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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浒传》充满了浓郁的“礼”文化气息。《水浒传》中的“礼”文化主要表现在相见礼、夫妻道德礼、祭祀礼、秩序观念、规范意识等方面。梁山好汉因为内部重礼、讲礼,为自己筑起了精神情感的堡垒,打造了梁山事业的辉煌,但由于他们对“礼”的认识的局限,最终导致其悲剧的发生。
【关键词】水浒传 礼文化 局限
《水浒传》虽然是一部尚武小说,但也充满了浓郁的“礼”文化气息。表面上,梁山英雄们多为粗鲁之人,甚至被认作“强人”、“草寇”、“贼寇”,实际上他们都讲仁讲义、注重礼德。笔者认为,《水浒》中的“礼”文化主要表现在相见礼、夫妻道德礼、祭祀礼、秩序观念、规范意识等方面。
相见有礼,异性一家
中华民族是个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注重相见礼,注重相见时给人的第一印象。所谓“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或是“一见倾心”、“一见钟情”,都强调了第一印象定下的感情基调,而这种“第一印象”效应有时会决定甚至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和情感走势,所以相见礼成了人们生活仪节中的重要项目,《礼记·王制》将其列为“六礼”之一。
《水浒传》前七十回不惜笔墨反复描写了英雄好汉之间形态多样的相见礼仪。如史进见鲁达(第三回),柴进见林冲(第九回),刘唐见宋江(二十回),武松、柴进见宋江(二十二回)……先后就用了“拜”、“纳头拜”、“扑翻身拜”等礼仪,无论是哪一种身份和角色,他们都有共通的文化基础,那便是对礼的看重。以礼相见,以礼相待,他们之间的生死与共的兄弟情谊也就在这一次次地礼拜当中定型。
《论语·尧曰》里说:“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这些彼此合宜的言行使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和“落魄者”在相见之时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亲切感。相似的遭遇、为生存温饱而努力的共同心愿,很快就把大家聚集在梁山之上,“八方共域,异性一家”的美好蓝图在“礼”的编织下,熠熠生辉。
夫妻无礼,祸起萧墙
中国人的伦理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根本的基础上,重兄弟关系、夫妻关系。《左传》中,“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指出了夫妻间的道德规范,即丈夫要温和,妻子要柔顺。
宋代社会,人们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解放,尤其在爱情婚姻方面,体现着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我们从宋小说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等女性渴求婚姻自主的意识,能看到当时人们反抗礼教的强烈愿望。但礼教和理学的影响力毕竟巨大,汉代《白虎通义》阐释的“三纲”内涵,到宋代也有变化,夫妻间的关系也变成了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关系。所以夫妻,特别是妻子无礼,就扰乱了纲纪。
《水浒传》中的女性最有礼德的莫过于张氏。张氏对丈夫关怀体贴备至,陆谦邀林冲吃酒,她赶到布帘下,叫道:“大哥,少饮早归’;林冲因“恶”了高太尉,吃了官司,就坚持让张氏改嫁,当张氏见了林冲给张教头的书信(休书)时,“一时哭倒,声绝在地。未知五脏如何,先见四肢不动”,后又被高太尉威逼亲事,以自缢身死抗拒,可见其贞烈。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潘金莲、阎婆惜等人。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她们都是不守妇道、不守礼德的女性。潘金莲的无礼在于她伙同西门庆谋害武大郎性命;阎婆惜的无礼不仅因为她与张三通奸,更因为她得寸进尺,捏住宋江与梁山通同往来的把柄不放。武松为哥哥杀了潘金莲,宋江杀了阎婆惜。他们为了捍卫“礼”的尊严,不得不犯罪,又不得已辗转到梁山泊落草为寇。
知礼尊让,秩序井然
《管子·五辅》说:“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强调了礼的根本精神,即秩序至上。
《水浒传》第九十回写双林渡燕青射雁,宋江借雁道出了自己对“仁义礼智信”的看法,其中对“礼”的理解是“依次而飞,不越前后,此为礼也”,讲的就是秩序。梁山的英雄们都有很强的秩序观念,这主要体现在一次次的排座次上。从王伦等最早在梁山泊落脚到宋江最后坐第一把交椅,每次大小聚义都要排座次。梁山内部的这种“度量分界”,使人人居于一定的地位,各行其责,这恰恰是礼的动力作用。他们彼此知礼而恭敬,由恭敬而尊让,以至于每次排座次时,大家都谦让不已。
汉代贾谊在《新书·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仪不行。”“礼”在梁山英雄群体中已内化为内心的道德观念,安分守己,安伦尽分,秩序井然。而这种秩序感也为宋江引领大家投靠朝廷奠定了现实可能性的基础。
