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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进入新常态反映经济发展规律
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高点以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5年的时间处在下行状态。目前，下行的压力相当大。如何看待这个过程，一直有不同的看法。5年前，笔者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做过一项研究，对比了一些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发展的国际经验，提出“中国经济将会进入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判断。此后，也进行了很多理论方面的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进入新常态并不仅是名词的改变，它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规律。
（二）丢掉幻想，适应规律，把调整转型做到位
对这个规律，目前国内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但是，还是要逐步达成共识，因为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还是要想通，还是要适应它。一些地方还在试图使经济回到以往高速增长的轨道，还在制造或期待着新的高增长。一些企业产能过剩，调整还是不调整？一些政府或是企业认为，我们熬一熬、扛一扛，会不会出现V型反转，他们认为经济好转以后，企业产能就能被消化。笔者认为，再回到以前两位数高速增长是不切实际的，应该丢掉幻想，扎扎实实地适应新常态，把该做的事，特别是调整转型的事一定要抓紧做起来。笔者也注意到，国际上对中国经济下行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些人已经习惯于中国经济10%的高速增长，一旦增长速度放缓以后，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要非常明确，中国经济的这种变化是完全符合规律的、正常的。如果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还以10%的增长速度持续10年、20年、30年，你相信吗？你觉得它正常吗？那才是真正的不正常，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二、稳效益才能稳增长当前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可能大家都关心“底”在何方？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稍微带点经济学理论含义的解释，叫做“转型再平衡”。就是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的平衡转向一个将来中高速或者是中速增长的平衡。我们现在还处在转换的过程之中，所以现在还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
（一）实现“转型再平衡”的三个条件
1.高投资要触底。这主要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讲。从高投资来讲，现在我们关注的主要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从2014年开始出现放缓，有人认为是短期的调整，我们认为是历史性的拐点，主要依据就是构成房地产70%左右的城镇居民住宅历史需求峰值为1200～1300万套住房，这个峰值2014年已经达到了，达到以后，房地产的总量就会收缩，房地产投资的速度下行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从月度来看，最新的房地产投资速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我们估计这个负增长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什么时候由负转正，到那个点上，房地产投资的“底”基本上也就探着了，从需求角度看的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的“点”也探着了。我们估计这个“点”有较大的可能性在2016年年中左右达到。
2.减产能要到位。这主要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更为复杂。由于需求快速的回落，但是过去形成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供给调整较慢，出现了供大于求，导致了PPI负增长。更具有挑战性的是企业效益的下降，工业企业利润增长速度负增长已经超过1年的时间。这个问题的解决出路就是要大幅度的减产能。我们做过测算，像煤炭、钢铁这些行业过剩产能大概是30%左右，只有把产能减下去以后，重新实现供求平衡，PPI才能恢复增长，企业盈利才能恢复增长，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地区的财政才能恢复增长。但是现在由于存在体制上、政策上的一些障碍，减产能难度比较大。
3.新动力要形成。这是从未来供给的角度来讲。一是新的动力还有很大空间，主要是在生产性的服务业领域。但是，再找到如同过去房地产、汽车、钢铁这样能够使经济上一个很大台阶的所谓支柱性产业基本上已不可能。所谓新动力形成很大程度上还是进行追赶性增长，只是过去我们是数量型的增长追赶，转向质量型的增长追赶。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过程转换比较缓慢，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精耕细作。
新动力的另一个方面是创新，这是一场马拉松赛跑。目前出现了“互联网+”这类的创新，多数是替代性的增长。比如说，网购增长很快，但是传统商业增长速度在下降，一些商场已经开始关门了。所以，综合来看，从需求的角度，高投资的回落很快，是快变量，但是减产能、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两个变量比较慢。需求触底可能较快，如果减产能没有实质性进展，企业的效益持续下降，持续一段时间以后，金融风险有可能加快暴露，从而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这是今后一两年需要着力防止的。
（二）企业盈利率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指标
