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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其诗作《未选择的道路》中写道：“树林中岔开两条路，而我——我选择那条少人走的，而这已造成重大差别。”文学评论家杨光祖选择的也正是这样一条“少人走”的文学批评之路，他总是按照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去写文章，其文学批评总是饱含“真情”，同时却也“尖锐犀利”，是真诚的，也是果敢的，总是在无形中透露着一股“豪气”与“寒气”，这在当代文坛可谓是独树一帜的。因此，杨光祖的文学批评之路更像是一场“文学世界的探险”，显示着其思想历程的艰难坎坷，同时也诉说着他“破茧化蝶”般的梦想与追求。
《文学世界的探险》是杨光祖最新出版的一本文学评论集，题材广博、视野广阔，其中既有对作家作品的详细分析与评论，如《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小团圆>与张爱玲的创伤记忆》、《母亲上官鲁氏论》、《莫言小说的局限》、《田小娥论》、《庄之蝶：肉体的狂欢与灵魂的救赎》等；亦有对当代文学理论以及各种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潮的深入的探讨，如《<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当“文学”成为“我”》、《勇于审美判断的批评——论刘川鄂的当代文学评论》、《李建军：捍卫文学的尊严和价值》、《大众文化思潮与当代艺术表达》、《建构“中国格调”的“大文学”》等。这些评论文章字字珠玑、观点新颖、文风犀利，拥有直捣黄龙般的气势，是杨光祖心底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对各位“文坛大腕”的批评，还是对当下文坛不良文学现象的抨击，皆有一种切中要害、一语中的之感。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说：“在我的理解中，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求真的活动。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要尽可能说真话，要为读者提供符合事实或接近事实的判断。这就要求批评家不仅要有良好的审美能力和思想能力，而且还要有坦率、正直、勇敢的品质和德性。”杨光祖作文学批评，所坚持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求真”的原则，他本人不仅拥有过人的艺术审美能力与深刻独到的思想，还具有一种大无畏的“求真”勇气、坦率正直，写文章从不含糊其辞，而是大胆撕破、直指病灶。杨光祖不仅热爱文学，还精通书画艺术、喜欢哲学，海量的阅读、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文学才华滋养了他的艺术生命，亦给他带来了良好而敏锐的文学直觉和过人的艺术审美能力。同时，他还是一位思想者，长期以来，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哲学作品，受中国儒家与道家相贯通传统哲学思想以及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想影响较深，时常与庄子、海德格尔等中西方著名哲学家的灵魂相对接，以求获得自己灵魂的安抚与救赎，因此他对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主题与人性等都有独到的看法。从个人品性方面来说，杨光祖本人的性格正如其文章一样，正直、真诚、果敢、直接。从这几个层面来讲，杨光祖所追求的“真实”、其文章中的“真诚”与“果敢”皆是有因可循的，并非因所谓的“轰动”与“名利”而有意为之。
所谓文学批评是指运用一定的文学理论，按照一定的标准或者方法对所论及的对象进行判断和评价，真正的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心中是拥有一定的评判标准的，杨光祖即是如此，在他的心中，“真、善、美”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真”是一部文学作品成功的关键，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基本的职业道德，所谓的名利、地位、权势都不能阻挡一位批评家诉说真话的欲望。杨光祖始终将“说真话”作为自己进行文学批评的初衷与原则，因此，即便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褒奖赞扬之声铺天盖地，他依然对莫言小说中“语言的泥沙俱下”、“文字、情感的肮脏”、“对中国传统小说负面价值的吸收”等局限性作出了直接的批评；即便贾平凹以善写女性而知名文坛，他依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贾平凹女性写作中的符号化、模式化、奴性思维、甚至是虚假写作等问题。这同时也体现了杨光祖一贯的文学批评风格“独具慧眼、力排众议、无所畏惧、敢于直言”。