祭祀有礼,各有动机
在中国文化中,礼具有宗教、文化、政治、道德等多重意义。从宗教角度看,礼表现的是一种祭祀的仪式和礼节。因为礼源于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由祭天而祭山川鬼神乃至祭祀祖先,所以礼的本义就是“祀神致福”(《说文解字》)。《礼记·王制》将“祭”列为一般生活礼节“六礼”之一(即冠、婚、丧、祭、乡、相见礼),北宋李觐则认为:“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礼之本也。”这些都把祭祀视作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伦理道德行为。
《水浒传》多次写到祭祀活动,有祭奠死者超度亡灵,表达对亲人、兄弟怀念和悼念的,也有拜祭神灵报答神明的,但祭祀的背后,各有自己的动机和目的。如第二回,史太公殁,史进备棺椁盛殓,请僧修设好事,追斋理七,荐拔太公,是为了表达孝心。第二十六回,武松祭奠武大亡灵,是为了决心报仇。此外,宋江在征讨方腊过程中多次为折损的兄弟作祭祀,《水浒》写宋江在折损将领时的心情,多次用“伤悼”、“伤感”、“大哭”、“痛哭”等词,给人以悲痛和愧疚自责之感,客观上起到抚慰人心、稳定军心的作用。
由于人们对宗教祭祀的看重,一些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也常利用宗教思想为自己举大旗寻找借口、建树威信、凝集力量,从秦朝的陈胜吴广、东汉的张角到唐时的黄巢,莫不如此。《水浒》中的宋江也以遇九天玄女接受天书,为自己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找到了理由。
以礼规范,悲情无限
程颢、程颐说:“礼者,人之规范”,说明了“礼”的一种本质。《水浒传》中流露出的规范意识主要是由宋江来体现的,正是这种所谓的“规范”将梁山的英雄们引向了悲剧的深渊。
笔者认为,宋江的规范意识首先体现在对晁盖等人所做的梁山事业的看法上。他认为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所以在刺配江州道上,他拒绝晁盖的援救,直至浔阳楼题反诗被判死刑由梁山英雄救出,才不得不上梁山。他多次把起义事业说成是“造恶甚多”、“误犯大罪”、“逆天大罪”,足见其正统思想。
其次,体现在对李逵的态度和要求上。李逵是地道的农民出身,简单、卤莽,不讲规则,杀人不看对象。《水浒传》中多处写宋江对李逵的不放心和对李逵言行的阻拦制止。如“三打祝家庄”时,宋江实行了分化政策,使扈家庄保持中立,但李逵不管,将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一把火烧了。宋江大怒:“下次违令,定行不饶”;第七十四回,李逵又私自下山乔坐县衙、吓闹学堂,令人哭笑不得。所以宋江到死前都不放心李逵,“我死不争,只有李逵……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最后让李逵饮鸩而死。宋江在李逵身上的所用之心,不是出于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事业的全局考量,反映了他鲜明的规范意识。
第三,体现在建立机构健全的梁山政权上。宋江充分利用自己在江湖上的能量,渐渐成为梁山的决策人,同时他也想做大梁山,增加与朝廷谈判的筹码。他建立政权、设置机构、规范管理,充分显示了领袖的品质和魅力。他大设筵宴,亲捧兵符印信,颁布号令:“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领,悉宜遵守,毋得违悞,有伤义气。如有违不遵者,定依军法治之,决不轻恕。”“山分八寨,旗列五方”、“人人戮力,个个同心”,一个由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集体领导的秩序规范的农民政权从此诞生。
第四,宋江的规范意识最终体现在接受招安上。宋江上梁山只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他第一次提到招安是与武松分手时说“如得朝廷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第二次提出招安是梁山政权建立后开菊花会,宋江在《满江红》词中唱出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心愿,立刻遭到李逵、武松、鲁智深的极力反对。在朝廷两次招安未遂后,宋江又先后请高俅、李师师从中斡旋。宋江处心积虑的要接受招安,除了个人想做大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外,不能不承认他还想让梁山所有弟兄能“为国家臣子”,成为有名分的国家子民。但自从接受了招安,悲剧的惨雾就时时笼罩在梁山英雄们的上空。主要表现在:第一是梁山英雄真正成了统治阶级用以抵御外敌、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工具;第二是牺牲巨大。在征讨方腊的斗争中“十损其八”,在“宋公明衣锦还乡”的前前后后,一百零八将已寥寥无几。
