎奶等考验,娶到天女繁衍了人类的传说。东巴经《高楞趣》中,猎神高楞趣不愿去猎取自然神家养的野兽,与父亲俄高勒一起去山谷中烧荒种地,谷物遭野兽破坏后,又带着千眼猎网、地弩、扣子去狩猎,并与自然神发生一系列争斗。这些内容反应的正是纳西族先民的经济生活方式,由单纯依靠自然转向生产活动这个变化过程。远古时代纳西族先民因人口增加,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无法提供所需的食物,而被迫进行园圃农业。之后,因季节性的迁徙、人口分流等原因,使生态得到恢复,纳西族先民又重新进行渔猎采集经济生活。《崇搬图》中下嫁人间的天女,跟随人祖崇仁利恩居住在寨子里,则表白“从夫居”为主的父系家族组织和园圃农业为特征的居住形式已经出现。
这两种经济生活方式,迫使远古纳西族先民必须具备适应这种经济生活所需要的身体素质。因此,《崇搬图》中当天神问崇仁利恩是什么种族时,崇仁利恩回答:“父族是开天九兄弟,母族是辟地七姐妹……三升炒面一口咽,三只牛腿一口吞,一夜能过七条江的种族”。这充分体现了远古先民对力量和英雄的崇拜。东巴经中猎神高楞趣、采长生不老药的崇仁盘迪等人物,都具有超强身体和过人的劳动技能,同样是力量崇拜的产物。
当然,正如美国考古学家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中谈到的,处于园圃经济生活的民族,从不将自己的精力或土地的肥力消耗到最大限度。园圃经济与集约化农业及畜牧业相比,人们有一定的空闲时间,加上剩余产品的出现,出现了奴隶主、奴隶等不同的社会阶层分化。这也促使一部分人从生产中脱离出来,从事艺术、宗教、军事、教育等活动。出于维护社会制度及部落战争的需要,渔猎采集经济时代出现劳动工具,成为了部落战争的武器和巫术活动中使用的道具。巫术仪式中大量脱离生产劳动和军事的身体活动的出现,标志着纳西族东巴蹉已产生。之后,向模仿动物动作、模仿战争场面等方面发展,并逐渐成为了全民军事、民族意识和礼仪教育重要内容。随着巫术在纳西族先民意识中地位的提高,产生了包括“成年礼”在内的一系列以巫术为手段,来防范各种精灵对人的灵魂造成伤害而影响健康的原始养生活动。狩猎活动也随之成为奴隶主展示武力及娱乐活动的重要内容。
二 畜牧业对纳西族古代体育发展的影响
纳西族园圃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随即进入畜牧业时期。汉文献中有“大抵夏商周三代,羌人东迁,散居于黄河中游地带……其向南迁至蜀汉近境岷江流域分支而南者,为西南各族之先民,支别甚多,纳西族即其一支出”的记载。纳西族东巴经中有“束尤不分离,迁徒到江湾地去了。禾梅不分离,迁徒到纽纽含英毕去”的记载,说明纳西族先民唐代进入丽江之前,经过了漫长的民族迁徙,而迁徙的民族最适应的经济生活方式就是畜牧业。纳西族自迁徙到定居,始终与大江大河、高山深谷相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不能改造所处的环境,使之适合集约化农业。高山深谷所产出的草、树叶中,存在大量生存所需的养分,只能通过牛、羊等牲畜的肉、乳、血等产品来获取。畜产品也能换取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因此,这种经济生活方式才能与纳西族的生存环境相适应。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中,有“境内多摩些蛮,好附险立寨。少不如意,暴戾之色发于面目,急于战斗而勇不顾身”的记载。这说明,畜牧经济生活方式及伴随迁徙而来的频繁部落战争,促使纳西族先民继续并发展了渔猎采集和园圃农业时期产生的尚武之风。在这种传统的推动下,产生了大量古代兵器。如:《南诏野史》中记载有铎鞘;正德《云南图经志书》中有“土人男女无论少长,出入常带大小二刀……头有环者谓之环刀,无环者谓之大刀”的记载。种类繁多的兵器,说明纳西族先民出现了大量用兵器进行的军事体育活动。元朝王沂《麽些诏》诗中:“亦有善刀舞,众锋粲鲸齿,坐令帐下儿,往往发上指”,如实记载了这种情况。
畜牧业经济生活方式及部落战争的需要,促使纳西族先民改变了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于初唐出现了部落联盟越析诏。“急于公战,而耻于私斗”的尚武精神,就成为增强部落意识的重要精神力量。随之,在纳西族丧葬仪式中产生了“巴乌朴”等,具有全民教育功能的战争舞。樊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么蛮俗好饮酒、歌舞”和李京“男女动数百,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的记载则说明,为了适应“全民皆兵”的军民制教育需要,具有娱乐、教育、健身功能的纳西族民间踏歌活动,也贯穿于整个纳西族古代社会生活的进程。
三 集约化农业对纳西族古代体育发展的影响
“集约农业存在的前提就是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纳西族先民唐代进入丽江定居,至元代期间,因内部处于“互不统摄”分离状态,外部存在着各种冲突,无法形成建设大型水利工程和农田基础建设的力量。1253年忽必烈征大理,吐蕃势力及大理国势力随之没落。纳西族首领因随忽必烈征大理国有功,元朝对纳西族地区采取了开明的政策,使纳西族内部实现了统一。加之元初赛典赤任云南平章政事设丽江路,开屯田、设驿站、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元一统志》“山半数泉涌出,下注成溪,灌溉民田万亩”的记载,标志着丽江坝区的纳西族先民由畜牧业进入集约化农业。
