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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先生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学度过的。在大学这个知识人的特别社区，他有过安慰，也有过遗憾；有过大成就，且有过大承担；而无论身份角色如何变化，他对大学都有着持续的关爱和期待。他于抗战结束之后与大学结缘，一直在大学栖居到生命历程的终了。他的大学情结和大学理想，已经影响并仍影响着社会对大学的认知。
章开沅祖籍浙江吴兴，出生于安徽芜湖，因家道中落，知识发蒙格外曲折，小学奔波数地才得完成。接着抗战爆发，举家西迁，辗转进入专门招收安徽流亡学生的国立九中，却在高中毕业前半年因参与学潮被开除。后以同等学力考大学，未中；考入计政学校专修班，不久又遭开除。走投无路之际，一位在长江运粮的船老大收留他，让他“读”了一所“长江大学”。章开沅后来很感念这所特殊“大学”，让他亲历了下层社会众生相，为他鲜活的历史研究预备了一种独到的眼力。
→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
1944年，因战局发展需要，政府发起“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鼓励知识青年参军远征，章开沅报了名，成了一名抗战军人。一年后，日军投降，教育部为奖励参军辍学的青年，规定青年军战士复员可免试选读大学。这是章开沅梦寐以求的事，他选择位于首都的金陵大学就读，被分到历史系。虽然他当时怀揣的是文学和新闻记者梦，历史系非其所愿，但通过贝德士、陈恭禄、王绳祖等学有专长的老师，他得到了史学知识熏陶和初步专业训练。他还选听外系教授开设的逻辑学、社会学等课程，“学得有滋有味”；也听了马寅初、梁漱溟、罗隆基等名家来校做的讲演。不过那个时期国共斗争愈演愈烈，校园已经越来越不平静，他更多关注中国何处去的“大哉问”，专业学习并没有太上心。他加入了中共影响下的左翼学生组织，成为一个活跃的“墙报作家”，被当局盯上，只好逃往解放区。这样，来之不易的读大学，半途而废。虽然只读了两年大学，这所大学对章开沅的影响却十分深远。他后来成为历史学家，这里是起点；他的众多研究方向中，教会大学史和南京大屠杀史，都与这所大学及历史系主任贝德士有关；他当大学校长，汲取着这所大学的办学经验；他直到晚年还以这所大学成材率为例，坚定青年学生的成才信念。
到了解放区许昌，党组织一方面欢迎章开沅和同去的进步学生参加革命队伍，一方面建议他们在分配工作之前先学习一段时间。此时解放区创办的中原大学正在招生，章开沅见校长是范文澜，自己曾读过他的书，很敬仰，决定入校学习。解放区的大学是为培养革命干部而设的学校，不同于国民教育体制下的普通高等學校，章开沅接受半年左右的培训就结业了。这是他所读过的另一种大学，为成为解放军战士而读的革命大学。
章开沅从中原大学结业后，满心希望上前线，参加解放全中国的大事业；但听到的分配结果是：留校任教。他满脸沮丧，领导开导他：马上全国就解放了，现在主要任务已经不是打仗，而是将来的建设。建设新型正规人民大学，我们要起骨干作用，这也是很重要的革命事业。
就这样，章开沅的人生被定格到大学的讲坛上。1949年5月，解放军占领武汉，中原大学随之南迁这座华中重镇，并与当地几所大学合并重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组建华中师范学院，章开沅被分到历史系任教。
经历一段时间的继续学习（以研究生名义）和教学见习，1952年开始，章开沅走上讲坛，主讲跨系公共课程“中国革命史”。1954年开始又为历史系本科生讲授专业课“中国近代史”。为了能在三尺讲台上立稳脚跟，他采取了三个办法：一是充实专业知识，补足自己大学专业学习不完整的缺憾，“经常自学到深夜”。二是向前辈求教，他曾经写信给大学时代的导师陈恭禄先生，向他请教如何教学；又向武汉大学唐长儒先生请教，均得到热心指点。三是表达上的自我训练，注意发掘内容亮点和讲究语言艺术，充分准备，尽量脱稿，使课堂生动活泼。后来他称这个过程叫“过教学关”，他说：“就这样，我在华师为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上课，和毕业班到中学实习，跟着学生一起成长，可以说完全是从基础课教学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回想起来，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很有好处，至少，对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掌握得比较牢固，对于开展专题研究是有好处的。”
教学关除了教得好书，还有育得好人。章开沅待学生谦逊诚恳，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加以鼓励，同时在业务和品行上严格要求，尽力为学生成长提供具体帮助。他在口述自传里说：“我和他们很容易打成一片，很多学生长期与我书信往还，有的人二十多年以后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华师历史系。”很多学生在他的提点下成为栋梁之材。学生中不仅在学术领域名家众多，而且政界、商界精英里也不乏其人，足以显示章开沅在教书育人方面的傲人成就。对此，他十分满足，常说“我欢喜教师这个职业，我欢喜学生，学生也欢喜我，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 入职后的章开沅在华师老校园