梁山的英雄们因为内部重礼、讲礼,在那个积贫积弱、充满内忧外患的社会里,为自己筑起了精神情感的堡垒,打造了梁山事业的辉煌。但就他们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也必然存在观念、视野的局限,可以说梁山英雄最终走向命运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作者单位: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关键词】水浒传 礼文化 局限
《水浒传》虽然是一部尚武小说,但也充满了浓郁的“礼”文化气息。表面上,梁山英雄们多为粗鲁之人,甚至被认作“强人”、“草寇”、“贼寇”,实际上他们都讲仁讲义、注重礼德。笔者认为,《水浒》中的“礼”文化主要表现在相见礼、夫妻道德礼、祭祀礼、秩序观念、规范意识等方面。
相见有礼,异性一家
中华民族是个礼仪之邦,自古以来就注重相见礼,注重相见时给人的第一印象。所谓“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或是“一见倾心”、“一见钟情”,都强调了第一印象定下的感情基调,而这种“第一印象”效应有时会决定甚至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和情感走势,所以相见礼成了人们生活仪节中的重要项目,《礼记·王制》将其列为“六礼”之一。
《水浒传》前七十回不惜笔墨反复描写了英雄好汉之间形态多样的相见礼仪。如史进见鲁达(第三回),柴进见林冲(第九回),刘唐见宋江(二十回),武松、柴进见宋江(二十二回)……先后就用了“拜”、“纳头拜”、“扑翻身拜”等礼仪,无论是哪一种身份和角色,他们都有共通的文化基础,那便是对礼的看重。以礼相见,以礼相待,他们之间的生死与共的兄弟情谊也就在这一次次地礼拜当中定型。
《论语·尧曰》里说:“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这些彼此合宜的言行使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和“落魄者”在相见之时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亲切感。相似的遭遇、为生存温饱而努力的共同心愿,很快就把大家聚集在梁山之上,“八方共域,异性一家”的美好蓝图在“礼”的编织下,熠熠生辉。
夫妻无礼,祸起萧墙
中国人的伦理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根本的基础上,重兄弟关系、夫妻关系。《左传》中,“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指出了夫妻间的道德规范,即丈夫要温和,妻子要柔顺。
宋代社会,人们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解放,尤其在爱情婚姻方面,体现着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我们从宋小说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等女性渴求婚姻自主的意识,能看到当时人们反抗礼教的强烈愿望。但礼教和理学的影响力毕竟巨大,汉代《白虎通义》阐释的“三纲”内涵,到宋代也有变化,夫妻间的关系也变成了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关系。所以夫妻,特别是妻子无礼,就扰乱了纲纪。
《水浒传》中的女性最有礼德的莫过于张氏。张氏对丈夫关怀体贴备至,陆谦邀林冲吃酒,她赶到布帘下,叫道:“大哥,少饮早归’;林冲因“恶”了高太尉,吃了官司,就坚持让张氏改嫁,当张氏见了林冲给张教头的书信(休书)时,“一时哭倒,声绝在地。未知五脏如何,先见四肢不动”,后又被高太尉威逼亲事,以自缢身死抗拒,可见其贞烈。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潘金莲、阎婆惜等人。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她们都是不守妇道、不守礼德的女性。潘金莲的无礼在于她伙同西门庆谋害武大郎性命;阎婆惜的无礼不仅因为她与张三通奸,更因为她得寸进尺,捏住宋江与梁山通同往来的把柄不放。武松为哥哥杀了潘金莲,宋江杀了阎婆惜。他们为了捍卫“礼”的尊严,不得不犯罪,又不得已辗转到梁山泊落草为寇。
知礼尊让,秩序井然
《管子·五辅》说:“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强调了礼的根本精神,即秩序至上。
《水浒传》第九十回写双林渡燕青射雁,宋江借雁道出了自己对“仁义礼智信”的看法,其中对“礼”的理解是“依次而飞,不越前后,此为礼也”,讲的就是秩序。梁山的英雄们都有很强的秩序观念,这主要体现在一次次的排座次上。从王伦等最早在梁山泊落脚到宋江最后坐第一把交椅,每次大小聚义都要排座次。梁山内部的这种“度量分界”,使人人居于一定的地位,各行其责,这恰恰是礼的动力作用。他们彼此知礼而恭敬,由恭敬而尊让,以至于每次排座次时,大家都谦让不已。
汉代贾谊在《新书·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仪不行。”“礼”在梁山英雄群体中已内化为内心的道德观念,安分守己,安伦尽分,秩序井然。而这种秩序感也为宋江引领大家投靠朝廷奠定了现实可能性的基础。
祭祀有礼,各有动机