“善”即道德，在杨光祖看来，“道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文学固然不是道德，但伟大的文学作品必然包含着伟大的道德态度和道德情感”。因此，杨光祖在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时，往往将“善”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他反对文学作品中不健康的文化价值导向，而对于符合人性道德和审美趣味的文学作品则大加赞扬。在《庄之蝶：肉体的狂欢与灵魂的救赎中》，杨光祖写道：“这种男性妄想症的写作不仅是对农村女子的侮辱与妖魔化，也是作家内心心理不健康的一种反映。”他认为，贾平凹对庄之蝶的描述注入了过多的男权思想与倾向性，这使得《废都》这部作品的文学格局小了一些。杨光祖通过其细腻的文学观察，敏感地捕捉到了《废都》这部作品在道德上的不足之处，并用其犀利、锐利的文字表达了出来，这是极为可贵的。另外，杨光祖格外推崇鲁迅的作品，这也与其心中“善”的文学评判标准有关，在杨光祖的心中，同时也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鲁迅的文字是“在中国文化最黑暗时期的深渊呐喊”，亦是对“中国文化的探索”，蕴含着伟大的道德态度与道德情感，对我们过去的时代、当今的时代、未来的时代都具有极大的启示性。
“美”是杨光祖文学批评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他说：“让白话文成为一种美的文字应该是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考虑的事情。艺术毕竟有它精致唯美的一面，否则怎么能称之为艺术？”因此，杨光祖所欣赏的亦是那种充满艺术美感的文字，他说张爱玲是“恐懼阴影里的天才”，因为“她对声音、色彩、人物心理的描写都是出色而奇特的”。的确如此，张爱玲的文字总是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一种现实的苍凉与哀伤，极富诗意与艺术美感，是一种唯美的文字。而当代文学大家莫言、贾平凹等人的文字却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透露着民间文化的狂野与粗糙，杨光祖则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莫言、贾平凹等人文字的粗制滥造与艺术美感的缺乏。
在批评界，杨光祖素有“文坛刀客”、“酷评家”的称号，因为他的文章总是包含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他的文字总是格外犀利、不留情面。对于一些粗制滥造、庸俗无聊、甚至是价值观错乱的作品，他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严厉批评。他不仅批评莫言小说的弊病，更曾在《<带灯>：修辞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张贤亮：罪恶的缺失与苦难的倾诉》中对贾平凹以及张贤亮作品中思想的守旧与艺术的落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带灯》的过分自恋，疏离了时代，也疏离了读者，作家在过分凸显自我的同时，也扼杀了小说人物”；他还说“张贤亮作为苦难作家，用自传体美化和粉饰自己，人为地给这种受难加上了某种崇高的意义”。 杨光祖的文字就是这样锐利，给人一种直戳内心的痛感，但他的文字并没有“胡搅蛮缠、张扬跋扈”之嫌，而是从文本本身出发，注重讲事实、摆道理；他的批评全无个人芥蒂，他所批评的对象也正是他所尊重的。杨光祖曾在《张贤亮：罪恶的缺失与苦难的倾诉》中说：“当代的西部文坛小说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成就最大，我个人最喜欢的有贾平凹、张贤亮和陈忠实三人”，对于莫言、贾平凹、张贤亮这些文学大家，他奉行的一贯是“我尊重、我苛求”的宗旨。因此，他的文学批评是坦坦荡荡的，完全出于“真诚”，是为了西部乃至中国文学更好地向前发展，这些言辞犀利的文字皆与他心中“真、善、美”的评判标准以及追求美好的审美趣味有关。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也并不是一味否定这些作家的创作，他善于从文本本身出发，找到真正值得赞扬与推崇的地方，他充分肯定了莫言《丰乳肥臀》中母亲上官鲁氏的典型意义，肯定了张贤亮的写作长处——“当张贤亮的笔觸一旦落到自己熟悉的下层生活、劳改生活，他的笔如有神助，满纸云烟，情思充溢，人物活灵活现，直往读者心里钻”。