过完教学关，还要过学术关。章开沅体会到做一个大学教师没有学术研究和独立见解是教不好书的，所以从“教学研究”入手，尝试学术探索。他最早的研究题目是在收集学生提问中寻找，后来开始结合教材中一些疑难问题，如中国近代史分期、太平天国评价等，展开研究。正好这些在当时也是学界热点。他在学院学报发表处女作《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随后又在《历史研究》《理论战线》等全国性刊物发表多篇研究太平天国、维新思想、反洋教斗争的论文。
章开沅后来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权威学者，起因于1954年秋天，他受派参与接待东德历史学家贝喜发博士。这位博士不远万里来武汉调研辛亥革命资料，使他很受触动，觉得守土有责，发愿进行研究。在广泛收集文献和进行初步梳理的基础上，1959年他发起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为会议撰写了《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和《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两篇论文，受到与会学者佳评。此后一发不可收，在短短四五年间，就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连续发表十余篇辛亥革命史方面的重头文章，还著有《张謇传稿》一部。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1975年他被人民出版社约稿撰写《辛亥革命史》大型著作，“前期成果”显然是很重要的背景。在他和林增平合作主持下，这部三卷本论著成为中国辛亥革命史学的奠基之作，他本人也由一名普通教员成长为学术大师。他领头的华师中国近代史学科，被遴选为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点和全国重点学科。 特别难能可贵的，章开沅的学术成就竟然是在政治运动不断干扰，和极“左”思潮反复冲击的困难环境中取得的。其间他两次被下放农场劳动，一次遭到重点批判，“文革”中还被关了牛棚。
章开沅的学术疆界一直在“对外扩张”中，从辛亥革命史研究，到商會和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日军侵华史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探讨，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于讲坛，他是出口成章的讲道者；于学坛，他是首屈一指的真史家。教学推进了学术，学术也提升了教学，真可谓“教”“学”相长。
1984年，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换届。就新院长适合人选，教育部事先组织了民意测验，章开沅以公认的学术成就和德操，得票最多，破例由教授直接当选院长。1985年学院更名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成为第一任“大学校长”。
“文革”结束不久，校内“左”风犹存，派系纷扰在很多方面窒碍了学校上轨道的进程。章开沅深知自己的困难和肩上的责任，在就职演说中没有给师生们绘制美丽动人的“蓝图”，只是诚恳地表示：“既然已经站到这个岗位上来了，那就义无反顾，和大家一起来改变目前的状况，然后再谋新的发展。……我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当时很多老师担心，章开沅一介书生，没有行政经验，又钟情学术，很可能对校务三心二意，不愿好好干。听了这句实诚话，就放心了，感到华师有了盼头。
章开沅没有让他们失望。他治理学校，在办学思路上较之前有实质性调整。
首先是确立了讲坛和学坛并重的办学宗旨。华师长期存在“师”与“高”的轻重之争，不仅涉及办学思想，也直接关乎学校有关机构之间的关系。章开沅为避免加深分裂，没有采纳人们提出的全校公开讨论动议，而是采取“并重”哲学：开教务方面的会议时，他就强调“教学为本”，开科研方面的会议时，他就强调要“勇攀高峰”。他说“这不是和稀泥，没有原则；而是在我看来，高等师范院校就应该以师范为本，同时在科研方面也要勇攀高峰”。他确实十分注重教学，制度上彻底改变了“文革”期间“集体上课”的方式，每门课确定专任教师，便于教师在深度和系统性上去下功夫。他经常亲自到课堂去听老师讲课，课前不通知，课后提建议，倡导讨论式教学，切实提升教学效果。
而科研方面，华师底子很薄，那时师范院校经费也很有限，改变非常棘手。章开沅借鉴民国时代教会大学经费少而能有成绩的经验，重点扶持具有相对优势的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物理学等学科，由这些学科向高水平突破，形成自己的特色，同时引导其他学科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努力发展学术研究。果然，“并重”路线取得了教学和科研的同步成长，不仅培养出大批服务于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的优秀教师，使华师成为中南地区口碑卓然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摇篮；而且形成了几个位居全国前列的优势学科，奠定了华师向双一流大学迈进的雄厚基础。
