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落选者的退选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eiyuan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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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德纲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结果他火了;饶毅宣布要当“非院士”科学家,结果他的落选比当选还引人注目。实际上,普通人并不具备判断专业问题和衡量科学成就的能力,但是公众反感院士的功利化、庸俗化、娱乐化,也有权要求更为公开、透明、独立的院士遴选制度
  
  就在两年一度的中科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公布当日,饶毅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一份简短的声明,称“在2011年8月17日后,将不再成为候选人”。这位前美国西北大学神经病学讲席教授、现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在完成这个“蓄谋已久”的动作后,有一些与自己打赌胜利的俏皮,也有点从此在系统外自立门户的悲壮。
  
  “中国有一部分人,总想把别人搞下去”
  
  饶毅坐在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他发表声明的初衷,“也许这样做了,对改变风气有一定促进作用。”
  实际上,在那份只有200余字的声明的末尾,饶毅写道,“2011年3月5日写,2011年8月17日添加日期”。
  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饶毅以一种隐含的幽默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预言能力——早在5个月以前,他就断定自己无缘中科院院士的荣誉。
  “中国科学院选举是各个学部分开来,生物学里面在讨论的时候就分组,分成宏观生物学、微观生物学和医学。那些反对者集中在微观生物学里面,局部很容易有很大的阻力。”饶毅说,“我不能等到真的发生的时候再写,那可能情绪化。我原来写得挺长的,中间改短了。”
  声明提前写好,他存在自己的电脑里并未发表。此时除他自己之外,圈内外朋友无人知晓。“绝不给任何人说,要是提前说了等于威胁别人了。”
  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规定,推荐院士候选人包括院士推荐和归口初选部门推荐两种途径,不受理本人申请。饶毅属于“归口初选部门推荐”,也就是由教育部推举。
  饶毅最初得知自己被推选为今年院士候选人时并未拒绝。在他看来,如果拒绝就意味着,第一,对于中国院士制度彻底否定;第二,与老一辈院士中对自己有过知遇之恩的人恩断义绝。
  在饶毅心中,老一辈科学家中有些人秉承着良好的学术传统。他曾不吝笔墨地在博客中予以介绍,其中包括林可胜、冯德培和邹岗等人。这些人中有的获得世界性的认可,有的在1985年饶毅出国留学时为他亲笔撰写推荐信。这些不能不考量的客观事实让饶毅接受了推荐。
  之后的事情都按照正常程序展开。中科院各学部常委会组织本学部院士对有效候选人进行通信评审和会议评审。各学部常委会将本学部院士按学科专业划分为若干评审组,每个评审组应不少于15人。然后,院士对本评审组的有效候选人进行评审打分,于7月5日前将评审组选票寄送到本学部办公室。7月15日前,本学部主任会议确认打分结果。之后,升格为学部评审,8月5日汇总选票。15日前,各学部常委确认本学部打分结果,并按候选人名额排出名次,与规定名额的最后一名分数相同者,均为初步候选人,并向社会公布。
  也就是此时,饶毅和所有人一样,从公开渠道得知自己出局了。
  其实在那之前,作为圈内人,饶毅也陆续听到一些风声。“别人找我说的时候,我就听一听,但我不提问。”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中国有一部分人,总想把别人搞下去,踩别人一脚。总有人认为他是趴着进去的,你就会和他一样也趴着进去。”说这话时,饶毅仍在笑呵呵地轻描淡写,但言辞里却是愤懑。
  在得知饶毅出局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表达了自己的“不理解”。“为了更好地在中国鼓励科技创新,保持创造力、学术活力,应该提倡把学术水平及科学贡献与科学家的个性和做事方式分开,要给有个性的科学家提供宽松的空间。”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中国科学院一直拒绝对饶毅落选一事发表评论。该院宣传处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我们只是行政管理部门,对外发表观点恐怕不合适,可能会影响院士们的民主投票。”
  一位曾多次参与院士增选工作的中科院资深院士表示,“就我自己多年参与院士增选工作的情况来看,这个过程中没有所谓的上级部门或上级领导出来有意引导的事情。”据分析,一些优秀科学家落选院士,“撞车”或许是原因之一。“如果在评审时同一个学科上有两个候选人,可能两人的得票就相差一两票,但因为名额所限,也会导致其中一人落选。”“多一票而当选,差一票而落选”现象的客观存在,也得到其他一些院士的确认。
  但是对于饶毅的落选,有人开始为他鸣不平,认为是他一贯的“大嘴巴”为自己找来了麻烦。但饶毅笑着摇摇头,“我可能话多一点,这可能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不说话的照样被冷藏、被打压。”
  
  “我觉得人应该有自尊,不应该那么过分”
  
  所谓饶毅的“大嘴巴”,是说他时常会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国科研经费制度和中国科学界的浮躁气氛。
  最著名的“大嘴巴”事件发生在2010年9月3日,饶毅与施一公联合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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