相应地，在转型过程中，笔者认为特别需要关注一个指标，就是企业盈利率，或者是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有些人认为这是企业的事，是微观层面的，跟宏观经济没有关系。其实关系很大，如果企业盈利保持在适当高的水平上，企业的利润是增长的，我们的速度高一点、低一点，问题不是很大，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企业利润有了，就业就有了，财政收入就有了，风险防范也有基础了，职工的收入也可以提高了。
笔者过去提过一个看法，企业盈利水平的稳定和提高，或者说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变，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指标。我想，大家都很关心速度的问题，从主观上来讲，我们是希望速度越高越好，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速度问题有两个维度，一个高度，即速度是多少，再一个是长度，即能持续多长时间。事实上，只有企业盈利水平保持一个适当的幅度，企业利润保持一个适当的增长速度，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才是可持续的。我们要求的是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关键还是把企业盈利问题解决好。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的、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速度。三、以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为重点推动改革提高要素生产率，或者说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关键要推动改革。
（一）推进重点领域的改革
在需求的角度，我们还有稳增长的空间，但是重点不是铺摊子，而是要找洼地。比如说，像行政性垄断的行业，如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金融等领域，还有一些服务业领域，投资潜力还很大，需要切实放宽准入，引入新的投资者，不仅是增加投资数量，更重要的是通过竞争提高投资效率。我们一直讲混合所有制改革，一个方向是企业内部发展混合制;另外一个是在行业内发展混合所有制，开放某些领域，让民营经济或者是行业外的投资者进入，把竞争的力度加大一点，这样，我们的效益水平就可以提高。城乡结合部，特别是城市与城市之间互联互通，生产力的重新布局潜力很大，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的空间仍很可观。
（二）采取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
对减产能，一定要采取大力度、管用的措施。继续拖延改革，企业有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实际上是在国企改革中啃硬骨头的问题，重点是要在解决“人”和“债”的问题上拿出管用的办法。比如说，能不能拿一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资金，解决需要退出企业的职工的安置问题。还有一些银行坏帐，该解决的，该给指标的还是要给指标。创新发展，并不是搞个什么创新规划，最重要的是营造适合创新的环境，要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稳定预期，维护公平竞争，避免泡沫扰乱，使大家心无旁鹜、专心致志推动创新，推动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高点以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5年的时间处在下行状态。目前，下行的压力相当大。如何看待这个过程，一直有不同的看法。5年前，笔者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做过一项研究，对比了一些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后发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发展的国际经验，提出“中国经济将会进入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判断。此后，也进行了很多理论方面的研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进入新常态并不仅是名词的改变，它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规律。
（二）丢掉幻想，适应规律，把调整转型做到位
对这个规律，目前国内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也是正常的。但是，还是要逐步达成共识，因为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还是要想通，还是要适应它。一些地方还在试图使经济回到以往高速增长的轨道，还在制造或期待着新的高增长。一些企业产能过剩，调整还是不调整？一些政府或是企业认为，我们熬一熬、扛一扛，会不会出现V型反转，他们认为经济好转以后，企业产能就能被消化。笔者认为，再回到以前两位数高速增长是不切实际的，应该丢掉幻想，扎扎实实地适应新常态，把该做的事，特别是调整转型的事一定要抓紧做起来。笔者也注意到，国际上对中国经济下行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些人已经习惯于中国经济10%的高速增长，一旦增长速度放缓以后，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要非常明确，中国经济的这种变化是完全符合规律的、正常的。如果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还以10%的增长速度持续10年、20年、30年，你相信吗？你觉得它正常吗？那才是真正的不正常，才是真正令人担忧的。二、稳效益才能稳增长当前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可能大家都关心“底”在何方？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稍微带点经济学理论含义的解释，叫做“转型再平衡”。就是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的平衡转向一个将来中高速或者是中速增长的平衡。我们现在还处在转换的过程之中，所以现在还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
（一）实现“转型再平衡”的三个条件