杨光祖的评论果敢、犀利，同时却也真诚、客观、平实。对于所论述的对象，往往是既论述其优长，又论述其缺憾。他看到了“庄之蝶的失败、庄之蝶的无聊、庄之蝶的堕落”；同时又“通过庄之蝶发现了西北作家的不屈，看到了他们的挣扎、他们的不容易”。对于莫言、贾平凹、路遥等人的文学作品，他在充分肯定其突破性与伟大性的前提下，直言不讳地指出其缺憾与不足；对于马步升、尔雅等作家的作品，爱惜有加、寄予厚望，同时也严厉地指出了其局限性；对于对自己满怀敬意的师长，如韩石山，本着“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态度，对其有关鲁迅的“武断的论述”，明确地表示“万万不能同意”；对自己敬重的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总体上充分地认可其文学批评的同时，也有中肯的批评。
杨光祖的文学批评，特别是有关张爱玲、莫言、贾平凹、陈忠实、路遥、张贤亮、杨显惠、阿信等人的批评往往紧紧围绕文本展开论述，是文学理论与文学直感的有效结合。他反感学院派“囿于理论”、“僵化不堪”、“枯燥乏味”的文学批评模式，在《<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一文中，他对学院派理论的生搬硬套、以及功利性的文学批评方法提出了严格的批评。他认为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应该将理论融于自己的骨血，从文本本身出发去进行评论与写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写出具有开创性的文学批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田小娥论》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但杨光祖的这篇文章又不同于一般的学院派论文，没有明显的条条框框，也没有理论的艰涩感，读来总觉得是作者个人发自内心的感受。这是因为，杨光祖已经阅读了无数大师的理论，并且很好地吸纳了这些理论，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在文字表达上，杨光祖的评论文章也不同于一般的学院派，他的文学批评文章极富文采，颇具散文的美感，“刚健而不失婀娜”，有很强的文学魅力与可读性。因为杨光祖本身还是一位散文家，发表过许多散文作品，文学气质与文学修养都比较高，因此他才能写出这样极富文学美感的批评文章。在《张爱玲：恐惧阴影里的天才》中，他写道：“冷而空幻的张爱玲，晚年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她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再找到父亲，无法再找到父爱，父爱只有一个，那就是童年自己的父亲。得不到，就永远得不到了。再到哪里去找，都是枉然。她也就不找了，她其实绝望了。”这样的文字更似散文中的抒情文字，读来总让人“恋恋不舍”，这样“散文化”的文字也给他辛辣、犀利的文章增添了一份“真挚”的情意，而杨光祖本人也仿佛穿越书中的文字，与作者进行了一场灵魂上的交流。
另外，杨光祖的批评文章虽具有散文的美感，但结构上却不像散文一般松散，而是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与一定的学理性，读来总觉有理有据。如《暧昧、混乱里的反抗绝望——尔雅的城市女性系列小说》一文，杨光祖从尔雅所喜欢的作家系谱出发，探讨其创作基点与精神世界，依次递进，极富逻辑性。在讨论尔雅的创作动机与心理时，杨光祖还借用了E.M.福斯特的“艺术人格”理论，他认为：“尔雅的写作很少有公众性，他很痴迷私人性，他的写作是从他内心深处的幽暗处流淌而出的。”其后，杨光祖又通过尔雅的一系列城市作品证明了他的这种观点。整篇文章既有着散文的美感，又有着严密的逻辑性与一定的学理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光祖的文学批评兼有文学内部研究和文学外部研究性质的社会文化心理批评，看似随心所欲，实际上却有着严密的逻辑与深刻的文化思考。
真正的文学批评不是人云亦云，亦非阿谀奉承。在当今疲软滞后的中国文坛，有这样一位文学批评家，始终秉承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以我口写我心”。这位文学批评家便是杨光祖，他说“血管里喷出的总是血，水管中流出的总是水”，他始终坚持用“真实的灵魂、思想”写作，大胆直言、用词犀利，其观点是新颖独特的，其文字是桀骜不驯的，其文章是真诚而又果敢的。因此，杨光祖的文学批评之路更像是一场“文学世界的探险”，充满着艰险，也充满着未知，其文学评论集《文学世界的探险》则像是“照亮寒夜的灯火”，给当今疲软滞后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光亮，中国文学批评界亦需要这种简单、直接、短兵相接的文字。
