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林嫂是鲁迅笔下不朽的人物典型之一，其丰富深刻的内涵值得我们细化解读。本文试图从作品中的两处细节入手，对其一步步走向绝望的心理历程进行细致的剖析，以期厘清封建礼教及宗法制度的吃人本质。
　　
　　一、祥林嫂的“胖”
　　
　　注重肖像描写是《祝福》刻画人物的一个突出特点。文中有两处写到祥林嫂的“胖”：一次是祥林嫂第一次到鲁镇，虽然食物不论，工作又异常辛苦，然而她却胖了；另一次是她嫁给贺老六后，不到一年就“母亲也胖，儿子也胖”。有人认为这两处细节表现了祥林嫂的愚昧麻木，认为她醉心于暂时安稳的奴隶的处境，而缺乏必要的反抗精神。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两处细节和作品的后半部分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当祥林嫂第二次回到鲁镇时，虽然她的生活再次安顿下来，而且工作也比以前清闲了许多，可是这一次暂时稳定的奴隶生活，却始终没能让她再胖起来，可见她的胖与不胖和生活是否稳定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笔者认为祥林嫂是否能够长胖，关键在于她是否可以被身边的社会接纳，以及由此产生心理上的安宁感。
　　第一次丧夫的祥林嫂虽然身为寡妇而让鲁四老爷有几分讨厌，可是毕竟还没有触犯贞节条例，从而勉强可以居于主流社会做一个奴隶，她维持了作为一个下层妇女的一般权利。这时的“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全部由她一个人承担，这是她被主流社会接纳的标志，也是她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手段，她的心态是较为平和的，所以她胖了。再嫁贺老六是她婆婆从一己私利出发，并依仗族权强力而实施的逼迫性行为。这一行为与当时的贞节观念是相冲突的，再婚的寡妇将会因为伤风败俗而在人格上低人一等，处处被人瞧不起。正是怀着对将被主流社会鄙视的恐惧，祥林嫂作出了出逃、寻死等各种反抗举动。可是当真的嫁到贺家坳之后，她却发现在穷乡僻壤长大、不谙礼教的贺老六并不十分在乎自己的贞节问题，她完全可以被贺家坳这个蒙昧的、远离当时一般伦常秩序的小社会接纳，而充分享受源自心灵的安稳感，所以不久就“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了。
　　再醮再寡，再回到鲁镇这个封建礼教制度极为森严的地方，虽然她更加可怜，可是却因触犯了封建礼教而在灵魂上不干净了。她被毫不容情地打入边缘，她的清闲正是被赶出社会正常轨道而坠入边缘的标志，所以虽然生活稳定她却再也胖不起来了。捐了门槛之后，祥林嫂“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而且很坦然地去拿祭品，因为她看到了自己回归主流社会的希望。可以想见如果她这次赎罪成功的话，不久的将来她应该又会长胖，人也会伶俐起来。然而四婶的一声断喝“你放着罢，祥林嫂”，却彻底断送了她回归主流的梦想，庄严、隆重的祭祀大典依然像驱赶瘟疫一样把她拒于门外，不肯给她做人的权利，所以她不仅没有长胖，反而第二天就“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勤劳能干、善良本分的祥林嫂最终在祝福夜里如草芥般死去，她的死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同情、怜悯，反而被斥为谬种。对现世来说，祥林嫂终于彻底绝望了，她无论如何都争取不到做人甚至做奴隶的权利，她是无聊生者；对彼岸世界而言，祥林嫂既心怀希望，又充满恐惧，她死也死不安生。
　　纵观祥林嫂在鲁镇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作品所着力描绘的，正是她因触犯封建伦理道德“从一而终”的原则，而被逐出秩序中心，又千方百计想回归主流社会却终遭失败的过程。如果说阿毛死后，大伯收屋是在物质层面剥夺了祥林嫂的居留权，那么四叔、四婶阻止祥林嫂参与祭祀，则是在精神层面剥夺了她的归属权。祭祀既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也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强化封建等级制度的有效手段。在宗法社会中一个人没有了祭祀权，就等于在宗族中没有了立足之地，是要被他人鄙视的。在鲁迅故乡绍兴，“祝福”正是当地人心目中最神圣的祭祀礼。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这一年终大典，正是一个人身份地位、名誉声望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四婶的一声断喝无异于在精神上宣判了祥林嫂的死刑，这意味着她即使想做奴隶也不可得。
　　
　　二、祥林嫂的“说”
　　
　　不厌其烦、喋喋不休的诉说行为是祥林嫂最为突出的行为特征，以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把有此类行为特征的人称为”祥林嫂”。那么鲁迅为什么要特意强调祥林嫂的这一行为特征呢?向来惜墨如金的鲁迅，竟然在一篇不足万字的小说中，把祥林嫂长达两三百字的诉说，几乎一字不差地书写了两遍，其用意究竟何在?
