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回乡下老家，我惊讶地发现，偌大的村子只有少数几个中壮年和二三十个老人在。得知我回来了，老人们纷纷来看我，其中有几个老人用十分羡慕的语气对我的母亲说：“还是你家的娃读书有本事，有正式单位，能放假回来。我家的在外打工，一年到头都难有假，很少能回来看我们。”
　　老人的这些话，倒出的是无奈和失落，也反映出当下农村的现状，由于子女们纷纷外出务工，年岁已高、本该颐养天年的他们，却要重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帮下辈们背负起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弱势、被动地处理着复杂甚至是险恶的乡间人际关系。
　　我有一个堂伯，今年已83岁，背驼得十分厉害，走路时，上半身几乎弯得跟地面平行，头都要贴到地上了，样子显得非常艰难。路上见到时，我递给他一支烟，他接过后，说了一句让我惊讶不已的话：“儿子不在身边就是不行，只能任人欺负。”
　　原来，堂伯到村里另一户人家的稻田里捡稻穗，都是些主人家漏掉随后也会被翻压到地底下去的，即便是全部捡上来，也碾不出多少稻粒来。可这块稻田的主人，比他低一辈的非本家侄子狠狠地将他骂了一顿，还强行将其推搡开。“把我都推倒在地，腿差点摔断了。”
　　像这样的事，绝不只是个案。我另一位七十多岁的大妈，也跟我说了一件令人痛心的委屈事。她独自一人在家養了十几只鸭子，整日精心照料，希望日后能卖点钱，补贴家用。可谁知，鸭子偷吃了一个强邻家的稻子，那强邻便将拌有农药的米撒在田埂上。结果，一夜之间，大妈的鸭子全部被药死。“儿子不在家，我一个老太婆，吵也吵不过他，打更打不过他，只能忍气吞声。”
　　委屈除了来自外人，往往也来自亲人。我们村子有一位老人，儿子和媳妇都在外面打工，便将正上初中的儿子交由她带，老人几乎将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这个孙子身上，为他洗衣、做饭，操劳一切。可孙子天生顽劣，成绩不好，性格也倔强，儿子和媳妇便将所有的责任都怪罪到老人身上，说她没尽到责任，把他们的孩子带坏了。那孙子甚至还问她：“奶奶，你是不是把我爸给你的伙食费偷偷克扣了？”老人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跟我说：“一天三顿，只给20元钱伙食费，还要天天有荤菜，我怎么克扣？”
　　我在村里没见到一个老人是不干活的，村里的红白喜事、各种人情往来都是需要钱的，而他们又不愿开口朝在外打工的子女要，也很少有子女会主动给，因此他们只能拼命地节省，并将地里耕种出来的东西拿到外面去卖，以应对这些开销。
　　我还有一个叔叔，在家养了好几十只鸡，我问他养这么多鸡干吗？他说，三个孩子都在外面打工，过年回来要吃，走的时候，每家还要带上几只。我问，那他们给钱吗？“给钱？不向我要钱就已经很好了。”叔叔回应道。
　　更多的是留在老家的他们时刻都在等待着孩子们的归来，渴望能跟他们团聚。我一个小学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他说，有一天，有一个大爷来修手机，他检查后却发现手机是好的，不需要修。可大爷坚持认为手机是坏了，因为近一个月来，他一直没接到在广州打工的儿子打来的电话。
　　这就是我的乡下父老乡亲，年迈的他们善良、坚毅，生活得艰辛，强邻的欺负，子女的错怪和误解，他们都能默默地忍受下去，他们是一群无人歌颂、无人在乎其尊严和内心需求的乡下留守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