其次是确立了开放办学、面向国际的格局。现代大学，尤其名牌大学，无不注重开放性和国际化。华师以往少有校外人士来演讲，章开沅上任后，邀请大量国内外各界名家到学校来办讲座，其中有些他亲自主持，包括从北京来的著名作家丁玲、从美国来的孙中山孙女孙穗芳、经美国来大陆的首个台湾地区学者陈鼓应等人的讲演。国际化方面，他的努力方向是引进国外先进办学经验和办学资源，同时推动学校参与世界学术交流和合作。华师当时只与一所国外大学（美国宾州大学爱丁堡分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为改变这种局面，他1985年带着外事处人员花了一个月时间，到世界名校最多的美国开展校际访问，在学界友人的帮助下，先后与耶鲁大学等六所著名大学缔结了交流关系。后来又逐年拓展，范围扩及美、欧、亚、澳各洲的几十所名校。有了畅通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华师也就突破了关门办学的局限，短短几年间，就举办了“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中国教会大学史”“世界格局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多粒子动力学”“天体物理学”等高层级国际学术会议，师资、留学生和其他交流更加频繁。
第三是建立起学生自主管理、充分发展个性的校园生活机制。恢复高考制度之初，考上大学的人数很少，真可谓“天之骄子”。对于珍贵的求学机会，同学们都很珍惜，学生生活常常固化为寝室—教室（和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华师虽因女生比例稍高，而被兄弟院校戏称“爱在华师”，实际上无论男女同学，大多也在三点一线上奔波，校园气氛不够活跃。针对这种情况，在继续鼓励学生坚持刻苦学习的同时，章开沅特别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他倡导的最主要办法是：发展学生社团，训练学生自治。从1985年起，通过学生会、研究生会，发起一系列社团，社团多了便成立社团联合会，来协调共济。社团里最活跃的有演讲协会，每年12月9日举办武汉高校演讲大赛，成为全国闻名的一大品牌。还有摄影协会、诗社、摇篮文学社等，影响都辐射到其他大学。他提倡美育，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坚持恢复了停办几十年的音乐系和美术系，培养艺术人才，举办校园艺术节，提升全校学生的审美意识。他倡导全校学生每周一次公益劳动，主要内容是栽种树木花卉，绿化和美化校园，华师校园环境生态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
章开沅行政工作能够得心应手，一个重要方面是依靠制度。“我一直认为，在大学，好校长不如好制度。”所以他注重制定制度，自己更严格遵守制度。另一个重要方面则得益于他的“不拘一格用人才”，唯才是用，用而不疑，充分信任。他从不随意发号施令以显示校长的权柄，充分信任副校长和各级下属的工作。自愿“架空”，使他从各种日常琐碎中解放出来，以主要精力关注宏观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并且可以常下基层了解真实情况，不至于被各种事情缠困在办公室或会议室里。
章开沅在校政上卓有成效开拓，与其说来自他的奇想，不如说来自他善于学习的习惯。当校长之后，他“猛补”管理学，学习如何做事业规划，如何在人与事上做判断，如何在工作中“争取主动”、登高望远。在“师”“高”纠结中的处理，他学的是“不争论”；强调美育在大学的意义，学的是蔡元培；重点扶持有潜力的学科发展，是取法以往教会大学发展学术的做法；提倡学生自治和社团生活，是效法青年时期金陵大学学生生活经验；无为而治、开放办学，则是向国际知名大学学习的结果。学习，乃学者本色，章开沅校长被很多人誉为“学者型校长”，既是赞赏他想学者所想、急学者所急，以为学者服务为己任；也是欣赏他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在吸收人类智慧中解决大学难题的能力吧。
在将华师带入正常发展轨道后，1990年夏天，他请假到了美国，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讲学，后又在韩国、法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学术交流，1994年回到华师。
返回校园的章开沅，集中精力研究访美期间发现的贝德士文献，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等多部著作，同时进行其他方面的研究和学术人才的培养，形成他在讲坛和学坛上的又一个高峰。但有了六年的治校经历，有了四年的境外名校访学体验，加上他在近代中国大学史上的研究和思考，他对于如何办好大学，继续保持关怀，经常在各种场合贡献自己的想法。