评论责任编辑 子 矜
《文学世界的探险》是杨光祖最新出版的一本文学评论集，题材广博、视野广阔，其中既有对作家作品的详细分析与评论，如《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小团圆>与张爱玲的创伤记忆》、《母亲上官鲁氏论》、《莫言小说的局限》、《田小娥论》、《庄之蝶：肉体的狂欢与灵魂的救赎》等；亦有对当代文学理论以及各种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潮的深入的探讨，如《<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当“文学”成为“我”》、《勇于审美判断的批评——论刘川鄂的当代文学评论》、《李建军：捍卫文学的尊严和价值》、《大众文化思潮与当代艺术表达》、《建构“中国格调”的“大文学”》等。这些评论文章字字珠玑、观点新颖、文风犀利，拥有直捣黄龙般的气势，是杨光祖心底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对各位“文坛大腕”的批评，还是对当下文坛不良文学现象的抨击，皆有一种切中要害、一语中的之感。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说：“在我的理解中，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求真的活动。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要尽可能说真话，要为读者提供符合事实或接近事实的判断。这就要求批评家不仅要有良好的审美能力和思想能力，而且还要有坦率、正直、勇敢的品质和德性。”杨光祖作文学批评，所坚持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求真”的原则，他本人不仅拥有过人的艺术审美能力与深刻独到的思想，还具有一种大无畏的“求真”勇气、坦率正直，写文章从不含糊其辞，而是大胆撕破、直指病灶。杨光祖不仅热爱文学，还精通书画艺术、喜欢哲学，海量的阅读、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文学才华滋养了他的艺术生命，亦给他带来了良好而敏锐的文学直觉和过人的艺术审美能力。同时，他还是一位思想者，长期以来，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哲学作品，受中国儒家与道家相贯通传统哲学思想以及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想影响较深，时常与庄子、海德格尔等中西方著名哲学家的灵魂相对接，以求获得自己灵魂的安抚与救赎，因此他对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主题与人性等都有独到的看法。从个人品性方面来说，杨光祖本人的性格正如其文章一样，正直、真诚、果敢、直接。从这几个层面来讲，杨光祖所追求的“真实”、其文章中的“真诚”与“果敢”皆是有因可循的，并非因所谓的“轰动”与“名利”而有意为之。
所谓文学批评是指运用一定的文学理论，按照一定的标准或者方法对所论及的对象进行判断和评价，真正的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心中是拥有一定的评判标准的，杨光祖即是如此，在他的心中，“真、善、美”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真”是一部文学作品成功的关键，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基本的职业道德，所谓的名利、地位、权势都不能阻挡一位批评家诉说真话的欲望。杨光祖始终将“说真话”作为自己进行文学批评的初衷与原则，因此，即便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褒奖赞扬之声铺天盖地，他依然对莫言小说中“语言的泥沙俱下”、“文字、情感的肮脏”、“对中国传统小说负面价值的吸收”等局限性作出了直接的批评；即便贾平凹以善写女性而知名文坛，他依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贾平凹女性写作中的符号化、模式化、奴性思维、甚至是虚假写作等问题。这同时也体现了杨光祖一贯的文学批评风格“独具慧眼、力排众议、无所畏惧、敢于直言”。