《徐霞客游记》中关于纳西族土司府“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描写,以及关于僧侣、音乐、艺术、绘画、教书、皮匠、铁匠等各种从业者的记载,说明到了明代,纳西族集约化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加上对外贸易、开矿及军事行动,给纳西族上层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加剧了社会组织结构复杂化的进程,丽江古城也随之得到较快的发展。随着古代城市的出现,纳西族社会阶层的分工日趋细化,出现了拥有空余时间的上层人土。同时,集约化农业产生剩余粮食,使丽江古城中的大多数人口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从事手工业、家庭经商等活动,从而失去了伴随生产劳动进行的身体活动。这两种情况,使得丽江古城市民渴求体育娱乐活动,以满足身心发展的需求。加上纳西族上层大力提倡学习汉文化,以丽江古城为主的纳西族中心地区的古代体育,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
木公“官家春会与民同,土酿鹅竹节节通。一匝芦笙吹未断,踏歌起舞月明中”描绘了官民共乐,进行传统打跳歌舞娱乐的活动盛况。“明嘉靖年间,道士周月泉携一只白鹤到丽江芝山”始,道教开始在纳西族地区传播并受到土司上层人物的推崇。有关道家的调养方法及理论也开始进入纳西族地区,成为倍受推崇的修身养性方式。纳西族土司木增《芝山居》中“此中饮食殊人世,辟谷常吞日月华”的诗句说明,明代行气、服食、导引等古代养生术,在纳西族上层人士中颇为流行。随着纳西族军事训练体制的正规化和汉文化的不断传入,在集约化农业程度较高的地区,用于祈求风调雨顺、辟邪驱魔的舞龙、舞狮,经过与纳西族原有的牦牛舞等结合,形成了纳西族特有的“麒麟蹉”活动并流传至今。随着城市休闲生活的丰富,放鹰撵山、钓鱼及上山采集等等纳西族获取食物的传统方式,也逐步由谋生手段,演变成丽江古城市民娱乐休闲的重要传统文化。
而木公“飞红舞翠秋千院,击鼓鸣蹴鞠场”的诗句则说明,在集约化农业的推动下,到了明代纳西族按中央政权的建制建立了军队,并产生用于军事训练及娱乐的古代蹴鞠活动的 “场”、“院”等专门运动场地。通过纳西族土司木高于1548年和1561年在石鼓留下的“诚心报国家,男儿佩宝剑。双挥风雨忙,独舞鬼神惊。豪气边疆宁,寒光牛斗淡。石门锁钥坚,世作大明坫”和“雪片如手雨连暮,风吹如箭冰凝路,冰路倾沙牛马行”等诗句来看,明代纳西族上层中,“文武兼备”的观念占了主流地位。在中央军事体育制度的推动下,纳西族武士普遍掌握了武术套路演练及格斗对抗的方法,才可能出现“独舞鬼神惊”的场面。这种影响还渗透到民间,出现了以僧侣为核心的民间武术团体。解族前,纳西族地区有很多从金山寺学武归来的人,有“运气后任人踩踏其臂若无其事,坚硬如铁石”的硬功。这说明寺院中练武的传统,直到解放前还对纳西族地区造成影响。
随着丽江古城的发展,到了清朝末年,古城居民有2895户12478人,其中,从事手工业、商业者占总人口的80%。尽管东巴教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进行了应变,并出现了具有“一神化”趋势的丁巴什罗的神祗,但因在古代城市生活中失去了相应的地位和民俗文化功能,而退居到山乡辟野之中,纳西族东巴舞最终成为乡村体育。另一方面,在改土归流前,土司的耕地多达2万余亩,占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这种闭关自守、高度集权的封建领主经济,使广大农村的纳西族民众没有条件学习汉文化、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处于“贫家食盐外,不知别味”的贫困状态。因此,这些地方依然延续着纳西族在畜牧经济生活以前就形成的传统体育娱乐活动。1723年清政府改土归流,采取废除封建领主庄园、发展农业、办义学等措施后,改变了“土司有学而人民无学”的状态,使这些纳西族地区的文化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从而促使了广大农村地区的纳西族传统体育也进入了异化阶段。如:因纳西族游牧时代冬季“杀羊邀客”的习俗变成了“杀年猪”,用于军事训练的蹴鞠,随之成了纳西族民间的“踢猪尿泡”和“丽江球”游戏。
综上所述,纳西族古代社会经历了渔猎采集、园圃农业、畜牧业和集约化农业发展阶段,并形成了相应的社会和文化模式。纳西族古代体育作为纳西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其发展过程同样受经济生活方式的制约与影响。纳西族聚居点多,分布面积广,为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就纳西族整体而言,保留了多种经济生活方式。这样,纳西族古代体育既保留了狩猎采集及园圃农业时期产生的原始体育残存,也有牧畜经济和集约化农业期产生的古代体育,以及汉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强烈渗透下异化产生的体育活动,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
参考文献:
[1] 木丽春:《纳西族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 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3] 方国瑜著,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四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 童恩正:《人类与文化》,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
和春云,男,1970—,云南丽江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纳西族民俗、民族体育,工作单位: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事明,女,1976—,茂名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生活史,工作单位:茂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