章开沅历来认为大学以师生为本，所以他反复强调教师的使命和学生的成才。他说教师应该是一个大写的词，肩负着历史的责任和人民的嘱托，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要老老实实做学问。针对20世纪90年代后日益流行的浮躁学风，他语重心长地劝诫：“真正的学者要具有超越世俗的純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出违心之言。”他经常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勉励教师保持学术品格，避免学风随世风堕落，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
他又以“20后”老辈人的求学经历寄语“90后”：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大学时代。指出大学生之区别于中学生，就在于必须努力减少对于家庭与老师的依赖，学会独立自主地学习与生活。“如果说，中学时代是成长期，大学时代则是成型期，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品德修养、行为举止，主要是在大学时代逐步成型。可以说，大学时代多半能决定你此后的人生道路。”要脚踏实地，“少埋怨些环境，多要求些自己。北大、清华等名校，固然产生很多英才，但英才也不仅限于北大、清华”。要学会理性的独立判断，不盲从时尚和流俗，“做人要固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清清白白度过每一天，反对黑暗，追求光明”。
章开沅认为大学校长关乎大学精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的校风，与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陈裕光密不可分。“他们当年的办学条件比我们差，困难比我们大，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却能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并且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这都是因为他们厚重的人文精神。他呼吁各大学校长以人文精神治校，避免将师生物化。他批评当下流行于各大学的量化指标管理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用管物的方法来管人，用管物质生产的方法来管教育”。他寄望于大学校长把稳大学办学方向，对教育负责、对师生负责、对文化建设负责，而不只是对上负责。大学不能无条件服务于市场和社会，大学要成为社会的先导，“不仅是世风的先导，还要作为社会改善的先导”。否则就会变成市场的附庸、社会的跟班，而失去大学存在的根本价值。
大学的物化、浮躁和大学精神的堕落，原因很多，其中也包含某些政策偏差。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行政机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大学办学政策有多次的调整，包括产业化、大众化、合并升级化、考核计量化等等，章开沅认为这些做法用心是好的，却偏离了教育规律。本着知识人的良知，他对教育主管方面有许多恳切建言。他指出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高等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和向大众教育转型，“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以牺牲整体质量为代价，否则教育即令转化成庞大的产业，也只能沦为高成本、低效益的泡沫”。他明确反对以“教育产业化”为导向，因为“教育有很多东西是不经过市场的，比如德育。市场的需要是经常变化的，今年有这样的变化，明年有那样的变化，学校有自己相对的稳定性。一些是社会的基本需要，像基础专业，不管市场需不需要，都是必须要办的”。他也不赞成各级教育行政机关设计的繁琐的申报、评审、验收程序，使大学领导没有足够精力用于改善管理，以期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学、科研水平。“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所以对于中国大学精神的失落，需要反思。“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两个回归：一是回归大学主体，一是回归教育本性。而关键首先是体制改革，让大学独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规律来办好教育”。语重心长，值得珍视。