“善”即道德，在杨光祖看来，“道德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文学固然不是道德，但伟大的文学作品必然包含着伟大的道德态度和道德情感”。因此，杨光祖在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时，往往将“善”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他反对文学作品中不健康的文化价值导向，而对于符合人性道德和审美趣味的文学作品则大加赞扬。在《庄之蝶：肉体的狂欢与灵魂的救赎中》，杨光祖写道：“这种男性妄想症的写作不仅是对农村女子的侮辱与妖魔化，也是作家内心心理不健康的一种反映。”他认为，贾平凹对庄之蝶的描述注入了过多的男权思想与倾向性，这使得《废都》这部作品的文学格局小了一些。杨光祖通过其细腻的文学观察，敏感地捕捉到了《废都》这部作品在道德上的不足之处，并用其犀利、锐利的文字表达了出来，这是极为可贵的。另外，杨光祖格外推崇鲁迅的作品，这也与其心中“善”的文学评判标准有关，在杨光祖的心中，同时也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鲁迅的文字是“在中国文化最黑暗时期的深渊呐喊”，亦是对“中国文化的探索”，蕴含着伟大的道德态度与道德情感，对我们过去的时代、当今的时代、未来的时代都具有极大的启示性。
“美”是杨光祖文学批评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他说：“让白话文成为一种美的文字应该是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考虑的事情。艺术毕竟有它精致唯美的一面，否则怎么能称之为艺术？”因此，杨光祖所欣赏的亦是那种充满艺术美感的文字，他说张爱玲是“恐懼阴影里的天才”，因为“她对声音、色彩、人物心理的描写都是出色而奇特的”。的确如此，张爱玲的文字总是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一种现实的苍凉与哀伤，极富诗意与艺术美感，是一种唯美的文字。而当代文学大家莫言、贾平凹等人的文字却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气息，透露着民间文化的狂野与粗糙，杨光祖则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莫言、贾平凹等人文字的粗制滥造与艺术美感的缺乏。
在批评界，杨光祖素有“文坛刀客”、“酷评家”的称号，因为他的文章总是包含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他的文字总是格外犀利、不留情面。对于一些粗制滥造、庸俗无聊、甚至是价值观错乱的作品，他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严厉批评。他不仅批评莫言小说的弊病，更曾在《<带灯>：修辞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张贤亮：罪恶的缺失与苦难的倾诉》中对贾平凹以及张贤亮作品中思想的守旧与艺术的落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带灯》的过分自恋，疏离了时代，也疏离了读者，作家在过分凸显自我的同时，也扼杀了小说人物”；他还说“张贤亮作为苦难作家，用自传体美化和粉饰自己，人为地给这种受难加上了某种崇高的意义”。 杨光祖的文字就是这样锐利，给人一种直戳内心的痛感，但他的文字并没有“胡搅蛮缠、张扬跋扈”之嫌，而是从文本本身出发，注重讲事实、摆道理；他的批评全无个人芥蒂，他所批评的对象也正是他所尊重的。杨光祖曾在《张贤亮：罪恶的缺失与苦难的倾诉》中说：“当代的西部文坛小说家辈出，群星璀璨，其中成就最大，我个人最喜欢的有贾平凹、张贤亮和陈忠实三人”，对于莫言、贾平凹、张贤亮这些文学大家，他奉行的一贯是“我尊重、我苛求”的宗旨。因此，他的文学批评是坦坦荡荡的，完全出于“真诚”，是为了西部乃至中国文学更好地向前发展，这些言辞犀利的文字皆与他心中“真、善、美”的评判标准以及追求美好的审美趣味有关。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也并不是一味否定这些作家的创作，他善于从文本本身出发，找到真正值得赞扬与推崇的地方，他充分肯定了莫言《丰乳肥臀》中母亲上官鲁氏的典型意义，肯定了张贤亮的写作长处——“当张贤亮的笔觸一旦落到自己熟悉的下层生活、劳改生活，他的笔如有神助，满纸云烟，情思充溢，人物活灵活现，直往读者心里钻”。