　　心理学家认为倾诉是人们在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时较为常用的情感宣泄方式之一。说话者往往通过描述自己的人生遭遇或者申诉自己的行为理由而力争赢得听话方的理解、原谅或同情，从而在心理上摆脱压抑感，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结合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祥林嫂并非天生爱说，第一次到鲁镇时，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间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可是第二次到鲁镇时情形却完全不同了，她总是不停地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向别人倾诉“我真傻，真的……”，最终大家厌烦得避之唯恐不及。从祥林嫂前后行为的巨大反差中，我们可以推知，祥林嫂之所以要倾诉正是要力图赢得主流社会的谅解，挣脱被边缘化、被蔑视的处境。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倾诉行为的有效性要建立在倾听行为的密切配合之上。如果倾听者缺失或者不能真心倾听，那么倾诉将遭遇失败而不能成为宣泄精神痛楚的有效方式。祥林嫂正是陷入了因倾听行为无法有效实施而导致的倾诉行为失败的困境中。应该说鲁镇人起先对祥林嫂的故事还是颇感兴趣的，他们不但要听，而且还特意远道来“寻听”，并陪出一些眼泪来。然而他们倾听的目的并不是给祥林嫂谅解和关爱，而是要从祥林嫂身上审鉴出自己道德情操的高尚以及主流地位的稳固，从而获得自我心理上的满足。在这里，获得精神慰藉的是听众而非倾诉者，所以祥林嫂的倾诉行为不但没有削减她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反而更加明晰了她的边缘处境，也加重了她心灵上的伤痛。在鲁镇人又冷又尖的态度中，祥林嫂意识到了自己返回秩序中心的无望，而只好再次回归沉默：“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
　　从不说到说再到不说，在祥林嫂的行为变化中，我们不难看到她与边缘处境相抗争的痛苦复杂的心理历程。起初的不说是源于她未违反礼教时的坦然，后来的倾诉表现了她害怕坠入边缘的恐惧，最后的沉默则体现了她想挣脱边缘而不得的无奈。在鲁镇人冷漠的不倾听行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鲁镇人被封建礼教异化、扭曲的程度。虽然作为个体的人，从感性直觉层面讲，鲁镇人对祥林嫂是多少有一点本能的同情的，这也是四婶收留祥林嫂以及鲁镇人最初愿意倾听的原因，然而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员，长期受封建礼教思想浸染的他们，在理性层面又普遍认为祥林嫂在道德上犯下了重罪，是不可饶恕的。正如鲁四老爷所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因此笔者认为，鲁迅之所以要使用重复手法，就是要酝酿、渲染这种强烈的倾诉与冷漠的不倾听之间的张力。与《祝福》相似，俄罗斯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在《苦恼》中也塑造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强烈的倾诉愿望无法实现的小人物姚纳。如果说姚纳所遭遇的是单一的无处诉说的困境，从而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那么祥林嫂所面临的则是更为复杂的局面，它不仅反映了人性的冷漠，而且揭示了人性被封建礼教扭曲的过程。“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思想，对一个无辜弱女子进行了残酷的精神打压和迫害，并最终把她逼入绝境，其原因竟然是因为正值二十六七岁青春年华的她未能为亡夫守节!正是在这荒诞的、集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杀人行为中，我们看清了封建礼教吃人的凶残本相。
　　在经历了艰难的妥协、反抗与挣扎，而终究归于失败以后，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的新年祝福中，祥林嫂凄凉地死去了。鲁迅先生通过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普通劳动妇女的悲惨经历，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把批判矛头直指封建专制主义及伦理道德思想，同时又通过细节刻画，把笔触深入到人的精神层面，使批判有了扎实的落脚点。祥林嫂不仅失去了做奴隶的地位，而且没有了精神支撑和力量，在声声祝福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失去一切精神依托和信仰的她最终悲哀地死去，由此作品超越了时代拘囿，具有永恒的魅力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