大学是章开沅生命的家园，也是他文化理想的寄托。章开沅曾言：“我一生与大学相伴，即便浪迹海外多年，依然到处以大学为家。”可以说，章开沅从读大学到教大学、治大学、游大学，再到以老教育家的胸怀关爱大学，贯穿着一个知识分子发展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文明的美好追求，也彰显着一个伟大爱国者的高尚灵魂。[本文写作中参考了《章开沅文集》《章开沅口述自传》（彭剑整理）、《章开沅：大学的希望在于大学自身》（马国川采访）等]
（摘自6月9日《中华读书报》）
战士上大学
章开沅祖籍浙江吴兴，出生于安徽芜湖，因家道中落，知识发蒙格外曲折，小学奔波数地才得完成。接着抗战爆发，举家西迁，辗转进入专门招收安徽流亡学生的国立九中，却在高中毕业前半年因参与学潮被开除。后以同等学力考大学，未中；考入计政学校专修班，不久又遭开除。走投无路之际，一位在长江运粮的船老大收留他，让他“读”了一所“长江大学”。章开沅后来很感念这所特殊“大学”，让他亲历了下层社会众生相，为他鲜活的历史研究预备了一种独到的眼力。
1944年，因战局发展需要，政府发起“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鼓励知识青年参军远征，章开沅报了名，成了一名抗战军人。一年后，日军投降，教育部为奖励参军辍学的青年，规定青年军战士复员可免试选读大学。这是章开沅梦寐以求的事，他选择位于首都的金陵大学就读，被分到历史系。虽然他当时怀揣的是文学和新闻记者梦，历史系非其所愿，但通过贝德士、陈恭禄、王绳祖等学有专长的老师，他得到了史学知识熏陶和初步专业训练。他还选听外系教授开设的逻辑学、社会学等课程，“学得有滋有味”；也听了马寅初、梁漱溟、罗隆基等名家来校做的讲演。不过那个时期国共斗争愈演愈烈，校园已经越来越不平静，他更多关注中国何处去的“大哉问”，专业学习并没有太上心。他加入了中共影响下的左翼学生组织，成为一个活跃的“墙报作家”，被当局盯上，只好逃往解放区。这样，来之不易的读大学，半途而废。虽然只读了两年大学，这所大学对章开沅的影响却十分深远。他后来成为历史学家，这里是起点；他的众多研究方向中，教会大学史和南京大屠杀史，都与这所大学及历史系主任贝德士有关；他当大学校长，汲取着这所大学的办学经验；他直到晚年还以这所大学成材率为例，坚定青年学生的成才信念。
到了解放区许昌，党组织一方面欢迎章开沅和同去的进步学生参加革命队伍，一方面建议他们在分配工作之前先学习一段时间。此时解放区创办的中原大学正在招生，章开沅见校长是范文澜，自己曾读过他的书，很敬仰，决定入校学习。解放区的大学是为培养革命干部而设的学校，不同于国民教育体制下的普通高等學校，章开沅接受半年左右的培训就结业了。这是他所读过的另一种大学，为成为解放军战士而读的革命大学。
讲台出学人
章开沅从中原大学结业后，满心希望上前线，参加解放全中国的大事业；但听到的分配结果是：留校任教。他满脸沮丧，领导开导他：马上全国就解放了，现在主要任务已经不是打仗，而是将来的建设。建设新型正规人民大学，我们要起骨干作用，这也是很重要的革命事业。
就这样，章开沅的人生被定格到大学的讲坛上。1949年5月，解放军占领武汉，中原大学随之南迁这座华中重镇，并与当地几所大学合并重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组建华中师范学院，章开沅被分到历史系任教。
经历一段时间的继续学习（以研究生名义）和教学见习，1952年开始，章开沅走上讲坛，主讲跨系公共课程“中国革命史”。1954年开始又为历史系本科生讲授专业课“中国近代史”。为了能在三尺讲台上立稳脚跟，他采取了三个办法：一是充实专业知识，补足自己大学专业学习不完整的缺憾，“经常自学到深夜”。二是向前辈求教，他曾经写信给大学时代的导师陈恭禄先生，向他请教如何教学；又向武汉大学唐长儒先生请教，均得到热心指点。三是表达上的自我训练，注意发掘内容亮点和讲究语言艺术，充分准备，尽量脱稿，使课堂生动活泼。后来他称这个过程叫“过教学关”，他说：“就这样，我在华师为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上课，和毕业班到中学实习，跟着学生一起成长，可以说完全是从基础课教学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回想起来，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很有好处，至少，对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掌握得比较牢固，对于开展专题研究是有好处的。”
教学关除了教得好书，还有育得好人。章开沅待学生谦逊诚恳，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加以鼓励，同时在业务和品行上严格要求，尽力为学生成长提供具体帮助。他在口述自传里说：“我和他们很容易打成一片，很多学生长期与我书信往还，有的人二十多年以后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华师历史系。”很多学生在他的提点下成为栋梁之材。学生中不仅在学术领域名家众多，而且政界、商界精英里也不乏其人，足以显示章开沅在教书育人方面的傲人成就。对此，他十分满足，常说“我欢喜教师这个职业，我欢喜学生，学生也欢喜我，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过完教学关，还要过学术关。章开沅体会到做一个大学教师没有学术研究和独立见解是教不好书的，所以从“教学研究”入手，尝试学术探索。他最早的研究题目是在收集学生提问中寻找，后来开始结合教材中一些疑难问题，如中国近代史分期、太平天国评价等，展开研究。正好这些在当时也是学界热点。他在学院学报发表处女作《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随后又在《历史研究》《理论战线》等全国性刊物发表多篇研究太平天国、维新思想、反洋教斗争的论文。