在中国文化中,礼具有宗教、文化、政治、道德等多重意义。从宗教角度看,礼表现的是一种祭祀的仪式和礼节。因为礼源于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由祭天而祭山川鬼神乃至祭祀祖先,所以礼的本义就是“祀神致福”(《说文解字》)。《礼记·王制》将“祭”列为一般生活礼节“六礼”之一(即冠、婚、丧、祭、乡、相见礼),北宋李觐则认为:“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礼之本也。”这些都把祭祀视作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伦理道德行为。
《水浒传》多次写到祭祀活动,有祭奠死者超度亡灵,表达对亲人、兄弟怀念和悼念的,也有拜祭神灵报答神明的,但祭祀的背后,各有自己的动机和目的。如第二回,史太公殁,史进备棺椁盛殓,请僧修设好事,追斋理七,荐拔太公,是为了表达孝心。第二十六回,武松祭奠武大亡灵,是为了决心报仇。此外,宋江在征讨方腊过程中多次为折损的兄弟作祭祀,《水浒》写宋江在折损将领时的心情,多次用“伤悼”、“伤感”、“大哭”、“痛哭”等词,给人以悲痛和愧疚自责之感,客观上起到抚慰人心、稳定军心的作用。
由于人们对宗教祭祀的看重,一些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也常利用宗教思想为自己举大旗寻找借口、建树威信、凝集力量,从秦朝的陈胜吴广、东汉的张角到唐时的黄巢,莫不如此。《水浒》中的宋江也以遇九天玄女接受天书,为自己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找到了理由。
以礼规范,悲情无限
程颢、程颐说:“礼者,人之规范”,说明了“礼”的一种本质。《水浒传》中流露出的规范意识主要是由宋江来体现的,正是这种所谓的“规范”将梁山的英雄们引向了悲剧的深渊。
笔者认为,宋江的规范意识首先体现在对晁盖等人所做的梁山事业的看法上。他认为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所以在刺配江州道上,他拒绝晁盖的援救,直至浔阳楼题反诗被判死刑由梁山英雄救出,才不得不上梁山。他多次把起义事业说成是“造恶甚多”、“误犯大罪”、“逆天大罪”,足见其正统思想。
其次,体现在对李逵的态度和要求上。李逵是地道的农民出身,简单、卤莽,不讲规则,杀人不看对象。《水浒传》中多处写宋江对李逵的不放心和对李逵言行的阻拦制止。如“三打祝家庄”时,宋江实行了分化政策,使扈家庄保持中立,但李逵不管,将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一把火烧了。宋江大怒:“下次违令,定行不饶”;第七十四回,李逵又私自下山乔坐县衙、吓闹学堂,令人哭笑不得。所以宋江到死前都不放心李逵,“我死不争,只有李逵……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最后让李逵饮鸩而死。宋江在李逵身上的所用之心,不是出于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事业的全局考量,反映了他鲜明的规范意识。
第三,体现在建立机构健全的梁山政权上。宋江充分利用自己在江湖上的能量,渐渐成为梁山的决策人,同时他也想做大梁山,增加与朝廷谈判的筹码。他建立政权、设置机构、规范管理,充分显示了领袖的品质和魅力。他大设筵宴,亲捧兵符印信,颁布号令:“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领,悉宜遵守,毋得违悞,有伤义气。如有违不遵者,定依军法治之,决不轻恕。”“山分八寨,旗列五方”、“人人戮力,个个同心”,一个由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集体领导的秩序规范的农民政权从此诞生。
第四,宋江的规范意识最终体现在接受招安上。宋江上梁山只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他第一次提到招安是与武松分手时说“如得朝廷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第二次提出招安是梁山政权建立后开菊花会,宋江在《满江红》词中唱出了“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心愿,立刻遭到李逵、武松、鲁智深的极力反对。在朝廷两次招安未遂后,宋江又先后请高俅、李师师从中斡旋。宋江处心积虑的要接受招安,除了个人想做大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外,不能不承认他还想让梁山所有弟兄能“为国家臣子”,成为有名分的国家子民。但自从接受了招安,悲剧的惨雾就时时笼罩在梁山英雄们的上空。主要表现在:第一是梁山英雄真正成了统治阶级用以抵御外敌、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工具;第二是牺牲巨大。在征讨方腊的斗争中“十损其八”,在“宋公明衣锦还乡”的前前后后,一百零八将已寥寥无几。
梁山的英雄们因为内部重礼、讲礼,在那个积贫积弱、充满内忧外患的社会里,为自己筑起了精神情感的堡垒,打造了梁山事业的辉煌。但就他们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也必然存在观念、视野的局限,可以说梁山英雄最终走向命运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作者单位: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