1.高投资要触底。这主要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讲。从高投资来讲，现在我们关注的主要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从2014年开始出现放缓，有人认为是短期的调整，我们认为是历史性的拐点，主要依据就是构成房地产70%左右的城镇居民住宅历史需求峰值为1200～1300万套住房，这个峰值2014年已经达到了，达到以后，房地产的总量就会收缩，房地产投资的速度下行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从月度来看，最新的房地产投资速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我们估计这个负增长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什么时候由负转正，到那个点上，房地产投资的“底”基本上也就探着了，从需求角度看的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的“点”也探着了。我们估计这个“点”有较大的可能性在2016年年中左右达到。
2.减产能要到位。这主要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更为复杂。由于需求快速的回落，但是过去形成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供给调整较慢，出现了供大于求，导致了PPI负增长。更具有挑战性的是企业效益的下降，工业企业利润增长速度负增长已经超过1年的时间。这个问题的解决出路就是要大幅度的减产能。我们做过测算，像煤炭、钢铁这些行业过剩产能大概是30%左右，只有把产能减下去以后，重新实现供求平衡，PPI才能恢复增长，企业盈利才能恢复增长，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地区的财政才能恢复增长。但是现在由于存在体制上、政策上的一些障碍，减产能难度比较大。
3.新动力要形成。这是从未来供给的角度来讲。一是新的动力还有很大空间，主要是在生产性的服务业领域。但是，再找到如同过去房地产、汽车、钢铁这样能够使经济上一个很大台阶的所谓支柱性产业基本上已不可能。所谓新动力形成很大程度上还是进行追赶性增长，只是过去我们是数量型的增长追赶，转向质量型的增长追赶。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过程转换比较缓慢，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精耕细作。
新动力的另一个方面是创新，这是一场马拉松赛跑。目前出现了“互联网+”这类的创新，多数是替代性的增长。比如说，网购增长很快，但是传统商业增长速度在下降，一些商场已经开始关门了。所以，综合来看，从需求的角度，高投资的回落很快，是快变量，但是减产能、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两个变量比较慢。需求触底可能较快，如果减产能没有实质性进展，企业的效益持续下降，持续一段时间以后，金融风险有可能加快暴露，从而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这是今后一两年需要着力防止的。
（二）企业盈利率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指标
相应地，在转型过程中，笔者认为特别需要关注一个指标，就是企业盈利率，或者是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有些人认为这是企业的事，是微观层面的，跟宏观经济没有关系。其实关系很大，如果企业盈利保持在适当高的水平上，企业的利润是增长的，我们的速度高一点、低一点，问题不是很大，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企业利润有了，就业就有了，财政收入就有了，风险防范也有基础了，职工的收入也可以提高了。
笔者过去提过一个看法，企业盈利水平的稳定和提高，或者说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变，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指标。我想，大家都很关心速度的问题，从主观上来讲，我们是希望速度越高越好，持续的时间越长越好。速度问题有两个维度，一个高度，即速度是多少，再一个是长度，即能持续多长时间。事实上，只有企业盈利水平保持一个适当的幅度，企业利润保持一个适当的增长速度，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才是可持续的。我们要求的是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关键还是把企业盈利问题解决好。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的、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速度。三、以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为重点推动改革提高要素生产率，或者说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关键要推动改革。
（一）推进重点领域的改革
在需求的角度，我们还有稳增长的空间，但是重点不是铺摊子，而是要找洼地。比如说，像行政性垄断的行业，如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金融等领域，还有一些服务业领域，投资潜力还很大，需要切实放宽准入，引入新的投资者，不仅是增加投资数量，更重要的是通过竞争提高投资效率。我们一直讲混合所有制改革，一个方向是企业内部发展混合制;另外一个是在行业内发展混合所有制，开放某些领域，让民营经济或者是行业外的投资者进入，把竞争的力度加大一点，这样，我们的效益水平就可以提高。城乡结合部，特别是城市与城市之间互联互通，生产力的重新布局潜力很大，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的空间仍很可观。
（二）采取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
对减产能，一定要采取大力度、管用的措施。继续拖延改革，企业有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实际上是在国企改革中啃硬骨头的问题，重点是要在解决“人”和“债”的问题上拿出管用的办法。比如说，能不能拿一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资金，解决需要退出企业的职工的安置问题。还有一些银行坏帐，该解决的，该给指标的还是要给指标。创新发展，并不是搞个什么创新规划，最重要的是营造适合创新的环境，要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稳定预期，维护公平竞争，避免泡沫扰乱，使大家心无旁鹜、专心致志推动创新，推动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