杨光祖的评论果敢、犀利，同时却也真诚、客观、平实。对于所论述的对象，往往是既论述其优长，又论述其缺憾。他看到了“庄之蝶的失败、庄之蝶的无聊、庄之蝶的堕落”；同时又“通过庄之蝶发现了西北作家的不屈，看到了他们的挣扎、他们的不容易”。对于莫言、贾平凹、路遥等人的文学作品，他在充分肯定其突破性与伟大性的前提下，直言不讳地指出其缺憾与不足；对于马步升、尔雅等作家的作品，爱惜有加、寄予厚望，同时也严厉地指出了其局限性；对于对自己满怀敬意的师长，如韩石山，本着“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态度，对其有关鲁迅的“武断的论述”，明确地表示“万万不能同意”；对自己敬重的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总体上充分地认可其文学批评的同时，也有中肯的批评。
杨光祖的文学批评，特别是有关张爱玲、莫言、贾平凹、陈忠实、路遥、张贤亮、杨显惠、阿信等人的批评往往紧紧围绕文本展开论述，是文学理论与文学直感的有效结合。他反感学院派“囿于理论”、“僵化不堪”、“枯燥乏味”的文学批评模式，在《<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一文中，他对学院派理论的生搬硬套、以及功利性的文学批评方法提出了严格的批评。他认为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应该将理论融于自己的骨血，从文本本身出发去进行评论与写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写出具有开创性的文学批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田小娥论》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但杨光祖的这篇文章又不同于一般的学院派论文，没有明显的条条框框，也没有理论的艰涩感，读来总觉得是作者个人发自内心的感受。这是因为，杨光祖已经阅读了无数大师的理论，并且很好地吸纳了这些理论，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在文字表达上，杨光祖的评论文章也不同于一般的学院派，他的文学批评文章极富文采，颇具散文的美感，“刚健而不失婀娜”，有很强的文学魅力与可读性。因为杨光祖本身还是一位散文家，发表过许多散文作品，文学气质与文学修养都比较高，因此他才能写出这样极富文学美感的批评文章。在《张爱玲：恐惧阴影里的天才》中，他写道：“冷而空幻的张爱玲，晚年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她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再找到父亲，无法再找到父爱，父爱只有一个，那就是童年自己的父亲。得不到，就永远得不到了。再到哪里去找，都是枉然。她也就不找了，她其实绝望了。”这样的文字更似散文中的抒情文字，读来总让人“恋恋不舍”，这样“散文化”的文字也给他辛辣、犀利的文章增添了一份“真挚”的情意，而杨光祖本人也仿佛穿越书中的文字，与作者进行了一场灵魂上的交流。
另外，杨光祖的批评文章虽具有散文的美感，但结构上却不像散文一般松散，而是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与一定的学理性，读来总觉有理有据。如《暧昧、混乱里的反抗绝望——尔雅的城市女性系列小说》一文，杨光祖从尔雅所喜欢的作家系谱出发，探讨其创作基点与精神世界，依次递进，极富逻辑性。在讨论尔雅的创作动机与心理时，杨光祖还借用了E.M.福斯特的“艺术人格”理论，他认为：“尔雅的写作很少有公众性，他很痴迷私人性，他的写作是从他内心深处的幽暗处流淌而出的。”其后，杨光祖又通过尔雅的一系列城市作品证明了他的这种观点。整篇文章既有着散文的美感，又有着严密的逻辑性与一定的学理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光祖的文学批评兼有文学内部研究和文学外部研究性质的社会文化心理批评，看似随心所欲，实际上却有着严密的逻辑与深刻的文化思考。
真正的文学批评不是人云亦云，亦非阿谀奉承。在当今疲软滞后的中国文坛，有这样一位文学批评家，始终秉承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以我口写我心”。这位文学批评家便是杨光祖，他说“血管里喷出的总是血，水管中流出的总是水”，他始终坚持用“真实的灵魂、思想”写作，大胆直言、用词犀利，其观点是新颖独特的，其文字是桀骜不驯的，其文章是真诚而又果敢的。因此，杨光祖的文学批评之路更像是一场“文学世界的探险”，充满着艰险，也充满着未知，其文学评论集《文学世界的探险》则像是“照亮寒夜的灯火”，给当今疲软滞后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光亮，中国文学批评界亦需要这种简单、直接、短兵相接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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