章开沅后来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权威学者，起因于1954年秋天，他受派参与接待东德历史学家贝喜发博士。这位博士不远万里来武汉调研辛亥革命资料，使他很受触动，觉得守土有责，发愿进行研究。在广泛收集文献和进行初步梳理的基础上，1959年他发起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为会议撰写了《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和《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两篇论文，受到与会学者佳评。此后一发不可收，在短短四五年间，就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连续发表十余篇辛亥革命史方面的重头文章，还著有《张謇传稿》一部。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1975年他被人民出版社约稿撰写《辛亥革命史》大型著作，“前期成果”显然是很重要的背景。在他和林增平合作主持下，这部三卷本论著成为中国辛亥革命史学的奠基之作，他本人也由一名普通教员成长为学术大师。他领头的华师中国近代史学科，被遴选为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点和全国重点学科。 特别难能可贵的，章开沅的学术成就竟然是在政治运动不断干扰，和极“左”思潮反复冲击的困难环境中取得的。其间他两次被下放农场劳动，一次遭到重点批判，“文革”中还被关了牛棚。
章开沅的学术疆界一直在“对外扩张”中，从辛亥革命史研究，到商會和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日军侵华史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探讨，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于讲坛，他是出口成章的讲道者；于学坛，他是首屈一指的真史家。教学推进了学术，学术也提升了教学，真可谓“教”“学”相长。
教授秉校政
1984年，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换届。就新院长适合人选，教育部事先组织了民意测验，章开沅以公认的学术成就和德操，得票最多，破例由教授直接当选院长。1985年学院更名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成为第一任“大学校长”。
“文革”结束不久，校内“左”风犹存，派系纷扰在很多方面窒碍了学校上轨道的进程。章开沅深知自己的困难和肩上的责任，在就职演说中没有给师生们绘制美丽动人的“蓝图”，只是诚恳地表示：“既然已经站到这个岗位上来了，那就义无反顾，和大家一起来改变目前的状况，然后再谋新的发展。……我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当时很多老师担心，章开沅一介书生，没有行政经验，又钟情学术，很可能对校务三心二意，不愿好好干。听了这句实诚话，就放心了，感到华师有了盼头。
章开沅没有让他们失望。他治理学校，在办学思路上较之前有实质性调整。
首先是确立了讲坛和学坛并重的办学宗旨。华师长期存在“师”与“高”的轻重之争，不仅涉及办学思想，也直接关乎学校有关机构之间的关系。章开沅为避免加深分裂，没有采纳人们提出的全校公开讨论动议，而是采取“并重”哲学：开教务方面的会议时，他就强调“教学为本”，开科研方面的会议时，他就强调要“勇攀高峰”。他说“这不是和稀泥，没有原则；而是在我看来，高等师范院校就应该以师范为本，同时在科研方面也要勇攀高峰”。他确实十分注重教学，制度上彻底改变了“文革”期间“集体上课”的方式，每门课确定专任教师，便于教师在深度和系统性上去下功夫。他经常亲自到课堂去听老师讲课，课前不通知，课后提建议，倡导讨论式教学，切实提升教学效果。
而科研方面，华师底子很薄，那时师范院校经费也很有限，改变非常棘手。章开沅借鉴民国时代教会大学经费少而能有成绩的经验，重点扶持具有相对优势的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物理学等学科，由这些学科向高水平突破，形成自己的特色，同时引导其他学科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努力发展学术研究。果然，“并重”路线取得了教学和科研的同步成长，不仅培养出大批服务于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的优秀教师，使华师成为中南地区口碑卓然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摇篮；而且形成了几个位居全国前列的优势学科，奠定了华师向双一流大学迈进的雄厚基础。
其次是确立了开放办学、面向国际的格局。现代大学，尤其名牌大学，无不注重开放性和国际化。华师以往少有校外人士来演讲，章开沅上任后，邀请大量国内外各界名家到学校来办讲座，其中有些他亲自主持，包括从北京来的著名作家丁玲、从美国来的孙中山孙女孙穗芳、经美国来大陆的首个台湾地区学者陈鼓应等人的讲演。国际化方面，他的努力方向是引进国外先进办学经验和办学资源，同时推动学校参与世界学术交流和合作。华师当时只与一所国外大学（美国宾州大学爱丁堡分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为改变这种局面，他1985年带着外事处人员花了一个月时间，到世界名校最多的美国开展校际访问，在学界友人的帮助下，先后与耶鲁大学等六所著名大学缔结了交流关系。后来又逐年拓展，范围扩及美、欧、亚、澳各洲的几十所名校。有了畅通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华师也就突破了关门办学的局限，短短几年间，就举办了“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中国教会大学史”“世界格局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多粒子动力学”“天体物理学”等高层级国际学术会议，师资、留学生和其他交流更加频繁。
第三是建立起学生自主管理、充分发展个性的校园生活机制。恢复高考制度之初，考上大学的人数很少，真可谓“天之骄子”。对于珍贵的求学机会，同学们都很珍惜，学生生活常常固化为寝室—教室（和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华师虽因女生比例稍高，而被兄弟院校戏称“爱在华师”，实际上无论男女同学，大多也在三点一线上奔波，校园气氛不够活跃。针对这种情况，在继续鼓励学生坚持刻苦学习的同时，章开沅特别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他倡导的最主要办法是：发展学生社团，训练学生自治。从1985年起，通过学生会、研究生会，发起一系列社团，社团多了便成立社团联合会，来协调共济。社团里最活跃的有演讲协会，每年12月9日举办武汉高校演讲大赛，成为全国闻名的一大品牌。还有摄影协会、诗社、摇篮文学社等，影响都辐射到其他大学。他提倡美育，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坚持恢复了停办几十年的音乐系和美术系，培养艺术人才，举办校园艺术节，提升全校学生的审美意识。他倡导全校学生每周一次公益劳动，主要内容是栽种树木花卉，绿化和美化校园，华师校园环境生态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
章开沅行政工作能够得心应手，一个重要方面是依靠制度。“我一直认为，在大学，好校长不如好制度。”所以他注重制定制度，自己更严格遵守制度。另一个重要方面则得益于他的“不拘一格用人才”，唯才是用，用而不疑，充分信任。他从不随意发号施令以显示校长的权柄，充分信任副校长和各级下属的工作。自愿“架空”，使他从各种日常琐碎中解放出来，以主要精力关注宏观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并且可以常下基层了解真实情况，不至于被各种事情缠困在办公室或会议室里。
章开沅在校政上卓有成效开拓，与其说来自他的奇想，不如说来自他善于学习的习惯。当校长之后，他“猛补”管理学，学习如何做事业规划，如何在人与事上做判断，如何在工作中“争取主动”、登高望远。在“师”“高”纠结中的处理，他学的是“不争论”；强调美育在大学的意义，学的是蔡元培；重点扶持有潜力的学科发展，是取法以往教会大学发展学术的做法；提倡学生自治和社团生活，是效法青年时期金陵大学学生生活经验；无为而治、开放办学，则是向国际知名大学学习的结果。学习，乃学者本色，章开沅校长被很多人誉为“学者型校长”，既是赞赏他想学者所想、急学者所急，以为学者服务为己任；也是欣赏他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在吸收人类智慧中解决大学难题的能力吧。
长者发清声
在将华师带入正常发展轨道后，1990年夏天，他请假到了美国，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讲学，后又在韩国、法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学术交流，1994年回到华师。
返回校园的章开沅，集中精力研究访美期间发现的贝德士文献，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等多部著作，同时进行其他方面的研究和学术人才的培养，形成他在讲坛和学坛上的又一个高峰。但有了六年的治校经历，有了四年的境外名校访学体验，加上他在近代中国大学史上的研究和思考，他对于如何办好大学，继续保持关怀，经常在各种场合贡献自己的想法。
章开沅历来认为大学以师生为本，所以他反复强调教师的使命和学生的成才。他说教师应该是一个大写的词，肩负着历史的责任和人民的嘱托，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要老老实实做学问。针对20世纪90年代后日益流行的浮躁学风，他语重心长地劝诫：“真正的学者要具有超越世俗的純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出违心之言。”他经常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勉励教师保持学术品格，避免学风随世风堕落，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
他又以“20后”老辈人的求学经历寄语“90后”：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大学时代。指出大学生之区别于中学生，就在于必须努力减少对于家庭与老师的依赖，学会独立自主地学习与生活。“如果说，中学时代是成长期，大学时代则是成型期，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品德修养、行为举止，主要是在大学时代逐步成型。可以说，大学时代多半能决定你此后的人生道路。”要脚踏实地，“少埋怨些环境，多要求些自己。北大、清华等名校，固然产生很多英才，但英才也不仅限于北大、清华”。要学会理性的独立判断，不盲从时尚和流俗，“做人要固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清清白白度过每一天，反对黑暗，追求光明”。
章开沅认为大学校长关乎大学精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的校风，与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陈裕光密不可分。“他们当年的办学条件比我们差，困难比我们大，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却能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并且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这都是因为他们厚重的人文精神。他呼吁各大学校长以人文精神治校，避免将师生物化。他批评当下流行于各大学的量化指标管理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用管物的方法来管人，用管物质生产的方法来管教育”。他寄望于大学校长把稳大学办学方向，对教育负责、对师生负责、对文化建设负责，而不只是对上负责。大学不能无条件服务于市场和社会，大学要成为社会的先导，“不仅是世风的先导，还要作为社会改善的先导”。否则就会变成市场的附庸、社会的跟班，而失去大学存在的根本价值。
大学的物化、浮躁和大学精神的堕落，原因很多，其中也包含某些政策偏差。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行政机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大学办学政策有多次的调整，包括产业化、大众化、合并升级化、考核计量化等等，章开沅认为这些做法用心是好的，却偏离了教育规律。本着知识人的良知，他对教育主管方面有许多恳切建言。他指出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需要高等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和向大众教育转型，“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以牺牲整体质量为代价，否则教育即令转化成庞大的产业，也只能沦为高成本、低效益的泡沫”。他明确反对以“教育产业化”为导向，因为“教育有很多东西是不经过市场的，比如德育。市场的需要是经常变化的，今年有这样的变化，明年有那样的变化，学校有自己相对的稳定性。一些是社会的基本需要，像基础专业，不管市场需不需要，都是必须要办的”。他也不赞成各级教育行政机关设计的繁琐的申报、评审、验收程序，使大学领导没有足够精力用于改善管理，以期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学、科研水平。“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所以对于中国大学精神的失落，需要反思。“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两个回归：一是回归大学主体，一是回归教育本性。而关键首先是体制改革，让大学独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规律来办好教育”。语重心长，值得珍视。
大学是章开沅生命的家园，也是他文化理想的寄托。章开沅曾言：“我一生与大学相伴，即便浪迹海外多年，依然到处以大学为家。”可以说，章开沅从读大学到教大学、治大学、游大学，再到以老教育家的胸怀关爱大学，贯穿着一个知识分子发展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文明的美好追求，也彰显着一个伟大爱国者的高尚灵魂。[本文写作中参考了《章开沅文集》《章开沅口述自传》（彭剑整理）、《章开沅：大学的希望在于大学自身》（马国川采访）等]
（摘自6月9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